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盛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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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還記得“潘曉”？
1987年我出差到東北齊齊哈爾，路過北京，在惠德家雅聚，有一天來了一位與我們年紀相當的女青年，飯後她回家了，之後惠德問我：“你還記得潘曉嗎？她就是潘曉。”
我：“應該是兩個人，她是潘還是曉？”
惠德：“應該是曉，真名黃曉菊，我們中學的同班同學。”
我：“她生活怎麽樣？還苦悶嗎？”
惠德：“做服裝生意。是否苦悶，要問她自己。”
整整二十年過去了，今天我突然想起潘曉，這位我們大學時代學校強製熄燈後，暗夜閑聊，談論最多的人物之一。
潘曉，你們還記得這個名字嗎？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發表在《中國青年》雜誌上。那個23歲少女飽含著淚水的激越訴說，在1980之夏引發了全國範圍一場關於人生觀的大討論。
（以下 由 謝盛友 編輯整理）
《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
作者：潘曉
我今年23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複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反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曆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
過去，我對人生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學的時候，我就聽人講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和《雷鋒日記》。雖然還不能完全領會，但英雄的事跡也激動得我一夜一夜睡不著覺。……我想，我爸爸、媽媽、外祖父都是共產黨員，我當然也相信共產主義，我將來也要入黨，這是毫無疑義的。
在我進入小學不久，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就開始了，爾後愈演愈烈……我有些迷茫，我開始感到周圍世界並不像以前看過的書裏所描繪的那樣誘人。我問自己，是相信書本還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師長還是相信自己……
那年我初中畢業，外祖父去世了。一個和睦友愛的家庭突然變得冷酷起來，為了錢的問題吵翻了天。我在外地的母親竟因此拒絕給我寄撫養費，使我不能繼續上學而淪為社會青年。……我得了一場重病。病好後……被分配在一家集體所有製的小廠裏……
我相信組織。可我給領導提了一條意見，竟成了我多年不能入團的原因……我求助友誼。可是有一次我犯了一點過失時，我的一個好朋友，竟把我跟她說的知心話悄悄寫成材料上報了領導……我尋找愛情。我認識了一個幹部子弟。他父親受“四人幫”迫害，處境一直很慘。我把最真摯的愛和最深切的同情都撲在他身上……可沒想到，“四人幫”粉碎之後，他翻了身，從此就不再理我……
為了尋求人生意義的答案。我請教了……可沒有一個答案使我滿意。如說為革命，顯得太空不著邊際，況且我對那些說教再也不想聽了；如說為名吧，未免離一般人太遠……；如說為人類吧，卻又和現實聯係不起來……；如說為吃喝玩樂，……也沒什麽意思。
