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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盛友：趙紫陽：蓋棺未能定論
去年這個時候我寫了一篇短文《思念趙紫陽》，我說，我很不喜歡他，不想寫他，但是，我今天很想他，所以我今天很想寫他。我曾經不但不喜歡他，我曾經很怨恨他，因為他主政廣東省時，把廣東搞得一窮二白，他主政廣東“黨的基本路線教育工作隊”，害我好不容易才擺脫苦難的農村到了城市，而又被強硬地下放到農村。後來我認識到那不是他的錯，是製度的錯。一年來我在思考，其實製度沒有對錯之分，更沒有好壞之分，製度隻有合理或不合理。
到底誰是改革的“設計師”？
趙紫陽逝世四周年了，我一直在思考，趙紫陽：蓋棺未能定論。第一個不能定論：到底誰是改革的“設計師”？
趙紫陽（1919年10月17日－2005年1月17日），原名趙修業，1980年代先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1980年-1987年）和中共中央總書記（1987年-1989年）。在任期間，是黨內改革派的重要領袖之一，大力發展市場經濟，還提出進行政治改革，打擊腐敗，推進改革開放的深化，曾一度被認為是鄧小平的接班人。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趙紫陽作出了許多同情學生的言行，而招致以鄧小平為首的北京元老們的不滿，被免去黨內外一切職務，最終在軟禁中度過15年的餘生，於2005年1月17日逝世。
由於趙紫陽在六四事件中的立場與態度，以及他在事後麵對黨內聲討時堅持己見為自己辯護，中國官方對於趙紫陽的評價直至其逝世後仍然以六四的“錯誤”為重點。但是他注重經濟發展、同情民主主張、反對集權鎮壓等言行，卻在中國民間以及大陸以外獲得了大量的支持，成為現代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標誌性人物之一。
1989年5月17日，趙紫陽會見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說學生把很多事情看的很天真，很簡單，以為他們隻要喊幾句口號，黨和政府就能在一天之內把什麽問題都給解決了。現在的問題是在黨和政府與年輕人和學生之間缺乏相互理解。趙紫陽在電視公開報道上講：“我們所有重大決定都要請示小平同誌。 ”
5月19日，由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溫家寶陪同，趙紫陽於淩晨4時50分前往天安門廣場對學生發表了感情激動的談話：
“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我想說的是，現在同學們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絕食已經到了第七天，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絕食時間長了，對身體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這是有生命危險的。現在最重要的是，希望盡快結束這次絕食。我知道，你們絕食是希望黨和政府對你們所提出的問題給以最滿意的答複。我覺得，我們的對話渠道是暢通的，有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比如你們提到的性質、責任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終究可以得到解決，終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們也應該知道，情況是很複雜的，需要有一個過程。你們不能在絕食已進入第七天的情況下，還堅持一定要得到滿意答複才停止絕食。
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現在十幾、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同學們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現在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你們都知道，黨和國家非常著急，整個社會都憂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麵情況一天天嚴重，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同學們都是好意，為了我們國家好，但是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失去控製，會造成各方麵的嚴重影響。
