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 (515)
2009 (91)
2011 (89)
2015 (78)
2017 (115)
2018 (134)
2019 (117)
2020 (196)
2021 (159)
2022 (98)
2023 (111)
謝盛友：折騰翻譯和翻譯折騰
閱讀了有關胡錦濤的“不折騰”折騰了翻譯人員的文章，感慨萬千。作為一個雙語工作者，三十年的“苦大仇深”，真是一言難盡。“不折騰”的翻譯，外行人看熱鬧，我們這些“內行”人未必就能看出門道。
Agent，這個詞用得甚多，但在不同語境下，具有的意義差別甚遠。在法學或經濟學中，當與principal相對時，是用來指“代委托、代理”的意思，但是在道德哲學則並非如此，而是指的是具有能動性（agency)的行為者的。在英文中這兩個詞背後是相通的，代理人與行為者都要主動去做事的意思。
Realism 這個詞在中文中翻譯成“現實主義” 、“實在論”、“寫實主義” 等，在哲學中主要指一種形而上的立場，即指實在論，但當用於法學中時，主要是代表一種法學流派，即法律現實主義（legal realism)。盡管用的是同一個詞，但意義是大不一樣的，還有positivism，盡管現在很多人不管是在哲學中還是法學中都譯為實證主義，但兩者的意義是相差甚遠的。
plausible，這個詞在字典裏一般翻譯成“似乎有理的”、“花言巧語的”、“似是而非的”等，但在學術論文中的用法卻恰恰相反，恰恰表示是可行的、合理的或講得通的，主要是用來形容一種觀點或理論體係的。
以上是翻譯折騰事，以下是翻譯折騰人。
過去我寫過《一國兩字》（簡體字和繁體字），今天我說“一國兩譯”。
大陸人“齊美爾”，台灣人非要“西美爾”或“齊默爾”（格奧爾格•齊美爾，Georg Simmel，1858年3月1日生於柏林，1918年9月28日逝於斯特拉斯堡，又譯為西美爾或齊默爾，德國社會學家、哲學家。主要著作有《貨幣哲學》和《社會學》。是形式社會學的開創者。）
大陸人“達芬奇”，台灣人非要“達文西”。 （列奧納多•達芬奇，意大利文：Leonardo da Vinci，1452年4月15日－1519年5月2日，又譯達文西）
以上是翻譯折騰“死”人，以下是翻譯折騰“活”人。
大陸人“布什”，台灣人非要“布希”。
大陸人“戈爾巴喬夫”，台灣人非要“戈巴契夫”。
管你“布什”還是“布希”，也沒幾天總統好當了，反正美國已經奧巴馬了（台灣人非要“歐巴馬”）。
以上的翻譯折騰人，隻是表麵折騰，閱讀到了，大家都知道翻譯表達的是什麽。以下是實實在在地折騰活人。
德國的大學學位製度與英美的不一樣，主要是沒有學士學位這一檔，本科就是碩士，讀博士學位時才叫做研究生。中國的德漢詞典把Diplom翻譯成學士學位，從改革開放開始，一共折騰了幾萬留德學生，把他們折騰來折騰去。
在德國修完專業課程，完成畢業論文，通過畢業考試，即可獲得相應的學位。畢業考試根據不同學科分為高校考試、國家考試和教會考試三種。大學的理科、工科、經濟學和社會學某些專業的學曆文憑為Diplom；語言、文化、法律和部分經濟、社會等人文學科的學曆文憑為Magister／Magistra Artium (M.A.)；考取教師、律師、醫生和藥劑師等則授予“國家考試 (Staatsexamen) 證書”。應用科學大學的學曆文憑均為Diplom (FH)。藝術和音樂院校的學曆文憑為Magister或相應的證書。
八十年代初，浙江大學少年班派來德國留學的學生苦讀五六年後，獲得Diplom學位，回國後被當成“學士”派用場，個個不滿意，個個再度折騰返回德國工作。
二十年前我剛到德國就撰文指出，德國的學位製度要改革，不然你拿個Diplom在世界上找工作，人家不懂你這是什麽學位，也不僅僅是中國人看不懂，全世界人也搞不清楚。現在德國真的改革了。
199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任我舉辦“回國就業研討會”，在會上同學問我：“謝老師，我們的Diplom，在國內被當成學士學位，怎麽辦？”
我回答：“請你們到大使館開張介紹信，證明Diplom是碩士，不然你們去找張玉書（他主編德漢字典）算賬。”
“我是Diplom，又不是要飯的，幹嗎找工作要介紹信？”來自安徽的小黃這麽說道，折騰得與會者個個苦笑。
從2004年開始，德國許多高校對教學大綱和課程設置作了調整和改進，很多專業設立了用英語或英、德雙語授課的國際課程。此外，攻讀學位也是全新的途徑，設立“學士” (Bachelor) 學位（一般三年），接著攻讀“碩士” (Master) 學位（一般兩年）。如果你獲得“碩士”學位後，成績優秀還可以繼續攻讀“博士”(Doktor) 學位。
當然，現在國內的人才市場已經“麵目全非”，再加上金融海嘯，連華爾街的高級人才都往國內跑，你德國的Diplom，不管是碩士還是學士，都要真才實學，才管用。
寫於2009年1月12日，德國班貝克
你對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有甚麽看法？它對你的生活曾經起了甚麽衝擊？它開啟了怎樣的可能性？為甚麽正麵的可能性未被實現？那個革命與今日有甚麽相關？這些是《國際觀點》的德文姐妹刊物《國際新聞通訊》所組織的討論會的辯論問題，該會於1992年10月25日在柏林的胡姆博爾特大學舉行，約有800人參加。
參加辯論者有居西、曼德爾和內格三人。居西（Gregor Gysi）原為德國民主社會主義黨PDS（前身為東德共產黨）的主席，最近辭去該職位而為該黨在議會中的領導人。曼德爾是革命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內格是出名的“1968年代”的左派社會主義知識份子，是漢諾威大學教授。
居西：一個人對一件曆史事件的感覺總是有點複雜的，特別是帶著情感看它時。我還是用羅莎·盧森堡的話吧。她有一次談及列寧、托洛茨基和其他人時說：“他們是到現在為止唯一一批有權說[我敢]的人”。我們不得不要再一次學習敢作敢為，而不要讓我們自己被嚇退，即使在表麵上看來冒險是不合算的。
但是，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雙重的：十月革命使我感興趣的，不但是它的解放人類的諾言，而且是從這個諾言並沒有發展出真正的解放這個事實。法國革命留下了一係列的道德範疇，這些道德範疇會使知識界忙碌了幾十年，但是，我今天卻沒法確定，十月革命到底留下了甚麽樣的道德範疇。
我想，十月革命對權力問題，也提倡了一個錯誤態度。現在對十月革命的解釋，是由勝利者所提供：有些人至多把它當作一次政變，忘掉了當時俄國人民所處的具體情況。我們絕對不能夠在道德上譴責人民要求解放自己；那是他們的合法權利，即使他們在這個嚐試失敗了。
內格：資產階級民主在德國也發生得很遲，它需要數世紀來突破。當你答應去廢除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統治而實現社會主義民主，事情的發展會不會快些？
曼德爾：居西同誌說，十月革命中的解放傾向局部地失敗了。我就不會這樣講。蘇維埃俄羅斯從1921年或者1923年又或1928年起的發展，不是十月革命的產物，而是反革命的產物。你不能把這個反革命歸咎於俄國革命的領導者們，正象你不能把拿破倫戰爭的罪過歸咎於造成法國革命的那些人。實行十月革命的那些人大都被這個反革命的煽動者們所殺害。把受害人與罪犯扯在一起是錯誤的。
居西：我並沒有說，為甚麽解放傾向未被實現。照曼德爾的意思，這是由於一次反革命。我想，這個想法太簡單，因為為了能夠發動他們的攻擊，這些反革命份子也必須在十月革命的架構中植下他們的根。那麽，至少在革命剛發生以後的一段時期，是與權力結構有關。這些權力結構是依靠某幾個人，而且對於這些權力結構是沒有甚麽控製。
十月革命提供大的機會，使以不同方式分配權力，實現非集中化，以及使廣泛的人民參與。盧森堡在評論十月革命時觸及了這個問題。對這個問題的討論是絕對不充份，包括在列寧時代。
問題之一自然是革命孤立在俄國，以及這個孤立所產生的種種結果。但是，我們也應該問一下，封建製度在俄國創造一種使資產階級革命成為可能的工業化的曆史任務，到底實現了多少。我問我自己，十月革命的諾言是在那個關頭有實現的可能，或者在那種情況下它的失敗是否必然。
內格：我們必須記住，馬克思從來沒有想像，社會主義能夠與資本主義肩並肩地建立起來。社會主義應該使資本主義威脅著要驅散的結果獲得安全。隻有當它以成熟的形態跳出資本主義的時候，真正的進步，從社會主義民主的意義上來說，才會發生。
社會主義民主所包含的，不是更少的民主、批評和公眾參與，而是更多。對馬克思而言，這是如此明顯，以致他不能想像有人會要廢除特定的公民自由，例如，當社會民主主義者要實行檢查製度時，他甚至批評他們這樣做。列寧也把他自己看成為反對第二國際的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真正後繼者和發揚者。
俄國革命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個產物。它代表人民大眾要脫離戰爭威脅的渴望。列寧和托洛茨基為這一點想出了一個實際的綱領：立即和平！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一切土地歸農民！一個國內和國際的綱領包括在一起的綱領。
與些同時，在這個使俄國社會民主化和現代化的綱領中，十分相反矛盾的機製——以俄國的落後性為根基——卻生長得愈來愈強大了。泰勒主義，由於必要而不是由於政策傾向，被采納了，因為，正如列寧所指出的，社會主體缺乏的那種工作道德情操，在歐洲也要經過400年才醞釀到。
