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和現代紅色娘子軍(圖)

貧農女兒吳瓊花(殷桃飾)不堪忍受惡霸地主南霸天的殘酷壓迫，決心逃出火坑，但又被抓了回來，關在監牢裏。但她仍然冒死衝出牢籠，追求自由。在椰林裏，地主管家老四帶領團丁搜捕瓊花，瓊花與他們展開了一番殊死的搏鬥……

曆史和現代紅色娘子軍(圖)

紅色娘子軍，即中國工農紅軍第二獨立師女子軍特務連。 

      1931年5月1日創建於樂會縣第四區革命根據地。1931年5月的一天，在海南省瓊海市萬泉河畔一個椰林環抱的小山村裏，“中國工農紅軍第二獨立師女子特務連”召開了成立大會。100多位窮苦的農村女孩子，為反抗封建壓迫和爭取男女平等，在共產黨組織領導下，勇敢地拿起了槍。 她們在中共瓊崖特委領導下，出色地完成了保衛領導機關，宣傳發動群眾等項任務，並配合主力部隊作戰，在伏擊沙帽嶺、火攻文市炮樓、拔除陽江據點及馬鞍嶺阻擊戰鬥中，不怕犧牲，英勇殺敵，為瓊崖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勳，但不幸的是，在當時敵強我弱的海南島上，這支娘子軍部隊後來遭到國民黨正規軍“圍剿”，喋血馬鞍嶺。戰鬥中，二班的8名姐妹留下斷後，直至彈盡糧絕，全部犧牲。不久，海南紅軍主力作戰失利，娘子軍被迫解散，散落於民間。 紅色娘子軍的精神實為婦女解放運動之旗幟，海南人民之光榮，娘子軍革命精神永存！   

      1994年，瓊海市的娘子軍還有84人，可到了2001年就隻剩下23人了，而現在隻剩下了14人！”用嘉賓龐啟江（陽江鎮廣電文化站站長）的話說，人一個個減少下去，但她們的精神要想辦法保存下來。

海口出現反扒紅色娘子軍

 
　　（綜合電）海口有個神勇的“反扒誌願者大隊”，大隊中設有一個“"女子反扒中隊”，成立於去年4月，由來自不同行業的女子誌願者組成，她們有的是女老板，有的是軍嫂，有的是公司職員，有的是商場營業員，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曾經深受扒盜之苦。

　　據海口巡警支隊介紹，目前，海口市義務反扒員有100多名，他們主要是協助警方在公交車上、站點及公共場所等進行反扒、反搶，在平常充當警方角色，全部進行了反扒技巧的培訓。

　　其中，女子隊員有28名，她們多以女性身份作掩護執行偵查任務，配合警員和反扒隊男隊員實施捉捕行動。

電影《紅色娘子軍》中愛情戲被刪除的曆史實情

 
心欣相印

 
中國革命史上曾有這樣非同尋常的記載：成批不堪忍受壓迫和淩辱的海南婦女，憤而拿起武器投身充滿血與火的爭取解放的鬥爭，由此誕生了第一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婦女革命武裝——中國工農紅軍第二獨立師三團女子軍特務連。時隔30年後，謳歌這支獨特女性群體“砸碎鐵鎖鏈，扛槍為人民”英雄業績的《紅色娘子軍》，以罕有的藝術魅力熠熠閃光於新中國銀幕……
三位女性“合成”一個“瓊花”

 
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1960年攝製完成的彩色故事片《紅色娘子軍》，成功再現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時期海南婦女在共產黨領導下參加革命武裝鬥爭的光輝業績。上映後引起很大轟動，在首屆“百花獎”評選中一舉奪得最佳故事片、最佳導演（謝晉）、最佳女演員（祝希娟）、最佳配角（陳強）等四項大獎，是獲獎最多的影片，並在第三屆亞非電影節上榮獲萬隆獎。

《紅色娘子軍》能夠取得巨大成功並非偶然，首先在於劇本提供了頗為良好的基礎。編劇梁信早年在部隊從事宣傳工作，解放後開始專業創作，用電影形式反映我國革命戰爭中第一支娘子軍的鬥爭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他因在反右運動後期被補定了個“中右”，在等待上級機關批準調動的過程中，於1958年夏天來到正處“大躍進”高潮中的海南島出差，在翻閱《瓊崖縱隊戰史》時意外發現了“女子軍特務連”的記載，為之深受感染產生創作衝動，進而采訪仍健在的娘子軍戰士，一鼓作氣寫出最初以《瓊島英雄花》為題、後投拍時定名《紅色娘子軍》的劇本。

