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515)
2009 (91)
2011 (89)
2015 (78)
2017 (115)
2018 (134)
2019 (117)
2020 (196)
2021 (159)
2022 (98)
2023 (111)
謝盛友：偽良心是怎樣煉成的？
從田文華被判處無期徒刑想起
根據媒體報道，石家莊市中級人民法院星期四（2009年1月22日）下午判處前三鹿集團董事長田文華無期徒刑。其餘被定罪的集團高層人員中，前副總經理王玉良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罰款2378萬元；前副總經理杭誌奇被判刑8年，罰款90萬元；欠奶事業務總經理吳聚生被判刑5年，罰款60萬元。法庭稍早還判處生產和銷售了名為“蛋白粉”的三聚氰胺混合物的張玉軍以及被控向原奶中添加三聚氰胺混合物的奶農耿金平死刑。另一名名被控非法生產三聚氰胺混合物出售給牛奶場以及奶站的分銷商高俊傑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其餘四名被定罪的三聚氰胺混合物分銷商中，張彥章和薛建忠分別被判處無期徒刑，張彥軍和蕭玉分別被判處15年和5年有期徒刑。奶農耿金珠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罰款50萬元。田文華等四名三鹿集團高層被控“生產、銷售偽劣產品罪”，張玉軍等人分別被控“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生產、銷售有毒食品罪”等。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摻入三聚氰胺的奶粉造成中國約30萬幼兒中毒，其中6人死亡。
田文華他們沒有良心嗎？可以說沒有，也可以說有，至少我說，他們沒有社會道義。良心是自己的，道義是與別人“發生關係”時才出現。道義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作人的約束，規範，規矩。道義本身就是用來維係和調整人與人關係的準則的。田文華他們當然知道三聚氰胺危害健康危害生命，他們沒有社會道義的具體空間在於，中國沒有檢測三聚氰胺的機製和提醒公民不要上當被害的製度。如果中國的食品檢查製度像德國一樣嚴格，在食品裏投毒就很難有空間。
在國內沒有維持社會道義的機製和製度。田文華他們的道義是怎樣被犧牲的？從表麵上看，是中國從原來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而產生出來的，是全民拜金的後果，因為有人認為，中國的經濟催生道德的墮落，國民經濟逐年上升，道德逐年下降，正好成反比，到處都是拜金主義。
拜金主義全世界都有，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從古到今，道德在中國占據著舉足輕重的重要位置。我們從小被教育犧牲自己以利他人，犧牲個人以利整體。不是嗎？“毫不利己，專門利人”，這些“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宣傳並沒有錯。
1999年在柏林跟龍英台座談，龍英台說她在大陸閱讀到報紙，有一位老太婆在馬路旁邊摔倒，大白天千萬人來往路過，就是沒有人攙扶起老太婆，龍英台不解：我們中國是千年禮儀之邦，怎麽能夠發生這樣的事情？
根據南方都市報2007年09月06日報道，男子自稱攙扶老太反被告上法庭。自稱攙扶救助一位摔倒的老太太卻成被告，法院“推理分析”做出判決。
7月，南京的一位老太太將青年彭宇告上法庭，稱對方撞倒自己，要求其賠償十幾萬元的損失。彭宇則稱自己好心幫助那位老太太，將她扶起送她去醫院，卻反被誣。
彭宇稱，2006年11月20日，他在公共汽車站好心扶一名跌倒在地的老人起來，並送其去醫院檢查。不想，受傷的徐老太太及家人得知脛骨骨折，要花費數萬元醫藥費時，一口咬定是彭宇撞了人，要其承擔數萬元醫療費。被拒絕後，老人向鼓樓區法院起訴，要求彭宇賠償各項損失13萬多元。
判決書中還稱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醫院，而可以“自行離去”，“但彭宇未作此等選擇，他的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判決書繼續說：“人被外力撞倒後，一般首先會確定外力來源，辨認相撞之人；如果撞人之人逃逸，作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應，是呼救並請人幫忙阻止。本案事發地點是公共場所的公交站台，且事發時間是視線較好的上午，事故發生的過程非常短促，故撞倒老太太的人不可能輕易逃逸。而根據彭宇自認，其是第一個下車的人，從常理分析，他與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較大。”
法院認為，如果彭宇是見義勇為做好事，“更符合實際的做法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是好心相扶。”
“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據社會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達後，其完全可以說明事實經過並讓老太太的家人將她送到醫院，然後自行離開。但彭宇未作此等選擇，他的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判決書寫道。
此案唯一目擊證人陳先生高呼：“朋友們，以後還有誰敢做好事？”
彭宇已因此失業。
2009年在寒舍與80後留學生聊天，有一位男生敘述說，在家裏我們的父母我們的長輩都是教育我們，做好人，做人要有良心。可是，有一次他跟他父母親出門，就在馬路旁邊，一位老太婆被撞倒，肇事者與老太婆爭執，眾人圍觀，他父母親下令，趕快繞道過去，立刻離開那“是非”之地。
十年來我一直在思考一個概念：偽良心。我們的良心為什麽走不出家門？為什麽上不了台麵？為什麽總是粉墨才能登場？為什麽見不得人？
從文化裏找原因：
我們中國人與歐洲人不同，最大的不同是，我們善於在個性人格中找普遍人格，歐洲人則相反，他們非常強調個人的個性人格，個人的獨特發展，不管是哲學思想還是文化藝術，不管是未來的規劃還是現實的管理，都這樣“個性獨立優先”。
人格一詞來自拉丁文 persona（麵具），即個體特有的特質模式及行為傾向的統一體，又稱個性。人既有表現於外給人印象的特點，也有某些外部未必顯露的東西，這些穩定而又異於他人的特質模式，使人的行為帶有一定的傾向，表現了一個由裏及表的、包括身與心在內的、真實的個人，就是個人人格。
我們在“人性本善”的教育下，平民老百姓個個認為自己都是好人，個個都要做好人。中國儒家精神是對成聖的向往和崇拜，有了聖人就不需要上帝了，中國傳統的至高理想是人人做聖人。中國的知識分子則認為，自己多讀了幾本書，“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直氣壯，當不了聖人，至少應該當“國師”，為皇帝獻謀獻策，不然就是知識分子的失敗。也就是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英雄有用武之地”，因為個性人格被犧牲了，黨中央規劃出一個普遍人格，他就是我們的“英雄”，人人都向這個英雄學習，爭取做好人。英雄巡回報告會，一場接著一場，一人講，大家聽，學習做，到頭來人人還是無法做成“好人”。
