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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盛友：透過柏林牆看兩岸
50年前的今天（1961年8月13日）德國人建造柏林牆，把柏林隔成兩個世界，一邊是社會主義，一邊是資本主義。
抗戰勝利後，國共為爭奪受降權和受降區域發生衝突。在政治上，國民黨希望盡早促成憲政，解散解放區和中共軍隊，而中共則希望組建國共聯合政府，於是美國政府先後派遣赫爾利，馬歇爾，司徒雷登進行調停，國共雙方雖然相繼協商出雙十協定、政協決議與整軍方案，但終因諸多問題而未能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實現統一。
國共內戰接近尾聲，1949年4月，李宗仁與中國共產黨在北平開啟和談以期望“劃江而治”。然而共產黨提出逮捕民國正副總統等“43名戰犯”的要求，中華民國政府無法接受，談判宣告破裂。李宗仁見大勢已去，赴香港後逃至美國，蔣中正則於西南繼續領導國軍持續作戰，最終退往台灣。
台灣海峽把中國隔開， 一邊是社會主義，一邊是資本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戰敗，根據波茨坦會議中英、美、法、蘇四國的協議，決定在德國戰敗後將其一分為四，分別由四個戰勝國占領，並合組一個最高管理單位盟國管製理事會來治理德國事務。1949年5月23日，西德（德意誌聯邦共和國）宣布正式成立。而東德方麵也在同年10月7日宣布正式成立德意誌民主共和國。1990年後隨著柏林牆的倒塌，兩德重新走向統一，以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為存續單位，東德遂成為一個不再存在的國家。
德國人共同的血肉感情基礎支撐著一個牢固的構架，這個構架在德國就是“一個德國”，從普通老百姓到知識精英，從不同黨派到政治領袖，他們完全明白，冷戰是蘇美造成的，真正受害受苦的是德意誌人民，所以德國人決心在同一代人中打破冷戰結構。
阿登納（Konrad Adenauer）是戰後德國第一任總理，1949年73歲的阿登納主張西德倒向西方的同時盡量保持獨立和與夥伴國的平等關係。阿登納推動西德1954年加入了北約，並於1955年擺脫了西方戰勝國的控製，獲得了國家的獨立，同年他促成了蘇聯釋放德國戰俘回德國和蘇聯與西德的建交。
二戰後，阿登納和戴高樂（de Gaulle）是法德和解的代表人物，阿登納從曆史出發，認為德法之間的仇怨，“是一個魔鬼的圓箍，一個邪惡的圈套，非破除不可”。1963年1月，阿登納三訪巴黎，兩國簽訂《法德友好合作條約》。
勃蘭特（Willy Brandt）1969年—1974年任西德總理，1970年的華沙之跪引起全球矚目，為此他在1971年成為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
戰後德國兩大黨的領袖，基民盟的阿登納往西，社民黨的勃蘭特往東，這些往西和解和東進政策，才是日後推倒柏林牆的關鍵基礎。
隻有柏林牆倒塌了，國家才能不破碎，這是全德國人都明白的道理。
聯邦德國憲法法院先後判決：德國的國家法人和概念源自德意誌帝國，東西德是分裂“國家”，單獨一方都不能代表整體德國。
往西和解和東進政策讓兩德儲備力量，於1972年簽署基礎條約 (Grundlagenvertrag)，做成3項原則：1、統一是兩個德國的曆史使命；2、東西德彼此不是外國；3、基礎條約是政治及曆史行為，完成之後就要透過法律行為來完成。
柏林牆倒塌了，國家為什麽沒有破碎？因為德國有牢固的“一個德國”架構，還有全體德意誌人民用血肉支撐著這個架構。
柏林牆的倒塌並不是偶然發生的，也不是因為戈爾巴喬夫是如此的友好，而是整體德國人內存的那種強大的力量，這股力量終於促使東德執政者思考，必須要做改變。
如果東西德人還是沉溺於無知，而不熱衷於政治覺醒，德國不會重新統一。
張亞中的“一中三憲”，聽起來很奇怪，也乏味，但的確用心良苦，他細節中的 “兩岸和平發展基礎協定”，其實就是借鑒兩德的基礎條約。
德國在同一代人中建造和推倒柏林牆，中國哲學“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中國人的“久”，到底有多久？一代人兩代人，還是多少代人人？
國共的第三代第四代學宋朝，把台灣海峽當恒山，仗之守天下。“劃岸而治”，隻要不在我手下“變天下”，就行。