這意味，黨要相當的職能，與正常的社會主義政黨所要擔當的職能十分不同：它變成社會的組織中心，而且，就勞動紀律而言，有社會化的功能。因此，不管列寧的意願如何，當所承擔的，超過了它的體質所能容許的。也許，我們應該把斯大林的上升看成為不僅僅是離開這條發展路線的意外偏差。
斯大林主義墮落的問題更複雜。我們需要把革命墮落的內在原因搞清楚，然後從中學習。公眾參與和獨立工會（這些工會不但是社會主義的“幼稚園”，而且是必須與國家機構打交道的社會團體）的取消，證明這裏沒有真正的進步，沒有辯證意義的“超越”；所發生的隻是負麵作用的清洗。
曼德爾：我同意權力問題是評估俄國革命的命運中心問題。但是，我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
馬克思對革命理論最大的貢獻在於一個中心觀念：工人階級的解放隻能由工人階級自己來實現。我們一定要照字麵來接受這點：工人階級。有人說：“不行啊，你看看這個工人階級——要花很長時間呀！”我的答複是：“好呀，那末就花很長時間吧，因為沒有其他的可能性。以其他主體來代替工人階級，必定遭殃。”
這是我們必須得出的主要教訓，不但是從斯大林主義和後斯大林主義之沒有曆史前途的觀點來看，而且是從社會民主主義之沒有曆史前途的觀點來看。斯大林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以及各種各樣的教條主義者和教派主義者，都說同樣的話：工人階級沒有能力解放他們自己。他們落後、腐敗、無社會地位、被同化。但是，如果這是真的，那麽解放就不可能了。
這裏，十月革命的批評者有一個問題：俄國的條件還未成熟。但是，一開始把企業社會化？這不是由於中央委員會的決定。這是工人自己所做的，常常是違反黨領導的意願。那麽，應該怎樣做呢？鎖壓工人，禁止他們這樣做嗎？那就是黨領導所要麵對的選擇。
布爾什維克黨（1917—1920年的民主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最下麵的特征是，它不反對工人階級中的這些自發過程。托洛茨基從1906年起預測出常識也這麽說的東西：當工人階級在街頭及在國家中成為統治者的時候，他們也會在企業中的力量關係上表示出這種變化。在不壓製的情況下，那是不可避免的。
內格：我們應該重新考慮工人階級作為主體的觀念。主體的觀念是唯心的，不是唯物的觀念；它是超出一般的經驗（先驗論）的觀念，這觀念，在包含它的人行動以前，已經起作用了。但是，我們不應該把中央委員會或政治局看成為超經驗的主體。那是要從十月革命的變態上學到的教訓之一。
我不相信十月革命顯示出唯一的解放道路。法國革命的結果也必須重新考慮；那個革命設法解決人權問題，雖然它仍舊排除了對我們來說是更緊要的問題：社會平等的問題。
人類解放史的庫存中應該包括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的結果，例如權力的非集中化和分開。這也包括法庭的獨立。
一個人不再能夠把他自己建基在一個己經改變了很多的主體上。1920年代的工人階級與今天的工人階級非常不同。和他們接觸，我們也要考慮他們所處的不同環境。你不能用革命的傷感力來打動他們。你不能給他們一個不是他們的身份。
我想，“實際存在的社會主義”破壞的主要原因是缺乏一個主體。我說這句話的意思是，這樣一個社會組織，不能夠隻是組織和訴諸自己解放的利益，它也必須盡量的組織一個能夠接觸到被異化的利益的教育過程。對我們來說，卷入的意思是，像盧森堡在《社會主義的批判》中所說的，人民要學會自己走路。自我調節的過程是必要的。我不再能夠確定，是否黨的形式適宜於處理這個問題，或者是否它需要一個綜合性質的運動。這個運動能夠更廣泛地卷入在人民以及在工人階級中發生的事情中去。
曼德爾：作為一個曆史的主體，工人階級是一個唯物的、不是哲學的範疇。
它已經被——普列哈諾夫、列寧、盧森堡、恩格斯──定義為：在經濟的強製下不得不出買自己的勞動力的人們。實際上在所有工業化和半工業化的國家中，這個範疇包括絕大多數在經濟中活動的人——在某些國家占90%以上。
任何其他的定義是唯心的，而且導致最古怪的結論：毛派曾經古怪地以大多數工人階級的想法跟“資產階級”差不多為理由，把他們定名為資產階級，而且用鎮壓資產階級來替鎮壓工人階級辯護。我根本不讚同這種說法，而且這個說法也與革命的傷感力無關。
不同層份的工人階級的意識之間有很大的分歧。這是絕對真實的。從這一點上所得出的戰略性結論是，社會主義者的主要任務是使工人階級在行動上團結一致。當那一點得到實現，99%需要做的事就已經完成了。
譯自《國際觀點》242期1993年2月號
先稍微介紹一下此君吧:奧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e), 德國著名政治家. 1985年至1998年擔任薩爾州州長, 1990年曾經作為SPD(社民黨)的聯邦總理候選人參加競選(當然是失敗了…), 1995年至1999年他擔任SPD黨主席. 隨著施羅德贏得1998年大選的勝利, 作為主力幹將的拉方丹出任新內閣的財政部長, 但隨後又因為在經濟政策上不滿施羅德的"右傾"而退出政府並辭去SPD黨主席的職務. 幾年後他又率領麾下新成立的勞動與社會公平黨(Wahlalternative Arbeit & soziale Gerechtigkeit , 簡稱WASG)聯合德國著名左派領袖雷戈爾·居西(Gregor Gysi)及其民主社會主義黨(Partei des Demokratischen Sozialismus簡稱:PDS…完全是和SPD對著幹…)東山再起, 2007年兩黨正式合並為左翼黨(Die Linke)…於是共產主義的旗幟又一次在德意誌的上空飄揚…
其實上麵的介紹看不看無所謂, 大家注意下麵的演講辭就可以了…很長的說…
Wir dürfen die Hoffnung von Millionen Wählerinnen und Wählern nicht enttäuschen
我們不能讓幾百萬選民失望
Meine sehr geehrten Damen und Herren, liebe Gäste, liebe Freundinnen und Freunde, liebe Genossinnen und Genossen,
尊敬的女士、先生們，親愛的來賓、朋友們、同誌們！
Ich weiß, dass die eine oder der andere von euch bei den Worten Genossinnen und Genossen vielleicht etwas Bedenken hat, aber ich möchte darauf hinweisen, dass das wirklich völlig unbegründet ist, denn der berühmte Satz der Bibel "Du sollst deinen Nächsten lieben wie dich selbst" muss eigentlich übersetzt werden "Du sollst deinen Genossen lieb haben, dir gleich". Deshalb gab es mal einen berühmten Deutschen, der gesagt hat: "Ein Sozialist muss nicht Christ sein, aber ein Christ muss Sozialist sein." Das ist die Botschaft, die wir am heutigen Tage auch an kritische Menschen in den Kirchen richten
我知道，你們當中或有人會對“同誌”這個詞有些看法，但我想指出，實際上是毫無理由，因為《聖經》上的這句名言“你應該愛人如己”本來就得翻譯成“你應該愛同誌如己”。因此，有位德國名人就說過：“一個社會主義者不一定是個基督徒，但一個基督徒卻必須是個社會主義者。”這是今天也要向教會裏批評我們的那些人傳達的信息。
Als ehemaliger Vorsitzender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stehe ich heute vor euch und sage: Die Linke steht in der Tradition der deutschen Arbeiterbewegung! Sie steht in der Tradition derer, die unter den Sozialistengesetzen Bismarcks verfolgt waren und sie stehen in der Tradition derer, die in den Konzentrationslagern Hitlers umgekommen sind, und sie fühlt sich dem Erbe derer verpflichtet, die als Sozialdemokratinnen und Sozialdemokraten in der DDR eingesperrt waren wie den Kommunistinnen und Kommunisten, die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ingesperrt und verfolgt wurden. Beides gehört zusammen, und beides muss gesagt werden.
