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謝盛友先生之商榷

謝選駿：答謝盛友先生之商榷

誰都沒有誤讀黑格爾：答謝盛友先生之商榷

謝選駿來稿／謝盛友先生在《誰誤讀了黑格爾？----與謝選駿先生商榷》一文中表示：“我不同意選駿先生的說法，毛澤東的‘教育革命’的胡作非為，全從蔡元培那裏出來的。如果是，可能也隻是‘內因’，恐怕還有更多的‘外因’，對黑格爾的誤讀誤解誤會，就是‘外因’之一。”

然後，謝盛友文筆鋒一轉，到了黑格爾身上：“黑格爾有一句名言：‘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德文原文：Was vernue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das ist vernuenftig.)。此句出自《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1820》(《權利的哲學綱要》一書)。

一直以來‘存在即合理’被誤傳為黑格爾的至理名言，在中國幾乎連小學生都耳熟能詳。可能我們真的誤讀了黑格爾，我們中國人幾幾代代都這樣認為黑格爾：凡是存在的事物就天然具有合理性，‘存在’是‘合理’(價值判斷)的必要充分條件。”

謝選駿不會德語，無從閱讀黑格爾的原文，本來不該評論黑格爾及其哲學；但是後來我發現，黑格爾不會中文，卻縱論孔子及其思想。那麽我們也就仿照一下黑格爾，對自己不會其語言文字的德國作品，也來評頭論足、發表看法。於是有了下麵的“答謝盛友先生之商榷”，一篇用黑格爾的方式評論黑爾格的文字。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對孔子思想的了解，來自傳教士的譯本，且無法把握孔子思想的全貌。黑格爾是“歐洲中心主義者”，因為他接受教育的時代，還在十八世紀，那時候歐洲人還不懂得印度的梵文和希臘語屬於同一個起源。而德國的東方學要到十九世紀才開始，那時黑格爾的大腦已經完全僵化，無法吸收新知了，難怪黑格爾對東方文化完全外行。

結果很不幸。“黑格爾論孔子在世界哲學史中的零地位”，雖然是十八世紀的陳酒，但通過馬恩列斯的暴力推銷，到二十世紀的中國卻成了一個流行。我記得毛澤東的“批林批孔”運動中，曾經大肆宣揚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裏批判孔子的段落：“關於中國哲學首先要注意的是在基督降生五百年前的孔子的教訓。孔子的教訓在萊布尼茲的時代曾轟動一時。它是一種道德哲學。他的著作在中國是最受尊重的。他曾經注釋了經籍，特別是曆史方麵的〔他還著了一種曆史〕。他的其他作品是哲學方麵的，也是對傳統典籍的注釋。他的道德教訓給他帶來最大的名譽。他的教訓是最受中國人尊重的權威。

孔子的傳記曾經法國傳教士們由中文原著翻譯過來。從這傳記看，他似乎差不多是和泰利士同時代的人。他曾作過一個時期的大臣，以後不受信任，失掉官職，便在他自己的朋友中過討論哲學的生活，但是仍舊常常接受諮詢。我們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的談話〔按即“論語”----譯者〕，裏麵所講的是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裏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裏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孔子隻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裏思辯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隻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裏麵我們不能獲得什麽特殊的東西。西塞羅留下給我們的“政治義務論”便是一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的書內容豐富，而且更好。我們根據他的原著可以斷言：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使他的書從來不曾有過翻譯，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爾對孔子的批判，由於受到毛澤東的吹捧，而在1970年代風靡整個中國大陸。直到今天，還有網文指出：“沒有邏輯和思辨的語言實在不能稱之為哲學！黑格爾批評得很對，中國實際上是沒有哲學家的，隻有一些思想家。先對於西方哲學，東方哲學其實處於非常原始的階段。我覺得主要是缺少了邏輯這個工具，所以根本沒有完整的能串聯起來的思想和理論。而且中國人很不注重辯證的思維，中國相對於西方整個社會都缺少思辨。很少認真完整的嚴肅的思考一些問題。”