早在1948年，二戰反法西斯聯盟的美蘇英法四個盟國就已經出現分歧，一方是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另一方是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兩方意識形態的冷戰在戰後已不可避免。柏林地處東德心髒腹地，對斯大林和東德統治者來說，位於西柏林的美英法管轄區猶如肉中刺，給他們的統治帶來很大的麻煩，因此意欲除之而後快。斯大林知道不宜訴諸武力逼美英法軍撤出西柏林，想來想去，就想出古老的建牆辦法。但所建的這堵牆不是看得見的實體牆，而是由封鎖手段構成的無形牆。1948年6月23日，斯大林下令切斷西柏林的電供應，同時封鎖通往西柏林的陸路、鐵路和內河交通，以逼使8000名美英法在柏林的駐軍不得不考慮220萬西柏林人及其軍屬的柴米油鹽煤等的斷供而撤走。美英法也知道不宜訴諸武力推倒這堵無形的封鎖牆，經過磋商，決定采取“越牆”的手段來應對——即曆史有名的“空中走廊”行動。美英空軍每天出動平均約500架次的飛機把西柏林所需的基本物資從四國共同管轄的三條空中航道從西德空運過去。斯大林眼睜睜地看著這空中“越牆”行動而無可奈何。10個半月的封鎖一無所獲，隻好於1949年5月12日拆掉封鎖牆。
三年過後，東德與西德戰後的建設與生活水平已開始顯出差距。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於是便出現了東德人民大量出走西德的現象。為了防止勞動力不斷外流，東德政府於1952年5月26日開始在東西德1393公裏長的邊界線建立警報係統和設置更多的籬笆障礙，並加強巡視和建立一個5公裏寬的隔離帶。東德政府雖然把國界牆豎立起來了，但東德人民還是可以避開國界牆從東柏林進入西柏林，再從西柏林走往西德和西方各國。從1945至1961柏林牆建立之前，總共有350萬東德和東柏林人（占東德人口約五分之一）出走，還有不少波蘭人和捷克人也借助西柏林的自由通道奔向西方。其實，在後期出走潮的人群中，很多是東德的高級知識分子和熟練技工，這種人才的大量流失是任何國家都吃不消的。所謂的第二次柏林危機就是與此有關。1958年11月，赫魯曉夫亦感到東德人才流失的危險處境，因而提出建立一個自由、非軍事化的柏林，同時給美英法下了一個必須在6個月內把駐軍撤出柏林的最後通牒，並威嚇必要時出動所有華沙公約軍事國的力量不惜發動戰爭，造成一個危機局麵。美英法沒有照辦而堅持捍衛它們在柏林的權利。赫魯曉夫的最後通牒流產，但危機並沒消失。
有意思的是，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資深民主黨參議員傅爾布萊特（J.W.Fullbright）在該危機中卻很能夠為東德政府設身處地地著想。他於1961年7月30日，即建立柏林牆的兩周前，在一次電視講話中說道：“我不能理解的是，東德人（指東德統治者）為何不關閉他們的邊界，因為我認為他們有權那麽做。”他的這番話播出之後，當時肯尼迪總統和白宮都沒人出來糾正或反駁他。關閉邊界一種常用的手段就是建牆。但沒有蘇聯的同意，東德政府是萬萬不敢自作主張建牆的。傅爾布萊特的講話使在柏林危機中騎虎難下的赫魯曉夫看到一個下台階的機會，從該句話他可以猜想在東西柏林之間建立一座牆應該不會引起美國的強烈反應。於是，在莫斯科8月3-5日舉行的華沙公約國高峰會議上，東德首腦烏爾布裏希特總書記極可能從赫魯曉夫獲得建牆的批準。事實上，美國在柏林牆豎立起來之後並沒作出激烈的反應，多少證明一些曆史學家認為肯尼迪總統是想以容忍柏林圍牆建立為代價換取避免美蘇爆發戰爭來解決柏林危機。
東德政府建起圍牆後，稱其為“反法西斯防衛牆”。其被冠以“反法西斯”這個形容詞莫名其妙，令人難以理解。由於它（還包括東西德之間的國界牆以及斯大林以各個連起來的東歐衛星國為蘇聯西部邊界建立起來的“反資本主義防衛牆”）象征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陣營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態陣營的冷戰或丘吉爾所說的鐵幕，稱它為 “冷戰牆” 或“意識形態隔離牆”或許更為恰當一些。如果須強調其防衛作用的話，也應該實事求是地稱它為“反人才外流防衛牆”，但當時的東德政府是不容許實話實說的。
牆有城牆、宮牆、圍牆、院牆、寨牆、坊牆、房屋牆等各種牆，絕大部分牆都具有防衛功能。中國的萬裏長城可以說是古今中外最長最宏偉壯觀的一座防衛牆。它由2000多年前的春秋戰國各北方諸侯國修建，用來防禦北方少數民族和其他諸侯國的侵犯，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將各長城段連起來並進行了加長，於是就有萬裏長城之稱。