作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前任主席，今天我要當麵對大家說，左派黨是建立在德國工人運動的傳統之上的！她建立在那些受俾斯麥的社會主義法案迫害人士的傳統之上，建立在希特勒的集中營裏遇難人士的傳統之上，而且，左派黨還意識到，他們無論是對前東德當局關押的社會民主黨人，或是對聯邦德國關押、迫害的共產黨人，都有義務去傳承其意誌。兩者之間不分彼此，因此兩方麵都得強調。
Drei Leitfiguren der Arbeiterbewegung möchte ich uns heute in Erinnerung rufen. Da ist zunächst Rosa Luxemburg, die große Sozialistin. Ihr Erbe heißt: "Freiheit ist immer auch die Freiheit des Andersdenkenden". Da ist Karl Liebknecht, der wirklich mit seinem Leben gezeigt hat, dass nichts schwerer ist, als dem Geist der Zeit zu widerstehen, der das chinesische Sprichwort bestätigt hat: "Nur tote Fische schwimmen immer mit dem Strom". Karl Liebknecht war ein Mann, der Widerstand geleistet hat. Er hat das Erbe der Arbeiterbewegung, gegen Krieg zu sein, begründet, als er gegen die Kriegskredite im Deutschen Reichstag gestimmt hat. Und in diesem Sinne fühlen wir uns auch einem Mann verbunden, der für mich Anlass war, in die Politik zu gehen, dem Friedensnobelpreisträger Willy Brandt und seinem Satz: "Von deutschem Boden darf niemals wieder Krieg ausgehen!".
今天我想提及工人運動的三個模範。首先是偉大的社會黨人羅莎·盧森堡。她的遺訓是：“自由，始終也是持不同意見者的自由”。卡爾·李仆克內西，他以實際付出生命來說明，最最重要的時代任務即是反潮流。這方麵，有句中國諺語可作為佐證：“隻有死魚才會隨波逐流”。卡爾·李仆克內西是個敢於反抗的漢子。他在德意誌帝國議會上，以反對戰爭貸款，來體現他繼承了工人運動反對戰爭的精神遺產。就此意義，我又聯想到一位曾經促使我從事政治活動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維利·勃蘭特，以及他的一句名言：“德意誌國土上再也不許發動戰爭！”。
Wir, liebe Freundinnen und Freunde, sind die Partei der demokratischen Erneuerung. Demokratie - so sagte der große griechische Staatsmann Perikles - ist eine politische Ordnung, in der die Angelegenheiten im Interesse der Mehrheit entschieden werden. Im Sinne dieser uralten Definition der Demokratie ist unser repräsentatives System in Deutschland in der Krise. Ob Rente, ob Gesundheit, ob Steuern, ob Bundeswehr in Afghanistan, ob Arbeitsmarkt - was immer ihr wollt, immer entscheiden Zweidrittel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gegen die große Mehrheit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Die Demokratie ist in der Krise. Deshalb brauchen wir in Deutschland eine demokratische Erneuerung! Wir wollen dabei mithelfen, wir, DIE LINKE in Deutschland! Und wenn das repräsentative System in der Krise ist, dann brauchen wir mehr direkte Beteiligung. Und ehe wir mit dem Finger auf andere zeigen oder Volksentscheide und Volksabstimmungen fordern, müssen wir uns selbst verpflichten. Richtungsentscheidungen in unserer neuen Partei müssen der Mitgliederbefragung unterworfen werden. Direkte Demokratie ist nur dann glaubhaft zu vertreten, wenn wir bei uns anfangen!
親愛的朋友們，我們是個民主革新黨派。偉大的古希臘執政官伯裏克利（Perikles）曾說過，民主是一種依據多數人利益來決定事務的政治秩序。按照這個古老的民主定義，我們德國的代議製正處於危機中。無論是退休金、醫療、稅收、聯邦國防軍派駐阿富汗，或就業市場，凡能想象的領域，德國聯邦議會的三分之二多數總是做出與大多數德國人意願相反的決定。正因為民主出現危機，我們需要在德國進行一場民主革新！我們德國左派黨，願意提供協助！當我們的代議製處於危機之時，我們更是需要直接參與。在我們對別人指手畫腳、或提出全民公決、全民投票要求之前，我們自己必須要先下定決心。我們這個新黨派的路線決定，必須服從黨員的意見。直接民主隻有從我們自身做起，才能取信於人！
Wir freuen uns, dass viele Vertreterinnen und Vertreter der Gewerkschaften heute bei uns sind. Wir müssen uns als Gewerkschafter - und als solcher spreche ich dies jetzt an die Frage stellen, warum die Gewerkschaften seit Jahren in Deutschland auf dem Rückzug sind? Viele Kolleginnen und Kollegen der Telekom werden jetzt mit unverschämten Forderungen nach Gehaltskürzung konfrontiert. 50.000 Menschen schiebt man ab in andere Gesellschaften und bedroht sie mit Arbeitszeitverlängerung und Gehaltskürzungen. Warum ist das so? Wir müssen über unsere Kampfformen nachdenken. Ich sage deshalb: Wir müssen neue Kampfformen entwickeln, und das heißt auch, französisch zu lernen. Jawohl, DIE LINKE tritt ein für den Generalstreik, für den politischen Streik als Mittel demokratischer Auseinandersetzungen.
我們很高興今天來了許多工會代表。我以工會代言人名義要在此提個問題：“為何多年來德國工會一直在退卻？”德國電信公司許多雇員即將麵對無恥的減薪要求。 5萬員工將排擠到其他公司，還會受到延長工時、減少工資的威脅。這是怎麽回事？我們必須考慮我們的鬥爭方式。所以我說，我們一定要推出新的鬥爭辦法，也就是說要效仿法國人。沒錯，左派黨要主張總罷工、主張政治罷工，以作為民主抗爭的手段。
Wenn ich von demokratischer Erneuerung spreche, dann meine ich aber auch, dass Demokratie eine zentrale Aufgabe im Auge haben muss, das ist die Aufgabe der Machtkontrolle. Und wenn wir über die Fehlleistungen vergangener Systeme nachdenken, dann war es die, dass man zu wenig Machtkontrolle in die politischen Systeme eingebaut hat. Das gilt nicht nur für den Osten, das gilt genauso für den Westen, das gilt auch heute noch vielerorts auf der Welt. Machtkontrolle ist das Kriterium der Demokratie, und Machtkontrolle war einstmals auch das Kriterium des Liberalismus. Deshalb sagten die Väter des Neoliberalismus, des Ordoliberalismus einmal: "Wir wollen nicht die Kontrolle wirtschaftlicher Macht. Wir wollen die Verhinderung wirtschaftlicher Macht!" An dieser Stelle verbindet sich die politische Theorie des Sozialismus mit der des Liberalismus. Die Verhinderung wirtschaftlicher Macht ist auch eine Aufgabe der LINKEN. Und wenn wirtschaftliche Macht nicht zu verhindern ist, dann muss sie demokratisch kontrolliert sein, sonst haben wir keine demokratische Gesellschaft! Deshalb unterstützen wir - und hier greife ich das auf, was Gregor Gysi und Lothar Bisky gesagt haben: Die drei Millionen kleinen Betriebe, die weniger als zehn Beschäftigte haben und weniger als 10 Mill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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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is Lessing (* 22. Oktober 1919 in Kermānschāh, Iran; gebürtig Doris May Tayler) ist eine britische Schriftstellerin. Im Jahr 2007 erhielt sie den Nobelpreis für Literatur.