從雷鋒到張海迪，都是這樣。張海迪2007年在我居住的城市當“駐市作家”，我跟國際藝術家協會主席高爾曼博士說，張海迪是黨中央號召全國人民學習的“英雄”，在中國幾乎沒有人不知道她。我問高爾曼德國政府有否也樹立英雄號召全國人學習英雄，他苦笑沒有直接回答，隻是間接地說，頂多有媒體報道讚揚其事跡。
所以，平民老百姓把良心留在家裏，出門看到馬路旁邊不公，就繞道過去。黨中央則粉墨登場大聲呼籲：推動社會公平正義是政府的良心。
根據中國網消息，2008年3月18日上午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人民大會堂三樓中央大廳與采訪十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中外記者見麵並回答記者提出的問題。溫家寶在回答鳳凰衛視記者提問時指出，要推進社會的公平正義。如果說真理是思想體係的首要價值，那麽公平正義就是社會主義國家製度的首要價值。公平正義就是要尊重每一個人，維護每一個人的合法權益，在自由平等的條件下，為每一個人創造全麵發展的機會。如果說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是政府的天職，那麽推動社會公平正義就是政府的良心。
我簡直不敢相信，這話出自泱泱大國總理之口。這是哪門的事？政府是被人民委任來管理國家的機構，人有良心，機構怎麽能有良心？莫名其妙！推動社會公平正義是要靠合理合法的製度，按照溫大哥的說法，法院法官遇到不公，判決時要靠法官的良心？
所以溫大哥的這句話比他的眼淚還要廉價，不值錢。
從製度裏找原因：
德國的“社會主義”不管如何，但是在德國每個人都可以看病，看得起病，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德國宰相奧托•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人稱“鐵血宰相”（德文：Eiserner Kanzler）全球最卓越的政績之一，他任普魯士首相期間通過一係列成功的戰爭，統一了德國，並通過立法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養老金、健康和醫療保險製度和社會保險製度。
二十多年來我每月繳納六百多歐元的醫療保險，幾乎沒什麽看病（隻是闌尾炎開刀住院過一次），但是，若不是強硬的保險製度，我可能不會這麽老老實實地繳納保險費，我繳納了，我沒有用上，虧了嗎？不一定。別人用得上，萬一我病了，我也能看醫生或住院。當然繳納了，最好我永遠健康，永遠用不著自己繳納的保險費。這才是“賺”了，怎麽能說是虧了呢？
我居住這個城市有一個德裔俄羅斯人，他曾是蘇聯的工程師，但是移民到德國後無法找到工作，失業在家，六年前患癌症，西醫無法治愈，我太太通過關係，協助他在開封找到中醫治療，所有來回路費和在中國的醫療費，德國社會局報銷。
如果在中國也像德國這樣的醫療保險製度，每個人都可以看病，看得起病，我想不可能沒有人不攙扶起老太婆，把她送到醫院。國內的製度缺陷在於，誰扶起了老太婆，可能被誣陷，幫助者要為她支付可能是巨額的醫療費。這樣一來，良心又留在家裏，沒有走進社會。
根據中國媒體報道，中國三年投入8500億改善醫療。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009年1月21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關於深化醫藥衛生體製改革的意見》和《2009—2011年深化醫藥衛生體製改革實施方案》。 到2011年，中國希望自己的基本醫療保障製度能全麵覆蓋城鄉居民，並且要全麵普及基本醫療衛生的服務並明顯提高服務水平。 同時要明顯緩解“看病難、看病貴”的問題。會議還決定，從2009年到2011年，重點抓好基本醫療保障製度等五項改革。其中包括：加快推進基本醫療保障製度建設；初步建立國家基本藥物製度；健全基層醫療衛生服務體係；促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逐步均等化；以及推進公立醫院改革。
實話實說，我閱讀到這樣的消息，比閱讀到奧運成功閉幕的，不知道要振奮多少萬倍。
從信仰裏找原因：
在歐洲我經常被問：“中國的國教（比較統一的宗教、絕大部分人口信仰的宗教）是什麽？”我無從回答，儒教還是道教，佛教還是馬克思？
布什在清華大學演講時說，95％的美國人是有宗教信仰的。美國人的宗教信仰是英國傳過去的。而我們中國人自小受到的教育是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封建迷信，必須被徹底清除幹淨。後來又聽了馬克思的話，認為“宗教是鴉片”。
中國不是無神論，是多神論。
奧巴馬手按林肯當年宣誓時所用的《聖經》宣誓就任美國總統，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約翰•羅伯茨在旁公證。我們中國的國家元首從來就沒有手按《論語》宣誓，或手按《共產黨宣言》或《資本論》宣誓，多神論的中國造成沒有國教的中國。
德國也是90％以上的人信仰基督，我兒子上天主教幼兒園時，幼師就發給我們資料，讓我這個當爸爸的念給他聽《愛鄰人》的故事：
有一個猶太宗教家來問耶穌說，宗教誡律中最重要的什麽？耶穌回答說：“你要以全部的心誌、情感、理智愛上帝，這是第一重要的誡命。其次相等重要的是：你要愛鄰人像愛自己一樣。”這位宗教家又試探地問：“誰是我的鄰人？”耶穌就說了這個“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
有一個人，他在險惡的旅途中遇見了強盜，財物被搶光了，連衣服也被剝光了，還被打了半死躺在路邊。有一個猶太祭司從那裏經過，他一看見那個落難的人，就從另一邊繞過去了。又來了一個在猶太聖殿中工作的人，他上前看看那個人，也從另一邊走開了。這時，來了一位撒瑪利亞人（是猶太人瞧不起的民族），他看見這個落難的人，就動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為他消毒裹傷，然後扶他坐上自己的牲口，帶他到一家客棧，在那裏照顧他。第二天，這位好心人交給客棧主人銀兩，請主人照顧這位落難者，他回來的時候會付清所有的費用。
耶穌說了這個故事，就為那位宗教家說，“依你的看法，這三個人當中，哪一位是那位落難人的鄰人呢？”那位宗教家說，“當然是那位仁慈的人。”耶穌就說：“你去照樣做吧！”
這樣的故事，德國教會裏的小孩像我們當年學習雷鋒一樣，經常反複地學習，不厭其煩，等這些小孩大了一些，教會組織他們參加紅十字會等協會的“救貧扶弱”活動，我兒子幾乎每年都會參加教會組織的到羅馬尼亞最貧困的地區，協助蓋房子蓋校舍，輔導英語數學等義務活動。
看到我兒子的良心沒有一天一天地“壞”下去，我認為，信仰是個好東西，教會是個好東西，這些好的東西把人的良心從家裏帶到社會。
帕斯卡( Blaise Pascal 1623-1662，法國哲學家)曾說：人是什麽？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獸。
的確是這樣，人有信仰後，天使的成分可能會（不一定每個人）超過野獸的成分，至少會天天提醒你，把那心中的野獸老虎壓下去，別老跑出來咬人。
人不可能是完人，每個人隻要做到一點點的“好人”，讓天使多一些，野獸少一點，社會道義的機製就煉成了。
寫於2009年1月22日，德國班貝克
大家看看下麵的文章,就是出自謝先生喜愛的龍應台的筆下.請特別注意她關於什麽是民主,一及她所聲稱的"使我被陳水扁成功“綁架”的，是中國集權政體對台灣民主的威脅"的混蛋邏輯.