古人之所以修城築牆是因為古時候戰爭頻繁，有了城牆就可以禦敵人於國門之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家衛國，消憂解患。這是修建牆的積極一麵。但有了防衛牆，人便容易產生苟安於一隅的心態，更有可能進一步發展成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的心態。這是修建牆的消極另一麵。不是嗎？春秋戰國在長城沒有全麵修建起來之前，各諸侯國的國民相互自由往來，華夏大地出現了曆史上思想最解放最燦爛輝煌的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各家學派相互取長補短，表現了當時中國思想文化兼容並包和寬容開放的特點。可是，在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曆史長河中就再沒出現過類似春秋戰國知識分子中各流派爭芳鬥豔的局麵。究其原因，除了封建集權體製、獨尊儒術等原因之外，可能與萬裏長城孕育成的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的消極“防衛牆心態”有關。這種防衛牆心態發展到今天，讓我們看到在中國大地上防衛牆幾乎無所不在，四處林立——各衙門、各單位幾乎都有高牆或圍牆，各家各戶幾乎都有院牆或戶牆（防盜門）。如果相信物質決定精神的話，那有形的物質防衛牆的存在必然導致無形的精神隔絕牆的產生。就如有形的牆阻絕了物資和人員的流動，無形的牆隔斷著信息的暢通和文化的交流。無形的牆比有形的牆更為可怕的是，它使人作繭自縛、自鳴得意、自命不凡、自以為是。一個民族如果囿於無形精神隔絕牆之中的話，必然會呈現出夜郎自大、坐井觀天、因循守舊、自吹自擂、閉關鎖國的民族性特征。
按說真理和科學沒有國界，也就是不應該被無形的牆所隔絕；同樣，人類文明的價值和有益的各種經驗也不應該有國界。人為設置的無形的牆隻會造成愚昧落後，妨礙啟蒙進步，是修身、治學、立國、興邦的羈絆。因此任何妨礙改革進步、妨礙社會和諧的無形牆都應該拆除掉。
中國大陸和台灣如果要像德國那樣不發一槍一彈實現和平統一的話，也同樣必須推倒各種各樣的牆。中國沒有像柏林圍牆那樣的牆，卻有一座海峽形成的天險隔離牆，但自從美國撤走第七艦隊、兩岸實現三通之後，它即使未完全但已基本失去物質隔離牆的作用了。目前妨礙兩岸實現和平統一的障礙主要是各種各樣的無形牆。
在台灣方麵，國民黨曾豎起一座高大的無形獨裁專製隔離牆，將台灣群眾長期分隔成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實行高壓統治。這座無形專製牆雖然在 20多年前被推倒了——即國民黨與時俱進放棄了一黨獨大的地位，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座民進黨在島民中豎立起的一道無形的省籍分隔牆，即別有用心地故意把島內漢族人分成本省人和外省人，並想方設法製造矛盾，以期達到其獨據一隅的目的。這座省籍分隔牆極大地破壞台灣社會的和諧，也阻礙兩岸攜手共創雙贏的局麵。
在大陸方麵，中國共產黨還沒有像國民黨那樣，與時俱進地推倒一黨獨大的專製隔離牆。這座無形牆危害極大，它不僅把中國百姓分成黨員與非黨員（河南鄭州規劃局副局長逯軍問記者的一句話“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很能說明問題），而且還使中國傳統和現代社會的價值，如道德、榮譽、職責、是非觀、美醜觀、社會理想等不斷異化，也加劇了中國這個文化和國家概念在享有民主製度的台灣群眾中的異化。即使人們不利用這座無形專製隔離牆蓄意製造矛盾，其存在本身也必將不斷產生各種矛盾、各種衝突。然而，它卻由中共黨內的頑固保守派和既得利益派守護著，要推倒它實不容易。
台灣海峽這堵牆雖然已不再隔離兩岸人民的交往，但它卻不像柏林牆之被推倒後而能促成國家的統一，主要原因是還有一個主要的意識形態的隔離牆沒推倒。這座牆仍高高立在那裏，兩岸當權者似乎都不敢碰它，因為兩岸政府至今從未就解決意識形態的分歧進行過任何磋商。德國統一之路雖然有值得參考之處，但東西德的狀況與海峽兩岸的狀況有所不同，無法生搬硬套。如，前東德大部分人民認同前西德《基本法》（即臨時憲法）的精神和內容，因此可借用《基本法》的第23條款（即稱《基本法》除了適用西德各聯邦州之外，也可適用於將來加入德國聯邦共和國的區域）即刻完成東西德的統一。目前看不出中國大陸或台灣任何一方的居民會認同對方的憲法，因此要以任何一方的憲法來統一中國尚不具備這種可能性。中國要實現和平統一，需要兩岸人民和領導人發揮中華民族的智慧與勇氣，拆除各種各樣無必要的牆，共同為未來一個美好的中國設計出一個可行的藍圖。
德國法蘭克福 胡祖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