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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被告經曆
作者：謝盛友
1998年 3月 18日，我收到原告德國勞工局的告狀書，告狀書是原告於 3月 16日郵寄出來的。告狀書這樣寫：
被告謝先生，中國公民，已婚，餐館老板。
違反德國勞工法。
原告德國勞工局根據充分的材料，確認被告謝至少於 1997年 8月 29日，在沒有勞工許可的情況下雇傭吳明誌 ( 1967年 6月 11日出生，中國公民 )。
謝的行為已經觸犯了德國社會法第三冊第 404條，第 2段，第 2款，同時違反了德國社會法第 284條，第 1段，第 1款的法律規定。謝的行為已經構成犯法，在調查清楚後，將給予法律懲罰。被告在收到本告狀書後，於兩個星期之內可以提出書麵反駁，也可以直接到勞工局當麵提出反駁，不過，勞工局絕對不接受任何電話反駁。被告也有放棄反駁的權利。但是，被告放棄反駁後，原告將根據檔案記錄做出裁決。被告到勞工局進行當麵反駁所付出的路費，全部由被告自己承擔，哪怕是被告將來的反駁有理，迫使原告撤回告狀書，原告也不負擔被告的路費或汽油費用。
1998年 3月 25日，我提出書麵反駁，內容如下：
吳明誌是一個被拒絕的難民申請者，他沒有勞工許可，這是事實，但是，他沒有在我這裏工作，我沒有雇傭他，這也是事實。吳明誌於 1997年 8月 29日到我快餐店來，主要目的是請求我幫助他翻譯他的難民拒絕信，我充當翻譯的角色，也為吳明誌在律師樓約定好當天下午 17 點的會談，準備請律師幫助他打官司，以獲得難民身份。1997年 8月 29日中午 15 點的時候，我們全體職工正好在吃午飯，吳明誌在場，我們當然請他一起吃飯。吳明誌吃飯好後，覺得不好意思，自告奮勇幫助我們洗碗，以答謝我們給他的這頓飯。15:45時，兩名警察闖入我的快餐店，進入廚房，警察當然是在查黑工，當場看到吳明誌在洗碗，這也是事實。但是，吳明誌不是在我這裏進行有報酬的工作，這也是事實。可是作為餐館老板的我這個時候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在開辦快餐店之前，我是一名學習法律的學生，我當然知道，違反法律要受到懲罰，所以，我當快餐店老板以來，一直沒有雇傭黑工，第一，沒有這個必要，第二，我沒有這個膽量。我上書請求德國警察和勞工局再次仔細分析我這個案子，以給我一個比較合理的答複，當然，最好就是撤回告狀書。
1998年 3月 31日，我收到原告勞工局的答複，內容如下：
被告的反駁有道理，但不是法律事實，維持原判。因此，根據德國行政管理條例第 69條的規定，將本案子移交給德國地方法院之檢察官處理。
我看到這封回信，知道情況更糟糕，因為事情越鬧越大。我現在才知道上當了，上了德國勞工局的當。勞工局故意給我兩個星期的思考時間，讓我進行反駁，他們才不管你“跳進黃河洗得清還是洗不清”，隻要你進行反駁，他們就把案子丟給檢察官，反正這些都是國家官員。勞工局不處理，就給檢察官處理。
我過去在大學裏學的是，任何案子，隻要仍在行政係統，問題就好商量多了，回旋的餘地還很大，但是一旦案子進入司法係統，就麻煩了。 最大的麻煩是，一旦進入司法係統，案子必須有一個結果。檢察官不管案子的結果對原告有利還是對被告有利。麵對德國的檢察官，我這回更是有口難辯。