謝先生,我為你有這樣的偶象感到可恥.
為台灣民主辯護——與華人世界對話（龍應台）
我們，華人世界
我們下了飛機不需要調時針。我們說話不需要翻譯，迷了路可以開口就問；我們隨手買份報紙，拿來就可以讀。電視上的新聞和酒酣耳熱的辯論，不需要解釋就可以聽懂，因為，我們屬於一個“華人世界”，同時區、同語言、同文同種。
我們的履曆非常相似：大多數的我們都有貧窮的童年記憶，少年時對於鎮壓逮捕和政治迫害有了懵懂覺察，大學時開始對西方的開放自由有所向往；成熟時，卻發現現實中有太多的人為障礙，阻擋著我們對夢的追求。
我們的夢，也很相似：傲慢的殖民者，走開；顢頇的專製者，下來；讓公民自己來決定自己的前途。從北京到新加坡，從香港、澳門到吉隆坡，我們都在夢想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而且從長時期的殖民和專製統治的經驗中我們已經知道，公平正義既不能依靠“仁慈”的異族殖民者，也不能依靠自以為替天行道的本族專製者；民主，遂承載著我們深重的期望。
在這一種夢想和苦悶的交織下，台灣的民主十幾年來變成華人世界關注的焦點，除了因為它在華人曆史上開創新局之外，也因為它的發展有我們熟悉的軌跡：帝國主義國家譬如日本或英國，在我們的土地上留下或深或淺的工業化基礎；利用這個基礎，華人胼手胝足地努力，又在威權政府的統治下創出經濟成果，同時將經濟成果投資於教育，但是教育水平提高了之後，人民轉而向威權政府挑戰要求政治參與，逐漸開展出今天的民主體製。
華人民主，行嗎？
華人心底蠢動的問題是：我們的國家或城市，是否也可能沿著相似的規則發展出民主來？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封建官僚、血緣觀念、淩駕法治的泛道德思維方式等等，與講究社會契約、強調權利與義務的民主究竟能否接軌？民主是不是會降低政府效率？民主是不是會帶來社會不安？或者，以華人的公民素質，有沒有資格實行成熟的民主？
台灣的民主是一個公開的當代實驗，在所有華人眼前進行。這個實驗究竟怎麽樣了呢？
台灣政府在沙斯（SARS）期間的慌張混亂、上下扌幹格，相較於新加坡或甚至於北京政府在處理善後時的劍及履及，在華人世界興起一個流行的說法：處理危機時，民主政府不如威權政府有效率。即或不是處理危機，北京或上海近年在城市建設上的高樓暴起，大開大闔，相較於台北建設因為與民眾長期溝通協調而出現的“牛步”效率，也加強了一種印象：民主等於低效率。
台灣國會裏相互嘶吼、打耳光、扯頭發的鏡頭傳遍全球，國際社會引為笑談，華人社區更是當作負麵教材。民主製度裏可能有的弱點，譬如粗暴多數犧牲弱勢少數，譬如短程利益否定長程利益，譬如民粹好惡淩駕專業判斷，在台灣民主的實例中固然比比皆是，但是隨著國會不堪入目的肢體和語言暴力，輔以電子媒體的追逐聳動煽情而更被放大，以至於政治“台灣化”這三個字已經在大華人區中成為庸俗化、民粹化、政治綜藝化的代名。
在這樣的背景中，我們走到了2004年3月20日的總統大選。像拙劣的警匪片：莫名的槍響、離譜的公安、詭異的醫療；像三流的肥皂劇：控訴不公又提不出證據、要求正義又提不出主張、召喚了群眾又不知如何向群眾負責；像不忍看的鬧劇：總統的肚皮公開展示，仿佛肉攤上等待衛生檢查的一堆肉。
這是親痛仇快的一幕：對民主本來就敵視的人，用台灣民主的走調來證明民主的不可行。北京的高官以盛氣淩人的天朝姿態指著香港人說香港人“不夠成熟”，不能實施民主普選。對民主抱著憧憬而希望以台灣民主的成功來做他山之石的人，陷入焦慮。一名南京的年輕學者來信說，“台灣的亂象動搖了全世界華人對民主製度的期許和信心。也許這是民主必修的課程，但是如果學費太昂貴，會使想注冊的人望而卻步，而部分注了冊的人則可能決定退學。一次大戰後意大利的無政府狀態導致了莫索裏尼和法西斯的上台。如果類似的悲劇在台灣上演，將不僅僅是台灣的悲哀，也是全中國人的悲哀。”
我們，究竟能不能為台灣民主的“荒腔走板”辯護？在“警匪肥皂鬧劇”裏，可不可能讀出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尋找核心價值的必要
假設你在一條黑暗的街道上，一扇窗裏突然亮了燈。你看見窗格裏的人在吃飯喝酒談笑，影像分明。但是，你看不見，也不可能知道，一離開那小小窗格，那一家子人做什麽說什麽。你的視角，就鎖在那燈光所在的一方小格子裏。
華人世界看台灣民主，往往也在鎂光燈照亮的一小方格內。在那方格裏，我們看見陳水扁舉著拳頭嘶吼，看見連宋趴下來親吻泥土，看見立法委員帶頭衝法院，看見打架、流血、絕食。在那一小方格內，我們聽見“消滅外來政權殘餘勢力”、“為台灣人民擋風、擋雨、擋子彈”、“衝進總統府”等等充滿煽動煽情、與民主的理性精神背道而馳的聲嘶力竭。
可是，你不能不知道：窗格後麵，有你看不見的縱深和廣度。
縱深之一：為什麽美國的兩黨政治可以那樣平靜地政權交替，勝敗都等四年一決；台灣卻有如身家性命的孤注一擲？是華人文化裏缺乏理性嗎？
不，是階段的不同。美國的民主製度有200年的實踐經驗，今天兩黨之爭隻是政策之爭，屬於執政的技術層麵。台灣民主，從解嚴的1987年算起，隻有短短17年。兩黨所爭，不是政策，而是核心價值之爭，屬於文化認同、安身立命的靈魂層麵。為技術或為靈魂而爭，意義不同，激烈程度當然不同。別忘了，美國為了對於奴隸製度的認知差異，是打了仗、流了血的。奴隸製度，牽涉到自由和人權的核心價值認定；為了核心價值，人，是可以義無反顧的。
