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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盛友：一個海歸的命運
—— 讀《孤雲汗漫——朱偰紀念文集》有感
在留德前輩朱偰先生的女兒朱元春大姐的參與幫助下，浙江省海鹽縣政協編輯出版了《孤雲汗漫——朱偰紀念文集》。拜讀先生的大作，品味先生的紀念文集，筆者百感交集，深為先生的人格魅力所感動。筆者通讀了《孤雲汗漫——朱偰紀念文集》，除了他本人的劄記、散文、評論、史學研究、日記、詩詞、文集，還有23篇友人和子女的紀念文章，這一切讓筆者看到了一個獨立的朱偰。
朱偰先生（1907—1968）出生於浙江海鹽縣一個書香世家，其高叔祖是清朝道光年間狀元，族中先輩出過多位進士。朱偰先生的早期受教是在其父朱希祖先生的指導下進行的。特殊的書香世家多年的熏染，使少年的朱偰得風氣之先，比別人更有條件接觸那些站在時代峰巔的進步知識分子的思想。父親朱希祖時為北大著名教授，他的家因此也就成了一個文人集聚的學術、文藝沙龍，陳獨秀、錢玄同、胡適、魯迅、傅斯年、周作人等均是他家的座上客。這些通儒碩學，時代精英，常在那裏放談縱議，發警世之言，抒宏偉之論，這便是青年朱偰成長的人文環境。
1929年夏，朱偰先生由北京大學畢業，考取德國柏林大學研究生。幾年的留學生活，所交遊者，多文學之士，如滕固、馮至、徐梵澄、蔣複璁、姚從吾、王光祈、朱自清等，據他當年的筆記記載，他在柏林的寓所，成了當時華人學者的文藝沙龍，也就是在這段時間，他結識了應德國東方藝術會邀請，到柏林演講《中國繪畫六法論》的劉海粟，並終生成為至交。1932年5月，朱自清到歐洲來旅行，路過柏林，馮至特意在朱自清住處，設茶點招待，並請了滕固、蔣復璁、徐梵澄、陳康和朱偰作陪，還請朱偰攝影留念。
朱偰在讀大學時很喜歡德國文學家施托姆。當時郭沫若翻譯了施托姆的名著《茵夢湖》，朱偰覺得“文句頗流麗，意味也深長”，但字句上錯漏不少，就幹脆自己動手來翻譯，並在序文中列舉的郭譯“可以商榷之處凡十五條”。這就是開明書店出版的譯作《漪溟湖》。朱譯一出，引好聲一片。當時以郭沫若為首的創造社，在翻譯問題上經常批評別人譯得不對。茅盾就說：“朱偰的《漪溟湖》逐條指出(郭沫若譯書的)錯譯十多處，可惜創造社諸公丈八燈台隻照見了別人。”茅盾與朱偰之父朱希祖同為文學研究會的發起者，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是現代文學史上雙峰並峙的兩大社團，茅盾這話雖不免有門戶之見，但對朱偰的讚賞卻表露無遺。接著，朱偰又在開明書店出版了施托姆的詩作《燕語》。
朱偰對南京有著極深的感情，他認為，長安、洛陽、金陵、北京四大古都之中“文學之昌盛，人物之俊彥，山川之靈秀，氣象之宏偉，以及與民族患難相共，休戚相關之密切，尤以金陵為最”。因此，他在授課之餘，背著一個德國相機，對南京的名勝古跡進行實地調查，並從事攝影測量，幾年下來，“舉凡古代城郭宮網、陵寢墳墓、玄觀梵刹、祠宇橋梁、園林宅第，無不遍覽”。然後從一千多幅照片中，精選了320幅圖片編成《金陵古跡圖考》。接著又編寫了《金陵古跡名勝影集》出版，一圖一考，相輔而行，成為最早係統介紹南京曆史文化遺存的著作。出版後，一時洛陽紙貴，影響廣泛。連遠在延安的劉伯承讀到此書時，也為之叫好。
1949年8月8日，中央大學改名南京大學，朱偰繼續擔任南大經濟係教授及係主任。1951年9月22日，中共南京市委派人來南大，通知朱偰：“劉伯承、陳毅將軍欲一見朱先生。”約定翌日派車來接。
朱偰夫人淩也徽女士在她文章中寫道：“落座後，劉將軍高興地說：”昔日在延安讀你的書（按：指《金陵古跡圖考》）時，很想與作者一見。那時我在解放區，先生在國民黨統治區。今日書與作者俱在麵前，可謂如願以償。‘之後，劉、陳二將軍約朱偰，乘車赴清涼山絕頂望莫愁湖、觀石頭城。繼又赴鳳凰台吊瓦官寺遺址及阮籍衣冠塚。下午又登紫金山，北望六合，八卦洲一帶。不久，劉、陳兩將軍又同朱偰一起參觀了南唐二陵。“
新中國戰功赫赫的開國元勳，對金陵古跡這樣關心，對一個文化遺產的守望者來說，確實鼓舞很大。朱偰當天的日記記錄了午餐席間，就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十七勇士搶渡大渡河以及紅軍經過涼山彝族地區的詳細情況，劉伯承將軍的一番細述，他當著珍貴的史料以實紀錄。從中可看出朱偰當時的心情。
根據元春大姐的文章，朱偰說“我是中國人，我愛自己的祖國。我願意我們的祖國繁榮富強，共產黨領導得好，我願意跟著共產黨走。”但是，共產黨究竟如何對待如朱偰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心中沒數。
