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愛國海歸廖秋忠

謝盛友：1978年的愛國海歸廖秋忠



廖秋忠（1946年1月14日－1991年10月27日）被“保釣”改變了命運，1978年，他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後，海歸中國大陸，成為中國社科院第一個語言學博士。廖博士是台灣嘉義人，早年曾先後就讀於東海大學、台灣師範大學。後赴美國留學，留學期間他曾參加保釣運動。到中國大陸後，任職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所，1990年出任《國外語言學》雜誌主編。他還是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員，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副會長，台灣同學會會長，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1991年因肝硬化腹水在北京逝世。

1978年後，廖秋忠與呂叔湘先生一起培養“文革”後招收的研究生，在中國開創了篇章語言學和語用學的研究。為了節省時間從事專業研究，他甚至連理發等待的時間都不願意花，一直由妻子詹誌芳給他理發。

根據詹誌芳大姐的回憶文章，1973年考大學時，首先要推薦，其次才是考試。詹誌芳當年在農村，可能當時已經有病，腰老是痛，所以她沒有其他的人能幹。詹誌芳真擔心貧下中農不推薦她，沒想到在會上，詹誌芳被百分之百的舉手通過。剩下的就是考試了，詹誌芳的數學是滿分。語文更容易，考的毛主席語錄牆上就有。他們和張鐵生是一屆，詹誌芳及其妹妹，還有謝添的女兒謝綿綿都上了大學。詹誌芳同時得到了四份通知書，最後她選擇了山西大學。

詹誌芳的父親規定她們，二十八歲才可以談戀愛，等到她二十八歲再找對象已經晚了。幸虧那時的知識青年結婚都比較晚，她媽媽到處打電話請人幫忙，幫忙的人很多，可她比較難伺候。現在普遍的人相信緣份，她不相信，她要主宰自己的命運。

詹誌芳已經成了大齡青年，給她幫忙的人很多，她見了不下幾十個，沒有一個喜歡的。她心裏真正希望的是嫁一個年輕的教授，可是大學停辦了好多年，教授都五六十歲了。正巧，打倒“四人幫”以後，回來了一些從台灣香港去國外留學，又很有愛國心的年輕學者，他們很多都有博士學位。可她見過幾個感覺都不行。

一天，她家的一個朋友，帶著她未來的丈夫到她家，還帶來了他的四歲女兒。其實她早就見過他，那是在前一年政協禮堂的春節晚會上。《北京晚報》的記者還采訪過這個女孩，記者問：“你叫什麽名字呀？”“她說我叫大灰狼。”被登在第二天的晚報上。他長得不好看，所以也不出眾，她也從沒想過有一個女孩的男人會是單身。那天他來她一句話沒說，甚至沒有正眼看一眼。結婚以後他告訴她，他可是第一眼就認定她是他要娶的人了。

幾天後，他打電話來說：“我找大小姐。”把詹誌芳的妹妹逗得大笑。這是解放後基本上沒人用的詞，聽來像是瓊瑤電視劇裏的語言。詹誌芳去接電話，原來是他請詹誌芳看歌劇《貨郎與小姐》，詹誌芳問他幾點下班，他說他不上班，詹誌芳從沒聽說過有可以不上班的工作。

歌劇《貨郎與小姐》中有幾句誰聽了都不會忘的歌詞，“有錢嗎？”“有，有。”“有錢我就嫁給你。”“有孩子嗎？”“沒有，沒有。”廖秋忠剛好相反，他沒有錢可是有孩子。

第二次他約詹誌芳去頤和園，他們從冰麵上走過去，他背了一個大書包，不僅帶了麵包牛肉水果還有瓶裝的汽水，這人真夠憨的，玻璃瓶裝的汽水多重呀，那是八一年，他不背在冬天的頤和園還真買不到汽水。他很細心，和司機說好幾點在門口等他們。回到賓館他向詹誌芳說了他的第一次婚姻，那是一個比他大得多的女人，結過一次婚，有三個孩子。他得到博士學位以後要回國工作，他太太因為沒有學位想去夏威夷念一個。

以後廖秋忠病了，詹誌芳因為認識一些服務員，就請他們幫忙照顧，詹誌芳看他舉目無親，就常去看望他。他的日子過得實在很淒涼，有時他起不來床，女兒就自己去餐廳吃飯，那時她不過五歲。他本來講八月結婚，後來又提前到五月，最後提到四月。詹誌芳答應他是因為那年他三十五歲，病得厲害沒人照顧。

結婚時，詹誌芳的媽媽爸爸想按當時的風氣婚事從簡，可他一定要大辦，詹誌芳想他是怕委屈詹誌芳。來賓裏有語言學界的幾位名人，有呂叔湘，有朱德熙，還有專家局的領導，社科院的領導，大約有兩三百人，在那次詹誌芳領教了呂先生的口才，實在是好。

詹誌芳想，對所有的人來說，結婚前把結婚後的事情想清楚都是不可能的。而詹誌芳又沒有好好想。他結婚前對詹誌芳說：“對你最大的不公平就是我有孩子。”

可詹誌芳並沒有這樣想，詹誌芳不想生孩子，有個孩子正好。因為通過文化革命，詹誌芳知道所有的父母都無法保護他們的孩子，不能給他們最基本的權力——上學讀書。詹誌芳會像領養一個戰爭孤兒和地震孤兒一樣的養她教育她，至少要讓她成為中上的人材，絕不能成為國家社會的負擔。

廖秋忠是伯克利加大的語言學博士，曾經住在中國語言學泰鬥趙元任家裏。後來他當了北京市的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全國青聯常委，全國台聯副會長，國外語言學的主編等職，開會出國忙得不可開交。詹誌芳因形勢比較穩定了，就生一個女兒，有了兩個女兒，詹誌芳非常地注意不要有偏心，不要給他的女兒造成心理傷害。他自己的女兒對詹誌芳越來越好了，有一次，她甚至和詹誌芳說：“媽媽，我怕你死了。”她的心裏還是有不安全的感覺。