據梁信自述，劇中主人公吳瓊花，是由三方麵的生活素材選擇、集中、演變而成：

第一個“吳瓊花”，是和梁信在一起工作過的幾個女同誌。1947年在東北整風學習時，他與三位女同誌有過一次談話，她們以前分別是童養媳、丫頭和孤兒院孤兒，都有著同樣的奴隸命運，而且性格都很倔強。特別是那個當丫頭的，曾先後逃跑過十幾次，受過地主挖空心思設置的“金木水火土”五刑。當這些女同誌講到悲慘身世時異常怒火中燒，甚至不顧女兒家的羞澀，扯開衣服讓梁信看身上的傷疤。從此，梁信的腦中便留下了一雙雙令人難忘的目光，劇中所描寫的瓊花那雙火辣辣的大眼睛，以及她在娘子軍連長麵前扯開衣服露出傷痕的細節便取材於此。

第二個“吳瓊花”，是海南已故的女革命家劉秋菊。1953年梁信到廣州工作，即著手搜集海南早期黨的領導幹部劉秋菊的生平事跡。在人們的傳說中，劉秋菊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她能飛簷走壁，雙槍百步射敵眼；新婚之夜被敵包圍，她在眼看愛人英勇就義之後，仍引吭高歌，用歌聲給同誌們指示突圍方向……梁信受此啟迪，在劇中把吳瓊花寫成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

第三個“吳瓊花”，是一位娘子軍烈士。1958年梁信在海南采訪時，記下了這位女英烈的事跡：“……她叫什麽花？我已忘記，因為她入伍不久後就犧牲了。她從小無父，母親是個盲人。她公家姓陳，是個大土豪。她十歲賣給陳家，定命給陳家侄少爺。那是個大頭兒，頭比身子還大。兩三年後，大頭兒摔了一跤，跌死了。於是，她被人按著頭，跟公雞拜了堂。從此，她明是侄少爺未亡人，實是丫頭。……她受不了那苦，十五歲那年，她趁趕廟會，逃跑了一次。抓回來，地主就把她活埋了。埋了也不知幾個時辰，正趕上地主姨太要分娩，地主怕她的鬼魂投胎報仇，又令人把她扒出來，想不到她又活了……十七歲那年，她終於跑出白區，參加了娘子軍……她打仗時不大聽指揮。幾次想藏槍偷跑，到陳家去報仇。白天一提到陳團總，她一夜翻來覆去，瞪眼咬牙，同誌們就得看守著她……”

女烈士生平雖沒有留下什麽驚天動地的大事，但像這樣愛憎分明的活生生小事卻有許多，使梁信對她的痛苦遭遇和倔強性格印象深刻，衍生為劇中吳瓊花“跑！看不住就跑”、“老爺，嚐嚐奴才的子彈吧”等極富個性特征的言行。

就這樣，三個“吳瓊花”合成一個主角，按照對敵鬥爭、自我鬥爭“兩條線索”和“女奴——女戰士——共產主義先鋒戰士”的精心設計，轟動影壇的《紅色娘子軍》的女戰士們的雛型在梁信筆下誕生了。

天馬廠導演謝晉主動請纓

在海口招待所蒸籠般鬥室寫出電影劇本處女作《紅色娘子軍》後，梁信首先送請當年瓊縱主要領導馮白駒、肖煥輝審閱，得到他們的熱情支持與勉勵。此時他得到“不要走了”——即不改行的通知，仍留原來所在的廣州軍區戰士話劇團搞創作，按照當時部隊人員創作電影劇本必須先交八一電影製片廠的規定報了上去。八一廠認為“很有基礎”有意拍攝，後卻意外發生變故，於是就近轉至珠影廠，但又久無結果。就在梁信表示“事已可一可二，不可再三再四”之際，時任廣州軍區文化部副部長的戴碧湘感到“不能就這樣埋沒了”，堅持將劇本打印分別改寄長影、北影和上海的天馬、海燕、江南等製片廠，此時已是1959年初春。

天馬廠慧眼獨具、有膽有識，當時廠文學部編輯沈寂看到來稿，首先向正在找本子的謝晉作了推薦。謝晉當夜一口氣看完，立即感到這個戲的情節富於傳奇色彩，人物出場很不一般，劇情結構引人入勝，有些場景很有意境，導演創作和演員表演有寬廣餘地。特別是瓊花這個人物——一個受過深重壓迫、性格倔強的女奴，給他的印象最為深刻，色彩頗為鮮明，成長脈絡清楚，感染力很強。第二天一大早，謝晉就迫不及待地就敲開了廠長陳鯉庭家的門，以難以抑製的激動之情請求讓他來導這個本子。

