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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中國曆史能否走出死循環？
風暴下的心靈早熟
1977年6月13日，北京醫院地下室，備受折磨的中國民主建國會創始人章乃器辭世。
或許是父子間的心靈感應，“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而身陷囹圄的章立凡，夢見父親“熟睡在床上一動不動”，“我擔心他已停止了呼吸。他枕下有3張白紙，我抽出了其中的一張，上麵竟一個字也沒有”。後來，母親到監獄探視章立凡，印證了這一噩耗。
章乃器，1957年與章伯鈞、儲安平和羅隆基並列為中國“四大右派”，毛澤東甚至把他與章伯鈞、羅隆基“欽定”為右派的3個“老祖宗”。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這是為什麽？》的社論。就在社論發表前10天，《新聞日報》刊登了《關於“特殊材料製成的”——和章乃器先生商榷》一文，署名小雅，對章乃器進行了批判，不過，那時還稱章乃器先生。10天後，站隊-樹敵-“打落水狗”，一切都來得那麽突然。
此時的“右派兒子”章立凡年僅7歲，但也需要站隊。組織上找他母親表態，“當時我父母已經分居，組織找她表態，她不得不表。我那時候也被要求表態。”
母親事先教給他幾句話，讓他在會上說。上台後，他講了那幾句，大意是：右派分子章乃器雖然是我的父親，但我還是要反對他，和他劃清界限。台下掌聲雷鳴。下台後，有人和他熱烈握手——這人叫吳大琨。
1930年代，吳大琨曾做過章乃器的秘書。“當時吳是一個青年，我後來在上海檔案館查到他給我父親的信，內容是表示仰慕之情，希望能夠在我父親的提攜和指導下，為抗日救國做點貢獻，我父親就把他留在身邊。”“七君子事件”發生時，章乃器被捕，吳大琨是在場的見證人。
後來，吳大琨成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1957年“反右”和1960年代章乃器對大躍進提出批評的時候，他都是作為“正麵”的一方來批判和反駁章乃器的，“但晚年時，他又提出來應該給章乃器平反。”對於吳的無情轉向與人性回歸，章立凡無限感慨。
1957年，章乃器流露出對工商業改造後效率反不如前的憂慮，擔心“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吳大坤批評說，章乃器實質上就是反對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隻看到資本主義好的一麵，沒有看到資本主義壞的一麵，資本主義是官僚主義的老巢。
民建和工商聯聯合召開的座談會對章乃器進行了批判。當時的章乃器在這兩個地方都還是副主委。座談會上，很多人都是章乃器的老朋友，包括章的前妻胡子嬰都去了。“他們都發了言，在那個大背景下，你必須批判。”
“反右”時，胡子嬰發表過兩篇文章揭發章乃器。章立凡曾在父親的個人檔案中，查到不少父親和胡子嬰早年戀愛時纏綿悱惻的情書，“多年的政治變遷，最終留下的惟有傷害。”
實際上，和其他小朋友一樣，衝擊來臨之前的章立凡，年幼時也特別崇拜工農兵。凡是在畫上、在媒體上可以看到的東西——從大胡子馬恩老爺爺，到小胡子列寧、斯大林同誌，他都覺得很有親切感。但革命與鬥爭，親人、朋友、同事反目、彼此揭發，給幼小的他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痛和記憶。
由於過早體驗到政治對家庭的衝擊，章立凡對自己包裹得很嚴。他從小接觸了大量社會名流，但從不對同學提起家中的事情。“反右這件事導致了兩個後果：一是在政治上早熟，我很早就知道保護自己；一是開始對時事有興趣，那時候我識字不多，卻已很主動地找報紙看。我覺得這些不是正常社會形態下兒童應有的習慣，但那時我就已經有了。”
學會逆向思維
看到父親的老朋友一下都變成他的敵人，章立凡開始對他們感興趣。他家裏有1949年第一屆政協的紀念冊，還有一些人物畫冊，他就纏著父親一個一個問：這個人是誰，他是怎麽回事？跟你什麽關係？章乃器會說出一段往事，或者他對此人的印象和評價。