Er ist seit 2005 gemeinsam mit Oskar Lafontaine Fraktionsvorsitzender der Linksfraktion im Bundestag. Zuvor war er von 1990 bis 1998 Vorsitzender der Bundestagsgruppe der PDS und von 1998 bis 2000 der PDS-Bundestagsfraktion. Von 1989 bis 1993 war er Vorsitzender der SED-PDS bzw. PDS. 2002 war er Senator für Wirtschaft, Arbeit und Frauen des Landes Berlin.
Inhaltsverzeichnis [Verbergen]
1 Privat
2 Juristische Karriere
3 Politische Karriere
4 Öffentliche Ämter
4.1 Abgeordneter
4.2 Berliner Wirtschaftssenator
5 Kritik
5.1 Bericht des Immunitätsauschusses
5.2 Mögliche Tätigkeit als Inoffizieller Mitarbeiter der Stasi
5.3 SED-Gelder
5.4 Bonusmeilenaffäre
6 Werke
7 Literatur
8 Weblinks
9 Einzelnachweise
Privat
Gregor Gysis Urgroßmutter entstammte dem russischen Hochadel. Gysi entstammt einer jüdischen Familie. Sein Vater Klaus Gysi trat 1931 der KPD bei und arbeitete nach dem Zweiten Weltkrieg in der DDR als Botschafter, Kulturminister und Staatssekretär. Der Bruder seiner Mutter Irene Gysi, Gottfried Lessing, war von 1945 bis 1949 mit der Schriftstellerin Doris Lessing verheiratet, die somit Gregor Gysis Tante ist.[1] Die Schauspielerin Gabriele Gysi ist seine Schwester. Gysi ist mit der Rechtsanwältin und Politikerin Andrea Gysi verheiratet.
Juristische Karriere
1966 erwarb Gysi sein Abitur auf einer Erweiterten Oberschule (EOS), auf der er gleichzeitig ab 1962 zum Facharbeiter für Rinderzucht ausgebildet worden war. Danach absolvierte er ein Studium der Rechtswissenschaft an der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welches er 1970 als Diplom-Jurist beendete. Ab 1971 war Gysi einer der wenigen freien Rechtsanwälte in der DDR. In dieser Funktion verteidigte er auch Systemkritiker und Ausreisewillige, darunter bekannte Personen wie Robert Havemann, Rudolf Bahro, Bärbel Bohley und Ulrike Poppe. 1976 erfolgte seine Promotion zum Dr. jur. mit der Arbeit Zur Vervollkommnung des sozialistischen Rechts im Rechtsverwirklichungsprozeß.
Von 1988 bis 1989 war er Vorsitzender des Kollegiums der Rechtsanwälte in Berlin und gleichzeitig Vorsitzender der Kollegien der Rechtsanwälte in der DDR. Im Herbst 1989, vor der politischen Wende in der DDR, setzte er sich als Anwalt für die Zulassung des oppositionellen Neuen Forums ein.
Von August 2002 bis zu seiner Wiederwahl als Abgeordneter des Bundestages war er wieder als Rechtsanwalt tätig.
Politische Karriere
Gysi spricht bei der Berliner Alexanderplatz-Demonstration am 4. November 1989
Gregor Gysi, Mitglied des Arbeitsausschusses der SED, vor Beginn des SED-Sonderparteitages in der Dynamo-Sporthalle in Berlin im Gespräch mit DelegiertenSeit 1967 war er Mitglied der SED. Als er 1989 in den Blickpunkt der Öffentlichkeit trat, arbeitete er an einem Reisegesetz mit. Am 4. November 1989 sprach Gysi vor 500.000 Menschen auf der Massenkundgebung auf dem Berliner Alexanderplatz und forderte ein neues Wahlrecht sowie ein Verfassungsgericht. Seine Eloquenz und rhetorische Begabung ließen ihn schnell zu einem der Medienstars des Herbstes werden. Ab dem 3. Dezember 1989 gehörte er dem Arbeitsausschuss zur Vorbereitung des außerordentlichen Parteitages der SED an, und er wurde am 9. Dezember 1989 zum Vorsitzenden der SED gewählt. Am 16. Dezember 1989 sprach er sich auf dem Sonderparteitag der SED-PDS für eine Zusammenarbeit beider deutscher Staaten bei voller Wahrung ihrer Souveränität aus. Im Winter 1989/90 gehörte Gysi als Parteivorsitzender der SED-PDS zu denjenigen, die die Auflösung der Partei mit der Begründung ablehnten, das Eigentum der Partei, viele Arbeitsplätze innerhalb des Apparates und letztlich das Parteivermögen soweit wie möglich sichern zu wollen.
Den Parteivorsitz der PDS hatte Gysi bis zum 31. Januar 1993 inne. Danach wirkte er zunächst als stellvertretender Parteivorsitzender, dann als Mitglied im Parteivorstand weiter mit, bis er im Januar 1997 endgültig aus dem Parteivorstand ausschied.
Am 23. Dezember 2005 wurde er auch Mitglied der WASG, ebenso wie Oskar Lafontaine auch Mitglied in der Linkspartei.PDS wurde. Damit machten beide demonstrativ von der Möglichkeit einer Doppelmitgliedschaft in der Linkspartei und in der WASG Gebrauch. Seit dem 16. Juni 2007 ist Gysi Mitglied der neugebildeten Partei Die Linke.
Öffentliche Ämter
Abgeordneter
Von März bis Oktober 1990 war er Abgeordneter der ersten frei gewählten Volkskammer der DDR. Am 3. Oktober 1990 wurde er Mitglied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aus dem er am 1. Februar 2002 ausschied, um das Amt des Wirtschaftssenators in Berlin anzutreten. Er war von 1990 bis 1998 Vorsitzender der PDS-Bundestagsgruppe, dann bis zum 2. Oktober 2000 Vorsitzender der PDS-Bundestagsfraktion.
Von 2001 bis 2002 war er Mitglied des Abgeordnetenhauses von Berlin.
Für die Bundestagswahl 2005 kehrte er als Spitzenkandidat der Linkspartei zurück. Er war Direktkandidat für den Wahlkreis Treptow-Köpenick und führte die Landesliste der Linkspartei Berlin an. Bei der Wahl konnte er sich gegen seinen Konkurrenten Siegfried Scheffler von der SPD durchsetzen und gewann das Direktmandat für den Deutschen Bundestag im Wahlkreis 85 Berlin-Treptow-Köpenick mit 40,4 Prozent der abgegebenen Stimmen. Neben Oskar Lafontaine wurde er als Fraktionsvorsitzender der Linksfraktion gewählt.
Berliner Wirtschaftssenator
Am 17. Januar 2002 wurde Gysi Bürgermeister und Senator für Wirtschaft, Arbeit und Frauen des Landes Berlin in dem vom Regierenden Bürgermeister Klaus Wowereit geführten Senat.
Am 31. Juli 2002 trat er im Rahmen der Bonusmeilen-Affäre von allen Ämtern zurück.
