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學者陳序經

一代學者陳序經

上回寫文昌，港台記者來信要我再寫文昌，寫“文昌不養草”“寫文昌養人”。

一位文友加中山大學校友給我留言：
具地理優勢的中山大學本可成為“DUKE”，南邊一霸的，無奈。 提到陳寅恪，想起多年前的中大宿舍某樓牆邊上，還有小孩歪歪扭扭的粉筆字寫：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
小孩自己肯定是不知其意的，都是父母教的，陳寅恪的魅力在這些極細微之處也有閃現。

沒有陳序經，就沒有中山大學的陳寅恪。

作為出色的大學管理者，陳序經贏得世人的尊重和讚譽。1948年，他受命代理嶺南大學校長，由於他的積極奔走和努力，在那個特殊時期，為學校邀聘到陳寅恪、薑立夫、吳大業、陶葆楷、司徒展等一批一流學者和專家，嗣後“院係調整”，嶺南並入中山大學，這些學者隨即成為中大各學科的帶頭人。陳序經是新中國首批一級教授，1956年就任中山大學副校長。當時擔任廣東黨政主要負責人的陶鑄赴京向周恩來總理匯報工作時，總理問道：“廣東有位最善於團結高級知識分子、能聘到一級教授的教育家，你知道是誰嗎？”陶鑄一時語塞，總理叮囑說：“你要向陳序經請教，向他學習一點知人善任的好作風。”此後，陶鑄與陳序經結為莫逆之交，1962年底，陶鑄卸去兼任的暨南大學校長一職，請陳序經繼任。在一年半的任期裏，陳序經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提高教學和學術水平，二是建設校園。他認為治學和管理都要有“優容雅量”，曾經親自登門慰問暨大每一位教授，同時，對來校探訪的僑生家長也親自接待，關懷備至。他平易近人，從不擺校長架子，每每清晨乘小車遠道來校，途中遇有本校人員，必定招呼上車，以至校長的專用車被稱作“小巴士”。“位高譽隆”之後，仍能保持平民心態，不失書生本色，陳序經委實做到了這一點，誠屬可貴。

1903年陳序經出生於海南文昌一個華僑之家，少年時曾隨其父兩度僑居新加坡。文昌屬沙土地質，農產品甚少，人們大多外出謀生，主要流向南洋一帶。陳序經的父親經商致富，供子讀書，叮囑其“學成一不參政，二不經商，以學報國”。因而陳序經複旦大學畢業留學美國，獲博士學位，又到德國深造後，即返國從事高等教育，先後在嶺南、南開、西南聯大、中山、暨南等大學任教。他曾出任嶺南大學和暨南大學的校長。
陳序經一生勤奮治學，常以“刻苦耐勞”四字自勵勵人，即使承擔繁劇的校務管理，也始終不廢治學著述。據其子女憶述：他習慣淩晨四時起身寫作，待天光大亮，便夾起公文包上班，許多著作就是這樣夙興夜寐而完成。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他陸續出版《中國文化的出路》、《中國文化史略》、《南洋與中國》、《暹羅與中國》、《越南問題》、《鄉村建設運動》、《鄉村建設評議》、《文化學概觀》、《社會學的起源》、《蛋民的研究》及《大學教育論文集》等十餘部專著，並發表大量論文。50年代以後，他專心於東南亞古史和民族史研究，先後撰成《東南亞古史研究》八種計110萬字和《匈奴史稿》約90餘萬字，以及補記西雙版納曆史的《泐史漫筆》等書稿。陳序經治學有兩個明顯特點：一是既能在書房做靜態文本研討，又能進行“田野工作”的動態實地考察，他曾深入河北定縣、廣東順德及南洋各地作社會調查，采集實地素材，充實研究內涵；二是始終關注社會貧弱群體的命運和問題，從他1925年發表《貧窮之研究》一文到1957年在《人民日報》撰文呼籲《華南水上居民需要特別加以照顧》，以及對世居水上的“蛋民”若幹史事的訂誤、對東南亞華僑苦境的關愛，無不說明此點。陳序經秉承庭訓，矢誌教育和學術，對來自官方的“垂愛”淡然處之。1945年他自美國講學歸來，返抵重慶，行政院長宋子文鑒於他對暹羅素有研究，當麵提出請他擔任駐泰國大使，陳序經以“不改行”為由，笑而卻之。
晚年陳序經曾不無自豪地追憶，是他引發了三四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的三次論爭：中西文化論爭、鄉村建設問題論爭和關於大學發展規劃的論爭。縱使該說法多少有些誇張，卻也反映了他介入這些思想“前沿”的深度。應當說，陳序經身上有著古人所謂“眾人諾諾，一士諤諤”的敢言的風骨。1932年，初涉學界的青年陳序經麵對國民黨元老、時任中山大學校長的鄒魯和自己所在的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等廣東教育界人士欲裁撤文科、向職業教育傾斜的強勢局麵，大膽提出反對意見，申述大學人文學科的不可替代性，無所畏懼地遏止“教育專家們的偏頗”。1947年，北京大學校長胡適提出一個發展大學教育的“十年計劃”，其主旨是由政府重點資助五所國立大學使之盡快躋身一流行列。該提議得到蔣介石、張群和朱家驊等權要的首肯。陳序經對此大不以為然，他接連撰文與胡適公開辯難：“若說胡先生這個計劃，曾得了蔣主席、張院長以至朱部長的讚同，而遂可以謂為公論，這也是一個錯誤”，他們的態度“隻能說是政府的言論，而非社會的公論。”他進而指出：“專仰政府的鼻息，以講求學術獨立，從學術的立場來看，是一件致命傷的事情”。

