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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盛友：我們需要啟蒙
小悅悅是誰殺死的？是人輾死的，是蒙昧的人輾死的！我們擁有幾千年的文化曆史，卻始終沒有經曆思想和人性啟蒙的進程。雨果在《悲慘世界》中說：“做一個聖人，這是偶然的現象；做一個好人，卻是為人的常規。”
碾壓小悅悅的第一名肇事司機在被捕前說：“你們也看過監控，小孩走路不看路，你們知道嗎？我當時正在打電話，我又不是故意的。等我發現，我的前輪已經壓過去了。我本來想下車看一下，但我看血都流出來了。我一想，看看旁邊沒有人，我就趕緊把油門加了，趕緊跑了。如果孩子死了，大不了賠一兩萬，如果活著，你知道嗎？可能要賠幾十萬都不夠。”
這是肇事司機一事糊塗，還是整體社會懵懂無知？
18位路人，有的 “如果我去救人，被人訛為肇事者怎麽辦？”；有的“別人都不敢管的事，我怎麽敢管？”；有的 “可憐的孩子，怎麽這麽不小心，她的父母怎麽不看好她？”；有的 “我要趕路，現在沒空救人，又不是我的親人親戚”。……
第19個來了，就是陳賢妹。這不是偶然的，是良心。她幾乎沒有被“啟蒙”過，因為她早年沒錢讀書， 一直以來又忙於拾荒忙於謀生，不參加政治學習，不好好學習雷鋒，不知道5講4美3熱愛 ，也不知道3個代表，更不知道科學發展觀，整天忙於撿破爛，人棄我取。結果，陳賢妹的內心良知沒有被代表。
什麽是啟蒙
康德關於啟蒙這樣解釋：Aufklärung ist der Ausgang des Menschen aus seiner selbstverschuldeten Unmündigkeit. [1]
中文語境下，一直這樣理解啟蒙，即康德在《什麽是啟蒙》中說的“人擺脫自己造成的不成熟”。
我不堅持我的翻譯是正確的，但是，我堅持我對啟蒙的理解。我對康德的《什麽是啟蒙》中的定義是這樣理解的：啟蒙是人超脫自我蒙昧而能自我做主。
康德這個定義的關鍵詞是Unmündigkeit， 英文把這個詞翻譯成 immaturity，中文
再從英文的 immaturity 翻譯成“不成熟”。康德的Unmündigkeit 是從形容詞 unmündig 轉成的名詞，unmündig 又是 mündig 這個形容詞的反義詞，所以，康德的關鍵詞是Mündigkeit ：在法律意義上就是“人格獨立，法格健全”。就是說，人成年後不斷啟蒙，逐漸具備人格和法格，具有判斷能力和行為能力，最重要的是“明白行為後果的能力”。
啟蒙是自我革新的內化，轉變成推動力，而減少我們自己的冷漠和屈從。
誰啟蒙
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是德國啟蒙運動時期最重要的詩人，其詩劇《智者納旦》（Nathan der Weise）寫於1779年，在1783年首演。德國啟蒙大師猶太哲學家摩西•門德爾鬆是萊辛的摯友，劇本《智者納旦》以門德爾鬆為原型。
故事發生在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隔閡最深的十字軍第三次東征的年代（1189-1192）。一個叫納旦的猶太商人，帶著一支裝滿貨物的駝隊，從耶路撒冷長途跋涉回到自己家鄉。還沒走到家門口，他女兒蕾恰的女仆妲亞迎了上來，她激動地喊：“納旦，你終於回來了。很不幸，你的房子燒壞了。” “失火了。”納旦幫她把話說下去，“我也猜到了。沒關係。房子燒毀了，我們就造新的。” “隻燒壞了一點。”妲亞說，“不過，你的女兒蕾恰差一點就被燒死了！” “差一點燒死？我的蕾恰？”納旦大吃一驚，“她現在怎麽樣？”
“你聽我說下去，一個年輕的基督教徒，是個聖殿騎士，把她救了出來。誰也不知道他是從哪裏冒出來的。他聽見蕾恰呼救的聲音，不顧一切衝進著火的房子。我們正在擔心，他就抱著蕾恰從火裏出來了。然後，他突然就離開了。他根本不願意接受我們的感謝。這幾天，我們看見他天天在棕櫚樹下麵過夜。蕾恰很想親口向他表達謝意，我每天到他那裏，請他到我們家來。可他就是不願意。”
“一會兒再去找他，請他過來。”納旦說。妲亞激動地往下說：“最奇怪的事還在後麵，先生！這個聖殿騎士自己能活下來也是一個奇跡。他被蘇坦•薩拉丁抓了起來。你知道，穆斯林抓到基督徒就殺。可蘇坦•薩拉丁偏偏把他放了。”
……
以上的故事告訴我們，“愛鄰舍愛敵人”是啟蒙運動一直以來的脊椎，人離開了這根脊椎，就無法站立起來，因為沒有脊椎的人，沒有人格和法格。
啟蒙是艱辛而緩慢的，沒有“頓悟”一般輕巧。康德說：“通過一場革命或許可以實現推翻個人專製以及貪婪心和權勢欲的壓迫，但卻絕不能實現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見也正如舊的一樣，將會成為駕馭缺少思想的廣大人群的圈套。”
啟蒙誰
佛山兩歲女童小悅悅被汽車碾壓死亡後，我們當中有人建議學習歐美，引入“好撒瑪利亞人法” 的“不進行救助罪”。