天馬廠領導很快投了信任與支持票，拍板決定投拍該片，並且將它列為重點片。劇本甫一定稿，攝製籌備工作隨即全麵展開。從劇本初稿開始就一直注意角色形象銀幕效果的謝晉，為演員的選擇與確定四處奔波煞費苦心。

當時還是上海戲劇學院表演係三年級學生的祝希娟，以一雙“火辣辣的眼睛”、南方型的體貌以及與男同學很有激情的爭論，為偶然路過的謝晉所注意，進而通過對她舞台演出連飾兩角以及彈鋼琴專注的表情等深入觀察，讓他作出其具備塑造吳瓊花這一角色外形特點和內在素質的判斷。

雖然很多人不以為然，但在攝製組赴海南下生活途經廣州時，梁信卻在七八個飾演娘子軍的演員中，一下子指認出扮演“瓊花”的是祝希娟。劇中另兩個重要人物洪常青、南霸天，謝晉則從八一、北影廠請來了王心剛與陳強飾演。

攝製組正式成立後，謝晉又一次帶領主創人員前往海南，主要任務是深入生活和選擇外景，足跡遍及過去娘子軍活動所到之處，包括曾風餐露宿、浴血奮戰的五指山區、原始森林、偏僻黎寨等地方。

攝製組還專門請來了曾任娘子軍連連長的馮增敏，帶領演員們重返當年號稱“小莫斯科”的“蘇區”，一邊回顧苦難遭遇和戰鬥曆程，一邊下地參加勞動、在“紅色操場”訓練。祝希娟等至今難忘那段“苦到了家”的日子：謝導要求所有飾演娘子軍戰士的女演員每天必穿軍裝、草鞋，嚴嚴實實紮綁腿，迎著朝霞出操，烈日之下行軍，睡覺“槍”不離手……

結束為期一個多月的下鄉生活返回上海，謝晉又趁熱打鐵組織進行了係統的分場排練。1959年12月19日影片正式開拍，在完成瓊花受刑、常青被捕、南匪賠禮等內景戲後，全體人員旋即出發到海南島拍攝外景。這是攝製組第三次下海南，也是時間最長、收獲最大的一次。謝晉在拍攝中一再強調“‘創作’就是要創新，要求有創造性的勞動，不能滿足於一般化的處理”的主張，他所表現出來的孜孜不倦的進取精神和一絲不苟的嚴謹作風，給參與拍攝的人員留下極深印象。

如劇中瓊花外出偵察突遇南霸天、洪常青英勇就義震動瓊花等情節，為了渲染人物感情激蕩使用了變焦距鏡頭，這在當時還不多見。一個紅軍撤出椰林寨場麵的錄製，僅為表現“人聲嘈雜”四個字提示，就專門寫了幾百字的台詞，涵蓋口號、點名、叮囑、訊問、告別等各種狀態，以營造具體真實的“撤退”氛圍……這些在銀幕上雖然僅僅隻是一刹那、一瞬間，觀眾可能根本辨別不出來，但在謝晉看來，它們合起來會給觀眾留下真實與否的印象，正如他所說：“所謂藝術質量，它像萬裏長城一樣，是一塊磚、一塊磚砌起來的。”

“組織決定”刪除愛情戲，留下無數遺憾

影片《紅色娘子軍》於1961年7月正式公映不久，編劇梁信接到《大眾電影》轉去的天津一位觀眾來信，信中寫道：“……這封信我考慮了很久，不寫我心中難受……《紅色娘子軍》是一部不錯的電影……但當我看到瓊花出院後，在分界嶺又遇上洪常青，他倆又走上大橋，我想壞了！作者又把那庸俗無聊的愛情塞給觀眾看了。但是還好，作者的成功之處，就是沒寫他們談情說愛……如果真寫下去，不知怎樣肉麻……”