Kritik
Bericht des Immunitätsauschusses
Laut Abschlussbericht des Immunitätsausschusses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soll Gysi zwischen 1975 und 1986 für das 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 der DDR unter verschiedenen Decknamen, dabei hauptsächlich als Inoffizieller Mitarbeiter (IM) Notar gearbeitet haben, nachdem in einer früheren Version des Abschlussberichtes noch davon die Rede war, dass ein solcher Nachweis aufgrund der vorhandenen Unterlagen nicht erfolgen kann.[2]
Im Abschlussbericht[3] heißt es unter anderem, Gysi habe
8222;[…] seine herausgehobene berufliche Stellung als einer der wenigen Rechtsanwälte in der DDR genutzt, um als Anwalt auch international bekannter Oppositioneller die politische Ordnung der DDR vor seinen Mandanten zu schützen. Um dieses Ziel zu erreichen, hat er sich in die Strategien des MfS einbinden lassen, selbst an der operativen Bearbeitung von Oppositionellen teilgenommen und wichtige Informationen an das MfS weitergegeben. Auf diese Erkenntnisse war der Staatssicherheitsdienst zur Vorbereitung seiner Zersetzungsstrategien dringend angewiesen. Das Ziel dieser Tätigkeit unter Einbindung von Dr. Gysi war die möglichst wirksame Unterdrückung der demokratischen Opposition in der DDR […]“
Gregor Gysi bezog zu diesen Aussagen im Abschlussbericht wie folgt Stellung:[2]
8222;[…] Die Gerichte kamen regelmäßig nach wesentlich weitergehenden Untersuchungsmöglichkeiten [d. h. als denen des Ausschusses] zu der Auffassung, dass es einen Nachweis für eine inoffiziell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mir und dem MfS der ehemaligen DDR nicht gibt. […] Insgesamt ist es dem Ausschuss nicht gelungen, die Vorwürfe zu belegen, die er gegen mich erhebt. Ein solcher Nachweis kann auch nicht gelingen, weil ich zu keinem Zeitpunkt inoffiziell mit dem MfS zusammengearbeitet habe. […]“
Die Feststellungen des Immunitätsausschusses hatten aber keine Auswirkungen auf Gysis Arbeit als Abgeordneter, der im Abschlussbericht selbst der Beschuldigung widersprach und auf wesentliche Mängel und Fehler im Verfahren hinwies. Die PDS und die FDP stimmten dem Papier nicht zu; Gysi legte erneut Klage gegen die Feststellung ein. Gregor Gysi bekannte sich zur Kooperation mit der Staatsanwaltschaft und dem Zentralkomitee der SED im Interesse und mit Wissen seiner Klienten und ging mehrmals erfolgreich gerichtlich gegen die Verbreitung der Behauptung, er wäre IM Notar gewesen, vor. 1998 untersagte das Landgericht Hamburg dem Magazin Der Spiegel, weiterhin zu behaupten, Gregor Gysi habe für die Stasi-Spionageabteilung gearbeitet und dort den Decknamen IM Notar geführt, weil der Spiegel seine Behauptungen nicht habe beweisen können. Nachdem das ZDF am 27. Mai 2008 ein Interview mit Marianne Birthler ausgestrahlt hatte, in dem sie Gysi eine Stasi-Tätigkeit vorwarf, ging Gysi mit einem Unterlassungsbegehren gegen den Sender vor.[4]
Mögliche Tätigkeit als Inoffizieller Mitarbeiter der Stasi
Gregor Gysi (2007)Im Mai 2008 unterlag Gysi vor dem Berliner Verwaltungsgericht mit einer Klage gegen die Veröffentlichung mehrerer Protokolle über Robert Havemann und den – laut diesen Berichten – ebenfalls zur DDR-Führung 8222;negativ eingestellt[en]“ Thomas Klingenstein, geb. Erwin. In einem der Protokolle ist die Rede von einer Autofahrt eines 8222;IM“ mit 8222;Erwin“. Das Protokoll wird von der BStU und von Klingenstein selbst auf die Rückfahrt von einem Besuch bei Havemann am 5. Oktober 1979 bezogen. (8222;Der IM nahm 8218;Erwin‘ mit in die Stadt und erfuhr zur Person folgendes …“). Die Bundesbeauftragte für die Stasiunterlagen, Marianne Birthler, erklärte hierzu, es gäbe in ihrem Haus keine Zweifel daran, dass der IM nach Aktenlage 8222;nur Gregor Gysi gewesen sein“ könnte.[5] Der ARD sagte sie, es gebe Erkenntnisse, dass Gysi 8222;wissentlich und willentlich“ die Stasi unterrichtet habe. Klingenstein erklärte, er sei mit niemand außer Gysi auf der Rückfahrt zusammen gewesen, der Text könne sich daher nur auf Gysi beziehen.
Die erfolglose Klage richtete sich ferner gegen die Freigabe von Protokollen, ausweislich derer DDR-Staatschef Erich Honecker Gysi über dessen Vater ausrichten ließ, dieser solle im Rahmen der 8222;juristisch konsequente[n] Verteidigung“ Havemanns als dessen Rechtsanwalt 8222;ein Vertrauensverhältnis zu Havemann herzustellen mit dem Ziel, dass dieser seine Außenpropaganda einstellt“. Dem liegt ein Tonbandbericht in Ich-Form über ein Gespräch bei, das Gysi 1979 mit Havemann führte. (8222;Ich schlug ihm noch einmal vor, jegliche Veröffentlichungen im Westen zu unterlassen und sich allein auf die DDR zu beschränken.“) Die zunächst mit seiner anwaltlichen Schweigepflicht begründete Berufung zog Gysi später zurück.[6]
Gysi bestreitet, als IM tätig gewesen zu sein: Er sei erstmals 1980 von der Stasi wegen der Möglichkeit einer inoffiziellen Mitarbeit überprüft[7] und 1986 abschließend 8222;zur Aufklärung und Bekämpfung politischer Untergrundtätigkeit nicht geeignet“ befunden worden.[8] 8222;Im September 1980 legte die Stasi einen Verlauf an, um zu prüfen, ob ich als IM infrage käme. Wozu einen solchen Verlauf im Jahr 1980, wenn ich angeblich 1979 bereits IM war?“[9] Eine inhaltliche Weitergabe des Gesprächs mit Thomas Erwin, allerdings nicht an die Stasi, sondern an das ZK der SED, schließt Gysi aber nicht aus.[10]
Er habe außerdem erhebliche Verbesserungen für Havemann wie die Aufhebung des Hausarrestes oder die Verhinderung weiterer Anklagen erreicht. Havemanns Sohn Florian hat Gysi in der Angelegenheit ausdrücklich verteidigt. Am 28. Mai 2008 erklärte er in einem Interview: 8222;Unabhängig von der Frage, ob Herr Gysi IM war, was ich nicht beurteilen kann, hat er im Sinne unseres Vaters gehandelt.“[11]
Gysi hinterfragte die Glaubwürdigkeit der Akten: Die Bundesbeauftragte habe in einem anderen Fall erklärt, 8222;dass sie die Diskrepanzen zwischen dem Akteninhalt und tatsächlichen Begebenheiten nicht untersuchen dürfe. Die Behörde sei auch nicht befugt, Unterlagen zu bewerten und auch nicht, Wahrheitsfeststellungen zu treffen.“[12]
Am 28. Mai 2008 befasste sich der Bundestag auf Verlangen CDU/CSU und SPD in der Aktuelle Stunde mit dem 8222;Bericht aus den Unterlagen der Bundesbeauftragten für die Stasi-Unterlagen, Marianne Birthler, über vertrauliche Gespräche, die Gregor Gysi 1979/80 als DDR-Rechtsanwalt mit Mandanten geführt hat“. In der Debatte forderten Abgeordnete der CDU, SPD, Grüne und FDP sowohl Konsequenzen in Form einer Entschuldigung bei den Opfern als auch den Ämterverzicht Gysis.[13][14][15] Der Vorsitzende der Linksfraktion, Oskar Lafontaine forderte als Konsequenz aus den Äußerungen von Marianne Birthler deren Entlassung.[16] Sie bekräftigte dagegen, dass die Aktenlage zweifelsfrei zeige, dass Gysi wissentlich und willentlich Informationen an die Stasi geliefert hätte. Dies sei gemäß Stasi-Unterlagengesetz entscheidend, als Stasi-Spitzel zu gelten, unabhängig davon, ob eine Verpflichtungserklärung existiere oder nicht.[17] Gegen den entsprechenden ZDF-Beitrag setzte sich Gysi beim Landgericht Hamburg mit einer einstweiligen Verfügung auf Unterlassung und Gegendarstellung zur Wehr. Nachdem das Hamburger Landgericht in erster Instanz gegen Gysi entschied[18], hob das Hanseatische Oberlandesgericht den Entscheid der Vorinstanz auf. Begründet wurde dies mit einer unzulässigen Verdachtsberichterstattung und unzureichenden Recherchen im Vorfeld. Gegen dieses Urteil wurde durch das ZDF Rechtsmittel eingelegt.[19]
SED-Gelder
Der Untersuchungsausschuss des Deutschen Bundestages 1998 zum Verbleib des SED-Parteienvermögens (Verschiebung der Gelder, auch Putnik-Deal genannt) gab an, dass Gysi bei seiner Befragung geschwiegen und damit zusammen mit weiteren PDS-Funktionären dessen Arbeit behindert hätte.[20]
Bonusmeilenaffäre
Hauptartikel: Bonusmeilen-Affäre
Im Jahr 2002 wurde bekannt, dass eine Reihe von Politikern, darunter Gysi, Bonusmeilen, die sie durch offizielle Flüge erworben hatten, privat genutzt hatten. Obwohl dies rechtlich nicht zu beanstanden war, trat Gysi in der Folge von seinem Amt als Berliner Wirtschaftssenator zurück.[21]
Werke
(Hrsg.): Handbuch für Rechtsanwälte. Staatsverlag der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Berlin 1990, ISBN 3-329-00606-4.
