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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盛友:中國列車誤點到達?
列車正點到達
《列車正點到達》(Der Zug war pünktlich)是德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伯爾(Heinrich Theodor Böll,1917-1985)的著名中篇小說。《列車正點到達》寫於1948年,發表於1949年。讀者可以從主人翁安德烈亞斯(Andreas)中找到伯爾的影子,伯爾年輕時被征召入伍,在軍中服役,曾被美軍俘虜,後釋放。六年戰爭生活的種種經曆,成為伯爾早期創作的主要題材。
戰後,伯爾除了在科隆大學研究語言與文學外,還當過木匠和人口統計員,因此對下層人民的生活較為熟悉。這部小說的情節設計和人物處理手法,均超出了一般的意識形態思路。安德烈亞斯雖是納粹士兵,但對法西斯並無認同,在他心目中“任何死亡都是謀殺”。
在小說裏,安德列亞斯坐火車返回波蘭前線,當時德軍正在全線崩潰,回到作戰前線就意味著死亡。他的旅程象徵著從生命到地獄,是絕望和死亡的掙紮。車輪每滾動一圈,便意味著帶走一部份生命。
安德列亞斯在車廂裏坐著,想著“不久”這個詞,因為他不久就要死去。“不久”這個詞,像一粒子彈一樣鑽到他身上,幾乎是不知不覺地,穿過他的皮肉、肌理、細胞、神經。鑽進去,終於鑽到一個地方,掛住,炸開,撕開一個致命的傷口,引起血流如注……生命……痛苦……。是誰創造了“不久”?安德列亞斯不可操縱自己的命運,被掛上這趟通往“不久”的列車。
在車廂裏他遇到各種各樣的人,有納粹戰爭狂,有麻木的隨波逐流者,有精神崩潰的人,也有好心腸的人。
小說的高潮發生在一個傍晚,安德列亞斯和幾位同伴在一個小鎮下了車,到一家妓院過夜。這家妓院是一個地下抵抗的據點,安德列亞斯遇到了波蘭姑娘奧麗娜(Olina),她是地下抵抗戰士,表麵職業是妓女,她靠出賣自己的肉體而刺探德軍的情報。但是,兩人的相遇,徹底改變了這一切,既改變了他,也改變了她。安德列亞斯並不知內情,隻是以臨死真誠的禱告,打動了這位準備置他於死地的波蘭姑娘。他們相愛,她也把自己的一切秘密講給他聽。最後,奧麗娜決心幫助安德列亞斯逃出死亡的魔掌。
小說的高峰是安德列亞斯的懺悔。隨著火車接近終點,死亡逼近,安德列亞斯懺悔。作者寫道,“現在,他想,終於是我祈禱的時候了。我這一生的最後第二夜決不在睡眠中度過,決不迷迷糊糊打瞌睡度過去,不拿白酒去玷汙它,決不讓它虛度。我想在需要祈禱,尤其需要懺悔。人們要懺悔的事情那麽多,像我這麽不幸的一生,也有許多事兒要懺悔。”他懺悔當年在法國酗酒,醉得像一頭野獸,他懺悔罵過學校的老師,罵過教堂的傳教士,取笑過同袍士兵。他懺悔夜深入靜天寒地凍的夜晚,拒絕過一位又凍又餓的妓女,並把她推到水溝裏去。安德列亞斯懇求神饒恕他。懺悔給他帶來新的生命,他不但不恨那些在火車上嚷嚷“實際上我們已經打贏了這場戰爭的人”,而且還為他們祝福,因為他們是那樣的愚蠢。
伯爾在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答辭中說,安德列亞斯的懺悔,不是單純一個認罪與不認罪的問題,更不是簡單的“誰是凶手”或“誰是肇事者”,這樣一些具體的責任問題,而是,透過懺悔,讓讀者看到實實在在的靈魂對話。懺悔,不是簡單的善和惡的鬥爭;懺悔,實際上搭起“悔”和“改”的橋梁:悔過去的罪,改未來的生。
在一個息息相關的社會裏,麵對災難,我們的靈魂是否安寧?如果我們不能安寧,那就說明我們是有責任的;如果我們心安理得,那就說明我們的良知毀滅了。
伯爾用自己的小說告訴讀者,人間大愛與宗教信仰對他來說是最重要的,每個人都有權利享受自己的人生,同樣每個人都有權利麵對自己肉體的死亡。小說結尾最重要的一句話“我把你帶到哪裏?未來的生命!”表明作者相信,人死後重生,新的生命開始。故事中特別安排教會與國家和戰爭的關係,小說家提醒讀者:每一個人都有自由和尊嚴,每一條生命都必須得到體恤。
列車誤點到達
伯爾是德國戰後最偉大的作家之一,他不是簡單的“廢墟文學”代表,他的偉大在於,他用小說讓德意誌反省:我們需要重建家園,而不是重建江山。“列車”到達終點,江山易位,政權更迭。江山“易改”,家園不變。普通人需要的是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園,權力者需要的才是江山。所以,“廢墟文學”基本是同一個命題:德意誌重建家園、治理家園。
滿載GDP的中國列車開始誤點,7.23溫州動車追撞悲劇的發生,我們能不能反省一下,幾千年來我們中國人治理的是家園,還是治理江山?
我們先不追問“誰是凶手”或“誰是肇事者”這樣一些具體的責任問題,我們欠缺的是,透過心靈實實在在的對話,我們需要通過懺悔,搭建“悔”和“改”的橋梁:悔過去的罪,改未來的生。
誤點的中國列車,請你幹脆停一停,等一等,載上每一個有自由和尊嚴的中國生命,鏈接整體中國人的良知和道德,不要讓江山變成危樓,不要讓GDP脫軌,更不要讓家園坍塌,讓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平安抵達終點。
"我們欠缺的是,透過心靈實實在在的對話,我們需要通過懺悔,搭建“悔”和“改”的橋梁:悔過去的罪,改未來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