上小學時，他發現父親說的東西跟老師不一樣，幾句話就否定了老師教的那些。“父親對我最大的影響，就是他教給我逆向思維。就是人家都說怎樣怎樣時，你一定要問為什麽。”
有一次，章立凡發現次臥室中有個隱秘的小壁櫥，裏麵是一些1949年以前出版的書。其中有一本很厚的“反動”書籍，記述中國近代史，關於紅軍長征一節的標題是“萬裏流竄到陝北”。受了這麽多年的正麵教育，忽然發現同一史實竟會有完全不同的詮釋，令他十分震驚。從此以後，讀禁書成為他的一大愛好。
他對曆史人物掌故的興趣，則來自父親收藏的一套內部版《文史資料選輯》，“有幾十本吧，寫的都是各種曆史人物，可以從中分析出這個人跟那個人關係怎麽樣，有什麽恩恩怨怨。”
“文革”結束後，章立凡沒有像其他人那樣通過高考讀大學。他以參加招考研究人員的方式，考進了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他一起考的一位是“文革”前的大學生，“我是中學生，考試中有曆史的考卷還有英文的翻譯，我記得翻譯的是‘馬歇爾訪華’中的一段。我都翻下來了，但那位同誌就說他外文全忘了，沒法翻。”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雷頤當年與章立凡是同事，那時兩人都單身，沒有住房，住在社科院辦公室，經常暢談到深夜。雷頤說： “他特別聰明，也有見識。他沒正式上過科班大學，但各種知識很豐富，甚至很專業。他很早就跟我談易經，那時國學還沒有這麽熱。”
“文革”中坐過監獄，對他的人生曆練起到了重要作用。雷頤評價這位老同事時也認為：“他對曆史的解讀一語中的，既有原則，又有對曆史的理解和同情。他是清華附中的學生，紅衛兵把墨汁刷到他的床上，還逼著他從狗洞裏爬出去，這種經曆是我們現在這代人沒有的。他不是一個關在書齋裏的學者。”
微博名人
微博興起後，章立凡成了微博名人，戲稱自己的身份是“五毛公敵，說破皇帝新衣者”，相信“英特納雄耐爾尚未實現，Internet已經實現”。盡管在微博上嬉笑怒罵，但他認為自己並非社會活動的活躍分子，“我很少參加什麽簽名，發起什麽活動之類的。”
“多年前有人提出補發右派工資的呼籲，我那時候覺得，這隻是個經濟要求，這種簽名我就不參加了。到2007年，我參與了簽名，因為我覺得它不僅是經濟要求，還涉及到對反右運動、對建國以來曆史的評價，我覺得應該簽名。”
“章立凡非常淡泊，不主動參與一些事，有超然於世外的境界，是與功利主義保持距離、超然於權貴和為權貴服務的知識分子，頗有道家的隱者和佛家的居士風範。”對於章立凡的低調， 孫大午案辯護律師、京鼎律師事務所主任張星水也深有感觸。
如何尋找共識？
人物周刊： 2010年年底，你發表了《辛亥百年：還在走向共和》，今年元旦又發表了《曆史動車將追尾，能否走出死循環？》，說我們走了一圈，“動車”要追尾了。
章立凡：20世紀中國錯過了兩個機會，一個是君主立憲，一個是聯邦製。比如說，30年來中國走出了蘇式的計劃經濟，但一直沒走出斯大林主義。
我為何提出“追尾”這個說法？中國的“動車”100年間一直在封閉的軌道上循環，我們曆經了舊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現在張木生先生又在重提新民主主義革命。實際上現在麵臨的問題，仍然是100年前的老問題。
人物周刊：現在很多人都在談論中國社會可能麵臨的輪回，你相信這個說法麽？
章立凡：我不希望現在有革命。以往中國曆史上革命都是暴力革命，沒有什麽顏色革命，沒有天鵝絨之類的溫馨革命。中國革命曆來是以暴易暴，決不可輕易嚐試。
人物周刊：從現實和網絡上看，暴力情緒十分明顯，人與人之間、群眾和政府，甚至部門和官員之間的不和諧乃至對立情緒有迅速擴大的趨勢，理性的聲音越來越微弱。
章立凡：這就是現在中國的社會情緒。從網絡到民間社會，從虛擬世界到現實世界，看到的都是暴力現象，無論是網絡語言的暴力還是群體事件的暴力。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天然的群體，暴力傾向隨處可見；自由主義是天然的個體，理性聲音相對不足。