《德國刑法典》第323條c項規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險或困境發生時需要救助，根據行為人當時的情況急救有可能，尤其對自己無重大危險且又不違背其他重要義務而不進行急救的，處1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
法國1994年修訂的《法國刑法典》有“怠於給予救助罪”，具體條文是：“任何人對處於危險中的他人，能夠個人采取行動，或者能喚起救助行動，且對其本人或第三人均無危險，而故意放棄給予救助的，處5年監禁並處50萬法郎罰金。”
談法律？中國《道路交通安全法》明文規定：“在道路上發生交通事故，車輛駕駛人應當立即停車，保護現場：造成人身傷亡的，車輛駕駛人應當立即搶救受傷人員，並迅速報告值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乘車人、過往車輛駕駛人，過往行人應當予以協助。”……
小悅悅事件指向的，既是法格變位，更是人格缺失，更多更直接地告訴我們，我們需要啟蒙。
談啟蒙？談何容易。歐洲曆史上，凡是文化的啟蒙無不以言論自由和政治寬鬆為前提，今天，我們顯然缺乏這一前提。歐洲一路走來的經驗，先人格後法格。
歐洲人的啟蒙運動，不是過去時，而是現在進行時和將來時。詩劇《智者納旦》在德國久演不衰，小孩從幼兒園就開始學習《聖經•路加福音》十章25至37節耶穌基督講的寓言：“ 一個猶太人被強盜打劫，受了重傷，躺在路邊。曾經有猶太人的祭司和利未人路過，但不聞不問。惟有一個撒瑪利亞人路過，不顧隔閡，動了慈心照應他，在需要離開時自己出金錢把猶太人送進旅店的故事。所以被稱為好撒馬利亞人。 ”
從小啟蒙小孩：“連敵人仇人我都救，我能不救鄰人？”
而我們呢？長期以來，形成一種虛誇化和英雄主義化的教育模式，“對待同誌要像春天般的溫暖，對待敵人要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個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我們從幼兒園起，學的是英雄，評的是模範，樹的是標兵；從小就學會了一套說大話、說套話、說空話的陋習。結果呢？文明禮貌的口號到處有，道德的說教充斥傳媒。
就在小悅悅被碾壓的同時，我閱讀到“新華社評論員：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深刻闡述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我們黨帶領人民堅持不懈地推進文化改革發展，顯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促進了人的全麵發展，顯著增強了國家文化軟實力。實踐證明，我國仍處於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的關鍵階段，人們的思想觀念空前活躍，價值取向日益多樣。在全社會形成統一的指導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強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規範，才能不斷鞏固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園，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不斷邁向前進。”
尼莫拉（Martin Niemöller，1892－1984）的懺悔文：
起初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
我不說話
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接著他們追殺社會民主主義者
我不說話
因為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不說話
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
最後他們要追殺我
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尼莫拉給我們的啟蒙：
起初車輪碾壓錢雲會
我們不說話
因為他不是我們的弟兄
接著車輪碾壓小悅悅
我們不說話
因為她不是我們的姐妹
最後車輪要碾壓我們
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們說話了
注釋：
[1] Immanuel Kant, Beantwortung der Frage: Was ist Aufklärung?, Berlinische Monatsschrift, Dez. 1784.
