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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海嘯中認識社會主義
作者：謝盛友
我們小的時候天天唱《社會主義好》這首歌：“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國家人民地位高。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
我第一次感覺“社會主義好”是1976年，社會主義國家給我們補助糧食。那年唐山大地震，海南大幹旱，農民顆粒無收。我們本來在農村，國家在旱年給與照顧，免了公糧，按人口給一定的“統銷糧”過日子。我當時是生產隊的會計，到公社為全生產隊的家家戶戶領回那些國家給統銷糧票證。從來不丟東西的我，那次弄丟了100斤米的票證。回去找公社主管，他不可能再補給你，跟社員說，沒有人會相信我，是弄丟了，肯定懷疑是我貪汙了。怎麽辦呢？當然是我家少得100斤大米。
一共100斤大米的票證給丟了，不管我怎麽一次又一次地找，一個人又一個人地問，卻再沒有找到，麵對內心的愧疚，麵對全家人的嘮叨抱怨、歎息，麵對全家人的沉默，麵對一個米飯就意味著生命的時代，我沒有其他的選擇，我隻能讓自己盡量少吃，讓饑餓的痛苦盡量少的落在我家別的親骨親肉身上。在難關裏，我每天隻吃一點點東西，隻要這一點點能支撐到我回家為止。……
我第二次認識“社會主義好”是到德國了以後，當年我還是窮學生，妻子、我和兒子居住兩室一廳的房子，房租600馬克，由於我們收入低微，市政府住房津貼每月260馬克。因為我們是外國人，也得到德國政府的住房津貼，我切身感受到德國的“社會主義好”。對德國社會的再認識是，德國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比爾•蓋茨說，在人的本性中蘊藏著兩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是關愛他人。資本主義利用了人性中自利的力量，取得了經濟進步和社會發展，但這隻服務於有錢人。而窮人隻能靠政府援助和慈善。
我對比爾•蓋茨的話是這樣理解的，德國同時存在兩個製度，那就是自利的資本主義製度和扶貧的社會主義製度。
但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顛覆了比爾•蓋茨的話，也顛覆我對比爾•蓋茨的話的認識。
根據德國媒體報道，德國將采取200億至250億歐元的配套措施。德國執政黨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領袖施圖克透露，為了加強國內經濟，德國政府計劃采取一係列的援助措施，其中包括削減利率。施圖克說：“我們考慮的，是200億至250億歐元的配套。”據媒體報道，這項計劃也包括為汽車製造商和建築裝修業提供資助，同時通過減稅以讓企業能夠注銷一部分的投資。
為什麽說我的認識被顛覆了呢？因為德國的“社會主義”製度不僅扶貧，如今在金融海嘯中也扶富。
德國人（甚至所有西方人）所講的“社會主義”概念，似乎不是我們小時候唱的“社會主義”，而是二戰後升級換代了的民主社會主義，其中包括凱恩斯的國家幹預理論，二戰後的福利國家主張和民主社會主義思潮，以及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通過自由市場經濟方式擴大公共服務的“第三條道路”。
在金融海嘯中，我再次認識社會主義：
鄧小平不問“姓資”、“姓社”地“模石頭過河”改革之前的中國社會，肯定不是社會主義，中國開始改革了，才是慢慢地引“資”。中國在金融海嘯中沒有“傷筋動骨”，讓西方人“刮目相看”，最根本的是，中國還沒有完全進入資本主義市場。
在金融海嘯中，我再次認識社會主義：
我們小時候讀的社會發展史，也許是正確的。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最終到達共產主義社會。
不管我們現在處於什麽社會階段，我們都需要自利的資本主義和扶貧扶富的社會主義。富有的大企業若一家接著一家倒閉了，窮人將越來越多。
在金融海嘯中，我再次深刻體會劉少奇的“資本家養活了工人”。
寫於2008年10月31日， 德國班貝克
再次拜讀。
此文好！絕非小題大做。
加拿大融合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之優勢。加拿大為世界典範。世界需要再來幾個加拿大。
假如沒用風險,是不是我們每一個人都能成為資本家?