(Hrsg.): Wir brauchen einen dritten Weg. Selbstverständnis und Programm der PDS. Konkret-Literatur-Verlag, Hamburg 1990, ISBN 3-922144-95-0.
Irene Runge & Uwe Stelbrink: Gregor Gysi: 8222;Ich bin Opposition“. 2 Gespräche mit Gregor Gysi. Dietz, Berlin 1990, ISBN 3-320-01687-3.
mit Thomas Falkner: Sturm aufs große Haus. Der Untergang der SED. Edition Fischerinsel, Berlin 1990, ISBN 3-910164-07-2.
Einspruch! Gespräche, Briefe, Reden. Alexander-Verlag, Berlin 1992, ISBN 3-923854-65-X; erneut unter dem Titel Einspruch! Aufsätze, Reden, Briefe, Gespräche. Schwarzkopf und Schwarzkopf, Berlin 2002, ISBN 3-89602-392-6.
(Hrsg.): Zweigeteilt. Über den Umgang mit der SED-Vergangenheit. VSA-Verlag, Hamburg 1992, ISBN 3-87975-609-0.
Das war’s. Noch lange nicht! Autobiographische Notizen. ECON, Düsseldorf 1995, ISBN 3-430-13689-X.
Ingolstädter Manifest. Wir – mitten in Europa. Plädoyer für einen neuen Gesellschaftsvertrag. PDS, Berlin 1995.
Freche Sprüche. Schwarzkopf und Schwarzkopf, Berlin 1996, ISBN 3-89602-041-2.
Nicht nur freche Sprüche. Schwarzkopf und Schwarzkopf, Berlin 1998, ISBN 3-89602-141-9.
Über Gott und die Welt. Gregor Gysi im Gespräch mit Daniela Dahn, Lothar de Maizière, Hans-Otto Bräutigam und Lothar Bisky. Schwarzkopf und Schwarzkopf, Berlin 1999, ISBN 3-89602-315-2.
Neue Gespräche über Gott und die Welt. Gregor Gysi im Gespräch mit Peter-Michael Diestel, Guido Westerwelle und Gabriele Zimmer/Oliver Schwarzkopf im Gespräch mit Gregor Gysi. Schwarzkopf und Schwarzkopf, Berlin 2000, ISBN 3-89602-351-9.
Neueste Gespräche über Gott und die Welt. Gregor Gysi im Gespräch mit Günter Gaus, Angelica Domröse, Christoph Hein und Roland Claus. Schwarzkopf und Schwarzkopf, Berlin 2001, ISBN 3-89602-366-7.
Ein Blick zurück, ein Schritt nach vorn.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2001, ISBN 3-455-09338-8. (Rezensionsnotizen beim Perlentaucher)
Was nun? Über Deutschlands Zustand und meinen eigenen. Hoffmann und Campe, Hamburg 2003, ISBN 3-455-09369-8. (Rezensionsnotizen beim Perlentaucher)
Literatur
Bericht des Ausschusses für Wahlprüfung, Immunität und Geschäftsordnung (1. Ausschuss) zu dem Überprüfungsverfahren des Abgeordneten Dr. Gregor Gysi gemäß § 44 b Abs. 2 Abgeordnetengesetz (Überprüfung auf eine Tätigkeit oder eine politische Verantwortung für das Ministerium für Staatssicherheit/Amt für Nationale Sicherheit der ehemaligen Deutschen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Bundestagsdrucksache 13/10893 vom 29. Mai 1998.
Wolfgang Brinkschulte, Hans Jörgen Gerlach, Thomas Heise: Freikaufgewinnler. Die Mitverdiener im Westen. Ullstein, Frankfurt und Berlin 1993, ISBN 3-548-36611-2.
Wolfgang Sabath: Gregor Gysi. Elefanten-Press, Berlin 1993, ISBN 3-88520-481-9.
Thomas Falkner, Dietmar Huber: Aufschwung PDS. Rote Socken – zurück zur Macht? Droemer Knaur, München 1994, ISBN 3-426-80063-2.
Jens König: Gregor Gysi. Eine Biographie. Rowohlt Berlin, Berlin 2005, ISBN 3-87134-453-2.
Rezension von Olaf Leitner, Deutschlandradio Kultur, 12. August 2005.
Rezension von Otto Langels, Deutschlandfunk, 15. August 2005.
Hubertus Knabe: Die Täter sind unter uns. Über das Schönreden der SED-Diktatur. Propyläen, Berlin 2007, ISBN 978-3-549-07302-5.
Weblinks
Commons: Gregor Gysi – Bilder, Videos und Audiodateien
Wikiquote: Gregor Gysi – Zitate
Literatur von und über Gregor Gysi im Katalog der Deutschen Nationalbibliothek (Datensatz zu Gregor Gysi 8226; PICA-Datensatz 8226; Einträge im Musikarchiv)
Tabellarischer Lebenslauf von Gregor Gysi im LeMO (DHM und HdG)
Gysi-Biografie bei Who’s Who
Gysi-Biografie auf der Website des Deutschen Bundestags
Redebeiträge von Gregor Gysi im Deutschen Bundestag (Videos)
Beckmann im Gespräch mit Gregor Gysi und Oskar Lafontaine in der ARD Mediathek (Video)
Einzelnachweise
↑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Gregor Gysi: Doris Lessings deutscher Neffe, 12. Oktober 2007
↑ a b Deutscher Bundestag: Bericht des Ausschusses für Wahlprüfung, Immunität und Geschäftsordnung (1. Ausschuss), 29. Mai 1998.
↑ Deutscher Bundestag: Plenarprotokoll 14/198, 8. November 2001, S. 19381.
↑ http://www.pr-inside.com/de/zdf-prueft-gysis-beschwerde-r611625.htm
↑ Artikel in der FAZ vom 28. Mai 2008 http://www.faz.net/s/Rub594835B672714A1DB1A121534F010EE1/Doc~EABA6EAE6945E47729DBC13AA4F6B2055~ATpl~Ecommon~Scontent.html
↑ Peter Wensierski: 8222;Stasi-Akten bringen Gysi in Bedrängnis“, Spiegel online, 20. Mai 2008
↑ Presseerklärung von Gregor Gysi vom 22. Mai 2008. http://www.linksfraktion.de/pressemitteilung.php?artikel=1258926295
↑ Rede Gregor Gysis vor dem Deutschen Bundestag (im Rahmen der aktuellen Stunde zu ihm selbst) am 28. Mai 2008. http://www.linksfraktion.de/rede.php?artikel=1353747538
↑ taz 22. Mai 2008
↑ ARD, Bericht vom Parteitag der Linkspartei 25. Mai 2008
↑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 vom 29. Mai 2008 [1]
↑ Rede Gregor Gysis vor dem Deutschen Bundestag (im Rahmen der aktuellen Stunde zu ihm selbst) am 28. Mai 2008. http://www.linksfraktion.de/rede.php?artikel=1353747538
↑ Deutscher Bundestag: Tagesordnung der 162. Sitzung 28. Mai 2008
↑ ZDFmediathek: heute-journal vom 28. Mai 2008 – Heftige Angriffe auf Gregor Gysi (Video)
↑ Spiegel Online: STASI-VORWÜRFE GEGEN GYSI 28. Mai 2008
↑ Pressemitteilung vom 28. Mai 2008 http://www.linksfraktion.de/pressemitteilung.php?artikel=1219372259
↑ 8222;Stasi-Spitzel wurde man auch ohne Verpflichtungserklärung“, Spiegel Online, 2. Juni 2008
↑ heute.de: ZDF siegt über Gysi, Stasi-Verdacht: Gericht bescheinigt sorgfältige Berichterstattung, 02. Juli 2008
↑ finanznachrichten.de: Hanseatisches Oberlandesgericht gibt Gysi Recht, 31. Juli 2008
↑ Deutscher Bundestag: Bericht des 2. Untersuchungsausschusses 1998, 28. Mai 1998, S. 359.