（文章來源：BBC中文網-2011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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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2000 多年前就不需要"啟蒙"了,
老一輩人（70 以上）的很多都信下麵的幾條樸素的道理：
(1)人在做，天在看。
(2)舉頭三尺有神明。
(3)將心比心，人溺己溺。
這就是中華民族千百年的道德觀，不需讀到博士，不需出洋，
很多鄉村小民都認同.
現在問題是政府的失責: 伸手助人者常反被冤枉,法律也常不能主持公道,最後好心人害怕了.
做為中國人,應先好好讀一讀自己的曆史和經典,不要事事以為西方領先,五千年的文明生存下來自有天道良心 !
來源：《讀書》2010年第11期
今天之所以提出“啟蒙的自我澄清”，是基於兩個原因：其一，人們常常將“啟蒙”(enlightenment)在歐洲思想史脈絡中自我的理論延伸和清理，誤認為是對“啟蒙”的顛覆。因此需要對“啟蒙”的自我延續與清理在邏輯上加以確認，從而弄清楚“啟蒙”是在自身不斷展現其豐富內涵的過程中，逐漸表現其不同向度的涵義的。“啟蒙”是在啟蒙過程中逐漸得到清晰明白的規定性的。其二，中國人談啟蒙的時候，往往認為是在談西方的思想史問題。其實，就“啟蒙”的本質規定性來講，隻要是接納現代性和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它是一個從十四五世紀開始並席卷全球的現代浪潮。在這個特定意義上，“啟蒙”本身就是一個“現代”的展示過程。如果把“啟蒙”認做是一個現代世界曆史進程的話，啟蒙隻能從它最初的起點，逐漸通過國別的擴展、全球的認領，來展示其豐富內涵。
因而，哪怕是致力清算“啟蒙”的所謂“反啟蒙”和非啟蒙思潮，也構成了“啟蒙”的現代化和現代性事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因此，今天我們談論“啟蒙”，首先，就不能止於一個簡單的曆史敘事，而是怎麽樣重建啟蒙哲學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我們重述啟蒙的曆史故事，首先得承認，啟蒙從英國到法國、到德國，後來發展成為一個世界運動的時候，有了俄羅斯、有了中國，這一進程不是各個國家對“啟蒙”的誤會性認領，而是“啟蒙”按照自身的邏輯在世界曆史進程中的一個漸次展現。這一進程將啟蒙(the enlightenment)最原初的內容逐漸展現出來，從而“啟蒙”對自身進行說明性的呈現，到漸次展現啟蒙的豐富內涵。因此，如果站在啟蒙的曆史敘事角度，以啟蒙紛繁複雜的曆史敘事中某一個國別的某一個事件、某一個思想家的某一個主張，就斷言哪個啟蒙需要批評，哪個啟蒙需要超越是關於“啟蒙”的個非曆史的、反過程的，結論性的、封閉的觀點。
其次，“啟蒙”並不是我們通常所理解的那種意思：因為人們被蒙蔽了，所以需要一部分先知先覺的人，來啟發教育那些後知後覺的人。這是對“啟蒙”的嚴重誤讀。我們把啟蒙概括為最簡單的“你蒙我啟”，從外部強加給的啟蒙是一種僅僅把啟蒙當做啟蒙者自身的封閉性事業。這種認知，尤其是在討論法國啟蒙的時候，形成了一個僵化的、普遍的定勢。