凡是從專製統治解放出來的社會，在獨裁者或殖民者走了以後，會有一種迫切的需要，需要重新麵對被扭曲、被偽造的曆史，用自己的眼睛徹底找出真實的自己。殖民的日本、威權的國民黨、集權的共產黨；文化的日本、文化的中華民國、文化的古老中國——三股文化的影響與政治的籠罩，還有被稀釋掉了的非漢族原住民的影子，糾纏在台灣的深層意識中。未來怎麽走取決於過去怎麽解釋，那麽過去怎麽解釋？不同來曆的台灣人——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外省人，因為集體經驗不同，痛點不同，感情的投射方向不同，對於“台灣應該是什麽”因此有截然不同的認知。這些不同的認知必須經過長期的交鋒摩擦之後，才能得出共識，也就是一組共同的核心價值；沒有共同的核心價值，就沒有公民社會。
如果你知道，尋找、建立共同的核心價值是任何民主必經的首要過程；如果你知道，台灣人在經過50年日本殖民、40年軍事戒嚴，而此刻還麵對強權的國際封鎖和飛彈的威脅，這是第一次有機會試圖“把自己理清楚”；如果你知道，在壓抑了一百多年之後，自由第一次來到，而且隻有短短的17年，17年中沒有軍事政變、沒有流血暴動、沒有強人獨裁……你會怎麽說呢？
你在鎂光燈小方格裏看見警察的盾牌和受傷的人民，但是你看不見的縱深是：50萬人上廣場，心中怒火狂燒，可是行為理性溫和，秩序井然，對於民主真相的要求，卻又堅定不移。另外可能也有50萬人，對廣場上的認知完全相反，但是忍耐地留在家中，不衝上街去叫囂對抗。3月27日可以說是台灣“新公民運動”的開啟。
更何況，選舉的爭議翻天覆地，人們血脈賁張，但是最終還是訴諸司法；我們沒有看見暴民，沒有坦克，沒有街頭的火焰衝天。
是的，在權力爭奪的卑鄙齷齪中，我仍然看見深沉的理性和文明的努力。
民主在生活裏
在那一小方格裏，很多人以為：那就是民主了，選舉投票、國會爭執、萬人抗議，很聳動，很刺激。你或許羨慕它：我們，門兒都沒有。你或許排斥它：太亂。
可是我想告訴你，不，那不是真正的民主所在。民主真正的意義，在那小窗格以外，無形地溶在生活點滴裏。
是民主，使台灣變了。政府機構、軍事單位從長期霸占的都市核心撤走；庶民曆史重要，因此曆史街區得到保存；族群意識高漲，弱勢的權力——不論是語言文字還是宗教信仰，得到平等保障；市民參與政府決策，因此城市的改造由市民意願主導。如果說，民主政府的效率低，是的，那是因為政府必須停下腳步來聽人民說話，很費時間。可是，你要一個肯花時間來聽你說話的政府呢，還是一個招呼都不打就可以從你身上快速碾過的政府呢？
民主，就是手上有一本護照，隨時可以出國，不怕政府刁難；民主就是養了孩子知道他們可以憑自己本事上大學，不需要有特權；民主就是發表了任何意見不怕有人秋後算賬；民主就是權利被侵犯的時候可以理直氣壯地討回，不管你是什麽階級什麽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黨，不必討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過日子；民主就是到處有書店，沒有任何禁書而且讀書人寫書人到處都是；民主就是打開電視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凜然地說謊；民主就是不必為了保護孩子而訓練他從小習慣謊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種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會突然被拿走，因為它不是賜予的。
民主並非隻是選舉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思維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氣、舉手投足的修養，個人回轉的空間。這，在小方格窗裏是看不到的。所以如果你對小方格裏的混亂失望，不要忘記，真正的民主在生活裏，在方格以外的縱深和廣度裏。
被“綁架”的感覺
我無意說，台灣的民主很成熟。不，它很幼稚，充滿缺陷，因為它先天不足。
國民黨當權時，我曾經覺得自己是“被綁架的人民”。蔣介石的獨裁使我在西方留學時，覺得抬不起頭來。他沒有我的背書，卻對全世界代表了我。
當時並沒有想到，有了民主之後，我仍然是個“被綁架的人民”。四年來，陳水扁以鞏固政權的手段來治理國家，以對抗中國的操弄來鞏固政權，以族群對立的情緒來凝聚選票，件件都違背我這個公民對民主原則的認知，但是他，對全世界代表了我。
被政客“綁架”的感覺，不好受。
可是，讓我們把事情理清楚：
陳水扁的確是操弄了“中國妖魔牌”而贏得權力，但是他有民意支持；不管怎麽驗票，比四年前多出150萬人投票給他。在指責他玩弄民粹的同時，我們可能不該忘記了根本的問題所在：中國本身的極權統治、中共對台灣的武力威脅和國際壓迫，是台灣人真正的痛苦來源。這種痛苦越深，陳水扁的操弄空間越大。政績可以一塌糊塗，誠信可以疑雲重重，政策可以出爾反爾，國家發展可以長期原地踏步，但是因為有中共極權的威脅在，人民覺得就必須團結在他的羽翼之下，同仇敵愾。對政績、誠信、政策的質疑，對民主程序正義的堅持，都可以被當作“賣國”標售，因為中共的威脅，實實在在，就在眼前。