有的網文進一步指出：“孔子確實沒有留下什麽思辯的東西，所以能反駁的地方也不多了，或者不同國度的人也覺得沒有反駁的價值。我覺得孔子的功勞，就是幫中國人賣了廣告，讓世界上的人知道中國人有道德。曾經在書上看到過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的對比，大概意思是中國哲學談生而避死，就是說中國人繞過了死亡，就對生活上的事情進行思考討論。但是，偏偏西方人卻認為，‘死’是哲學領域最豐富的金礦，哪個哲學家都可以從’死‘裏‘撈一筆’。難道這麽偉大的孔子，思想這麽開闊的孔子沒有想過死？怎麽不去研究研究呢？可見中國人做學問比較狹隘，而且受封建製度約束，不能談性。人進化過程中，吃跟性是沒有改變過的本能，所謂食色性也，生和死於我們也無法避免，為什麽舍近求遠，談讀書談交友？相比之下，西方哲學比中國哲學要深刻多了。（午睡前腦袋不靈活，以上純屬扯談，無邏輯無根據，隻不過不想冷落了牧童一番苦心發這個貼，希望大家繼續討論，沒有你們的討論，引發不了我發言的靈感。本來還想寫更多，無奈已經睡著………）”
國學家尤其是喜歡儒學的國學家以孔子為“中國偉大的哲學家”，但黑格爾的徒孫毛澤東卻看法相反。他根據黑格爾的普魯士精神來掃蕩孔廟，戰績遠在明代中期草寇劉六、劉七之上。劉六、劉七的“起義部隊”在孔廟駐屯，但仍然不及毛大的解放軍和紅衛兵那樣進行係統的“改造”和毀滅。

在我看來，中國古代當然沒有哲學，因為連“哲學”這個詞匯都是近代才從日本輸入的。但是中國有儒學、道家、玄學，這是希臘和德國所無的。正如德國沒有漢字文獻一樣。沒有水墨畫的德國，可以從事油畫活動。所以孔子的“仁”顯然不是“哲學範疇”，而在儒學範圍。

黑格爾說：“真正的哲學是自西方開始”，在東方國家裏“找不到哲學知識”，“東方的思想必須排除在哲學史以外”。這話並不錯，這等於說：“真正的德語是自德國開始”，“外國人說的德語必須排除在德語文學以外”。但是當黑格爾認為哲學在於“用思維和概念去把握真理”，就陷入無稽之談了。1806年耶拿戰役前夕，三十六歲的黑格爾看到了拿破侖，於是給自己的一個朋友寫信說：“我看見皇帝──騎在馬背上的世界精神──穿過城市，看到這個人具有一種高尚的感情。這個人目標始終如一，他騎在馬背上，向全世界擴張並統治世界。”這就是黑格爾的頭腦所能理解的“曆史的終結”？我嘲笑黑格爾，是因為拿破侖連烏拉爾山都沒有越過，還不如新老沙皇們呢，何來“向全世界擴張並統治世界”？看來黑格爾的“世界精神”真是一個廉價的封條。

但黑格爾這個廉價的封條，後來卻不幸成了一句傳世名言。當然，在我看來，這比起項羽、劉邦看見秦始皇的儀仗隊時，所發出的那兩句傳世名言，就相差太多了：項羽：“彼可取而代也”〔《史記·項羽本紀》〕劉邦：“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史記·高祖本紀》〕

而這個兩千年後的黑格爾呢？卻把拿破侖看作上帝的化身。這個拿破侖還沒有把歐洲各國“搞定”，遠遠不及兩千年前就已經搞定了中原各國的贏政。可見黑格爾這個普魯士哲學家的胸襟和思維，還不如秦末的動亂和暴亂分子。其實，這種廉價的胡言亂語，不僅是黑格爾的個人特點，也多少是德國哲學至少是黑格爾前後左右的那些德國哲學的共同特點。