啟蒙的真正精神是“有蒙共啟”。啟蒙者不能置身啟蒙範圍之外，單純以啟別人之蒙為職誌，他本身既是啟蒙的行動者、也是啟蒙的對象。因此，啟蒙的自我澄清，不論是理論理性意義上、或是實踐理性意義上，永遠是我們人類的一種處境，絕對不僅僅是一種限於十八世紀啟蒙運動的曆史敘事。
在這樣的前提下，“啟蒙的自我澄清”這一命題麵對著的問題，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個方麵：
第一，“啟蒙”確實是一個古今劃界的過程。啟蒙的古今劃界指的：一是從神的世界演變為人的世界。這是啟蒙最為重要的一個標誌性事件。換言之，啟蒙以前，人類是在中世紀的、神的庇護下展開活動的。權力受到神的保護、德性由神規劃、日常生活秩序由神保證。啟蒙肇始，我們人類再也不需要神的庇護，我們需要的是確認人的價值，伸張“人為自己立法”的原則。我們人類處於一種自由狀態情景下，“人為自己立法”體現出人類活動的體製：它展現為一種思想自由的過程，那就是要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表達自由;它展現為一個政治自由過程，體現為我們人類在政治狀態中建立起憲政、民主和法治;它展現為一種社會經濟秩序，體現為人類自由自主地運用自己的知識、智慧和財富。二是展現為古典學的立場、偽古典學的立場與現代啟蒙的辯護立場三個向度。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無論是蘇格蘭的啟蒙運動，還是法國的啟蒙運動、德國的啟蒙運動，有一個最重要的思考，就是啟蒙後的人類往何處去的問題。英、法啟蒙的普遍主義預設，與英國開啟而德國光大的特殊主義走向，將啟蒙後的歐洲搞得有些不知前路何處。人類好像一副無可奈何的狀態，啟蒙了，人類必須為自己立規，但規範似乎沒有從天而降。啟蒙似乎沒有辦法繼續往前走，人類不得以回到古典中尋找啟示。這個時候，古典學成了現代啟蒙思想興起的重要參照。但不能不注意的是，以啟蒙運動作為標誌，古典學顯示了兩種判然有別的價值立場，二者恰恰是以對啟蒙的態度區分開來：一種是真正的古典文明研究。這樣的古典文明研究，是要回到文明的原初狀態，即回到古希臘、古羅馬、希伯來的經典中，以求獲取為現代性啟蒙辯護和引路的資源。這是一種真正開啟古典的現代價值的、可靠的古典學立場。這正是我們所熟悉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古籍考據，啟蒙乃是從古希臘、古羅馬經過中世紀的曆史演進的產物，這種“曆史還原”，促使希臘的理性精神、羅馬的法律理念和希伯來的虔誠精神，“回到”啟蒙的現場，構成“啟蒙”的重要思想動力。
另一種是被啟蒙批判和拒斥的偽古典學立場。從十八世紀至今，在西方、乃至中國當下，偽古典學都非常流行。這裏的“偽”，是偽裝、偽托之偽，而非虛假、冒充之偽。所謂偽古典學的立場有兩個標誌：一是以對古典的研究，即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形式，祈求回歸古希臘哲學王的方式，甚至回歸斯巴達軍事化的生活方式，來解決所謂的啟蒙無法克服的困境。他們自負地認定，人類在實現現代工業化以後，已經走入絕境，不回到哲人王的路徑上，就不足以告別困局，發現美好生活的答案。實際上，在法國啟蒙運動的尾聲中興起真正的古典學研究，就已經對這種偽古典學加以抨擊。