使我被陳水扁成功“綁架”的，是中國集權政體對台灣民主的威脅。
戴著防毒麵具跳舞
台灣的民主，就在這樣變形扭曲的結構裏想要長得正長得直，像戴著防毒麵具跳舞，像穿著防彈衣遊泳，像綁著腳鏈賽跑；而你說，17年太長？台灣民主是個“國際笑話”？
我說，17年太短；我說，台灣的民主不是“國際笑話”，打擊它的極權統治才是。我說，台灣人很了不起。
2004年的大選，是民主退步嗎？或許，因為多年來不曾被懷疑的選舉機製在操弄下倒退到原點，被嚴重懷疑。但是誰說民主的進程是一條直線呢？它其實更像曲折的之字，進一步退兩步，退一步進兩步。進退轉折之間，走勢向前，就是進步。2004年的台灣，我們看見國親兩黨的挫敗。但是在野黨，如果沒有熱情理想、沒有革新衝勁，因而消滅，難道不是民主的進步？執政黨，以最不光彩的姿態在抗議聲中上台，因而被迫謙虛懷柔，難道不也是一種獲得？
這些日子，台灣人心情確實沉重。在強人的陰影下生活過，他們太清楚自由多麽脆弱。現在新強人陳水扁出現在曆史的舞台上，曆史的悲情、族群的撕裂、中共的威脅，所有的政治武器全都耍過了，接下來的考驗嚴酷無比：悲情可以奪權，如何執政？族群撕裂可以煽情，如何愈合？與中國的關係，完全失去信任，如何對話？麵對半國人民的敵視，何以治國？
民主，其實就是維持清醒，不間歇地與強權的角力。
台灣人今後最大的挑戰是：國民黨作為反對黨一敗塗地，反對的勢力如何重整？知識分子又怎麽找到位置，重建反對力量？理性、寬容、有知識有定見的公民，如何從草根培養？
台灣人不需要華人的鼓掌，但是他需要鼓勵，更需要理解。在40年的軍事戒嚴下生活，在500枚飛彈的瞄準下思想，麵對新的強人上台，還要回頭去研究德國的1933和意大利的1922，台灣人在民主的進程上從無到有，從有到深沉，沒有勇氣，沒有毅力，是做不到的。華人世界，請你拍拍台灣人的肩膀，給他一點默默的溫暖，同時，深思你自己的處境，讓我們彼此扶持吧。
（作者按：本文在中國大陸、新加坡、吉隆坡、香港、台北同步刊出）
沒有損八十後的意思， 不過這裏幾個...唉
魯迅目光短淺、誌大才疏、破而不立。對中國文化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聰明一時、糊塗一世。最終是個常人。
向大家強烈推薦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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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
魯迅用現代的話說,就是一個忿青.
所謂的魯迅先生就是這樣訓練他自己的奴才的。就是柏楊那類人、以為不停的掌摑能培養出有尊嚴的孩子。
天下間竟有這等笨人。
向大家強烈推薦一篇文章。
http://blog.wenxuecity.com/blogview.php?date=200706&postID=39905
坦率地說,如果現階段在中國實行西方民主製度,90%可能是災難.從台灣和印度就能看出端倪.
魯迅的地位被神話,他沒那麽神聖.我們不能一邊反奴化,一邊又造神.太矛盾了.
好文章！從文化製度和信仰上都能找到原因：
中國的文化自古盛產奴才，魯迅一輩子都在揭露國民的劣根性，主要就是奴性。良知與人性都被奴性吞誣得一幹二淨，對於人的生命漠然視之，無論死多少人，那都是一個前進中的缺點而已。
中國的製度也可稱天下奇觀，憲法及人大製度在國民心目中基本上沒有神聖感，這種缺失，普遍地助長了社會上說一套做一套的風氣。既然在國家根本大法以及最高權力機構問題上都可以奉行明顯的實用主義態度，你又怎能期盼社會行為自覺接受法製和道德的製約？
至於信仰，就不用說了。
感覺謝先生應該不會喜歡龍應台的文章,看龍的文章,我覺得她就是一個文痞,而且也不是一個合格的評論家.從謝舉的她所說的"老太太在大街上摔倒沒人扶"的例子看,沒有時間,地點和姓名,屬於三無新聞,明顯違背新聞工作者的基本寫作要素.而且屬於人咬狗一類的新聞.當然現在國內人道德水平下降,這是事實,根本就用不到這類全世界普遍適用的"三無新聞來證實,大家都有親身體會.但做為一個嚴肅的評論家,希望謝先生不要犯這樣的錯誤,要體涼大家對你的批評.
每月繳納六百多歐元的醫療保險。這是義務。就象交稅一樣，沒有必要到處說，如果是私人的醫療保險那是另外的話題。但是在這裏我覺得謝先生有點誤導我。每月繳納六百多歐元的醫療保險--就象是他一個人的額外貢獻給社會似的。
中國的作者在比較中西方人的道德水平的時候總是用田忌賽馬的方式。包括那個誌
大才疏的性急鬼魯迅。這點必須要澄清，不能再誤導和傷害下一代、再下一代。否
則，我們就會成為罪過的父輩、祖輩。
"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
這句話有深義。它告訴我們，往往是沒有變成新聞，從外圍看不到的才是深層和普遍
的事實，即是我說的坦克裏為攔路青年讓路的中國士兵。
再舉一例，奧巴馬做總統為什麽是天大的新聞？因為美國的罪惡種族主義曆史！而
這，才是理解美國現實的關鍵。
什麽是新聞?眾所周知的一個基本原則是: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
如果你對國內的新聞報道深信不疑,基本上你就是一個準愚民.
