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在說什麽

謝盛友：“一定要說”：格拉斯在說什麽

作者：謝盛友

 
在伊朗核爭議背景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德國作家格拉斯（Günter Grass）2012年4月4日在《南德意誌報》上刊登詩作«Was gesagt werden muss»（《一定要說的話》），嚴厲抨擊德國和以色列。在這首詩中他批評說，通過向以色列出售軍火，德國有可能成為一種“可預見的犯罪”的同夥。格拉斯稱，以色列對本已脆弱的世界和平構成威脅，西方在相關問題上態度偽善。格拉斯同時表示，他與以色列心心相印，並將永遠如此。
 
人類的四類罪過

英國大學者阿克頓 （Lord Acton 1834–1902）說“曆史的教訓就是，所有的人都不會從曆史的教訓中，真正學到教訓。”
 
人類文明史就是憤怒而瘋狂地集體殘殺，而最後殺死一個或二個替罪羊的過程？
如果是這樣，人類罪惡曆史將走不出死循環。
 
如果是這樣，德國人可以把德國所有罪惡都往希特勒身上堆放。但是，德國人並非這樣，戰後，德國的知識分子指引德國人反省懺悔，文學界的格拉斯被譽為“德意誌的良心”。
 
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在其著作Die Schuldfrage《（納粹德國）罪過問題》（1946）中把罪過分成四類：
　　第一種是刑法罪過，它侵犯的是法律。審判這種罪過者是法院。
　　第二種是政治罪過，它源自參與罪惡的政治製度。審判這種罪過者是勝利者（如果獨裁政權被打倒）。
　　第三種是道德罪過，它關係到個人的錯誤行為。審判這種罪過者是自己的良心。
　　第四種是形而上學罪過，指的是不能盡自己的責任去維護文明的人性。審判這種罪過者是上帝。
 
第四種罪很難理解，我們可以簡單地這樣說，如果我們不能盡自己的能力，去阻擋權力者施行罪惡，我們竟然能活得好好的，那麽我們同樣有罪。
戰後，德國的知識分子為什麽在討論中，總是喜歡挖傷痛？因為德國人對“行政罪責”的反省是認真的，他們認為，即便當事人強調當時的做法是服從命令或者當時國家的法律，屬於行政範圍，也並不能改變做這些事情本身的犯罪性質，以及身在其中所要承擔的罪責。

努力贖罪：剝開曆史的“洋蔥”

格拉斯就是帶著這種“形而上學罪”，而時時刻刻實實在在地作贖罪的努力。
 
格拉斯通過自己的文學作品來阻止曆史循環。《鐵皮鼓》（Die Blechtrommel）是1959年寫的小說，故事以第一人稱描述，即由主人公奧斯卡自述人生經曆。小說的主要素材就是作者格拉斯本人的經曆與見聞。在寫作風格上，小說本質上帶有強烈的政治意義，但遠遠超出了政治小說的範疇，裏麵包含了寓言、神話、傳奇等元素。鐵皮鼓本身帶有很強的宗教色彩，包括猶太教和基督教。在書中奧斯卡同時與耶穌和撒旦對話，他的同夥稱他為“耶穌”，而在書的最後他則稱自己為“撒旦”。
 
曆史與每個人的選擇都是相連的，格拉斯在《鐵皮鼓》中通過刻畫了好熱鬧，喜追隨時尚，見風使舵的普通市民的典型馬策拉特，表明納粹狂潮與普通人選擇了盲從和隨大流密切相連。小說中雜貨商人馬策拉特在納粹迫害猶太人的“水晶之夜”帶兒子去看熱鬧。“從前有個殖民地商品店老板，他在十一月的某一天關上了店鋪的門，因為城裏出了事。他拉著兒子奧斯卡的手，乘五路有軌電車到長巷門，因為在索波特和朗富爾的猶太會堂著了火。猶太會堂將近燒毀，消防隊隻是注意不讓火勢蔓延到別的房屋上去。穿製服的和穿便服的，把書籍、教堂裏的禮拜用具以及奇奇怪怪的東西都堆積在廢墟前。這座堆積起來的小山被人點著了，於是，這個老板便利用這個機會，借這堆公眾的烈火來溫暖他的手和他的感情。”
 
讀者可以想象，如馬策拉特式的看客大有人在。馬策拉特是納粹得勢時無數德國普通人的代表。格拉斯通過刻畫普通商人馬策拉特的形象表明，正是尋常市民選擇盲從的習性成為納粹、極權的社會溫床，大眾和納粹、法西斯黨魁都產生於同一個社會土壤即市民之中，每一個普通市民的民族狂熱、狹小的精神世界使希特勒得以上台，並鞏固了他的第三帝國的統治。每一個普通市民都是納粹的社會支柱，而不是“黑色的地妖”善於誘惑，不是誤入了歧途，而造成了德國這場曆史災難的。不是有條件造就曆史的其他人，而是所有的追隨者，即每一個小市民們對於法西斯主義沒作理性思考，而是選擇了盲從。每一個普通德國人在納粹時期，並沒有人脅迫他們參加納粹的活動，但他們選擇了追隨了希特勒。這就是罪過。
 
人性罪惡根源何在？清算納粹？是否將所有罪責推到納粹、希特勒身上就了事？就與每一個普通人的選擇沒有相關？這是格拉斯在戰後痛定思痛思考的重大課題，他以文學創作深沉地回答這些問題。
 
他並以極端的勇氣坦然麵對這些罪過問題。格拉斯在他的著作《剝洋蔥》（Beim Häuten Der Zwiebel）中披露了自己一個重要的身世秘密：他承認曾在1945年參加過法西斯德國的黨衛軍，時年17歲。
 