人物周刊：社會需要達成妥協，形成共識，有沒有現實的路徑？
章立凡：曆史上的君主立憲製度就是一種妥協共存的產物，統治者放棄部分既得利益，而謀求可持續的長遠利益。我主張中國人通過改良達成社會妥協，重訂社會契約，確立憲政製度並走向公民社會。隻有這樣，才能保證全體中國人公平分享經濟改革與社會進步的成果。
人物周刊：可是中國人缺乏社會契約意識，比如房價跌了就去砸開發商，缺乏現代社會根本的人文精神。
章立凡：我們是一個農業民族，沒有西方那種商業文明，也沒有形成相應的民商法體係。中國人曆來不重視契約的作用，尤其是社會契約。從《臨時約法》到《共同綱領》，中國一百年來訂過幾次契約，都廢棄了，改革開放也算是一個不成文的契約。現在是各奔各的路，各自維護自己的利益，強勢的一方剝奪弱勢的一方，社會已經被撕裂。
人物周刊：商業文明，這個詞很重要。西方的商業文明催生了市民社會、公民階層和公民意識，中國呢？
章立凡：安全的社會是中間大兩頭尖的橄欖型社會，當今社會是一個兩頭大的社會：一頭人數多，一頭權勢大，社會處於撕裂狀態。現在社會情緒普遍焦慮浮躁，一旦有突發事件，一個火星引發連鎖反應，有可能出現一場以暴易暴的社會災難。我常批評民營企業家沒有自我意識，不爭取自己的權利，也不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中產階級也沒有自主自為的意識。
我們常說：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有什麽樣的政府就有什麽樣的人民。有什麽樣的政府就有什麽樣的教育製度，鑄造什麽樣的臣民，按這種循環模式克隆下去是沒有希望的。中國的教育不是為培養公民設計的，這套教育製度隻生產標準件，不培育獨立思考的人。無論官員還是人民，這條生產線的產品，其素質都存在問題，隻有通過自我教育加以完善。
人物周刊：現在的體製很難塑造出真正的公民，而沒有公民社會，社會轉型又會成為泡影，這是一個悖論。
章立凡：我們畢竟是在推動社會進步，主張避免革命，是擔心曆史走入循環，再來一場浩劫，再循環一百年，那樣真的很悲催。我不認為人民一定要變成公民才能完成社會變革，但起碼要具備理性的素質，要讓啟蒙和公民社會的發育更充分些。改革開放最大的思想貢獻，是國人權利意識的覺醒。上世紀末我曾預言：經濟全球化和互聯網，必將改變中國。中國未來的社會轉型和公民社會的實現，是可以預期的。
曆史學家的警示
人物周刊：你對未來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有什麽希望？
章立凡：我願意再看5年。其實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抵製政治體製改革，根本上是與自己為敵。一些老幹部呼籲“救黨”，一些“紅二代”領導人出於血統和感情的原因，也希望把握住最後的時機，來推動改革走出危機。目前從統計學上已看到大量的社會危機警示，各地都有典型事件不斷出現。今後5年的發展，基本上就可以決定未來的走向。
一個執政黨，如果多數黨員隻為自己謀利，不為黨的前途著想，就失去了自我更新的能力，這種體製就很難自我修複。黨派利益與全民公共利益之間，到底有沒有界限？要改革就必須解決這個問題。有人主張考慮清楚哪些是執政黨的底線。底線其實就是永遠執政，但改革與革命的區別在於，後者必定打破底線。
人物周刊：能否評價一下維權與維穩的關係？
章立凡：我已經說過：不為人民維權，政權難以維穩。一邊侵害人民利益製造不穩定，一邊利用維穩謀取更大利益，是最缺德的經濟；以主人為假想敵，用納稅人的錢監控納稅人，是最愚蠢的政治。
人物周刊：最近韓寒發表關於“革命”、“民主”、“自由”3篇文章，引起很大關注，你有何評價？
章立凡：我一直很喜歡讀這位年輕人的文字，盡管“韓三篇”觀點不成熟，帶有某些精英化的文學調侃，但其貢獻在於激活了這幾個社會話題，對個人也是一種突破，不必從學術角度來解讀。
關於改良與革命的關係，我在2004年發表了《“改良”與“革命”賽跑》、《革命的社會成本》，2008年發表《曆史留給改革的時間不多了》。我把第一篇作為對韓寒的回應重新發表。重提“改良與革命賽跑”的舊話——“社會矛盾深重之時，應當及早改良；社會危機到了最後關頭，必然發生革命。”
