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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五都選舉聯想：國民黨，一張模糊的照片
謝盛友：國民黨，一張模糊的照片
台灣五都選舉，才讓我想起國民黨，我天天跟蹤台灣新聞。輿論普遍認為，這次選舉的結果不僅影響未來政局，也是2012年大選前哨戰，台灣著名政論家南方朔更是直言“它結結實實的就是兩黨的總決戰”。
妻子問我：“你每天看台灣選舉新聞，有什麽用？”
我反問：“你每天教洋人中文，有什麽用？是否有用，不是你我說了算；是否有用，不一定是現在說了算。”
這場對國民黨充滿考驗、甚至牽動台灣藍綠政治版圖的選戰，與我有何相幹？想一想也是，台灣選舉跟我實在沒有任何關係，但是，國民黨跟我實在有關係。
小時候，國民黨對於我就是一個“恨”。我經常無辜被同學毆打，所以我心裏很恨國民黨。在學校裏，不知道為什麽經常被罵“國民黨狗崽子”，回家的路上經常被強壯的同學圍攻，幾乎每天迎接別人扔來的石頭，我的書包裏經常被人放入狗屎，……。我問我媽媽，為什麽這樣？媽媽回答說：“你爸爸曾有一段不光彩的曆史。”
長大了，國民黨對於我就是一個“怨”。我實實在在地感覺到，父親“不光彩”的曆史給我們兄弟姐妹帶來的“恥辱”，因為爸爸1949年以前國民黨文官的身份，讓我們兄弟姐妹很多次失去升學升遷的機會。
後來啊，國民黨對於我就是一個“痛”。我沒有因為國民黨而獲得任何好處，卻因此而被牽連。奇怪的是，當我知道我爺爺跟隨蔣中正北伐，大學畢業後，為了救國，嘔心瀝血，日夜辛勞，竟然於民國24年在南京出席國民黨五中會時病逝，對於國民黨，我反而不恨了。
大學畢業後，在工作單位裏認識了蔣麥占[1]，我們成了好朋友。蔣麥占年齡比我大二十多歲，我理所當然叫他叔叔。有一次，我們徹夜閑聊。麥占叔叔告訴我，他1981年第一次出國考察，上了飛機還不敢說，等飛機在美國降落後，走出機場，他才跟代表團團長說，他是蔣廷黻[2]的親侄子。我當時立刻體會到麥占叔叔的良苦用心，若他在上飛機前暴露，出國就免了。到了紐約，下飛機，麥占叔叔當然想去看一看他的伯伯，當然是蔣廷黻博士的安息之地。
2010年1月，我在閱讀蔣廷黻，把“蔣麥占”放在Google，竟然看到國內某網站刊登麥占叔叔逝世的訃告。我的腦子一下子回到長沙、回到銅祿山。麥占叔叔的家庭，沒有因為蔣廷黻而獲得任何好處，與我們家一樣，在文化大革命中卻因此而被牽連被迫害。
出國前，我曾經大膽地問我父親：“爸爸，你1950年為什麽不去台灣？” 話說出口後，我立刻後悔，不應該再次用針刺父親的傷痛，麵對我的“逼供”，父親無語良久，搪塞給我一個“忠孝難兩全”：“我去台灣，誰養你的奶奶？”
肩背父親的“忠孝難兩全”，我1988年踏上北去的國際列車，穿越西伯利亞和柏林牆，來到德國巴伐利亞自費留學，不久後，父親逝世了。與麥占叔叔之間，偶爾（尤其是過年過節）我們還有電話聯係。
在德國，我讀索爾仁尼琴，大作家用他的一生告訴我們：“善與惡的界限，不是在國家之間，不是在階級之間，也不是在政黨之間，而是在每一個人心中穿過。”
讀大文豪的話語，我似乎找到了一個小答案。
現在啊，國民黨對於我就是一個“傷”。這個“傷”，連我自己也不清楚為什麽。其實，現在的國民黨與我毫無相幹，“哪一個政黨最能領導台灣”，國民黨的“政權保衛戰”，關我什麽事？
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麽，台灣每次政治“動蕩”，每次大選，都會牽動我的每一個神經，都會撥動我的每一根心弦。
也許，就因為國民黨在我心中是一張模糊的照片吧。
寫後記：
我的“恨”、“怨”、“痛”和“傷”，也許跟國民黨有關，似乎不是國民黨造成的，這可能就是心中的照片越來越模糊的原因吧。
注釋：
[1] 蔣麥占先生曾是中國電工技術學會工業與建築應用電氣委員會、美國IEEE的高級會員，同時還是IECTC64中國的委員，長沙電氣設計工程師學會理事長，施耐德的《電氣裝置應用（設計）指南》（中文版）的總譯審。他長期從事電氣工程的設計工作，不僅在工作中為國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而且在電氣工程的設計技術的研究工作中卓有成就。在他退休以後還積極進行有關技術的研究和交流，深受全國各地業界同仁的欽佩和尊敬！
[2] 蔣廷黻（拚音：Jiǎng Tíngfú；1895年12月7日－1965年10月9日）中國歷史學家，外交家。1906年初，11歲的蔣廷黻進入長沙明德學堂就讀，一學期後轉入美北長老會在湘潭所辦的益智學堂，在那裡深受美國傳教士林格爾夫婦的影響。1911年，16歲的蔣廷黻受洗加入基督教。1911年，16歲的蔣廷黻前往美國求學，就讀於密蘇裏州parkville的派克中學，半工半讀。1914年進入俄亥俄州奧柏林學院，主修歷史學，獲得文學士學位。此後曾應基督教青年會之徵，赴法國為華工服務。1919年，蔣廷黻回到美國，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海斯教授，攻讀歷史，1923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23年，蔣廷黻回到中國，先後任天津南開大學、北京清華大學教授，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歷史係主任。1932年，蔣廷黻與胡適等人共同創辦《獨立評論》雜誌。作為歷史學家，蔣廷黻不贊成中國傳統史學研究的考據方法，引進西方的現代綜合的歷史研究方法。蔣廷黻擔任清華大學歷史係主任期間，進行了一項建立現代中國歷史學的宏偉計劃，要使中國歷史的每一個時代都有專門學者和教授研究。為此他一麵著力網羅已有成就的學者，一方麵積極訓練一批年輕的學者，減少他們的授課時數和行政事務，為他們提供良好的研究條件（參考書、助理人員），讓他們潛心研究學術。因此，清華歷史係中國史研究的形成了陣容可觀的教師隊伍：中國通史及古代史專家雷海宗，隋唐史專家陳寅恪，元史專家姚從吾和邵循正，明史專家吳晗，清史專家蕭一山（兼任北大教授），蔣廷黻本人則專攻近代史及近代外交史[2]。他在研究中國近代外交史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對近代中外關係變化如何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看法，十分重視中國近代對外關係史檔案資料的整理工作。他以當時首次影印刊布的清宮檔案《籌辦夷務始末》為基礎編輯了《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中兩卷），收購散藏於民間的檔案，編輯道光、鹹豐、同治三朝《籌辦夷務始末補遺》（同治五年以下未編成）。1935年12月，蔣廷黻離開清華大學，以非中國國民黨員的學者身分加入民國政府，任行政院政務處長。後從事外交事務，1945年被任命為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1961年11月，蔣廷黻改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兼駐聯合國代表。1965年10月9日病逝於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