總之，我就是這麽一個心意。如果你們停止絕食，政府不會因此把對話的門關起來，絕不會！你們所提的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討論。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問題的認識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學們，同時說一說我們的心情，希望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這個問題。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況下，是很難想清楚的。大家都這麽一股勁，年輕人麽，我們都是從年輕人過來的，我們也遊過行，臥過軌，當時根本不想以後怎麽樣。最後，我再次懇請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今後的事。有很多事情總是可以解決的。希望你們早些結束絕食，謝謝同學們。”
說完趙紫陽向在廣場的學生們鞠躬，學生們熱烈鼓掌，一些學生哭了。趙紫陽講話結束後，廣場上的學生紛紛請趙紫陽簽字。這是趙紫陽離開政壇前的最後一次向公眾亮相。
新華社資深記者楊繼繩的《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一書，是有關文革後北京高層政治鬥爭內幕最有資料價值的一本書之一。楊繼繩說，在六四之前鄧小平對趙紫陽是很信任的。1989年春節，鄧小平、李鵬等在上海，上海市委領導人（當時江澤民任市委書記，市長是朱鎔基）向鄧反映了趙紫陽不少問題，但鄧小平當場明確表態，“不能倒趙”。而鄧回北京後不久即向趙提出要把軍委主席職務讓給趙，自己完全退下來。楊繼繩說，“如果沒有六四，趙紫陽將會成為真正掌握權力的黨和國家一把手。”
趙紫陽對楊繼繩說，鄧小平與胡耀邦在政治上分手有幾年的發展過程，而他和鄧小平關係破裂則純為六四事件而起，他同情學生，鄧小平主張鎮壓，兩人嚴重分歧，其中陳希同、李鵬起了挑撥離間的作用。
胡耀邦逝世引發學潮，在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趙紫陽提出三項處理意見：一、勸導學生複課；二、對學生要疏導，展開對話；三、避免流血，如有打砸搶違法行為，依法懲處。當時趙向鄧小平匯報，鄧表示同意趙紫陽這一溫和的對策。四月二十三日趙紫陽訪北韓，向李鵬交代了這三條意見，但趙一走，李鵬二十四日晚主持常委會，聽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匯報學運，他們講形勢，說得很嚴重，謊報軍情。趙紫陽說，“李錫銘比較老實，就是保守傳統，陳希同比較鬼。”這次常委會把學潮定性為“少數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地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趙指這個定性“李錫銘、陳希同、李鵬是始作俑者，萬裏上了當。”
鄧小平將學潮定性為“動亂”的“四二五”講話及以此為基調的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關於對“分裂黨”的錯誤性質問題，趙紫陽顯然是不同意的。他說：“我是黨的總書記，我為什麽要分裂黨呢？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作為我個人，我堅決服從黨的紀律，既要把自己的意見表達清楚，又要服從黨的原則和組織紀律，不做不利於黨的事業的任何事情，這是我始終的態度。”
趙紫陽認為，領導人的權力必須受到法律的製約和監督，沒有這種製約和監督就沒有正常的國家生活。如果到了隨心所欲的程度，到了黨不黨，國不國，政不政的地步和環境，就是國家的災難而決不是什麽好事。
趙紫陽最初和鄧小平相識是在1945年，當時，鄧小平是他的上司的上司－－中共晉冀魯豫中央局書記，最初，鄧小平知道這位趙某人完全是因為知道了趙紫陽的政績－－土改工作的卓爾不群，等到見麵以後，鄧小平知道這位比自己年輕15歲的地委書記對農村的工作了如指掌時，非常興奮，他對身邊的人說：“將來我們解放了，像小趙這樣的同誌都是黨的寶貝啊！”鄧小平稱趙紫陽為“寶貝”，這是他賞識趙的開始。
在鄧小平二次複出以後，趙紫陽緊緊追隨其後，他在廣東雖然隻幹了一年。1976年，鄧小平再度被打倒，趙紫陽在北京被張春橋點名批判。