我求助於人類智慧的寶庫——拚命看書。我讀了黑格爾、達爾文……巴爾紮克……大師們像刀子一樣犀利的筆把人的本性一層層地揭開，讓我更深刻地洞見了人世間的一切醜惡。我驚歎現實中的人與事竟和大師們所寫的如此相像……(我)看到的都是一個個葛朗台、聶赫留道夫式的人物……在利害攸關的時刻，誰都是按照人的本能進行選擇，沒有一個真正虔誠地服從那平日掛在嘴頭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過去，我曾那麽狂熱地相信過“人活著是為了使別人生活得更美好”，“為了人民獻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現在想起來又是多麽可笑！
我體會到這樣一個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我，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一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向前發展也就成為必然了。
有人說，時代在前進，可我觸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說，世上有一種寬廣的、偉大的事業，可我不知道它在哪裏。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可我一個人已經很累了呀……
編輯同誌……我把這些都披露出來，並不是打算從你們那裏得到什麽良方妙藥。如果你們敢於發表它，我倒願意讓全國的青年看看。我相信青年們的心是相通的……(《中國青年》1980年第5期)
以下資料來源南方周末
兩個潘曉的命運
30年前，高考喚醒了人們的久遠記憶，狀元、進士等等被遺棄的名詞又回到了人間。高考被視為改變命運的惟一途徑，因高考落榜自殺者不乏其人，所以，在“莫讓年華付水流”的熱情之後，就有了“榜上無名，腳下有路”等各種各樣的討論。有關潘曉“人生的路”的討論，堪稱諸多討論中最具全民性的。而潘曉則是兩位青年的集體筆名，一位是大學生，一位是工人
1980年5月《中國青年》雜誌刊登了一篇題為《人生的路為什麽越走越窄》的“讀者來信”，署名潘曉。
潘曉在信的開頭說，“我今年23歲，應該說才剛剛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奧秘和吸引力對我已不複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盡頭。反顧我走過來的路，是一段由紫紅到灰白的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絕望的曆程；一段思想的長河起於無私的源頭而最終以自我為歸宿的曆程。”
真實的潘曉是兩個互不相識的年輕人，北京經濟學院的大學生潘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廠的女工黃曉菊。潘曉是“樹典型”的產物。《中國青年》的編輯馬麗珍把北京經濟學院78級大學生潘和北京市羊毛衫五廠的女工黃曉菊的人生思考捏合在一起，“潘曉”各取了他們名字中的一個字。
在《中國青年》上掀起一連數月的討論後，黃曉菊接受中央電視台的采訪，從幕後走到台前，一舉成為備受爭議的新聞人物。北大、清華的學生邀請她去爬香山，在山頂上討論薩特，討論《紅與黑》。黃曉菊不怵圍在她周圍的大學生。在成為“潘曉”之前她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三五個因傳閱《簡愛》、惠特曼團聚在一起的青年工人或待業青年。大學生們和黃曉菊討論的問題，黃曉菊和她的朋友們或多或少都思考過。