↑ http://www.spiegel.de/politik/deutschland/0,1518,207612,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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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 23 Mon 2008 08:40
｛國際新聞評論｝轉型正義— 葛雷格． ｛國際新聞評論｝轉型正義—葛雷格． 吉西(Gregor Gysi) 事件(3) 吉西(Gregor Gysi)事件(3)
（南德日報/2008/5/29） （南德日報/2008/5/29）
翻譯歐洲特派員小悅Martin Mellech翻譯歐洲特派員小悅Martin Mellech
來源http://www.sueddeutsche.de/deutschland/artikel/756/177219/來源http://www.sueddeutsche.de/deutschland/artikel/756/177219/
分界線分界線
前因後果前因後果
在如此不利的情勢之下，不曾有任何一位德國的政治人物像葛雷格．在如此不利的情勢之下，不曾有任何一位德國的政治人物像葛雷格． 吉西(Gregor Gysi)被如此強烈的言詞攻訐，卻又能自炮火中全身而退。吉西(Gregor Gysi)被如此強烈的言詞攻訐，卻又能自炮火中全身而退。
評論：哈利貝特．評論：哈利貝特． 蒲朗特(Heribert Panktl)蒲朗特(Heribert Panktl)
葛雷格．葛雷格． 吉西的敵對者稱許吉西是一位可敬的對手，精明世故、良好的教養、敏捷的反應、口若懸河的演講魅力。吉西的敵對者稱許吉西是一位可敬的對手，精明世故、良好的教養、敏捷的反應、口若懸河的演講魅力。 吉西的家庭屬於前東德的上層階級，如同西德的魏茲澤克家族(在1984年至1994年擔任德國第六任總統) 具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吉西的家庭屬於前東德的上層階級，如同西德的魏茲澤克家族(在1984年至1994年擔任德國第六任總統)具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 相對於奧斯卡．相對於奧斯卡． 拉馮泰(Oskar Lafontaine)作為社會主義中的平民階級代表，吉西則是社會主義中的權貴。拉馮泰(Oskar Lafontaine)作為社會主義中的平民階級代表，吉西則是社會主義中的權貴。 認識他的人，都會感受到過去時光中上流階級的教養氣質。認識他的人，都會感受到過去時光中上流階級的教養氣質。
從哪裡可以感受到舊時光中的豪門氣質？從哪裏可以感受到舊時光中的豪門氣質？ 弗裏德裏契．弗裏德裏契．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曾經提出這個問題，他的回答是這樣的：一個能夠啟發他人心智的人。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曾經提出這個問題，他的回答是這樣的：一個能夠啟發他人心智的人。 近20年常受邀參加各電視脫口秀的吉西，不能說沒有這樣的魅力。近20年常受邀參加各電視脫口秀的吉西，不能說沒有這樣的魅力。 引用尼采的句子，具有豪門氣質的人，「出自一塊木頭，這塊木頭同時兼備或軟、或硬的質地，以及木頭本身特有的香氣。」引用尼采的句子，具有豪門氣質的人，「出自一塊木頭，這塊木頭同時兼備或軟、或硬的質地，以及木頭本身特有的香氣。」
哲學家自有一套獨特的描繪方式，這樣的描述對於吉西本人也算得上是貼切。哲學家自有一套獨特的描繪方式，這樣的描述對於吉西本人也算得上是貼切。 這樣的人，對於利益和優勢具有敏銳的嗅覺，往往能夠化危機為轉機。這樣的人，對於利益和優勢具有敏銳的嗅覺，往往能夠化危機為轉機。 尼采為這樣的人，下了一個著名的註腳：「不能將他擊倒的危機，將使他更為強壯。」尼采為這樣的人，下了一個著名的注腳：「不能將他擊倒的危機，將使他更為強壯。」
尼采的話，生動地描繪1990年之後的葛雷格．尼采的話，生動地描繪1990年之後的葛雷格． 吉西。吉西。 不曾有其他的德國政治人物被如此冗長、如此強烈、卻又如此不成功的言詞攻擊；而沒有其他人能夠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調查，也不曾有人熬過如此強大要求下台的巨浪。不曾有其他的德國政治人物被如此冗長、如此強烈、卻又如此不成功的言詞攻擊；而沒有其他人能夠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調查，也不曾有人熬過如此強大要求下台的巨浪。 在一群少數出身於前東德的人物當中，能夠在前東德的政界闖出一片天，同時也能在1989年後的德國政壇展露頭角，20年來吉西就是這少數人之中的一位，而他所作的不隻是將「東德」的形象具相化。在一群少數出身於前東德的人物當中，能夠在前東德的政界闖出一片天，同時也能在1989年後的德國政壇展露頭角，20年來吉西就是這少數人之中的一位，而他所作的不隻是將「東德」的形象具相化。 儘管強烈地譴責聲浪襲向他：曾經為一名效力於史達西的線民、一位前德國國家安全部的非正式雇員、出賣自己的委任人，其中包含兩位前東德政治評論家魯道夫．盡管強烈地譴責聲浪襲向他：曾經為一名效力於史達西的線民、一位前德國國家安全部的非正式雇員、出賣自己的委任人，其中包含兩位前東德政治評論家魯道夫． 巴洛(Rudolf Bahro)和羅伯特．巴洛(Rudolf Bahro)和羅伯特． 哈弗曼(Robert Havemann)。哈弗曼(Robert Havemann)。 一位公民權律師貝兒貝．一位公民權律師貝兒貝． 波雷(Baerbel Bohley)，曾經也是吉西的委任人，在東西德統一後不久稱吉西是「史達西的抓耙子」。波雷(Baerbel Bohley)，曾經也是吉西的委任人，在東西德統一後不久稱吉西是「史達西的抓耙子」。
葛雷格．葛雷格． 吉西在前東德時期就已經是一位出名的律師，自1988年5月起，他更是前東德律師同業工會的主席，在刑事辯護中的反方辯護律師。吉西在前東德時期就已經是一位出名的律師，自1988年5月起，他更是前東德律師同業工會的主席，在刑事辯護中的反方辯護律師。 吉西是一位聰明的律師，曾經夢想要當一位社會主義為基礎的法治國家中，立誌要當上司法部長。吉西是一位聰明的律師，曾經夢想要當一位社會主義為基礎的法治國家中，立誌要當上司法部長。 直到目前為止，吉西受過許多的史達西指控，皆以高超的言詞、以及許多隻能臆測的法律證據否決了敵對者那些如「嘆息」般的指控。直到目前為止，吉西受過許多的史達西指控，皆以高超的言詞、以及許多隻能臆測的法律證據否決了敵對者那些如「歎息」般的指控。 在一波比一波強大的指控之中，一次又一次地從政治風暴中倖存下來。在一波比一波強大的指控之中，一次又一次地從政治風暴中幸存下來。 然後，他的敵手再次以更強勁的方式對付他。然後，他的敵手再次以更強勁的方式對付他。 在史達西-書麵檔案局中的「吉西專家」指出，目前從史達西檔案中發現的關於一場與吉西對話的紀錄，隻是這場風暴中的「香料」。在史達西-書麵檔案局中的「吉西專家」指出，目前從史達西檔案中發現的關於一場與吉西對話的紀錄，隻是這場風暴中的「香料」。
真相拚圖真相拚圖
什麼是「香料」？什麽是「香料」？ 什麼是「主菜」？什麽是「主菜」？ 在第一波的評論中，從檔案局中提出的證據，皆沒有受到吉西本人的證實。在第一波的評論中，從檔案局中提出的證據，皆沒有受到吉西本人的證實。 1991年，那時所提出的指控，如同今日，都缺乏決定性的證明----個人監控紀錄，主要的行動紀錄；正如同今日般，始終缺少一份記載這位律師有正式為國家安全部報告的責任記錄。 1991年，那時所提出的指控，如同今日，都缺乏決定性的證明----個人監控紀錄，主要的行動紀錄；正如同今日般，始終缺少一份記載這位律師有正式為國家安全部報告的責任記錄。 因為如此，吉西是穀有機會，一如尼采所言，利用此機會化危機為轉機？因為如此，吉西是穀有機會，一如尼采所言，利用此機會化危機為轉機？