黨衛軍是納粹時期的法西斯組織，和一般德國軍隊不一樣，其行為戰後受到追訴。格拉斯當年參加黨衛軍隻是個年僅17歲的孩子，亦未幹過實際上傷天害理的事，也許從趨利避害的角度出發，應當把這段其實他可能也無法為此負責的不光彩永遠經曆隱瞞下來，否則他必將麵對輿論的譴責，甚至連自己的孩子都無法麵對。格拉斯一直以來為此猶豫不決，內心十分痛苦，但是他最終還是選擇了明智之舉，德國人在格拉斯身上看到了一位大寫的人。
 
《一定要說的話》再一次剝曆史洋蔥，提醒所有的人，從曆史的教訓中，真正學到教訓。

詩作到底刺痛了誰
 
 格拉斯《一定要說的話》，一石激起千重浪，幾乎在以色列內政部宣布“禁止格拉斯入境”的同時，德國複活節各大城市的和平遊行，聲勢浩大地聲援格拉斯，說明他在德國有深厚的民意基礎。聲援活動的發言人維利•馮•歐因（Willi van Ooyen）說：“格拉斯是正確的，不能說他就是反猶太的文人，更不能把他的詩作當成廢紙，掃進地毯，掩蓋起來。”
 
格拉斯的詩作到底刺痛了誰？為什麽他們要把《一定要說的話》掃進地毯？
 
格拉斯發表詩作後，一再麵對媒體記者說：“世界和平本已脆弱。”本已脆弱的世界和平受到以色列和美國的威脅。
 
眾所周知，袒護以色列是美國中東布局乃至全球戰略的需要，而且在美國高層，支持以色列的人左右美國的決策。芝加哥大學的約翰•米爾斯海默和哈佛大學的斯蒂芬•沃爾特是兩位美國著名學者，他們曾在《倫敦書評》期刊上發表了就美國跟以色列的密切關係所做的研究論文。在這篇論文中廣征博引，認為在有關以色列的問題上，有組織的以色列支持者左右了美國國會的立法和總統的決策，以色列遊說勢力在美國的中東政策上發揮著強大的影響力。
 
沃爾特說：“美以公事會的主要任務就是確保美國對以色列的支持不受任何幹擾。不管以色列的行為如何，他們都要保證美國支持它，並且繼續提供每年數十億美元的援助。這涉及向持同情態度的國會議員輸送競選捐款，而被視為不可靠的國會議員則得不到競選捐款。他們一直特別擅長此道，資金充足，組織良好，相當無情。”
當然，美國人民一往無前地偏愛以色列，一個根本的原因是，宗教信仰是他們在決定支持這個猶太國家時最大的影響因素。
 
支持以色列是美國的長期戰略選擇。中東一直是一座時常爆發的“活火山”，經常引發暴力的“火藥桶”。問題是，以色列擁有核武器，至少是一個匿核國家。世界上許多國家都認為以色列在一些西方國家直接或間接的幫助下，進行過核試驗，擁有核武器。據透露，以色列在1960年代就已經確定有核武，同時也是中東地區唯一確定有核武的國家。縱使沒有向國際社會交代，眾人皆知是用以保衛國家之用，當地領導人卻否認有關傳聞。以色列在80年代已生產了可製造100-200枚核武器的核材料，擁有60-100件可使用的核武器。然而這些國家也隻是說說而已，迄今為止並沒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證據。美國科學家聯盟曾拿出比較“過硬”的科學證據，使以色列秘密研製核武器的傳聞得到了“證實”。格拉斯在詩作說：“那裏很多年來——雖是秘密的——核彈的可能性日漸現實，卻無法控製，因為檢查不能執行？”詩人呼籲，“對以色列的核潛能及伊朗核設施的一種不受阻礙的並永久的監督。”
 
2006年以來，美國和伊朗都十分關心伊朗的核問題，並成為美國伊朗戰爭的潛在導火線。美國目前準備以發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為理由，發動對伊朗的戰爭。美國主戰派的觀點：現在不打，後患無窮；對伊朗動武代價很高，但容忍伊朗擁有核武器對美國的安全角成威脅代價更高；在動武和縱容其擁有核武器之間選擇動武。美國主和派的觀點：目前局勢類似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美國政府處於“要麽默許敵人擁有危險武器，要麽動武阻止敵人”的兩難困境；動武則美國將陷入20至30年的另一個伊拉克泥潭。

實話實說，格拉斯發表的並非是反美的詩作，而是警告德國，向以色列出售軍火，就是一種“可預見的犯罪”。詩人說：“還因為我們——作為德國人背負的夠多了——有可能成為一種罪愆的供應商，這是可以預見的，因此我們的共謀將不能籍通常之托詞而得以勾銷。”
 
德國人偏愛以色列人有曆史的原因，也有經濟利益。因為納粹德國殺害了大量猶太人，現在的德國人要對以色列“友善”，心裏才“舒服”些。經濟利益是，賣軍火當然可以賺錢。但是，人是有限的，當下的言行，可能犯罪了，自己尚不清楚。軍火買賣是一個魔鬼的圓箍，一個邪惡的圈套。詩人告訴我們一個千年不變的道理：聰明而愚妄的人類，隻有放下一切驕傲與論斷，才能麵對自己的問題。

（文章來源：世界知識雜誌2012年第9期，轉載請注明出處。）

[秦伯]

格拉斯好像在歐洲被討伐。

[煥華]

人性罪惡根源何在？
人類文明史就是憤怒而瘋狂地集體殘殺，而最後殺死一個或二個替罪羊的過程？
漢字 曆 史裏麵有 力，同時又有 刀。
問好博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