例如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年〕─謝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1775─1854年〕─就與黑格爾一脈相承，是德國自然哲學的夢遊者。他們胡作非為的“自然哲學”是荒唐鬧劇，其喧鬧史僅僅表現了普魯士小人國的妄自尊大。看來不僅是其命題的意義，而且整個說理係統的意義──都須到“自然哲學”所顯示的擴張欲望裏去尋找了。在我看來，哲學隻是哲學，“自然哲學推理”要想取代自然科學實驗，不過是一種德國推理狂的病態症狀罷了。可惜後來的馬克思主義者們，沒有從“自然哲學”這個中學課程學到足夠的教訓，還是一味玩弄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等等的“社會科學推理”，結果弄得天下大亂，狼煙四起。如此看來，德國式的“自然哲學預測”的破滅，為“社會科學預測”的破產，作了預告，盡管其落實過程，又花掉了將近兩百年。
這些德國的“推理思想家們”，都是些絕對主義份子。除了康德以他不徹底的相對主義啟發了自認為天真的尼采。“德意誌的精神”，在此顯示了某種兩重人格，那也許是三十年戰爭〔1618─1648年〕的殘酷後果所造成的日耳曼民族分裂，在其精神世界所留下的持久創傷？尼采是真的傻氣？還是以真誠為手段而嘩眾邀寵呢？當真誠被作為一種方法在使用，真誠也就不存在了──戲子和街頭宣傳家的時代破曉了。實際上哲學家尼采很迷戀戲子，而後來的街頭宣傳家又很迷戀尼采，這真是有趣的羅圈。
“思考”是一種“邏輯”，是用來輔佐並證明意誌的。當意誌產生的時候，總是情不自禁地用思考即邏輯去鼓勵或抑止自己。思考的作用還在於可以深化意誌，盡管它並不能產生從高級精神到普通意誌的所有自發性。雖然實證主義者力圖使意誌服從思考，但這種“力圖”不也是一項“實證主義的意誌”麽？有什麽樣的意誌，便有什麽樣的思考和什麽樣的邏輯。可以和意誌相匹配的，不是“思考”而是“眼光”。眼光不能對意誌發號施令〔用叔本華的話說，“沒有支配意誌的意誌。”〕；但可以分散意誌，甚至轉移意誌。所以我們認為：從意誌中生出宗教；從眼光中生出哲學；從驗證中生出科學。

在一個優秀的心靈中，意誌和眼光常常是相對分離的、獨立的，由此取得互補與協調。而黑格爾的《宗教哲學》卻完全泯滅宗教的意誌與哲學的眼光之間應該保持的距離。──這顯示，他不但是個絕對主義者，還是個心存愚民之念的售賣狗皮膏藥的大師。他的主要成就是剽剝了斯賓諾莎的倫理學，加以改換並套用在本體論上，於是這個絕對的牧民哲學家就自以為掌握了“宇宙精神”的代言權，就可以由宇宙精神〔即斯賓諾莎的“神”〕去推論一切屬於宇宙精神的派生物〔即現象世界〕了，這就完成了“德國自然哲學”的完全墮落史。但事實證明，這不過給後人留下了一個笑柄而已。這位大導師最後也很難下台，好在他的門徒盤踞的領地太野了，所以通過遊擊戰爭救了他的駕。

而黑格爾本人在《宗教哲學講演錄》〔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中所表明的離奇論點，則比斯賓諾莎的荒唐論證更有過之而無不及，而假冒為善的此公還偏偏要為自己的藏頭露尾的偽善鍍上一層客觀真理的金箔，尤其要了讀者的命。隻有卡爾馬克思那樣的蠢材，才會被他迷惑，竟然想起來要把黑格爾的自然哲學，變成曆史唯物主義的社會科學。

如此，拯救黑格爾及其各類門生〔包括卡爾·馬克思及其各派門徒〕的最佳方法，唯有燒毀黑格爾以前所有的人類著作。據說，柏拉圖就是依靠燒毀德謨克利特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前460─前370年〕等人的著作，才得以成為大師，為自己創下了不朽的聲譽。果然，二十世紀掌權的馬克思主義者們，為了控製人們的思想，也開始銷毀或篡改黑格爾的私淑弟子馬克思以後的時代所產生的幾乎一切哲學著述甚至科學著作。因為黑格爾不及柏拉圖，必須擴大銷毀麵才能達到愚民效果。所以，“文化水平”最低的毛澤東，其銷毀書籍的規模要超過了列寧和希特勒。