廖秋忠有許多朋友，其中有一個比較著名的就是諾貝爾獎獲得者李遠哲，他在八一年告訴詹誌芳，李遠哲會拿到諾貝爾獎，果然幾年後李遠哲拿到了諾貝爾化學獎。

相夫教子，當然很忙。但是，做為一個女人也不能太不注意修飾。工作再好，心眼再好，丈夫不在乎，也不可以邋遢。幹淨整潔會打扮，這是一種教養。平常詹誌芳很少化妝，因為詹誌芳信不過那些化妝品。可是有宴會，詹誌芳還是會花一點兒工夫的。詹誌芳也喜歡穿好衣服，但詹誌芳也會注意不要太脫離群眾。

因為廖秋忠的原因，詹誌芳有機會接觸到一些中央領導。胡錦濤、宋德福、劉延東都到過詹誌芳家，他們每年春節都要家訪，看著他們疲倦的樣子，真的很心疼。詹誌芳就對他們說不用來了，寄一張賀年卡就行了，可是他們還是來，在他們身上可以看見老傳統還在。每年春節會有一位副總理請吃飯，使詹誌芳記得最清楚的是習仲勳同誌，因為下麵工作人員的疏忽，使得他在接待一個剛從台灣回來的客人時說錯話，他當著一百多人向這個客人道歉，真太令人感動了。

時間過得真快，一晃十年過去了。廖秋忠是越來越忙，常常把家丟給詹誌芳一人，別人出國都賺錢，而他出國是賠錢，他為了給國家省錢總住朋友家，禮品費又少得可憐，隻能自己買。

八十年代，台灣開始有人來大陸探親，他已經快二十年沒有見過他父母了。他們請過他的父母親，可他大嫂寫信說，他父親怕冷，如果在香港見麵還可以。詹誌芳就和他的學生講，讓他辦好在香港短期講學，他的學生很快給他辦好香港大學的三個月的講學邀請，他完全不知是詹誌芳安排的。到了香港，詹誌芳就讓他寫信打電話給台灣，詹誌芳知道他大哥一定會動心，會帶他父母親去的，果然不出詹誌芳所料。他大哥帶著他父母親及小兒子到香港看他，他媽媽看見他哭了，問詹誌芳為什麽沒來，他說一個孩子在上學，一個在幼兒園，詹誌芳要照顧她們不能來。

回來後，詹誌芳告訴他所有的事情都是詹誌芳安排的，他非常吃驚。三個月後，他去世了。

廖秋忠的身體一直不好，詹誌芳經常提醒他去看病，可他卻說：“醫生說我沒病，你怎麽老多事？”九一年七月他從香港回來，去了上海杭州，又去了青海，然後是雲南。那一年特別熱，他回到北京已經不舒服了，還堅持開了一個專業會。詹誌芳叫他趕快去看病，他去過醫院醫生告訴他是胃病。“十一”休息三天他都躺在床上，“十一”過後，詹誌芳又叫他去看病，拿回來的還是一些胃藥。

又過了兩天，他要上班，詹誌芳陪他坐車。走在陽光下，詹誌芳突然發現，他的臉色發黃，馬上叫車陪他去所裏。到了所裏叫他的學生請來所醫生，所醫生來看了說要馬上送醫院，他還是把下期的雜誌安排完才坐車去醫院。醫院馬上驗尿，安排第二天的B超。從醫院出來，他們又去了一家中醫院，開了藥方。他們回到家做了飯，吃了睡下，詹誌芳心裏七上八下，最後還是無法休息，起來去同仁堂給他抓藥，回來天都快黑了。詹誌芳做好飯就給他煎藥，他當天晚上就吃上了藥。第二天，做了B超，報告上寫著肝硬化腹水。第三天，他住進了傳染病醫院。詹誌芳每天給兩個孩子做好飯就去醫院陪他。

這時，統戰部、人事部、社科院、台盟、台聯、台灣同學會知道他病了，都來看他，希望醫院皆盡全力搶救他，可他已經沒法救了。詹誌芳不相信任何宗教，可詹誌芳在醫院第一次求助於上帝，詹誌芳對上帝說：“如果你存在，請救救他，他實在太年輕了。”

[麻辣擱筆]

凡是粘上“愛國”倆字的海歸，結局大都不怎麽樣。
這個姓廖的海歸，還是台灣同胞，怎麽就不知道在他之前有個叫陳若曦的“愛國海歸”，也是來自台灣，和白先勇還是同學。在美國取得學位之後，“懷著對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向往”，1966年和丈夫一起攜子回到中國大陸“參加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經過了整整7年的大陸生活和工作，幡然醒悟，毅然決然於1973年，假借探親，逃去了香港，然後投奔加拿大，隨後又回到了美國。重新安定之後，她寫出了著名的小說《尹縣長》，在海外引起轟動。為此江青氣得大發雷霆，下令以後對海外回來的“愛國華僑”要嚴加監視。
這個姓廖的大概一回來就泥牛入海，人格立馬被悶死湮滅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麻辣擱筆]

同時得到四份錄取通知書？這樣的事情在當時的中國不可能發生。
這是本文的重大編造痕跡之一。

[freewriter]

主要讀到廖秋忠夫人的事，到底也不知道廖秋忠在忙什麽。

不過，當看到“……詹誌芳同時得到了四份通知書，最後她選擇了山西大學。”的記載時，十分吃驚。真是第一次聽到在中國有這樣的大學錄取待遇。原以為隻有外國才有這樣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