收到勞工局的回信不久，我也收到了當地初級法院 ( Amtsgericht )的來信，是用藍色信封寄來的，我們知道，在德國，隻要是藍色信封套住的信，裏麵都不是什麽好消息。法院在信中通知我開庭的事由、時間和地點。說藍色信封不會帶來好消息，確實沒錯。法院這樣寫道：
初級法院接受德國檢察院的委托，就被告謝違反德國勞工法一案，決定於 1998年 8月 4日，11點半開庭審理，您作為被告一定要出庭，不然，法律懲罰更加嚴重。
收到法院的信後，我仍然有四個星期的時間。考慮了很久，我決定親自到勞工局去一趟。通過介紹，我找到辦理這個案件的有關官員。一見麵，我嚇了一跳，這位大名鼎鼎的官員不就是經常來我快餐店吃飯的客人嗎？我心裏始終提醒自己，人家官員今天是我們的主人，不是我們的客人，跟他套近乎，是白搭。誰知道他們德意誌官員臉上笑的，心裏想的，到底意味著什麽，代表著什麽。我已經跳進黃河洗不清了，不能再把河水弄渾濁了。
官員挺客氣地請我坐下。他越客氣，我越驚慌，畢竟這不是我們自己的國家，且文化差異很大，我們又不懂這裏的官員到底是怎麽想的。“原來是您啊？大學才子放棄教授的位置，而自己開辦快餐店，在我們德國人眼裏，爽快！”
德國人爽快，我心裏更慌：他到底是佩服我，還是嘲笑我？我說：“我不是什麽才子，隻是一個小小的快餐店的老板，今天到您這裏來，是因為有個案子，勞工局要懲罰我。”我給他所有文件，包括法院的開庭邀請信。
官員對照一下檔案號，找出他自己的檔案。十分鍾後，我問他：“我是第一次碰到這樣的問題，現在還有什麽補救的辦法沒有？ 我還能撤回我的抗訴書嗎？若撤回抗訴書，是怎樣的後果？”
德國官員拿出一個計算器，他似乎不在乎我說什麽。“ 136馬克，是懲罰，因為德國警察確實是在吳明誌在您廚房裏工作的狀況下看見他的。您如果同意我的建議，接受罰款，我會撤回我給檢察院的法律主張，但是，我必須等到您交款後，我才撤回我的法律主張。”
“還有什麽別的補救辦法嗎？”
“這就是補救辦法！”
“是唯一的補救辦法？”
“不是唯一的補救辦法，但是是可行的補救辦法。”德國官員這樣幹脆，似乎他對我很友善。
“您可以選擇開庭，當然，也可以承擔罰款。承擔罰款後，在您的檔案的記錄中，我隻是這樣寫：吳明誌在您的快餐店裏在工作時被警察看到，這與您雇傭黑工沒有任何關係。就是說，您至今沒有雇傭黑工的記錄，包括吳明誌在內，也不算您是雇傭黑工。如果您選擇開庭，一切由法官來判決，我沒有權力，也無法影響。” 官員真的對我很友善？
我表示同意接受。接下來兩天後，我收到勞工局的罰款帳單。隨罰款帳單還有一張法律警告說明：收到此罰款單後，請在四個星期之內付款，切勿忘記注明罰款帳單號碼。若支付有困難，請速與勞工局聯係。若四周內，勞工局沒有您的任何消息，勞工局將根據德國行政管理條例第 96條的規定，將該罰款程序轉交給當地初級法院。
法律警告歸法律警告，我還是要一定的時間來思考。不是我不願意繳納 136馬克，我真的懷疑德國官員的話，交了罰款，真的不用開庭嗎？ 更重要的是，在我的檔案裏真的沒有雇傭黑工的記錄嗎？
一周以後我支付罰款，之後，我給勞工局傳真付款憑證，並且，我要求勞工局給我回信，證明我已經繳納了罰款。收到勞工局的證明後，我自己給初級法院寫信，說明我願意承擔罰款懲罰，要求法院不再開庭審理。
不久，我收到初級法院 1998年 6月 25日的回信：原定 1998年 8月 4日的開庭，現取消，因此，這一天您不用出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