顯而易見，一切超過黑格爾“宇宙精神大全”、馬克思“曆史發展必然規律”等“必然性胡謅”的典籍，隻要存在一天，就能證明黑格爾、馬克思所說的不是真理，並會一舉擊潰其獨尊地位。如此看來黑格爾的出現，確是“德國哲學的終結”而不僅僅是“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在此意義上，黑格爾與亞裏士多德實在很有些相似。雖然黑氏與亞氏一樣“博學”，可他比亞氏更多專橫的普魯士氣味。畢竟，亞氏還沒有將馬其頓的秩序等作宇宙精神的最高體現。黑格爾哲學演變為馬克思主義，進擊世界，廣泛流傳，進一步推動了歐洲文明的墮落。結果，連當代的“科學社會主義”甚至“西方馬克思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及其實證材料，也不得不屈從於“黑──馬”這一套思想把頭的控製。

黑格爾不懂中文卻批判孔子，但在《易經》麵前，即使像黑格爾這樣心胸狹窄的哲學教授也不得不發出讚歎，《哲學史講演錄》說“《易經》包含著中國人的智慧”。到了晚年，他終於吐露了一個終生的秘密，在自傳中承認，他所“創造”的“正反合辨證邏輯定律”，正是得自《易經》的啟發。

難怪黑格爾臨死的時候說：“隻有一個人理解我。”過了不久他又說：“連這個人也不理解我。”其實，連黑格爾自己都不能理解黑格爾自己；所以，誰都沒有誤讀黑格爾。正因為黑格爾自己“本來無一物”，結果任何正確的理解也都成了“何處惹塵埃”的無稽之談？

浮士德死去了，他的曆史終結了。周易的乾坤死而複生了。在即將來到的時代裏，周易的乾坤將化育天下。讓我們被這透徹的全球時代的預言靜靜催眠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禦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鹹寧。”〔《乾卦彖辭》〕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鹹亨。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君子。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坤卦彖辭》〕

[謝盛友]

黑格爾對孔子和儒學的批評 黑格爾對於孔子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很蔑視的，他在《哲學史講演錄》中說到孔子時，指出孔子沒有“思辨哲學”，《論語》中隻有一些“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裏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裏都找得到，可能還要更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因而不值得一顧。我們讀到這些議論會感到不舒服的，但是從德國注重思想體係和黑格爾辯證哲學出發，黑格爾的責備也不是毫無道理的，因為他對中國哲學還是知之甚少的。中國哲學的主流是研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倫理學的問題（也就是黑格爾所謂的“常識道德”）自然是備受哲人們關注的。而且，解決這些問題的方式也不同與西方哲學，中國哲學家大多不倚靠“思辨”“論理”去推導，而是靠感情的打動和突發的感悟。這樣的解決問題的方式自然不能入黑格爾的法眼，因為，西方哲學即使研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關係，也是運用研究自然的方法，采取邏輯分析的態度，作純粹的理智思辨。因此，缺少理性、缺少思辨的中國倫理哲學就很難被西方哲學家認同。我想中國倫理哲學可稱為感情哲學。也許哲學界很難認同這個詞，哲學就其本義來說就是理性思考的結果，與感情是不相容的。實際西方哲學家也承認“感情哲學”這個概念。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談到哲學的分類的時候說，如果“按照促使哲學家作哲學思考的主動欲望來分，這樣就分出來由愛好幸福而產生的感情哲學”，與之並立的還有“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

王學泰


黑格爾論孔子在世界哲學史中的零地位 (2007-08-20 18:41:06)

標簽：知識/探索 孔子 黑格爾 哲學史 分類：史言倉


國人以孔子為“中國偉大的哲學家”，黑格爾卻看法相反。他在190年前對孔子哲學思想的評價是——零。是何道理？咱來看看。


“關於中國哲學首先要注意的是在基督降生五百年前的孔子的教訓。孔子的教訓在萊布尼茲的時代曾轟動一時:它是一種道德哲學。他的著作在中國是最受尊重的。他曾經注釋了經籍，特別是曆史方麵的，〔他還著了一種曆史〕。他的其他作品是哲學方麵的，也是對傳統典籍的注釋。他的道德教訓給他帶來最大的名譽。他的教訓是最受中國人尊重的權威。孔子的傳記曾經法國傳教士們由中文原著翻譯過來。從這傳記看，他似乎差不多是和泰利士同時代的人。他曾作過一個時期的大臣，以後不受信任，失掉官職，便在他自己的朋友中過討論哲學的生活，但是仍舊常常接受諮詢。我們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的談話〔按即《論語》——譯者〕，裏麵所講的是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裏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裏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孔子隻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裏思辯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隻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裏麵我們不能獲得什麽特殊的東西。西塞羅留下給我們的“政治義務論”便是一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的書內容豐富，而且更好。我們根據他的原著可以斷言：為了保持孔子的名聲，假使他的書從來不曾有過翻譯，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爾