從這位觀眾的意見中，可見當時對愛情描寫的抵觸與排斥！不過，這位觀眾的預感並非空穴來風，原來的劇本中確實是將吳瓊花與洪常青設置存在戀人關係，在分界嶺兩人重逢這場戲中有這樣的表現：常青慨歎道：“一切變樣了！”（注：意指蘇區擴大了，革命發展了） 瓊花用同樣慨歎的口氣說：“人也變樣了。去年從南家出來，好像是前一輩子的事了!你知道那時候（注：指去年走出南家之時）我對你又恨、又懷疑。可真是……”她做了個無法說明的手勢，“說不明白！”常青看著她，微笑著問：“現在呢？”“現在？”她抬起頭，溫情地看著他，又垂下視線；“也說不明白啊……”

按照作者構想，這是為他們安排的心照不宣的“愛情的發生”，或者如常說的“愛情的萌芽”。在此之前已埋下伏筆，即在瓊花違反紀律遭到關禁閉時，瓊花向紅蓮敞開心扉，表達了對常青愛慕之心。劇本在此伏下一筆，以“一方背地裏的一種真情流露”作為“愛情的提起”，給觀眾一個精神準備。緊隨分界嶺再遇之後，在椰林寨歡慶豐收、紅蓮與阿貴婚禮之夜，劇本又直接描寫了瓊花向常青表白愛情，在聯歡會上傳來的“十裏長亭檳榔林，送郎當紅軍。檳榔自古為媒證，一片檳榔一片心”的歌聲中，兩人由贈送與接受一包檳榔正式“定情”。

梁信曾坦言，之所以在劇中穿插他們之間的愛情，不僅試圖表現純真愛情，也是他們戰鬥生活的一部分，更為主要用意是最後把它運用到常青就義的場麵上去，把同誌、首長、領路人、愛人的關係融合在一起，加強主人公對階級敵人不共戴天的仇恨，告訴人們，先烈也深知生命與愛情的可貴，但為了我們的今天，兩者皆可拋棄。

應當說，原稿中瓊花和常青的愛情描寫是必要而感人的，謝晉對這些描寫也是讚同並賞識的，“女兒家組成的娘子軍是很有特點的，應抒一抒革命的情。”實際也作了拍攝。但是在公映的影片中這些場景中愛情的意味全然不見了。

事出有因。就在開拍不久遇上反右傾運動，針對該片的“戰爭殘酷”、“愛情多餘”等風言風語隨之而起，攝製組內也受到影響出現各種議論。不過，在廠裏支持下，謝晉堅持把這部戲拍下去。

而當影片已拍攝大半時，北京來的和上海的某些領導，調去尚未修剪好的樣片審看，提出兩個關係到影片生死的意見：一是洪常青被敵人捉住，綁在樹幹上燒死的場麵，感到太殘忍了，要刪去這場戲；二是說部隊中男女之間不得談戀愛，這是革命軍隊中的禁律，影片中洪常青跟瓊花有許多互相愛慕的場景，也一定要刪去。

對於這些意見，上海市委宣傳部的一位副部長專門讓其秘書給天馬廠打電話催辦。分管藝術生產的副廠長齊聞韶認為這兩條意見很棘手，上海電影局長張駿祥也感到為難，要廠裏與在海南島拍外景的謝晉聯係商量。在電話中，謝晉反應強烈，表示不同意修改，要求回上海後辯論。

後來謝晉又當麵力陳己見：“作為導演我堅持劇本構思，除非你們作出組織決定，我才執行！”張駿祥知道這裏麵的深淺，平靜相勸：“那就算是組織決定吧，刪吧！這是對你好。”攝製組黨支部不得不作出決定，謝晉才勉強接受刪剪或做了處理。

對於愛情戲突然消失，文化部領導夏衍、陳荒煤在影片送審觀看時都很驚訝，不約而同地問：“洪常青和吳瓊花這條感情線怎麽都沒有了？”謝晉隻好回答：“已經刪啦，是組織決定。”

當時負責此事的齊聞韶後來回憶說：“影片上映後，深受觀眾喜愛……多次場合，謝晉總是遺憾地說：影片盡管剪去戀愛的鏡頭，但感情的戲、男女主角的眼神卻是剪不去的。每當我聽到他含有譴責的語調，就如針剌般地痛苦。”

張駿祥在回顧總結上海電影創作曾受“左”的傾向影響教訓時，也主動“重新抖露”這一“失誤”，誠懇承擔責任：“我自己既吃過這些謬論與錯誤的幹擾的苦頭，又曾經在這些謬論與錯誤的影響下，幹涉過別人的創作。雖然很多情況是來自上麵的和當時輿論的壓力，有些頂住了，有些卻沒有頂住……”
 
 


（資料來源：網絡）

（整理：謝盛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