德國在抗日中的角色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失去了在中國的租界和殖民地。但是這也為德國改善中德關係減少了一個障礙。1920年，德國代表卜爾熙率代表團來中國，經過談判，雙方於1921年5月20日簽訂了《中德協約》。這是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上少見的平等條約之一，因戰爭而中斷四年的中德關係得以恢複。

九 一八事變爆發後，德國魏瑪共和國吸取當年三國幹涉還遼導致德日關係惡化的教訓，以及《凡爾賽條約》中關於禁止德國參加解決國際問題的條款，對中日衝突采取 中立的政策。其基本立場是，中日爭端應該在華盛頓會議及《九國公約》的框架內解決。但是德國軍事顧問在中國的存在不可避免地遭到日本指責。

1933 年，納粹黨掌權，使中德政策走向變得清晰。在納粹黨得到權力前，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頗為矛盾。魏瑪共和國的外交部長曾敦促德國應在東亞政策上保持中立， 不鼓勵國家官員和工業家一同直接參與和中國政府的事務上，負責德國出入口的部門也憂慮這會把它們作為賺取厚利的中間人角色中剔出。新政府的戰時經濟政策要 求徹底動員全社會，並儲存原材料，特別是軍用物資。1月，希特勒在德國上台後，走擴軍備戰路線，急需中國南方出產之鎢和銻等戰略物資。這是當時中國能大量 提供的原材料。德國軍工業對鎢砂的需要尤其迫切，因此，由那時開始，獲得中國的原材料就成為德國對中國的外交政策一項主要的因素。

抗日戰爭 爆發初期，德國外交部希望采取完全中立的立場，既不得罪日本，也不疏遠中國。雖然武者小路公開要求德國采取對華軍火禁運措施，但在1937年7月仍有7艘 德國商船離開漢堡前往上海，向中國運去大批軍用物資，另有3艘商船準備起航。為穩住日本政府，德國外交部在7月25日謊稱已對中國實施軍火禁運，德國駐日 武官奧特同時指責日本在華北的行動嚴重影響了德中經濟關係。

中華民國方麵，在7月21日至28日的一周內，蔣中正先後會見了英國駐華大使許 閣森、美國大使詹森、德國大使陶德曼、意大利大使柯萊、蘇聯大使波格莫洛夫和法國大使那齊雅等人，要求各國出麵調停中日戰爭。但日方態度強硬，宣布不歡迎 任何第三國的調停。7月26日，陶德曼對蔣中正表示，雖然德國願意調停，但日本已聲明不願第三國幹涉，因此調停不會收到成效。蔣中正指出，中日戰爭的繼續 發展必將導致中國在中蘇關係上發生轉變，以此來要挾德國出麵調停。

這一談話傳回柏林後，德國政府不得不慎重考慮蘇聯插手的問題。7月28日，希特勒指示狄克遜，要求他設法通過外交途徑阻止日本把中日衝突升級為戰爭。由於害怕蘇聯恢複對華影響，德國的對日態度逐漸變得強硬。德國外交部要求狄克遜向日本政府表明，日本企圖利用反共產國際協定來為其進犯中國找一個體麵的借口是不合適的。德國認為“日本（對中國的）進犯違背《反共產國際協定》精神，妨礙中國穩定，促使共產主義在中國蔓延，並最終使中國投入蘇聯的懷抱”。同時表示拒絕終止對華軍火輸出，拒絕召回在華軍事顧問。

實 際上，雖然德國納粹黨在中國的機構聲明日本是中國抵禦共產主義的最後防線，但是德國和日本的友誼並未能給德國帶來多少好處。日本希望壟斷中國北部地區和滿 洲的資源，因此外國人在這些地區隻能經營非常有限的生意。而德國比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希望獲得這個地區的資源。雖然德日政府從1938年中就開始為解決這 些經濟利益問題而展開對話，但隨著《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署，1936年簽訂的《德日反共產主義協約》實際上變成了一紙空文，並且阻斷了德日通過對話解 決經濟問題的可能。

在抗日戰爭爆發後，德國逐漸轉向日本，其中前期中德合作的德國顧問有些被日本收買，向日本泄露大量中國軍事情報。1939年蔣中正的德國炮兵顧問韋伯將重慶的情報發給日軍，造成重慶大轟炸中的巨大損失，同時還參與日本傘兵密謀空降活捉蔣中正的計劃，對中國造成巨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