黑格爾看不起孔子。他對孔子的評價，建立在他的哲學史觀念上。

黑格爾認為“思想的自由是哲學和哲學史起始的條件”。“哲學的真正起始”，是思想要把握“一切事物的本質”。而要做到這一點，思想必須是自由的，這樣思想才能“深入自身”，“達到自由的意識”，使思維“把一個對象提高到普遍性的形式”，從而建立真正的哲學觀念。

所以，哲學發生的前提，是“自由的政治製度已經形成”，人的精神與自然意識，與現實對象相分離。在人的“精神與自然合一的階段，如“東方人一般的存在方式”，就沒有哲學。孔子時代的中國，“隻有主人與奴隸的關係，是專製階段。”人的思想範疇處在“恐懼”的狀態下，意誌和思維沒有自由，所以孔子也隻能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他的道德教訓中沒有一點“思辨的哲學”，因此也不能算是哲學家。黑格爾承認孔子的思想裏有“高尚、偉大、崇高，但僅表現為自然的特性或主觀的任性”。但他不能自由地思辨，使“最高尚的東西與最惡劣的東西並存著”。

黑格爾在孔子那裏“找不到哲學知識”，也找不到“自我”。而“自我的自在性、人格性和無限性，構成精神的存在。精神的本質就是這樣，它不能是別的樣子”。黑格爾評價孔子的境界是“沒有意識的”，也不能保持“自身的客觀性”，因此也是“毫無精神意味的”。他認為“這種東方的思想必須排除在哲學史以外”，“故哲學實自希臘起始。”



以上引文引自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1816年海德堡大學）



×××



什麽是哲學？中國人與西方人認識似乎不一致。東方人的思辨與西方人的思辨肯定不是一回事。這裏有認識上的鴻溝。反方說：如果說孔子思想中沒有哲學，是不是也意味著說中國水墨畫不算畫，隻有油畫才算畫呢？正方說：那麽孔子以“仁”為核心的思想，又屬於哲學的哪個範疇？認識上的鴻溝是由兩套語言產生的。

如果說東方哲學和西方哲學都各自成立，目的、方向、標準、界定是不同的，那哲學就要分東、西兩個各不相幹的陣營，雙方可以互相說對方是“掛羊頭賣狗肉”，而永遠沒有交流的可能。因為大家在談論真理時用的是兩套語言。這樣的話，國學大師們在向西方介紹孔子“哲學思想”的時候，就會象墨汁與油畫顏料不能相融一樣遭遇困境。



黑格爾對孔子哲學的偏見

發布時間：2006-07-16　文章來源：作者惠寄 文章作者：王子儀


　　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是熔哲學史的宏觀研究與哲學家的微觀研究於一爐，思接千載，視通萬裏，蔚為壯觀的鴻篇巨製。

　　然而，這位德國古典哲學大師對中國哲學一一特別是孔子哲學的評價卻存在著明顯的偏見。黑格爾說：“真正的哲學是自西方開始”，在東方國家裏“找不到哲學知識”，“東方的思想必須排除在哲學史以外”；孔子哲學，“它是一種道德哲學”，是不能登“屬於思想的領域”的哲學的大雅之堂的。“我們看到孔子和他的弟子們的談話（即《論語》一一引者注），裏麵所講的是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裏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裏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孔子隻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裏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隻是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裏麵我們不能獲得什麽特殊的東西。西塞羅留給我們的《政治義務論》便是一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的書內容豐富，而且更好。”（《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