不管什麽主義，可持續性發展、環境保護才是最基本的主義, 才是硬道理。
當今之世人人都在強奸大自然母親， 這樣發展下去人類沒有前途。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肯定沒有人能說得清。你看到母雞下蛋，就說是先有雞。在那一時段，當然是正確的。
不過，從人類的發展曆史看，肯定是先有工人，再有資本家的。
金融海嘯無疑駭人，不少以救世主自詡的人更唯恐天下不亂，利用人們的恐慌心理，想趁勢摧毀自由市場，試圖戴起救世者的慈悲麵具，推波助瀾為世界築起一條走向奴役的新末路－－假大政府主義之名，詆毀老百姓的創富能力，使出政府的幹預之手禁製人民主導自己的生活、打擊其原創力。
這些以救世主自居的人並不真的是為人民謀幸福，他們隻不過是藉此撈其政治本錢以達到奴役人民的目的。我們要對這些人打醒十二分精神，格外小心；不要因為一時的艱難，而為這些以救世主自詡的人的偽善妖言所蠱惑，在摧毀效益無窮的自由市場製度的同時斷送掉自由，陷入萬劫不複、以奴役人民為目的的大政府統治。我們這些在中國大陸遭受過專橫極權奴役統治的人，曾經此苦，都有責任站出來為捍衛自由說句公道話。
金融海嘯，那不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失敗，而是人性的墮落－－不知節製地狂妄貪婪縱欲帶來的災難。資本主義是個開放自由、人盡其才、各展所能，讓人發揮其無窮潛能的體製，這個體製讓人在現實世界創造了想象得出的最美好的世界。
不幸這個體製同時賦予人盡情貪婪狂妄急躁的自由。故此自由開放的資本主義製度也令人為欲望挑逗，迷失理智，滿以為這是個史無前例的好時代，是個前所未有的好時機，便理直氣壯、義無反顧地走向懸崖的邊緣，縱身而下。即使到了最後的一刻，他們還以為自己懂得徒手飛翔術（那些大學剛畢業了幾年便一年賺一百幾十萬美金的商人銀行家們，又怎不都以為自己是天才！）。結果？他們就算不是一命嗚呼，也跌得遍體鱗傷。
是的，這是個既矛盾又諷刺的詭譎現象：人類足智多謀，有超越大自然限製的能力；人類克服了不少大自然的災難，甚至征服了太空，可是卻克服不了天生的貪婪欲望。我們往往為貪婪驅使，從一個懸崖邊緣走向另一個邊緣，最後甚至懵懵然縱身墮下現今的災難。然而冒險也是個創造物質繁榮、追求財富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難免為貪婪蒙蔽，這當然是創富的宿命了。因此資本主義社會便時常出現經濟危機，今日我們遇上金融危機，將來也必定會重蹈類似的覆轍。
不過，我們不用因此而沮喪，更不應該讓它阻礙我們往前進。這場災難不會窒息我們，更反而會刺激我們解決問題的創造力。隻要回顧過去一個世紀，細數資本主義幫多少人擺脫貧窮的枷鎖，為多少人提供了方便價廉物美而又可靠的貨品和服務，我們便知道這個體製改善生活的積極貢獻。到如今這一切更又成為了人們最起碼的要求了，可是隻不過三十年前吧，人們對像今日中國的假貨、毒奶隻會擦身而過，豈會造成什麽道德回響？於此可見這幾十年間非但我們的物質生活條件，甚至我們對物質生活的要求與期望，都在風馳電掣般地進步了。
觸發金融災難的是政府幹預助長了銀行家的貪婪，譬如聯儲局格林斯潘年代濫發融資，而政客則又向 Fannie 和 Freddie 施壓增加房屋貸款，都為這些機構創造了濫發債券的條件。更重要的是，大大小小金融機構更發行了不少風險分配不清、定價模糊的衍生工具。這些債券雖然得到信貸評級機構評估風險，卻沒有現成的市場作買賣，隻是由經紀作莊家，透過人際網絡經銷，而不是像在市場掛牌買賣的股票或債券那樣，有充分的買賣測試、確定其價格。
加以這些衍生工具都是計算機程序的產品，結構複雜，因而更欠缺現成的市場機製擬定其價格。假如把衍生工具重新包裝、組合，像股票那樣掛牌上市買賣，這會否有助於更準確地為其定價，從而解決價格信息不足而無從定價的問題？我不是專家，沒有答案，希望專家們不吝賜教。
前些時候我反對將金融資產按市價實時定值 （mark to market）的會計法例，最近我看過一些專家的分析，知道沒有了這個法例，銀行的資產值會變得更不透明，可能會帶來更嚴重的問題。到現在我才明白這個時候，為什麽債券市場交投疏落，沒有人敢碰這些債券，以致其價格插水，令到銀行的資產銳減，將整個金融界推到破產邊緣；故此取消 mark to market 的做法是有助緩解金融市場燃眉之急。這是個明顯不過的道理，可是無論是美國財長保爾森或聯儲局主席貝南克依然無動於中。
若然這個法例真的不可少，然而市況興旺時，資產價格上升，那銀行家們總會愈來愈心雄，以致扯高杠杆比例、增加借貸，直至爆煲為止。例如法定銀行的杠杆比例是十對一，一元資本十元債，一旦資產升值，銀行按同樣杠杆比例做生意，債項為資產價格推波助瀾，乘勢飆升，膨脹借貸終致爆煲。
這個危險的傾向明顯不過，我們可否修改法例，將借貸的杠杆比例跟資產倒掛？譬如十元的債券升值至二十元，資產值多了一倍，而借貸的杠杆比例可相應由十對一減為七點五對一，如此類推。
資產價格升得愈高，照理價格回落的風險也愈高，相應降低借貸的杠杆比例也是合理的。反之，當資產的價格下跌時，進一步下跌的機會理應同時降低，那麽又豈不應該相應提高借貸的比例？這個比例倒掛的做法會否起到個逆市反景氣循環的作用，避免好市時造成泡沫，在淡市則加大跌市壓力的危險傾向？
資本主義是個不斷修正的過程，它不僅讓我們從失敗中吸取教訓，也讓我們的意誌、希望和想象力在破舊立新、創造突破的顛覆中重生複活。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任何危機都既是災難也同時是個重生的機會。這樣的機製隻會愈來愈完善，因為它給予人知錯能改的空間，為科技的不斷進步創新提供條件，也因而令人類社會不斷創造繁榮。這個體製效益宏大，是不會崩潰的，我們毋須因噎廢食。解鈴還須係鈴人，隻有市場才可以為金融危機提供最好的解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