既然法官可以以常理判案,而不是以事實判案,所以大家也可以按常理懷疑彭宇事件新聞的真實性和代表性,這點你應該同意吧?
“不要忘了，共產主義是西方文化，不是中國文化。”
——非常、十分、異常、totally同意這句話！
其它不說了， 扯到巴以戰爭， 八國聯軍等等等等，難道這些是中國不應該反思自己， 不應該求進步的原因？
sydney-boy, 平心靜氣地替博主解釋一下， 據我所知這是最高的公共保險，但是也不是個人選擇，既然是公共保險， 就是國家根據個人的情況規定你要交的，我認識的在公司工作的朋友， 未婚又是參加公共保險的， 都是交這個數，但是如果以後結婚有孩子， 好像也可以一起被保。總之交這個保險數額的在德國太普遍了。隻是你不知道而已。
clinton，彭宇的事在國內網站報紙都有詳細報導，沒什麽不可相信的， 這也不是個例，在彭宇的事發生過後曾發生過一老太跌倒， 路過的人扶她起來， 被同伴提醒說你忘了彭宇那件事了？結果一害怕就放手跑了， 結果老太第二次摔得更厲害。還有送人到醫院的好心人被誣陷， 因為受傷人沒有醫療保險，這樣的報道比比皆是。
樓下有人說如何解決還沒規則， 怎麽沒規則， 這裏就有人半路發現有人摔倒隻打電話報警沒有救援被起訴的，如果你開車路過不救， 被人記下牌號，也是同樣的結果。還有比如你在趕飛機的路上碰到有人發生事故，因救援耽誤的費用包括機票可以要求保險公司賠付，所以這是道德，法律，社會保險共同來解決的問題。 如果生一場大病， 很多人要傾家蕩產， 這種情況下倫理道德就隻能靠邊站了， 雖然不是短時間能解決的，但是總不能滿足現狀吧， 你要是滿足現狀， 政府更沒興趣管你。
樓下那些嘴裏不幹不淨的，我倒覺得真的丟中國人的臉，你在隱身的時候滿嘴噴糞， 真實生活中會是一個有道德的人嗎？ 我很懷疑。
1。筆者所謂的偽良心其實更適合於西方人。就我理解，偽良心就是把良心當一個概念，一個命令去跟從，而非發自本心。這正是基督教的特質。所謂良心就是聽從神的命令。一旦神死了〔如尼采的神〕，又或放棄了神，人就可以作惡了。又或神叫他作惡也可以〔如布殊總統〕。這說明了人其實還是沒有變。而中國的儒釋道則真實地教化了人的內心。甚至可以說，這三家的目的就是修心。博主既然要從文化探討，就不能光看革命之後幾十年的中國社會。中國人行為不當往往是由於時代的艱險和殘酷、造成人心唯危的社會氛圍而急於保護自己。例如博主提到的留學生父母叫兒子離開是非之地。很多時候，行為不當的中國人是一群糊塗和迷失了的好人而已。又或是縮小行善的範疇，例如縮到家門之內。是不正常，但怎是偽的和博主所謂見不得人的呢。而那些在做好事的西方人卻往往是一群在持守神定下的戒律的野蠻人而已。他們的近代史，還要現在的國家行為不是十分明顯的嗎。去年才又狠狠地提醒了我們一次。他們的善行現在擴大到全世界，但帶上了各種各樣條件，這是真的善行嗎。接受援助的人感到被尊重了嗎。
我在美國就經常遇到這種有〔偽〕良心的野蠻人。非常反感。
2。關於多神論和手按經書宣誓
手按經書宣誓是什麽呢？是向神起誓。為什麽要向神起誓呢？因為不能信賴自己的心、所以要神看住自己。正是我上麵說的理由，即，心依然是野蠻的心。
中國人不同，如果手按經書宣誓，隻說明了自己修心失敗，而且放棄。
還有，中國不是什麽多神論〔也許商朝及之前是〕，而是一種平等地對待人和神的文化，也可以說是無神，如果正確理解的話。
不要忘了，共產主義是西方文化，不是中國文化。而且在中國才幾十年，談不上從文化裏找原因。
3。事物總是多維多層的。我們不能隻著眼其中之一。舉個例子，六四時有一青年擋住了坦克。西方和一些頭腦簡單的中國人就此事宣揚青年勇敢而不去理會更深一層的現實，即是坦克裏的士兵先左右讓路、最後停了下來。隻要想一想用同樣的方式去擋美軍和德軍的坦克會有什麽後果就明白我的意思了。不要誤會、這裏無關六四，我隻是想說明一個問題而已。想說明中國現實的多重性。回到幫助老婆婆反而挨告的案子。我們為什麽要忽略社會對此案的反應所透露出來的信息呢。這不是更廣泛更深層的嗎。為什麽忘了坦克裏的士兵的行為呢。擋坦克的是個特例、駕坦克的可更發人深省啊。
4。同意博主在從製度裏找原因一段的看法。也同意博主對溫家寶言語不當的批評。
高度懷疑,報紙在講故事.
判決書中出現"從常理分析……"這樣的語句,也太不專業了吧.常理隻能適用於90%的情況(本人的理解)哪其他的非常理情況呢?如果法院總是按常理判案,那冤案比率豈不達到10%?
還是那句話,個例不能當論據.否則任何觀點都可以證明.
這點比較佩服西方人,其對統計數據的執著,值得我們學習.