　　黑格爾把哲學的“思辨”形式，與哲學的基礎一一道德割裂開來，而且貶低後者。黑格爾既然認為哲學在於“用思維和概念去把握真理”，而真理的目標總是有助於實現人類道德的完善、精神的文明的。那麽，也就不能無視孔子哲學的可貴之處，在於在二千九百年前，就提出了人類認識自己，對待他人的“克己複禮”的原則，提出了“仁”這個哲學範疇。從而，在東方哲學中，在曆史上樹起了一麵千百年間無數誌士仁人為之奮鬥的旗幟。當著耶穌會神父普羅斯配利·若內塔等在十七世紀把孔子介紹給西方，，出版《中國哲學家孔子和中國的學問》後，德國古典哲學的先導萊布尼茨，一六九七年曾熱情讚賞孔子哲學在歐洲的傳播認為：“全人類最偉大的文化和文明即大陸兩極端的二國，歐洲及遠東海岸的中國，現在是集合在一起了。”（《中國近事·導言》）

　　顯然，在對孔子哲學的認識上，黑格爾遠遜萊布尼茨。他正像中國的有些研究者那樣，把孔子哲學的外在形式——“禮”，當作了它的主體，認為孔子哲學“就是皇帝的宗教，士大夫的宗教”，特別與以隆重的儀式慶祝一年的季節的典禮相聯係”。“與這種自然宗教相結合，就是從孔子那裏發揮出來的道德教訓。”那乃是一個國家的道德。當我們說中國哲學，說孔子的哲學，並加以誇羨時，則我們須了解所說的和所誇羨的隻是這種道德。這道德包含有臣對君的義務，子對父、父對子的義務以及兄弟姐妹間的義務。”（同前）

　　鑒於“禮”的形式，（“義務”），長期被用來為封建專製主義製度服務的特點，所以，黑格爾就認為“孔子的哲學就是國家的哲學。”這是一種並未深入“禮”的內在本質的觀點，正和國內一些以為孔子思想體係是“禮為第一位”的持論一樣。其實不然，孔子的“禮”是服從於“仁”的。“克己複禮為仁”。“克己”的範圍是對所有人的，不分地位、等級的。根據這一儒家學派的基本觀點，後繼者提出“存天理，滅人欲”的口號。所謂“存天理”，其實就是指遵循必然規律；“滅人欲”，並不否定人類正當的，合理的欲望，而隻是去除自私的貪欲，達於“大同”——“天下歸仁”。曆史上封建階級中腐朽勢力的代表，取孔子哲學中有利於等級特權製度的“禮”的形成，大肆宣揚，而把它的合理“內核”——“仁”拋棄了連複辟封建帝製的竊國大盜袁世凱，都大搞“投壺之禮”，拿了孔子哲學“外殼”來愚弄辛亥革命後的人民，妄圖實行精神奴役，以滿足一己一家的“大欲”。這些，實質上是跟“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的孔子哲學的根本宗旨相背離的。但這都無妨於他們打著孔子的招牌去騙人。孔子哲學的理性原則就是“仁”。“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德”在“禮”先。“禮”是實施“仁”的手段和方法。去“仁”之禮，是“非禮”。“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縱觀“仁”、“禮”、“政”三者的關係，“仁”為“德”之本，“禮”為仁之表，“政”為“仁”之用。“天下歸仁”是對三位一體的高度概括。由此可以推斷：孔子的“克己”首先是對當時諸候國君而言。《尚書·皋陶謨》對“天子”有九德的要求：“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而認為協助天子處理政務的諸候，要具備其中的六德，自然亦非“克己”不可。於中可見，孔子哲學思想，是繼承並發展了《尚書》中有價值的思想資料的。他主張對國君應比臣下有更嚴格的要求，跟韓非置國君於法律之上、不受任何約束的封建專製主義集權思想，極端自私自利的獨夫思想是截然相反的。黑格爾低估了孔子這一古代民主思想的深遠意義。孔子哲學的核心部分，不是“道德的哲學”，而是對封建專製主義國君的超然於法律之外的特權的否定，蘊藏著極大的“維新”精神。韓非曾極詆孔孟推崇堯舜湯武之道：“皆以堯舜湯武之道如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為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屍，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韓非子·忠孝》）表現出封建專製主義的思想代表，為維護不公正的等級特權，對孔子思想中民主性的“內核”的恐懼。如同“辯證法”是黑格爾哲學 的合理“內核”一樣，“仁”正是孔子哲學的合理“內核”。