當時黃曉菊與另一位潘曉———潘也接觸過，但感覺不投緣，覺得潘“孤僻，太學生氣”。後來通過幾次信，就一直沒有聯係了。當初的潘可能確實是孤僻的，在成為潘曉之前，他曾於1979年5月31日服濃縮來蘇水自殺，脫險之後潘對醫生說：“我不感謝你們，因為你們又把我送回到這悲慘的世界上來了。”
至於自殺的原因，潘說“沒有什麽特殊原因”。細說來，是因為父母支援三線去了青海，潘自幼一個人寄居在北京親戚家裏，心理比較灰暗，而1979年春節之後更趨極端，終於選擇了自殺。也正是因為這次自殺，使潘?向來學校采訪的馬麗珍傾訴了4個小時。
潘曉菊自幼也有與父母分開的經曆，母親1950年代支邊到了內蒙古，父親是當地的一名軍人，黃曉菊從小患上佝僂病，被送回北京的外婆家。“外祖母的愛是另外一種味道，隻有父母的愛是無條件的。我從小就知道，討喜的小孩才能討到愛。”
十幾歲時，黃曉菊患上關節炎，初中畢業後被分配到街道毛線廠，日常的工作是跟老爺爺老奶奶一起纏線球。在廠子裏，她是最能幹也最不安分的工人，早早完成自己的定額，就跑到一邊跟工友聊天：如果現在讓你選，你是願意讓毛主席接見你，還是看一眼演佐羅的阿蘭•德龍？你說，人活著是為什麽呀？難道就一輩子這麽織下去，紮下去？
工友們愛黃曉菊的快言快語，可又覺得她“有病”：你怎麽不想怎麽快點長級？是在廠裏紮下去提幹，還是將來弄成全民所有製？
領導見黃曉菊跟這個聊跟那個聊，尤其反感，問怎麽回事。黃曉菊說自己已經完成了定額。完成了定額可以幫助別人。那要定額幹嗎呀？黃曉菊脫口而出。
還有一次，離下班還有五六分鍾，天空陰霾，電閃雷鳴。因為工人很多腿腳不靈便，而且又沒帶傘，車間主任拍板讓大家趕緊回家。一個廠一級的領導卻悄悄躲在工廠大門後頭，把早走的人的名字記在他的小本子上，並在月底的時候貼出大布告，宣布扣發這些人的當月獎金。
“所有人都敢怒不敢言。可我覺得這事不對。”開廠務會的時候，黃曉菊走了進去，問：我能說兩句嗎？
在廠子裏，黃曉菊的“能說”是有名的，領導不願意，但眾目睽睽之下也不好讓她閉嘴。黃曉菊說：第一，你們的執行方法是不對的，我們走是車間主任決定的，所以車間主任有責任；第二，廠一級領導如果覺得車間主任的做法不對，當時應該把我們阻攔在工廠門口，勸我們回去，再創造5分鍾的價值。可廠領導卻像抓特務一樣躲在大門後頭。難道廠裏的目的就是罰我們6塊錢嗎？
領導以“廠務會的決定”推諉，黃曉菊把狀告到北京市紡織局工會。6塊錢的獎金補發下來，她也在廠子裏成為不受歡迎的人。
在《中國青年》發表文章，在中央電視台亮相並沒有改變她在廠裏的處境。“你一個普通工人，有什麽資格、什麽能力接待這些上門向你求助或者跟你談心的人？”無奈，黃曉菊辭掉工廠的工作。經馬麗珍介紹，黃曉菊先後在中國青年出版社和社科院民族所資料室工作過，幹發行和查書取報的活。
即便在思想活躍的知識分子紮堆的地方，黃曉菊也是個異類。“也許出軌的思想和言論會對正常的工作秩序產生威脅，單位實現人事製度改革的時候，頭一個被停聘的是我。”
1988年，黃曉菊丟了資料室的飯碗，離了婚，沒學曆，為了自己和3歲兒子的生計，黃曉菊衝到剛剛建省的海南，在《海南特區報》當“記者”，但實際的工作是拉廣告。嚐夠被掃地出門的尷尬之後，到深圳給日本生意人當保姆，到電台當熱線節目主持人……最後讓她安頓下來的，是在西單附近家門口開的一個小小的服裝攤位。8年羊毛衫廠的工作經驗，自己敢下剪子裁剪自認為新穎別致的服裝，吃苦能幹，和搭檔在大雪裏騎車運貨，一路打鬧，一路笑罵的混不吝，黃曉菊慢慢站穩腳跟。
兒子在很大程度上重複了黃曉菊的命運。在母親南下謀生的日子裏，他是幼兒園裏沉默寡言的小男孩，把石子、糖塊、草根藏在兜裏，直到糖化了，把草棍、玻璃球和石塊都沾在一起———這些東西都是他留給媽媽的禮物。上學之後，他像媽媽一樣叛逆，公然在課堂上挑戰老師的權威。最後，他像媽媽一樣沒上過大學。
