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教育（10）：科研

德國教育（10）：科研

作者：謝盛友

 
“一切該發明的東西都已經發明了，”這是一個叫查爾斯▪代爾的人說的，他是美國專利局的人員。說這話的時候是1899年。在那一百多年後，發明的東西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多。科學和研究是我們未來的基礎，這不僅僅是政治家們在星期天發言中說說而已。這對象德國這樣的能源貧乏的國家來說尤其適宜。現代社會是知識社會。

科學、研究和學說在德國到處都是公共生活中顯而易見的組成部分。在300多所高等院校，在數以百計的研究機構，從諾貝爾獎的溫床馬克斯▪普朗克協會，到弗勞恩霍弗爾協會，到工業界，從納米技術到大科研，它們無所不在。

同樣不能忘記那些投身於科學使命的普通公民，他們創造了許多具有突破意義的東西，如發光的口紅，或者電動衛生間刷子。在漢堡至慕尼黑之間的土地上，大約有10萬名業餘研究者。

傑出的科學在德國有著悠久的傳統：約翰內斯▪古騰柏格發明了書籍印刷術，亨利希▪赫茲證明了電磁波的存在，保爾▪艾爾利希發展了化學療法，阿爾貝爾特▪愛因斯坦蒂造了相對論，一個叫卡爾海因茨勃蘭登堡的年輕人發明了因特網空間最熱門的東西：音樂格式MP3。

德國科學在19世紀，直到20世紀20年代，經曆了它鮮花盛開的年代。那時的國際科學語言是德語。普朗克，本森，奧托，愛因斯坦，著名科學家的名單可以排得很長很長。但接著來了國家民族主義者－納粹，他們把德國科學帶入了極度深淵。德國研究人員參與了對歐洲猶太人的大屠殺。再就是：最重要的猶太科學家被驅逐，包括諾貝爾獎獲得者艾爾文▪施略丁格爾，馬克斯▪波倫等。這次大放血導致德國科研在許多領域大傷元氣。因為，戰後這些猶太科學家不再回去，不再回到被愛因斯坦稱為“大屠殺凶手”的國家。

又一次重大轉折發生在1990年：隨著德國統一，出現了兩個截然不同的科學體製麵對麵的的場麵。西麵是多元製的、聯邦製的體製，東麵是中央集權製。兩者的匯合尤其對聯邦新州意味著一次深刻的結構轉化。這也是一次能夠帶來大機會的結構轉化。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寫過這樣的話：“每一個開端裏都蘊藏著一個魔術。”新的研究所，新的研究機構誕生了，那裏有一種大發動的氣氛至今仍呼之欲出。

德國今天對研究的投資空前之大：每年約450億歐元投入研究與發展，其中大頭來自經濟界。

盡管如此，德國與領導世界科學的頂尖國家群還是脫節了。90年代中，研究與教育支出出現了下降。70年代和80年代初還擁有的領先地位就這樣輕率地丟失了。表現之一是德國科學家流向外國。這幾年，已有數名在德國出生的科學家被頒予諾貝爾獎，然而所有這三位都在美國工作。另一個表現是吸引外國科學家到德國來變得困難了。太少國際化，太不注重效率，太官僚，太無視跨領域，是各方麵對德國的批評。團隊集體精神太少。這些不祥之音甚至導致有些人把德國稱為“有限科研社會”。德國研究界痛斥“德國的村民精神”，指出存在著在奔向未來的賽跑中落敗的危險。

這些憂慮並非沒有道理：同全球其他國家相比，德國的科研投入為國內生產總值的2.5%，表現並不出色。比如美國2004年的投入2.7%,日本2003年3.2%，瑞士2003年4.0%，以色列2005年甚至達到了4.5%。

但是這一趨勢被止住了：對科研的投資重新開始上升。2005年聯邦政府啟動了大型革新計劃。與之配套的“精英行動”著力於對精英大學和研究生文理學院進行扶持，“科研和革新條約”保證了德國研究機構到2010年每年至少3%的增長，國家對科研經費的投入至2010年將逐年提升為國內生產總值的3%，此外聯邦政府將額外投入60億歐元。教育部長沙萬表示，隻有這樣，德國才可能在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吸引到真正富有創造力的優秀人才。

德國國際化。德國對全世界最優秀的人才越來越有吸引力,這不僅僅因為國家對科研的高度重視和投入。2005年出台的新移民法剔出了舊有的官僚作風的藩籬，為海外科學家舉家遷往德國，來此科研和工作提供了更為寬鬆的環境。德國要成為一家主意工廠，進一步保障富裕和安逸的生活。前德國聯邦總統理查德▪馮▪魏茨澤克不是說過嗎：“今天的技術就是明天的麵包。”

德國是個具有科學研究和發明創造傳統的國家。德國科學家在世界上享有很高的聲譽。德國的科研對世界開放，來自許多國家的客人在德國大學裏進行科研和教學。

今天，沒有國內外科學家、科研部門和研究所的積極合作，大學中進行尖端科學研究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德國的科研也在大學以外進行。

組成德國科研景觀的重要成分之一是為數眾多的研究所和資助機構。它們與大學和經濟界緊密合作，進行國際水平的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

德國沒有國家科學院，都是基金會的科研協會，國家作為背景支持。在重要的科研領域，四個公共部門資助的科學組織起到了補充大學的作用，它們是：馬克斯普朗克科學促進協會，德國赫爾曼- 馮-亥姆霍茲聯合會科研中心聯合會，弗勞恩霍夫爾協會和萊布尼茨科學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