元春大姐還說：“1949年12月至1950年3月，父親與胡小石、劉敦楨、曾昭燏等專家先後八次對南京附近的六朝遺跡進行調查，最後由他們共同具名給新政府寫了報告，提出了保護的具體辦法。1956年5月父親寫了《南京的六朝遺址》、《丹陽的六朝陵墓石刻》。1957年他還寫了《修複南京六朝陵墓古跡中重要的發現》。在他最後遺留的手稿中還有一篇殘稿《齊梁二代石刻和雕塑的研究》。”
1956年，當南京開始以一毛錢一塊磚的價格大拆城牆時，朱偰奔走呼籲，終於保住了中華門這一段城牆。
1957年後，朱偰戴著那頂沉重的“右派”帽子，從領導崗位被拉下來，發配到出版社去當了一名編輯，當編輯除了接受思想改造，也得接受勞動改造，出版社、畜牧場、太平門外黑墨營農場成了他的再生之地。那段時間，他主要是到農場接受勞動改造、種地、割麥、壘豬圈、拉板車樣樣都幹，一兩個月不回家那是常有的事。在這種長時間的孤立、寂寞、孤獨的情況下，唯一能使他忘卻痛苦的就是寫作。
當時任江蘇省文化局的周邨局長，到出版社視察工作時，在資料室見到朱偰，關心地問他近況，並要他收集整理希祖先生的遺著，由周聯係請中華書局出版。朱偰從內心感激。他這種人是沒有創作時間的，隻能利用接受勞動改造之暇，在寒風砭骨的農場茅舍，在昏暗的燈光下，忘記疲勞和痛苦，悉心研究，仔細校勘；用滿是裂口的手，奮筆疾書，抓緊工作，朱希祖先生的《汲塚書考》、《明季史料題跋》兩本遺著，分別於1960年和1961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因朱偰是“右派”，整理者朱偰的名字都不能在書中出現。
希祖先生的另兩本遺稿《文學史論叢》和《史學叢考》均因“出版方針有變”，未能刊出。
1961年9月，朱偰為保護南京古城牆而戴上的那頂“右派”帽子，突然被摘掉。也許，他認為莫名的厄運結束了，他被組織上調到南京圖書館工作。曆經磨難朱偰對南京古跡的癡迷與熱愛仍一如既往，1965年初冬，他利用工作餘暇，跋涉於南京城郊，詢訪各古跡遺址。精密考證測繪，通宵達旦繪製成《金陵古跡圖》、《南京近郊名勝古跡圖》和《明代宮城複原圖》，並寫出論文《從一篇新發現的明人故宮記中研究明故宮的製度和建築》。考證古跡，這一點僅有的權利，作為一個文化遺產守望者最後的尊嚴，也未能保留下來，他費盡心血收集整理的這些資料和三幅古跡圖、論文手稿均在隨之而來的“文革”中片紙不存。
1966年8月26日，南京圖書館造反派“紅尖兵”和南京工學院“紅衛兵”，在朱偰家整整燒了半天的書，一時火光衝天，清溪村一號這座往日清靜的小庭院，一片狼藉，花草樹木被踐踏，書籍在火堆裏變成灰燼，個子不高的朱偰再三阻止，聲稱此書已捐給國家（注：1965年捐給南京圖書館的書，到“文革”前還沒有完全搬走），是國家財產，但不起任何作用，損失不小。幸得南圖領導派人阻止，才避免更大的損失。
那段歲月，每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裏，無不滲透著謊言和血腥，全家人在驚恐中被攆走數次，朱偰本人更是遭受曠日持久的勞改、批鬥、遊街、寫檢查書、認罪書；被人任意打罵。一生拒絕趨奉，堅守真理的朱偰，最後在盛滿人類文化結晶的神聖殿堂——南京圖書館隔離審查中，因難以忍受非人道的精神、肉體的殘酷折磨於1968年7月15日含冤、含恨、憤而辭世，終年61歲。
城牆已毀，呐喊聲也日漸遙遠。他留給人們的，是這樣一絲微弱的聲音：“我沒有罪，你們這樣迫害我，將來曆史會證明你們是錯誤的。”
1978年，在追悼朱偰的大會上，終生至交劉海粟先生送去的挽聯：“真理長存，鐵骨丹心昭百世；是非論定，文章經濟耀千秋。”
1994年3月3日，艾煊先生的《帽子和城牆》在江蘇《新華日報》上發表，艾煊先生以老辣的筆觸，記錄了當年那場拆城鬧劇，文中說：“隻有朱偰直接拿‘帽子’換來這座中華門城堡，到底沒有被拆被毀，今天依然巍巍聳立。”
我們都是文化人，如果文化人沒有文化守護精神，在民族記憶的維護上不做我們應該做的事情，可以說我們就不配做一個文化人。要滅一個民族，先滅它的曆史。一個民族的記憶被抹殺了以後，這個民族可以說就消滅了。好比一個人忘記了自己生存發展的曆史一樣，他就會很愚昧，就很容易被別人蒙弊，因為你沒有曆史的根基，沒有文化的根基。
我們都是文化人，說說寫寫而已，沒有像朱先生那樣用自己的生命來抗拒愚昧，我們崇敬他。一個獨立的朱偰，為中華文化的守護付出了血的代價。
寫於2009年11月18日，德國班貝克
（作者：謝盛友：歐洲《European Chinese News》出版人）
第一次聽說有中德合作 你說的是真的嗎?
剛才跟朱先生的女兒通了接近一個小時的電話，她在柏林，朱先生的兒女孫子是我辦的刊物十幾年的忠實讀者，原來文學就是這麽親近親熱親心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