黃曉菊的兒子叫桑也行。當年初為人父人母的黃曉菊夫婦抓耳撓腮給新生兒取名字，這個不錯，那個也行，猶豫不決的時候，黃曉菊拍掌大笑，就叫他“也行”吧。
如今的桑也行是個1米80的小夥，給屈臣氏礦泉水做過促銷，學過調酒師，在華僑飯店當過門僮、服務生，在部隊當過兵，轉業之後打算開一家主題餐廳。他的偶像是一個從學校輟學，做新式西餐，乃至引導美食風尚的英國小男孩。母親認為兒子的選擇比她當年多得多。
黃曉菊說，她不為沒上過大學後悔。其中的一個理由是在當年能上大學的人鳳毛麟角。不過說到年輕時代她愛讀的那些書、說起她伶牙俐齒舌戰廠委會以及她在香山頂上跟大學生辯論薩特的時候，她也會興奮地憧憬另外一種可能：“我要是上了大學……”
大學的那位潘曉，命運也坎坷。潘自己說當年北京經濟學院不滿“思想有問題”的潘?被塑造成全國聞名的“典型”，把他帶到北京一家醫院，由一位實習大夫診斷為“重型精神病”，並在潘不知情的情況下與他的父母簽訂了自動退學協議書。
此後潘多年顛沛，還曾因盜竊案坐了三年半牢。
近幾年，潘做過在線谘詢、電視節目策劃等多種職業，日子過得也還好。至於沒有結果的大學生涯，隻是他“人生的路”中的一個片段罷了。
潘曉：“一代中國青年的思想初戀”
資料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文革過後的1980年。一代中國青年從狂熱盲目，轉向苦悶迷茫。這不是什麽青春期的憂鬱，而是在社會巨變中的追問和求索。正如當時的北島在詩中所呼號的：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
明白這一點，才會理解，為什麽“潘曉”一封訴說內心苦悶的來信，會引起如此巨大的社會共振
1980年5月，一封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人生的路嗬，怎麽越走越窄》發表在《中國青年》雜誌上。那個23歲少女飽含著淚水的激越訴說，在1980之夏引發了全國範圍一場關於人生觀的大討論。
“這樣大規模的討論，再也不會有了，潘曉是一個符號，他屬於那個年代。”時任《中國青年》總編輯的關誌豪24年之後說，當年“雜誌的發行量達到了369萬份”。
6萬人看完文章以後給她寫信，但“潘曉”並不是一個真人。
人們像觸電似的，在“潘曉”式的苦悶和疑惑中“發現了自我”。如果說1978年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標誌著中國政治思想的重大轉變，那麽1980年這場討論則標誌著中國人人生態度的轉折。
這是一場樸素的，自發的，產生於民間的思想解放運動。它不像前者那樣經過深思熟慮和反複醞釀，具有複雜的政治背景和和高深理論。這場討論，正因為其情緒化的訴說，才將人們壓抑已久的自然人性迸發出來。
“潘曉”回憶——帶著傷痛的思考
為了追述這段曆史，記者拿著一些舊資料和照片，找到了當年的責任編輯，現於複旦大學人口所任教的馬笑冬。她攥著拳頭回想，一些模糊的東西漸漸清晰起來……
潘曉討論和當時的社會背景有著密切的聯係。1980年的中國，文革剛剛結束不久，社會充滿了困惑，舊的意識形態仍然占著統治地位，但它已經受到了懷疑和挑戰。例如，當時有些青年穿起了喇叭褲，社會上議論紛紛，說這是學西方的頹廢派。有些單位就在大門口設了崗，見誰穿就把褲腿剪掉。當時的中國就是這樣，沒有什麽個人的事情政府和社會是不可以幹涉的，小到穿衣，中到夫妻打架、離異，大到就業、離職，全都有人管。