男子自稱攙扶老太反被告上法庭(圖)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9月06日14:28 南方都市報
判決結束後，彭宇一臉鬱悶地站在法院門口
自稱攙扶救助一位摔倒的老太太卻成被告，法院“推理分析”做出判決，網友號召捐款支持被告
7月，南京的一位老太太將青年彭宇告上法庭，稱對方撞倒自己，要求其賠償十幾萬元的損失。彭宇則稱自己好心幫助那位老太太，將她扶起送她去醫院，卻反被誣。
彭宇稱，2006年11月20日，他在公共汽車站好心扶一名跌倒在地的老人起來，並送其去醫院檢查。不想，受傷的徐老太太及家人得知脛骨骨折，要花費數萬元醫藥費時，一口咬定是彭宇撞了人，要其承擔數萬元醫療費。被拒絕後，老人向鼓樓區法院起訴，要求彭宇賠償各項損失13萬多元。
7月以來，此案一直是當地最熱烈的網上話題，西祠胡同“南京零距離”一個論壇就有上百個帖子討論此事，網友幾乎一邊倒相信並支持彭宇，並感慨現在好人不好做。對於以後遇到有老人摔倒的情況是否上前救助，網上展開了激烈辯論。
昨天，南京市鼓樓區法院對彭宇案做出了一審判決，稱“彭宇自認，其是第一個下車的人，從常理分析，他與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較大”。裁定彭宇補償原告40%的損失，即45876元，10日內給付。
判決書中還稱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醫院，而可以“自行離去”，“但彭宇未作此等選擇，他的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
兩個月前庭審期間堅持“以後碰到這種事還會出手相助”的彭宇，在昨天走出法院大門時也沒有了當時的堅決，“再不會這麽衝動了，”他說。
此案唯一目擊證人陳先生高呼：“朋友們，以後還有誰敢做好事？”
彭宇已因此失業
昨天開庭前彭宇見到記者，他說自己為了這個案子已經丟了工作：“從7月6日最後一次開庭以來，我還一直沒有去上班。這個事情沒有了結之前，我沒有心思工作。一個星期之前，我正式辭去了工作。”
彭宇和律師高式東對判決結果的預計都比較樂觀，“這個案子我覺得勝訴的可能性比較大，因為僅從證據角度出發，老太太並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自己的觀點——是彭宇撞倒了她。”高式東說，“因為民事訴訟的原則就是這樣：誰主張、誰舉證。老太太說是彭宇撞倒了她，那她就得拿出充分的證據來證明，而不用彭宇找出證據證明自己沒有撞。”
但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法院用邏輯推理和分析的方法做出了認定和判決。
判決書：從常理分析……
首當其衝的就是核心問題：彭宇和老太太到底有沒有相撞？
鼓樓區法院認為，老太太是與彭宇相撞受傷。理由是：“根據日常生活經驗分析，老太太(原文為“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還有絆倒或者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雙方在庭審中均未陳述存在老太太絆倒或滑倒等事實，故根據本案現有證據，應著重分析老太太被撞倒之外力情形。”
判決書繼續說：“人被外力撞倒後，一般首先會確定外力來源，辨認相撞之人；如果撞人之人逃逸，作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應，是呼救並請人幫忙阻止。本案事發地點是公共場所的公交站台，且事發時間是視線較好的上午，事故發生的過程非常短促，故撞倒老太太的人不可能輕易逃逸。而根據彭宇自認，其是第一個下車的人，從常理分析，他與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較大。”
法院認為，如果彭宇是見義勇為做好事，“更符合實際的做法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是好心相扶。”
“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據社會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達後，其完全可以說明事實經過並讓老太太的家人將她送到醫院，然後自行離開。但彭宇未作此等選擇，他的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判決書寫道。
“如果不是他撞的，應該不會墊錢”
在和老太太家人一起將老太太送到醫院後，彭宇曾掏出了200多元錢給老太太的家人交醫藥費，彭宇的解釋是，“當時老太太家裏人急著給老人看傷，又說沒帶錢。這樣我才把錢給了他們，他家裏人當時還說要給我打欠條。”而現在這成了他有責任的證據之一。
判決書作了這樣的表述：“在事發當天，彭宇曾給老太太200多元錢，且此後一直未要求老太太返還。關於彭宇給錢的原因雙方說法不一：老太太說是彭宇先行墊付的賠償款；彭宇認為是借款。”
“彭宇和老太太素不相識，一般不會貿然借款。即便如彭宇所說是借款，在有承擔事故責任之虞時，也應當請公交站台上無利害關係的其他人證明，或者向老太太家屬說明情況後索取借條或說明。但彭宇在本案中未存在上述情況，而且在老太太家人陪同前往醫院的情況下，由他借錢給老太太的可能性不大。”
“而如果撞傷了他人，則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墊付款項，”基於上述判斷，法院認為，可以認定這200多元錢並非借款，而是賠償款。
雙方均無過錯
“本案中，發生事故時，老太太在乘車過程中無法預見將與彭宇相撞；同時，彭宇在下車過程中因為視野受到限製，無法準確判斷車後門左右的情況，故對此次事故，彭宇和老太太均不具有過錯。”
但沒過錯並不代表不負責任。判決書認為：“本案應根據公平原則合理分擔損失，本院酌定被告補償原告損失的40%較為適宜。被告彭宇在此判決生效的10日內一次性給付原告人民幣45876元；1870元的訴訟費由老太太承擔1170元，彭宇承擔700元。
法官在宣讀完判決書後即刻離開法庭，彭宇也隨即被攝像機包圍。現場一片寂靜，眾記者在瞬間竟沒有人發問，隻是把目光和話筒遞向了埋著頭的彭宇。
“意料之外，”高式東律師說了一句話後，便開始收拾自己的東西。彭宇還是一言不發，眼眶卻已開始泛紅。過了好一會兒，他低聲說：“我要找說理的地方。”
高式東律師在被問到如何評價結果時，用了“沒有以事實為基礎”籠統作答。對於是否上訴，他表示將在與彭宇再行商議後決定。
昨天下午，一直為此案出庭作證、也是此案唯一證人的陳老先生依然出現在旁聽席上。“我之所以一直堅持作證到現在，完全是憑著自己的良心和當天我的親身經曆。”陳老先生在庭前說，他也希望今天能看到一個結果，還事實一個公道。但陳老先生失望了，他的情緒甚至比彭宇更激動：“朋友們，”他大聲對著攝像機說，“以後還有誰敢做好事？”
是啊是啊，小日本要支付戰爭賠款，八年死了多少人，毀了多少房屋橋梁，多少個億？你的黨幹爹高風亮節，毅然拒絕！今天有你這種賤皮子跑來哭窮！嗬嗬！嗚嗚！
文章寫的很無聊，舌戰群儒的回複很牛B我很崇拜。
怎麽到今天還有這麽多寫作的中國人不開竅！？
田忌賽馬的比較
刻舟求劍的邏輯
斷章取義的史觀
似誠實妄的態度
削足就履的結論！
就兩字：糊塗！
你的大多數文章都多少流露了對德國文化的崇拜，對自己出身的中華文化的自卑感。大可不必。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能完美。
“
作者讀過Max Weber筆下那個時代的德國人什麽樣嗎？比今天的中國人可差太遠了！你可別說那時候德國人沒有教會、沒有信仰、沒有民主製度（想想威廉皇帝那Potsdam磨坊的故事）！”
其他西歐人那時都是很野蠻的。那時他們已有了教會信仰了。想想不久前美國非裔人和亞裔人。這不是宗教的問題。那日本人為例，他們不像西歐那樣的宗教國。是有信仰的問題，但不是樓主說的宗教信仰問題。是修養，法製，生養環境等等。。。 是僅僅活著，還是要有點意義的問題。宗教的破壞力也是巨大的。
他們在學習聖經中好的地方的同時，也學會了聖經中惡的東西。
另外你好象很崇拜龍應台,不知你是否讀過她的與"為台灣民主辯護-與世界華人對話"這篇文章.在她的那篇文章中充滿了對大陸的謠言和誹謗,以及很多荒謬的邏輯.在這裏因為篇幅的原因,就不詳述了.