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庫朗熱。偽古典學是一種以古典學的麵目，否定現代的、旨不在學術而在政治的偽學術。換言之，我們不能不在現代性處境背景中，在啟蒙已經曙光照人的條件下，確信“人為自己立法”的正當性，將“內心的道德律” 和“頭上的星空”，作為確當實踐的支撐、理性探究的對象。二是以顛覆“現代”為目標的偽古典學，一方麵它把現代性和啟蒙事業，看做包含著無法克服的內在悖論的運動，因此我們不僅要到古希臘、古羅馬、希伯來的古代典籍中尋求緩解現代矛盾的答案;而且另一方麵他們認定，人類不僅應當到古典文獻中尋求智慧，而且應當徑直回到古希臘、古羅馬和希伯來狀態，這才足以校正現代性悖謬。這完全是顛覆現代性的立場，自然它也就是一種反啟蒙和反現代立場。這一思潮起源於德、法的浪漫主義，借助其特別有助於流行開來的詩情畫意，擴展為顛覆啟蒙的世界思潮。在中國，以研習德國哲學出身的偽古典學者，以對“古典政治哲學”的提倡，申述他們徑直回到古希臘、回到他們所期待的哲學王統治狀態的主張。
很顯然，啟蒙的古今劃界就像神人劃界一樣，也是不可忽視的劃界。如果不準確地把握這兩個邊界，那我們就沒有辦法討論啟蒙究竟有什麽價值?啟蒙在今天的中國究竟有什麽作用?需要特別強調的是，作為一個曆史事件的啟蒙和作為一個社會現代進程的啟蒙，在性質和功能上都是不一樣的。
第二，要區別作為“國別的啟蒙”和作為“問題的啟蒙”。我們單純講蘇格蘭啟蒙或者法國的啟蒙對中國的示範意義有多大，抑或德國的啟蒙對中國的教訓有多麽深刻或沉痛，這都是一種僅僅將啟蒙限定為一個國家範圍內的說辭。在啟蒙的內在互動或自我呈現上來看，作為國別的英格蘭啟蒙、法國啟蒙或德國啟蒙，又或是作為社會運動的歐洲啟蒙，從歐洲啟蒙演進到北美啟蒙，從北美啟蒙演進到整個世界的啟蒙運動，其實都是對啟蒙真精神的漸次凸顯而已。真正的啟蒙精神正是在它作為現代世界變遷的過程中顯現出來的，而不是在某個國家的啟蒙中間被局限著的。在一個先起的國家啟蒙中，一些啟蒙內涵顯現了，一些內涵仍然被遮蔽著。但在隨後進入啟蒙狀態的國家變遷中，那些被遮蔽的內涵也逐漸顯現出來。這是一個連續的啟蒙演進所呈現的基本情形。真正的啟蒙精神，遠不能被直白的表達為我們熟知的現代基本理念，比如自由、平等、博愛;也不能被直白的表達為某一種民主的製度形式，更不能被直白的表達為某種特定的生活姿態。今天反啟蒙和非啟蒙的主張者申述徑直回到古典的立場、或者以古典超越現代的主張，對這一點存有誤讀。
作為“問題的啟蒙”的精髓，旨在把英格蘭、法國和德國啟蒙運動的基本精神凸顯在我們麵前，旨在將先導和後起的啟蒙所針對的真問題凸顯出來。這裏的啟蒙真問題和真精神，簡而言之，就是讓人人都有理性擔當精神。這就是為康德所強調的啟蒙精神――dare to know。人類的理性擔當精神，具有兩個指向：從純粹理性上來說是為了認識世界;從實踐理性上來說是人為自己負責。這在任何時候，對於我們人類打破神權統治之後，進入人為自己立法的狀態，都具有決定性價值。從人類的基本理念上看，人類隻能以自己的能力承擔相應的責任、履行相關的義務，他才成為人。從製度安排上來說，不是因為自由民主和法治憲政的製度結果顯示啟蒙的製度價值，更為關鍵的是“人為自己立法”，指引現代人類建構限權文明。而以往我們隻有在上帝的名義下才限權，啟蒙運動刻畫了這二者之間的分水嶺;在日常生活狀態中，我們從啟蒙開始，對別的族群、別的文化懷抱寬容、理解與欣賞的態度，致力研究原始文化的人類學等學科的興起，就可以視為啟蒙精神的產物。