編輯部發現青年中有很多苦悶，於是走進學校、工廠、街道開了不少座談會。在—次座談會上，青年們說了許多心裏話，一半以上的與會者都哭了。他們最大的苦惱是政府宣傳的價值觀念和現實生活距離太遠；政府宣傳忘我的精神和大公無私，但生活中人人都為自己著想；政府說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前途遠大，但現實卻是瑣碎的、日複一日的平淡無味的生活。
我注意到了黃曉菊。她心誌很高，可是初中畢業就被分配進了工廠；她相信愛情的純潔堅貞，但遇到的卻是背信棄義的人；她相信工人是大公無私的無產階級，但發現他們隻是庸庸碌碌的、整天為柴米油鹽忙活的普通人。她非常失望，於是喊出了：“人生的路啊，怎麽越走越窄?”就是這句話，後來成了人生觀大討論的標題。
另外一個編輯馬麗珍發現了一個男青年，叫潘，他當時是北京經濟學院的學生，也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有過家庭不幸，造成了他心靈上的創傷。他身體不好，在大學裏和大家又不合群，比較孤僻，甚至還自殺過。
我們向潘和黃曉菊約稿，將兩篇來稿修改拚合，兩個人的名字各取一個字，“潘曉”就這麽誕生了。
原來的兩篇文章都很長，我集中了他們的精華，也保留了他們的感情色彩。比如，黃曉菊說，生活的磨難使她明白了一個真理：“任何人，無論是生存還是創造，都是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就像太陽發光，首先是自己生存運動的必然現象，照耀萬物，不過是它派生的一種客觀意義而已。所以我想，隻要每個人都盡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價值，那麽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也都成為必然的了。”這話說得真是絕妙，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用正統的意識形態是解釋不了的。
今天來看，當年這場討論是在文革後開始的一場“思想啟蒙”。我們要建立的是一個尊重人，關懷人的社會空間。
文章發表後，讀者來信鋪天蓋地，電話不斷。人們寫信批評她的觀點，但沒有人懷疑潘曉的率真與坦誠，這個虛構人物的命運牽動了億萬人的心。郵局離我們雜誌社走5分多鍾就到了，過去郵遞員背著個綠郵包給社裏送信。潘曉討論開始後不久，郵局的人就用大郵袋了，再後來每天都用“蹦蹦車”來拉。讀者送給潘曉的禮物紛至遝來，要專門騰出地方放。
更有意思的是，有不少青年打電話、甚至到社裏來說自己就是潘曉，說信中的經曆和想法和自己一模一樣。辦公室裏三天兩頭可見自費從不同省份來到雜誌社訴說感想的讀者。當時雜誌社已經不能像過去那樣按部就班地運作了，社裏從各編輯室調集了一些骨幹，又把過去五層一個堆放東西的大辦公室騰出來，還臨時雇了兩個讀者中的積極分子初選討論的稿子。這種轟動效應，是社裏任何一個人也沒有想到的。
有一天，胡喬木的辦公室忽然打電話來.說胡喬木為潘曉討論的事要和社裏的領導談一談。誰都知道，胡喬木是黨內著名的理論家，當時是中央書記處書記。社裏頓時緊張起來，不知是凶是吉。
那是1980年6月18日下午，胡喬木來了，隻有少數幾個社領導參加會晤。我們這些年輕編輯都沒心思幹活，在那裏瞎猜測。不知等了多久，會散了。編輯室主任上樓來了，她說，胡喬木支持這個討論，他比我們的思想還要解放，談了很多很好的觀點。我們當時高興得幾乎歡呼起來。
胡喬木說：“潘曉討論引起了千百萬人的關心和興趣，我也是這千百萬人中的一個。”他還說：“他們歎惜了，或者發出錯誤的牢騷，我們不應該惱怒，也不應該置之不理、而應該弄清楚他們這樣做的原因，並且認真地幫助他們找到希望所在。”胡喬木還希望這個討論再開放一些，不要急於收場。他能把話說到這個地步，我們能不高興嗎?