鄧小平77年複出以後，集中火力抓經濟和思想領域的工作，趙紫陽在四川果然不負重望，77、78兩年四川糧食增產100億斤，以致於百姓流傳：要吃糧，找紫陽。
北京官方對趙紫陽的評價：新華社在2005年1月29日發表關於趙紫陽遺體火化的消息時，評價說：“在革命戰爭年代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趙紫陽同誌在地方先後擔任過中共縣委、地委、省委主要領導職務；在改革開放前期，趙紫陽同誌先後擔任過中央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過有益的貢獻。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中趙紫陽同誌犯了嚴重錯誤。”
其他國家或組織對趙紫陽的評價：美國白宮發言人麥克萊倫讚揚趙紫陽在困難時期捍衛個人信念，作出犧牲，具道德勇氣。麥克萊倫又形容趙紫陽協助中國經濟轉型，並經由貿易及投資，加強中美兩國人民的聯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包潤石則說，人們記得在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中，趙紫陽直接走到群眾前，聆聽他們的意見，並與他們討論民眾對民主、自由的渴求。
2002年美國《時代》周刊推選趙紫陽為“亞洲英雄”人物。
改革的力量由下而上，並不存在什麽“設計師”，人無法設計改革，人可以設計製度。中國的改革開放至少有三次“逼迫”。
第一次“逼迫”。1979年1月底至2月初，鄧小平和夫人卓琳出訪美國。當鄧小平在休斯敦觀看馬術競技表演時向觀眾招手致意時，他突然間想到一個問題：我們搞“社會主義”不能這麽搞，不然落後美國太遠太遠、落後資本主義太遠太遠。之後鄧小平回國，下定決心“摸石頭過河”。 1980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建立深圳經濟特區，1981年3月，中央決定正在中央黨校學習的中共廣州市委第二書記梁湘出任深圳市委書記兼市長。當年深圳是開放的前沿地，也是改革的試驗場。
第二次“逼迫”。1987年蔣經國宣布開放台灣民眾前往大陸探視、奔喪，以及解除報禁、黨禁等政策，北京高層極端被動，他們再次想到同一個問題：我們搞“社會主義”不能這麽搞，不然落後台灣太遠太遠、落後資本主義太遠太遠。於是北京高層更加大膽地“摸石頭過河”：至少讓海南島不要落後台灣太遠（1949年海南島和台灣島的情況差不多）。於是北京高層決定辦中國最大的特區，開發海南島。北京高層給梁湘一個任務：去海南作調研，提出加快開發海南的意見。梁湘興奮地在海南考察一周，就加速開發海南給王震寫了報告。王震將報告分送鄧小平和趙紫陽。海南要建省，中央決定，時任廣州市委書記的許士傑出任海南省委書記，梁湘任省長。
海南島永遠追趕不上台灣，因為製度不同。海南窮困最缺資金，引進外資成片開發洋浦，那是“喪權賣國”。
1989年六四學潮剛過去，許士傑和梁湘奉時任總理的李鵬之召去北京匯報洋浦開發方案。不料，翌晨梁湘被隔離審查，主要問題是：一說梁湘在“六四事件”向中央發電文支持學生，支持趙紫陽；一說洋浦開發計劃“喪權賣國”。後來梁湘終於病倒，海南島的最大“特區”也病倒。
第三次“逼迫”。六四學潮後“左右相爭相鬥”， 北京高層第三次想到同一個問題：我們搞“社會主義”不能這麽搞，不然落後世界太遠太遠、落後資本主義太遠太遠。1992年春天，鄧小平逼迫再度“出山”，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複強調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場經濟，發展才是硬道理。
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
趙紫陽：蓋棺未能定論。第二個不能定論：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
趙紫陽沒有錯，製度也沒有錯，還是我錯了，因為我發現，製度沒有好壞之分，更沒有對錯之分，隻有合理或不合理之分。
三十年前中國為什麽要改革，因為那時中國的製度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國人覺得不合理，無法接受。
鄧小平趙紫陽改革有功勞，但是，改革的力量來自民間，就是來自農民。我當時就是生活在很貧困的人民公社，我就搞不明白，為什麽種地的人沒有糧食，沒有飯吃？那時的農民個個都像我一樣饑餓，安徽鳳陽縣的農民冒死摁下血手印，堅決要打破人民公社體製，實行包產到戶。這就是改革的力量。包產到戶救活了農民，也救活了中國農村和農業。