至於你所舉的她所說的什麽”有一個老太太在馬路上摔倒,沒人扶”的例子.在哪個國家都可以找到.當然在哪個國家也都可以找到相反的例子.如果沒統計過這些情況發生的百分比,她舉的這個例子又有何意義呢?如果個例可以作為論據,那我們幾乎可以證明任何論點.比如我可以說吃飯危害生命,因為我們家一位鄰居老太太,昨天就是因為吃饅頭噎死了.這是事實,但你相信我的結論嗎?龍的手法和我舉的例子手法相似,隻是更隱蔽一些罷了.
你的思維很窄,分析不全麵,邏輯也經常不通,寫文章基本上是一條路走到黑,這個毛病要改改.
最後一點,寫文章別老動不動就引用名人的名言,這是文科學生最愛犯的通病,好象不引用名言,你的觀點就不成立似的.切記:一等作家創造名言,二等作家拴釋名言,三流作家引用名言.
你要想成為名家,就從今天起,戒了亂引名言的毛病,動動腦子,寫出自己的名言.
祝你早日成為一流作家,到時候也不用謝我.
"富裕國家（比方德國）的錢是從哪來的？從中國搶來的！" 這麽幼稚的話居然說得出口！中國有多少錢？除了一些自己沒本事看住的老古董，德國美國從中國搶了多少錢？ 中國對美貿易年年巨額順差你怎麽不說？ 典型的受氣小媳婦，仿佛別人搞了你一回這輩子都欠你的。 你這種心態，跟那些沒本事自強自立，隻知道抱怨歧視的黑人一點兒區別都沒有！沒出息！
瞧你那裹腳又臭又長沒完沒了的！你們家鄉的公交車沒人指揮，人人很自覺？樓裏各位，有人相信這種鬼話麽？北京的地鐵還做不到排隊上車呢！５０年代中國還真有上車排隊這一說，６０年代以後就根本看不到了，問問你爸你媽再來上這兒來胡扯！
最後強調一遍，富裕國家（比方德國）的錢是從哪來的？從中國搶來的！當然，那是原始積累時期，可別忘了，錢能生錢！作者讀過Max Weber筆下那個時代的德國人什麽樣嗎？比今天的中國人可差太遠了！你可別說那時候德國人沒有教會、沒有信仰、沒有民主製度（想想威廉皇帝那Potsdam磨坊的故事）！
誰能說現在中國人的社會道德水平比不上十年前？依我看就有很大的進步，原來我家鄉那兒上公交車根本不排隊，去年回去，所有站台一字長蛇陣，根本沒有人指揮，非常自覺！
中國是禮儀之邦，沒錯，那是49年以前，新中國的教育講孔孟之道嗎？講仁義禮智信嗎？誰還從小就學《三字經》《弟子規》《廿四孝》啊？
改革開放以前，人的精神被強權束縛。“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不錯的，但那個時候是以強力手段施行，所以看起來社會文明狀況比較好。
一下子改革開放了，人都像出籠的小鳥，法製建設和法製觀念卻又跟不上。另一方麵，79年以前的人沒見過錢，也不知道富裕是什麽樣，79年之後一下子有機會發財了，各種見利忘義、不擇手段的事自然比比皆是。假如今天中國人人均收入兩萬歐元了，你不相信中國會是一個文明社會？
我們握下手
再更正作者數據的錯誤，德國沒那麽多基督徒。百分之三十出頭的新教徒加百分之三十出頭的天主教徒而已，不信你去wiki。現在學校的年輕人有多少篤信基督教（廣義）的？鳳毛麟角！洋人自己都不信的東西，中國人還當個好玩意兒呢？！
字數限製，下麵繼續……
如果你能保證不出這樣的事,我就去扶.
在美國也不應去扶,因為不是你的責任. 打911,讓警察來管.
方，比如你提到“國內沒有維持社會道義的機製和製度，國民經濟逐年上升，道德
逐年下降”，很顯然你也同意一個社會現象就是，解放後前三十年的社會道德水平
高於後三十年。那麽應該找一找最近三十年的原因，而不應該是從文化、製度和信
仰裏去找原因，因為這些東西基本沒有太大的變化。中西的對比固然能看到自己的
不足，古今的對比更能發現前因後果。
除了判刑，應該沒收非法得到的個人財產，這才是這些非法商人從事傷天害理的交易的最大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