怎麼可能會沒有主要的行動紀錄？怎麽可能會沒有主要的行動紀錄？ 怎麼可能會沒有關於吉西的資料記載？怎麽可能會沒有關於吉西的資料記載？ 除非在1989年時，這份檔案已經被銷毀，或是這份檔案從來就不曾存在過。除非在1989年時，這份檔案已經被銷毀，或是這份檔案從來就不曾存在過。 如果是後者，吉西就可以鬆一口氣了嗎？如果是後者，吉西就可以鬆一口氣了嗎？ 不會！不會！ 反對吉西的人表示，史達西和吉西之間的交易，不會讓吉西和一般普通的線民一樣。反對吉西的人表示，史達西和吉西之間的交易，不會讓吉西和一般普通的線民一樣。 這種說法，多年來總是重覆地出現；一如吉西對這件事的辯駁。這種說法，多年來總是重覆地出現；一如吉西對這件事的辯駁。 吉西無奈地表示，他從來不曾效力於前東德國家安全部，不曾和史達西合作過，同時也不曾將委託人的資訊透露給他們。吉西無奈地表示，他從來不曾效力於前東德國家安全部，不曾和史達西合作過，同時也不曾將委托人的資訊透露給他們。
然而，自1991年起整個情勢發展產生了極大的改變。然而，自1991年起整個情勢發展產生了極大的改變。 在1995和1998年史達西檔案管理局發現不利於吉西的證明。在1995和1998年史達西檔案管理局發現不利於吉西的證明。 對文件的檢視結果顯示，儘管吉西是非正式的線民，但是卻有「類似」替史達西工作的情狀。對文件的檢視結果顯示，盡管吉西是非正式的線民，但是卻有「類似」替史達西工作的情狀。 而且，從文件裡發現的證明愈來愈多。而且，從文件裏發現的證明愈來愈多。 文件是出自第三人稱的敘述，內容是關於吉西的委託人。文件是出自第三人稱的敘述，內容是關於吉西的委托人。 一位在檔案管理局工作的專員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事情的前因後果就如同被打上馬賽克一樣，讓人民自行去想像、拚出事件的原貌。一位在檔案管理局工作的專員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事情的前因後果就如同被打上馬賽克一樣，讓人民自行去想像、拚出事件的原貌。 這幅被打上馬賽克的圖畫，對於檔案管理員而言，10年前起吉西就被視為一位線民。這幅被打上馬賽克的圖畫，對於檔案管理員而言，10年前起吉西就被視為一位線民。 而隨著愈來愈多證據被發現，整個圖畫也愈來愈清晰。而隨著愈來愈多證據被發現，整個圖畫也愈來愈清晰。
每個指涉吉西和史達西合作的說法，都遭到吉西即時地否認。每個指涉吉西和史達西合作的說法，都遭到吉西即時地否認。 吉西表示，在那個時代，自己就是一個受害者，他從來不曾私下提供訊息給前東德國家安全部。吉西表示，在那個時代，自己就是一個受害者，他從來不曾私下提供訊息給前東德國家安全部。 曼弗瑞德．曼弗瑞德． 史托佩(Manfred Stolpe)，前社會民主黨(SPD)布蘭登堡州的州長，同時也是前東德基督教教堂的首席顧問，在麵對自己的史達西指控時，為自己提出其他的辯護方式，他表示自己當然曾經無數次地和史達西的官員見麵、一起吃吃布丁，但是雙方總是隻談關於基督信仰之事，因為這是他的專業。史托佩(Manfred Stolpe)，前社會民主黨(SPD)布蘭登堡州的州長，同時也是前東德基督教教堂的首席顧問，在麵對自己的史達西指控時，為自己提出其他的辯護方式，他表示自己當然曾經無數次地和史達西的官員見麵、一起吃吃布丁，但是雙方總是隻談關於基督信仰之事，因為這是他的專業。 不同於史托佩，吉西堅決否認和史達西有任何往來。不同於史托佩，吉西堅決否認和史達西有任何往來。 對吉西而言，史達西官員隻是國家檢察官，一個不得以必須和其周旋的強大組織，沒有其他更多的意義了。對吉西而言，史達西官員隻是國家檢察官，一個不得以必須和其周旋的強大組織，沒有其他更多的意義了。
若不能將其傷害，將使其強壯。若不能將其傷害，將使其強壯。 吉西的政治勢力有因此而茁壯嗎？吉西的政治勢力有因此而茁壯嗎？ 儘管他身為一個正在成長的政黨中共同主席之一，輪廓逐漸明朗的馬賽克背後，正是吉西飽受批評的過往律師生涯。盡管他身為一個正在成長的政黨中共同主席之一，輪廓逐漸明朗的馬賽克背後，正是吉西飽受批評的過往律師生涯。 歷史的麵紗是否已經準備要被掀起？曆史的麵紗是否已經準備要被掀起？ 事件的調查能夠結束了嗎？事件的調查能夠結束了嗎？ 事件是否能就此平息？事件是否能就此平息？ 亦或繼續延燒下去？亦或繼續延燒下去？
有一段俗諺，描述90年代的東德人民在史達西的掌控之下產生歇斯底裏的性格：「每一日都有人的麵具從臉上被扯下、每一日都有更為戲劇化的故事發展，描述當時的人民如何被跟監：星期一被懷疑的老實人，星期二成狡詐騙子，星期三成賭徒，星期四是冷血演員。」時間的騷動會逐漸平息。有一段俗諺，描述90年代的東德人民在史達西的掌控之下產生歇斯底裏的性格：「每一日都有人的麵具從臉上被扯下、每一日都有更為戲劇化的故事發展，描述當時的人民如何被跟監：星期一被懷疑的老實人，星期二成狡詐騙子，星期三成賭徒，星期四是冷血演員。」時間的騷動會逐漸平息。 對吉西而言，不會，因為他還沒有真正澄清事情始末。對吉西而言，不會，因為他還沒有真正澄清事情始末。
在5月28日星期三的議院會議中，吉西並沒有強悍地為自己辯護。在5月28日星期三的議院會議中，吉西並沒有強悍地為自己辯護。 他提出自己為委託人所做出的貢獻，那些真實存在的貢獻。他提出自己為委托人所做出的貢獻，那些真實存在的貢獻。 這樣的表現，沒有強化他的清白，反而更使人質疑。這樣的表現，沒有強化他的清白，反而更使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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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銷售商也說：" 要感謝默克爾總理的這一舉措，現在很多有興趣購車的人都來我們這裏。 他們不僅感興趣，很多都簽訂了夠買合同。"
反對黨綠黨之前稱這種"報廢津貼"是汙染環境的政策。綠黨原本對刺激汽車行業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說使用更多的低排放技術。但是，政府方麵希望在這種獎金的刺激下，能對德國經濟的命脈汽車行業有一個決定性的推動。
新的一年景氣尚未複蘇，對於汽車製造大國的德國來說，元月份依舊出現難堪的銷售情況，共賣出189,400輛，相較於去年同期大跌了14%，汽車業者表示，這是連續第3年創銷售新低的紀錄了。
針對不景氣的汽車市場，德國政府特別伸出援手，提供獎勵購車計劃，以淘汰老舊車輛，鼓勵民眾購買較為節能的新車款。
因此，德國業者認為，2009年的銷售量應該至少會超過300萬輛，這都是因為政府的獎勵優惠措施，包括降稅，以及政府針對超過9年以上的老舊車輛，提供2,500歐元的購買新車補貼，約為近11萬元新台幣，這可比台灣政府補貼3萬元貨物稅更要優惠多了。
去年德國的新車市場，下滑到東西德統一之後新低點的309萬輛，減少了6.6%。
在妻子和女兒的陪伴下布什登上就職台，他把左手放在《聖經》上，舉起右手，在倫奎斯特的引導下宣誓：‘我莊嚴宣誓，我將忠實執行美國總統職務，竭盡全力恪守、維護和捍衛美國憲法。’誓詞來自美國憲法第2條第1款，共35個英文單詞。
1961年1月20日，約翰·肯尼迪總統：第一位在國會大廈東側舉行就職儀式的美國總統；第一次邀請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出席官方就職慶典；總統的父母第一次參加當選總統的就職儀式；作為第一位信仰天主教的美國總統，肯尼迪在就職典禮上使用天主教版本的《聖經》進行宣誓；空軍軍樂隊第一次出現在遊行隊伍當中；就職典禮第一次通過彩色電視直播；第一次舉行五場慶祝舞會；最後一個戴傳統禮帽參加就職慶典的美國總統。
11日，美國聯邦國會大廈前，戴瑞克·布魯克斯把左手放在《聖經》上，右手抬起，“宣誓就職”。數十台相機紛紛閃光，捕捉這一“曆史時刻”。布魯克斯脖子上掛的牌子寫著“美國當選總統奧巴馬”。“即使隻有一天時間當名人，我也覺得相當棒。”布魯克斯說。他今年26歲，是來自北卡羅來納州的一名陸軍上士。雖然比奧巴馬年輕了20來歲，但是無論是身高體形，還是皮膚顏色，他都與奧巴馬相近。為了搞好這次彩排，布魯克斯8日還見到了奧巴馬本人，“他（奧巴馬）說，我的耳朵沒有他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