像民主不是好東西一樣，製度也不是好東西，沒有一種製度是百分之百的人都樂意接受的。製度的設計和實施是否合理，如何做到合理，如果你的製度隻有百分之四十九（或以下）的人能接受，那麽就不合理，可能你就要用武力（比如軍管）才能維持，百分之五十一以上的人都能接受的製度，可以說是可行的製度，當然能接受的程度越高越好。若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都能接受，應該算是比較合理的製度。
你想製度合理或比較合理，那麽製度的接受者（被管理者）的權益的代表必須是從下而上，每個板塊的代表（代言人）必須以民意為基礎，絕對不是高高在上的“三個代表”。
讀了卡夫卡的《在法律門前》，那個農村來的男人走上去，怎麽請求也無法進入法律之門。我就聯想到中國的製度（法律、政策、社會保障法規等）對於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來說，好像是個玻璃房，裏麵的製度什麽都可以看得見，就是進不去。
國內很多學者比較悲觀，說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悲觀有悲觀的道理，因為中國現行的很多製度，太不合理，限製百分之八十或九十的人的權利，導致這些人貧困。這種悲觀至少說明一個道理，不合理的製度隻是維護少數人的利益，犧牲了大多數人的利益。
“中國最著名的鄉黨委書記”李昌平說，如果說森林、礦產資源是國家的，窮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罷了，但本來是窮人的財產，“國家”為什麽要占有？農村的電、電話是農民自己集資建起來的，城裏的電、電話是國家投資的，城裏人用的電和電話為什麽要比鄉村便宜？中國的社會保障製度為什麽不覆蓋農民？城裏人可以用身份證貸款買房，農民為什麽不可以？城裏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貸款，農民的房子就不是房子？為什麽不能用他們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貸款呢？政府談就業、失業問題，隻談城裏人，農民為什麽不在這個話語裏？勞動法保護的是城裏的工人，失業保障為什麽與農民工沒有關係？
人類社會製度是否合理，最根本的是看你私有財產的保障，而土地的私有又是私有財產保障最大的根本。“土地流轉”我問國內很多學者和平民，沒有一個人能講得清楚，說明你就是玻璃房。“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在改革開始時可能是對的，但是你把當成“永久真理”就是永久製造不合理的製度。杜絕“土地流轉”的不合理製度，首先就是引進不是最壞的“權力流轉”。
還是不能定論。如果扭曲的製度使人的行為也趨向扭曲，那麽，生活於不合理製度之下的人有沒有可能進行變革，變革的力量在哪裏？悲觀的“改革找死”悲觀在於：不合理的製度必然造就一些依附它的既得利益者（極少數），他們反對損害自己利益的改革。
寫於2009年1月15日，德國班貝克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趙紫陽去世後，官方禁止悼念活動4月4日,山東大學退休教授孫文廣前往濟南英雄烈士陵園祭奠前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時，遭到多個身份不明的人毆打，導致4根肋骨骨折。9日仍在醫院進行治療的孫文廣教授在接受德國之聲記者采訪時表示：他的遭遇"不應該出現在一個自稱追求民主與法治的國家"。暴力行為也不能阻止和他有一樣追求的民主人士。
就在5天前，退休教授孫文廣不顧該校黨委書記和家人的勸阻，仍然依照往年的慣例前往濟南最大的英雄烈士陵園祭奠趙紫陽逝世5周年。所不同的是，孫文廣今年選擇了清明節當天前去祭拜。事先約好一起去的人因為擔心給家人添麻煩或是被警察跟蹤都沒能出現。被打成重傷的孫文廣現正飽受病痛的折磨，他說： “我住院時4月4號到今天，呆了6天了。醫生說，本來診斷是3根肋骨骨折，結果今天檢查以後又發現還有一根骨折。因為肋骨包在我這個胸腔裏邊，感覺是異常痛苦，有時候連續40個小時疼得我睡不著覺。”
除了肉體的痛苦，孫文廣表示，自己萬萬沒有想到"有些人"會這樣對待一位75歲的大學教授，“我這次去的時候沒想到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因為我去的地方是濟南市能容納5萬人的公共祭奠場所，那麽在這裏邊他怎麽就能光天化日之下把我打成重傷呢？他們用腳踢我，就像踢一條死狗一樣，把我揪出烈士園。這說明我對某些人的認識還是不夠的，我總覺得他們最多把我抓起來或者用個車把我弄到郊區去關我幾天。”