人物周刊：對於民主憲政的可能性，能否做一個展望？
章立凡：當年，我說早了；今年，我說晚了。最近曾就上述話題，與袁偉時先生進行了一場對話。我提出3個命題請教袁老師：一.改良是革命的結構，革命是改良的清盤；二.自由是民主的終極追求，民主是自由的遊戲規則；三.文化是體製的基因，體製是文化的環境。
這場討論取得的共識是：互聯網時代改變了傳統意義上的信息傳播模式，科學技術的進步令啟蒙的手段更加便捷。光榮革命前的英國人、大革命前的法國人、獨立戰爭前的美國人，都沒有見識過全球化和互聯網，當前中國人的平均素質，肯定高於他們。那種認為中國人素質低不宜享受民主的說法已經過時。時代變了，潮流變了，現在是領導明顯落後於群眾，教育官員比教育人民更重要。
有位西方學者說：“曆史學家是向後看的預言家。”對當代中國的重大社會問題，或許曆史學者與就事論事的經濟學者不同，至少會提前三至五年發出警示，再靜候時間的驗證。
(來源: 南方人物周刊)
真正關心國家和百姓的人們應該明白：中國需要改良而不是革命，確實要避免輪回。
七門課不及格，就是看了很多書的證明？你這是什麽邏輯？
曹長青不在國內待著，就沒有評論的權利？你也沒在國內待著，你又在這邊胡扯什麽？你這個人本身才是一個大笑話！
謝謝你的提醒，我寫下麵留言的時候，情緒確實是有些激動了。因為我實在是不明白當這麽多證據已經浮現的時候，為什麽還有這麽多的人無法看清這個簡單的騙局呢？
但是你在留言裏麵竟然用了“方舟子們這樣意識被摧殘之流”的語句，這是不是也算人身攻擊呢？你說“韓寒成功地抵製了洗腦”，證據是什麽？就因為韓寒上學七門課不及格，語文考試四十多分？那文革時期交白卷的張鐵生、黃帥是不是也成功地抵製了中共的洗腦？中國的教育體製固然有宣傳的成分，但是絕大部分學生在其成長之後、甚至就在成長的過程中，都自然而然地會有鑒別能力，而且我們的中學語文課本裏麵難道沒有大量的民國時期的作品？且不說魯迅的文章，朱自清的《背影》、《荷塘月色》等算不算？我不相信語文課上這些文章都讀不下去的人還會有興趣去讀另外的作品。
方舟子們意識被摧殘，你又憑什麽這麽說？就因為方舟子是福建省高考語文第一名，並且考入中國科技大學？就因為他們在中國的教育體製內得到了成功？如果你認為凡是在國內的教育體製內得到成功的人物都是意識被摧殘的，那麽我要告訴你將神舟號宇宙飛船送上天的那些科學家都是這些意識被摧殘之流，而美國曆年來所接受的大批留學生也都是這些意識被摧殘之流。美國一年會花那麽多的錢去培養這些意識被摧殘之流？那些意識已經被中共摧殘的方舟子們還有能力去接受西方世界高等學府的博士和博士後教育？
文革時期的批鬥會是中共運用政權的力量對知識分子和普通百姓的鬥爭，這和現在的“方韓論戰”的性質是完全不同的。“方韓之爭”是民間知識分子的討論，或者是社會大眾對一個公眾知識分子的質疑（在這裏我暫且還是把韓寒稱作知識分子，盡管他其實根本就不配)，而韓寒一方就是竭力地將這目前的這場爭論和文革掛鉤，試圖混淆兩者的本質區別，並將韓寒表述為一個受害者以取得大眾的同情。你看看方韓論戰以來，韓寒哪一次正麵回應過對他的質疑？每一次露麵都是在那邊訴苦、抱怨，把自己裝作可憐兮兮的樣子。現在“文革”這個詞竟然成了騙子的最後避難所，真是可笑。
韓寒一方總是要證據，現在證據越來越多了。請問曹長青的文章《韓寒是石頭，不是金子》、方舟子的博文《韓寒造假的兩條鐵證》，你讀過了嗎？如果沒有讀過，你先去讀一下，再來討論吧！
請問韓二瀏覽了什麽民國的作品？韓二在接受采訪時說他基本上不讀什麽書，隻是看報紙！看中共的報紙！他這個小混混還有什麽思想基礎？民國的作品我估計韓二連一本都沒有讀過！
民國的思想最可貴的地方就是胡適的實證主義！就是質疑的精神！而這又是胡適從他的老師杜威那邊學來的，這是中國思想界與世界接軌的開端。
方舟子今天所表現的質疑精神和他所用的實證方法恰恰是與胡適先生的思想還有許多民國學者的方法一脈相承的！如果說有誰真正繼承了民國學者的遺風，那就是方舟子，而絕不是那個不學無術的韓混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