三年後，反“精神汙染”的時候，像潘曉討論這樣比較“自由化”的討論，受到了不點名的批評。接著，出於人人都明白的原因，總編輯被調離了雜誌社；編輯室主任也傷心地離去，另一個主要的討論發起者也走了，隻有我—個人還留在了社裏。
關於這場討論，《中國青年》共收到6萬多封讀者來信，國際上重要的通訊社都做了報道。後來，香港有個記者寫了篇文章被“內參”轉載，裏麵說：中國曆史上的四個代表人物是：孔子，魯迅，毛澤東，潘曉。把潘曉和這些巨人並列在一起當然是很不合適的，但反映了這場討論對中國青年和社會思想的影響。
1999年，為慶祝建國50年，中央電視台播放了曆史文獻片《新中國》，每天一集，從解放戰爭講到改革開放。我沒想到也給了潘曉討論幾分鍾的鏡頭，其中還有當年發稿的簽字記錄。鏡頭從上往下慢慢搖，先是我的簽字，我當時是責任編輯，然後是編輯室主任和總編輯的簽字。
當然，鏡頭是不能觸及實質的。正像我在1980年5月的編者按中所寫的：“在人類曆史上，每一次較大的社會進步前夕，差不多都發生過人生觀的大討論。彷徨、苦悶相對於麻木、僵化是一種曆史的進步。人生的意義是什麽，這是80年代的特定內容。”
迷茫過後——不同的人生
盡管這是一場載入史冊的席卷全國的大討論，但發起者與參與者都是小人物。原型潘、黃曉菊，編輯馬笑冬，馬麗珍等，有著迥異的人生經曆，他們因這場討論走到一起，然後又分道揚鑣。
“潘曉”之一黃曉菊今年50歲了，已“下海”多年。雖然已經發福，但依舊是一個熱情而且生動的女人。她的家用各地淘來的布和稀奇古怪的小玩意裝飾，她喜歡一個人去看現代舞，和兒子一起為李少紅的先鋒電影《戀愛中的寶貝》而流淚。她每天一小段一小段地寫下生活感悟，“和潘曉不同，我的人生從來不是灰色的。”
24年前，黃曉菊因為嚴重的關節炎在北京小湯山療養院住院，她把自己關在屋子裏三天，拉上窗簾，跪在地上，用病床作桌子，“掏心掏肺”地寫出了8000多字的長詩。“我已經忘了約稿的要求，隻是在傾訴。”
從小沒有和父母一起長大的她，在感情上始終沒有“家”。她將一腔無以宣泄、無以傾注的情感都傾吐在了稿件之中。
“潘曉”被具體化為實實在在的黃曉菊後，她換過幾個工作，因為“潘曉”而被視為異端，最終被社科院資料室辭掉，不得不當了第一批下海者，從此生活在“體製外”。
生活裏，她也追求那種純而又純的東西，雖然經商多年，但卻從來沒有為生意上的事上過飯桌，一說虛與委蛇的話，她就先“口吃”起來。
“人生的路無論是‘寬’是‘窄’，都要哭著、笑著、罵著、唱著走下去！”黃曉菊雖然沒有丈夫(離婚)，沒有穩定的工作，沒有國家福利，但她心滿意足,“潘曉對我沒什麽影響，我有獨特的人生。”
馬笑冬則和黃曉菊擁有完全不同的人生和同樣理想主義的生活方式。“我老是向往書裏那種人生，像蘇聯小說《葉爾紹夫兄弟》講的那樣，是平常的生活，卻是火熱的。”
上山下鄉她是第一批，而且是去了離北京最遠的雲南。1976年，她在大學畢業後又自願到東北插隊，這在當時是個異數，卻是她理想主義一以貫之的結果。
1999年她從美國東北大學取得社會學博士學位，當年便直奔貧瘠荒涼的黃土高坡，在安塞這個地方研究中國的貧困問題，一住就是幾個月，連著去了3年。
這個看起來有點冷的女人，一提起黃土高坡就立刻熱淚盈眶，“相對於潘曉的思想建設，對我來說，走入這塊土地，喚醒這塊土地，才更有意義。”
馬麗珍後來去了《中國婦女報》，幾年前在副社長任上退休。
潘現在已經是資深媒體策劃人了，這20幾年對他來說真是“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因為潘曉，他被開除學籍，而後漂在北京，甚至做過牢，賣過大碗茶；多年的掙紮之後，如今他有了越來越多的人生選擇。
他討厭和人談起這場討論以及此後的人生感想，並撰文稱，“希望能夠口無遮攔地說點別的，而不是一本正經的裝腔作勢。”
但他也不得不承認，“我因為討論人生而被迫改變了自己人生之旅的方向和歸宿。這是我無法打破的一種宿命吧。”
（謝盛友 編輯整理， 德國班貝克，２００８年５月２日）
不過，你提起來潘曉，我也還記得。盡管我從來當時就對於潘曉不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