當天孫文廣懷揣小花和自製的挽聯，一路在有警車跟蹤的情況下到達了濟南烈士陵園。當幾名暴徒衝向正準備祭拜的孫文廣時，幾米之外就是明晃晃的警車。當時沒有一位警察下車阻攔。孫文廣分析說：“原因隻有兩個。一個是他們和警察有密切關係的或者是他們的人策劃的。還有一種是他和某種勢力勾結，慫恿他們施暴。目的是：對我施加壓力、製造打擊，此外還要製造一種恐怖氣氛。讓大家不敢起來公開對趙紫陽進行悼念，不敢對當權的政黨提出任何質疑。”
此事曝光媒體之後，許多大學生及素不相識的人到醫院看望孫文廣。中共中央黨校的杜光教授也撰文，譴責這起暴行。文章呼籲："人們應該利用清明假日，悼念那些為中國自由民主作出貢獻的故人。" 病床上的孫文廣希望盡快離開醫院，因為醫院不能上網，消息閉塞。他雖然不知道這篇文章，但是他很欣慰這個時候還能有人支持他。
孫文廣說，杜光教授和他的初衷是一致的，都是為了喚醒人們對曆史的記憶，“中國曆史上有很多爭取自由和為中國民主作出很大貢獻的人，這些人我們不能忘記他。我們要按照人家的腳步繼續前進，我怎麽做呢？我寫文章他們不給我發表，我在海外發表他們進行幹擾封鎖。那我隻能用我最近簡單的方法，每年在法定的清明節對他們進行悼念。我為什麽就不能悼念我心目中的英雄呢？”
孫文廣表示，要通過法律程序、聘請律師查明真相。但是這位老人對自己是否能得到公正的司法待遇並不抱有太大信心，“我想向行政機關提出上訴。但是我對這種方式能解決多大問題信心不太大，因為現在中國在一檔專政的條件下司法大都是不獨立的，都是一手遮天。但是這個程序會走。通過走程序也能看出中國司法到底有多麽黑暗。”
作者：嚴嚴
責編：達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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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都在想什麽呢？
本周，香港媒體報道和評論中國新聞時的焦點主要有：今年中國春運又麵臨"一票難求"的局麵，其深層到底是什麽？2009年剛開始，中共黨內可能已經出現與中央不一致的聲音。德國之聲香港特約記者采編如下。
去年中國冰雪災害導致的春運災難還記憶猶新，今年春運又出現"一票難求"的困境，其間的原因到底是什麽？香港《蘋果日報》發表署名"張華"的評論。評論寫道："表麵上，這是供求嚴重失衡，……不過，事實勝於雄辯。若供求矛盾真的如此突出，為何所有民工最後都可以送走？顯然，海陸空及火車的運輸能力足以應付需求。所謂票源緊張、一票難求，是指那些沒門路，也不能多花一、二百元向黃牛黨買票的民工。他們唯一買票途徑，就是到火車站或售票點排隊。他們是社會上最弱勢的一群。"
文章接著寫道："我們要問的是，既然車票那麽緊張，為甚麽還有大量火車票流入票販子（黃牛黨）手中？……這種「一票難求」假象，已出現十多二十年，為什麽中國政府一直沒想方法去解決？假如通宵排隊的是幹部及其親屬，這個問題早就解決了。相反，民工隻是待宰羔羊，政府又何須操心、浪費資源去解決他們的問題呢？"
文章最後寫道："在現有交通資源下，政府多走一步已可紓緩民工一票難求之苦。辦法是：各地政府、工會、街道委員會等，每年春運前統籌屬下各個工廠企業、地盤、商店等地的民工，代他們集體購票，鐵道部門加以配合，優先以折扣價向工會等認可組織出售集體票。政府可能要為每張車票付出十元八塊的行政費用，但民工辛勞一年，為當地的經濟貢獻良多，受此資助也合情合理，況且這可緩解火車站廣場的擁擠溷亂，對社會也是一大裨益。"
《明報》則發表文章，題為《經濟滑坡黨紀維護政治穩定》。文章寫道："剛閉幕的中紀委全體會議公報強調要高度重視政治紀律，嚴肅查處違反政治紀律的行為，要求全黨始終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這類提法近年少見，明顯反映中共黨內出現了與中央不一致的聲音。對上一次中央高調強調「嚴肅政治紀律」，是在3年前宏觀調控遇到時任政治局委員兼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暗中抵製之時，在扳倒陳良宇之後，已經久未聽到這一口號了。"
文章說："說中共黨內出現不同聲音絕非憑空揣測，就在20天前，官方《人民日報》刊登了中紀委第一書記賀國強的文章，文章明白指出，「極少數黨員、幹部在一些涉及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基本經驗等重大政治問題上說三道四、我行我素；有的對中央關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政策措施置若罔聞，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甚至陽奉陰違；有的泄露黨和國家秘密，給黨和國家工作造成嚴重損失；有的聽信小道消息，甚至傳播政治謠言……」"