我們中國人談論啟蒙，對啟蒙的精神誤解最深。由於長期以來我們習慣將啟蒙切割為某個國別的事務，因此以某國某個思想家的主張，尤其是某國某個思想家蔑視中國文化，來斷定整個啟蒙對於中國的意義和作用，好像“啟蒙”對於歐美以外地區的人們的生活和理念持有一種絕對拒斥性。因此，中國人要清算啟蒙，告別啟蒙。倘若中國人對啟蒙抱持的蔑視東方立場不加清算，中國就無法真正進入健康的現代天地。這是一種誤讀啟蒙的結果。在處理文化間關係上，啟蒙的主流絕對不是褊狹的，而是寬容的，正是啟蒙開創了文化多元主義。像法國啟蒙運動的中堅人物伏爾泰對中國就極為欣賞，這與德國啟蒙走到窮途末路時的黑格爾對東方的蔑視，完全是兩回事。今天我們沒有必要以解構啟蒙心態為前提，申述中國儒學的現代價值與人類價值。儒學價值與中國古典政製智慧，早就在啟蒙學者的高度關注和細心模仿之中。
第三，重視啟蒙的中國命題意涵的開掘。這一命題，需要強調三個基本涵項：其一，我們要解釋這一命題可能包含的歧義。一是要強調西方的啟蒙不僅僅是解決“西方的”問題，而是解決人類現代處境的問題。二是所謂“中國的”啟蒙並不是一個對自己本身傳統文化的啟蒙，而是對中國人勇於運用理性的推動。這是“五四” 一代和“五四”後新儒家一代都存有誤解的地方。事實上，命題的這兩重歧義，使得中國的啟蒙被換算為一個中西之辯的問題，這是中國啟蒙的最大悲劇。中國的啟蒙，並不是在“要麽中、要麽西”之間進行選擇，也不是一個在中國內部凸顯的古今決斷的問題。而是一個在古今中西四維中凸顯的，中國要不要認同現代理念、建構現代國家的問題。
其二，“中國的”啟蒙最關鍵的曆史問題是什麽？從晚清、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曆了三次啟蒙、三次夭折，但“中國的”啟蒙，以今天的討論作為一個標誌性事件，它再次告訴人們，啟蒙作為內生的“人”的覺醒狀態，它有一種自我澄清和自我發動的機製。隻要啟蒙任務沒有完成，或者再啟蒙的形勢形成了，啟蒙的任務就會再一次呈現在人們的麵前。這不是主觀宣告可以解決的問題。這也不是借助所謂批判啟蒙的武器就可以徹底瓦解的事務。這是當今中國處於轉型十字路口的時候，啟蒙再一次登台最重要的理由。
其三，啟蒙之作為現代和現代性揭示出來的情形，它由三重動力提供保障：一是啟蒙本身永遠是在縱橫雙向的自我澄清中，一直展示自己不斷充實的新內涵，這是啟蒙“常談常新”的原因。人們說啟蒙“常談常悲”，是因為沒有看到這種悲正是啟動新一輪啟蒙的動力。因此，啟蒙“常談常悲”正是啟蒙“常談常新”的一物兩麵。二是“人為自己立法”的狀態，是人類打破神學籠罩之後的必然處境。因此，我們有必要清楚“人為自己立法”的這一命題的存在論價值，而不隻是琢磨它的認識論價值。三是我們一定要強調人的綜合局限性，人自身的、政治的、代際的、社會的諸種局限性，使啟蒙本身的動力機製是一個永動機製和有序機製。在這個意義上，今天中國的轉型說到底就是啟蒙自我澄清的一個新階段、一個新命題和一個新狀態，是我們不可回避的問題。因而新啟蒙或者啟蒙重回現場，就不是我們一個中國人主觀是否選擇的問題，而是一個客觀必然麵對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