　　黑格爾對孔子哲學的偏見，是因為他經過西歐人文主義思潮的洗禮這後，把孔子哲學中易於為封建等級特權製度利用的“禮”的陳舊的外在形式，當作它的主體，所以得出“毫無出色之點”的結論。如果他對照過韓非反儒的封建專製主義理論，抓住“仁”的本質，就會發現孔子哲學本身包含著變革封建專製主義的積極因素。“天下歸仁”是對古代“大同”理想的集中概括，對曆史上的封建專統治者也未始不是一種製約。它在曆史上是維係中華民族精神的一條紐帶。孔子哲學不是“一種常識道德”，對此我們應當比黑格爾有更多的發言權。



曲阜市，位於山東省西南部，隸屬於濟寧市，古稱魯縣，是魯國國都，更是儒家學派創始人孔子的故鄉，被中國政府第一批授予國家曆史文化名城稱號。它和臨近的鄒城市被並稱為“孔孟桑梓之邦”。


曆史
古稱“少昊之墟”，據說上古時炎帝、黃帝和少昊都曾在這裏定都。商代屬奄國。周武王開創周朝時，將其弟、開國功臣周公旦分封在此，稱魯公，但隻由其子伯禽領國，而周公本人則留駐中央、輔佐朝政。於是，從周初起，這裏作為魯國都城，曆經了八百七十三年曆史，是周朝各諸侯國都中，定都時間最長的。當時的曲阜，城牆長約12千米，四麵各開三座城門。城西南為內城，包括了宮殿和祠廟等建築，城西為製陶區，城北為冶金區，城東為軍營，其餘皆為民居、市場和娛樂設施。整座城市遵照周禮的規範，左壇右社，麵朝後市，以“禮儀之邦”而著稱於世。

春秋戰國時期，這裏出現了一位被後人尊為“文聖”、“大成至聖先師”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他的思想流派後來被稱為儒家，影響中國達幾千年之久。孔子逝世後僅一年，魯哀公就下令祭奠，到西漢時，漢高祖劉邦更以祭天的儀式來祭孔子。孔子的後人們便世居於曲阜，並接受曆代朝廷的封賞，逐漸發展成為中國的第一大家族並延續至今。他們的家廟及府第曲阜孔廟及孔府在曆代帝王的支持下，不斷擴建，現已形成規模極其宏大的一組建築群。其北的孔林是孔氏家族的墓地，大約有十萬座墓塚，是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家族墓地。曲阜孔府孔廟孔林（“三孔”）目前已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了世界遺產名錄。

戰國末期，魯國被楚國滅亡後，楚國設置了魯縣。西漢時，這裏是宗室魯王的封地，亦稱為魯國。三國時複設魯縣，為魯郡治。隋代易名為曲阜縣，以“城東有阜，委曲長七八裏”而得名，屬兗州。目前，城內外還遍布著祭祀孔子大弟子、“複聖”顏回的顏廟以及西夏侯遺址、周公廟、春秋書院、漢魯王墓、少昊陵、石門寺、宋景靈宮故址等無數文物古跡。於1982年被定為國家曆史文化名城，1986年撤縣設市，由地級濟寧市代管。

曲阜孔廟位於孔子的老家山東省曲阜縣，為中國現存最大的孔廟。它與孔府、孔林並稱“三孔”，是中國現存最大的四大古建築群之一。


建築結構
整個孔廟總麵績大約327.5畝，呈長方形，南北約長1100米，延中中軸線左右對稱，布局嚴謹。廟內共有九進院落，前起欞星門、聖時門、弘道門、大中門、同文門、奎文閣和十三禦碑亭。之後從大聖門開始分為三路建築群，分別是祭祀孔子以及先儒、先賢的中路建築群（大成門、杏壇、大成殿、寢殿、聖跡殿、兩廡等），祭祀孔子祖先的東路建築群（崇聖門、詩禮堂、故井、魯壁、崇聖詞、家廟等）和祭祀孔子父母的西路建築群（啟聖門、金絲堂、啟聖王殿、寢殿等）。


1949年，中共政府在中國大陸建立職權以後，基本取消了祭孔的活動，被有些人認為是去中國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大搞批林批孔的運動，祭孔視為封建迷信而被禁止，各地很多孔廟，包括曲阜孔廟的文物古跡都被破壞。從1984年起，曲阜孔廟恢複了民間祭孔。以後中國其他地區陸續開始祭孔的活動。


1994年，曲阜孔廟、孔林、孔府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