文章接著寫道："對照中共的基本教義，反對改革開放、支持「零八憲章」，都在禁止之列，而質疑中央的救市措施也有不與中央保持一致之嫌。而值此經濟風雲變幻、時局不穩之際，中共黨內就方針路線產生分歧絕不出奇。賀國強的文章中，一口氣列出5個「絕不允許」﹕絕不允許散布違背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的意見，絕不允許公開發表同中央的決定相違背的言論，絕不允許對中央的決策部署陽奉陰違，絕不允許以任何形式泄露黨和國家的秘密，絕不允許傳播政治謠言。並要對造成嚴重後果者，按黨紀國法予以懲處。胡錦濤在中紀委全會上的講話中……把紀律觀念提到黨的團結的高度，可謂意味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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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代表德國之聲觀點
德國之聲香港特約記者
Großansicht des Bildes mit der Bildunterschrift: 紀念趙紫陽的挽聯掛滿了牆壁
今天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逝世四周年忌日。據來自網絡的消息，這一天，許多民眾前往趙家悼念。北京維權人士李金平準備了一條寫有"為趙紫陽先生平反"的橫幅，但因當局的嚴厲管製而無法打出。1987年開始擔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因同情1989年學生運動，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遭軟禁16年，於2005年去世。曾擔任趙紫陽秘書的鮑彤先生在趙紫陽逝世四周年之際接受了德國之聲的采訪。
德國之聲：今天是趙紫陽先生逝世四周年忌日，您參加哪些悼念活動了嗎？
鮑彤：沒有，我在家裏呆著沒出去。
德國之聲：往年您參加過紀念性的活動嗎？
鮑彤：沒有，一次也沒參加過。趙紫陽去世的時候，在開追悼會前，有關部門安排我在早上5點的時候到北京醫院和趙進行遺體告別。那隻有我一個人和他進行遺體告別。別的活動我都沒參加過。他是17日去世的，18日我想他家裏可能空些了，我可以去看看他夫人和孩子。我想出門，但是有關部門不讓我出門。從此以後我避免正麵衝突，所以我就不出去了，也不參加這方麵的活動。
德國之聲：據您所知今天有哪些民間性的紀念趙紫陽先生的活動嗎？
鮑彤：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中國人不會忘記趙紫陽。我也從來沒忘記過趙紫陽。
德國之聲：中國官方媒體沒有對趙紫陽逝世四周年進行報道。去年《炎黃春秋》雜誌刊登了新華社四川分社前社長孫振撰寫的題為《文革後期我與四川省委書記的交往》的文章，之後就傳出《炎黃春秋》遭到肅整的說法。您怎麽看待這件事？
鮑彤：這篇文章在趙紫陽去世二周年的時候就已經被編進《紀念趙紫陽文集》。當時出版《紀念趙紫陽文集》第二冊的時候，我看到過這篇稿子。所以，這篇文章在國外以及網絡上已經流傳三年了。這一次是孫振的這篇文章在國內出版物上正式登載，我認為這是很好的現象。後來好像聽說《炎黃春秋》因此受到批評，受到某種壓力，我認為這是不正常的。如果共產黨有承受能力的話，它應該有肚量能容忍別人讚揚或者批評它的領導人。如果對某些人隻準捧，不準批；對另外一些人隻準批，不準記載他們的曆史事實，這都不是什麽正常現象。
德國之聲：為什麽"趙紫陽"這三個字會在中共高層如此高度敏感呢？
鮑彤：如果趙紫陽已經沒有影響了，當局高層就沒有必要在這些方麵有什麽擔心和顧慮了。我想，既然當局如此擔心，就說明趙紫陽在中國人的心中有他不可忽視的影響。
德國之聲：中國官方現在對趙紫陽的評價依舊是："在改革開放前期，曾為黨和人民做出過有益貢獻，但在1989年的政治風波中犯了嚴重錯誤"。您估計，這樣的評價還會持續多長時間？
鮑彤：不知道。要看中共中央自己采取什麽樣的態度。中共中央有權做出自己的決定，老百姓也有權做出自己的評價。這兩個評價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是不一致的。沒有一種強製的力量一定能夠使老百姓的評價和主旋律的評價一致，我看這很難做到。古今中外，要把領導的意圖變成人民的意圖是很困難的。不一致經常存在，這也不是什麽奇怪的事情。主要是，老百姓心裏想著趙紫陽，那麽任何力量都沒有辦法使中國人健忘到忘掉趙紫陽的程度。我想，隻要當局對趙紫陽的評價不變，那麽老百姓也就不可能忘掉趙紫陽。
洪沙
還有，海外很多人支持他，但是中國民間很少，不要想當然以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