當然，隨著時代變化，晚年陳序經在一些方麵也有所更張。即如其早年持之甚堅的“全盤西化論”也出現了“鬆動”跡象。50年代初，一位同事曾熱心相勸：何不用馬列主義觀點檢視一下全盤西化論？其後，陳序經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寫成《思想批判》一文，追述道：“當時我淡然置之，一笑了事。我心裏暗想，我對於這個問題久已不談，他何以舊事重提？……我以為全盤西化的內容，知道最多的是我自己，他人未必那麽深刻去了解我的主張。”可見那時他還未放棄這一主張。60年代初，香港《大公報》副主編到廣州組稿，與陳序經等人在梁宗岱宅聚談，席間友人笑問陳序經：校長還想全盤西化嗎？陳回答：“當時提倡全盤西化很片麵，不切實際的，外國好的東西隻有結合我國實情才能為我所用。”人們或許懷疑此乃外部環境使然。不過，陳序經“晚年變法”，致力於東南亞古史和匈奴史的研究，已明確認識到：外來文化的接受程度與一個民族固有的文化底色相關聯，文化的吸納原本包含自主或非自主意識的篩選過程。從而使他逐漸放棄了“文化不可分”觀點，而這恰是“全盤西化論”的理論基礎所在。思想從來就是特定環境和時間的產物，時移勢易，發生某些變異，並非全然不可信。
陳序經一生的工作地點，似乎注定是在穗、津之間循環。1934年他應聘來南開，是懷著歡愉的心情：向往北方的人文環境，親和《獨立評論》的自由知識分子群體。而1964年的奉命調往南開，雖是回歸舊地，卻顯得十分勉強和無奈，盡管被委以副校長，然“山雨欲來風滿樓”，已難有作為。“文革”開始後，陳序經無可避免地受到迫害，1967年2月因心髒病突發猝然去世，時年64歲。2003年是他的百年冥誕，津、穗兩地舉辦活動，追念這位傑出而又平實的學者。陳序經一生勤奮治學，貼近現實問題，具有獨立的學術品格和勇於直言的風骨，有的研究者視其為“文化自由主義者”，然而與許多人不同的是，他從不以精英自居，始終抱持平民情懷，可謂一種難得的品質。而這恰是當今知識分子正在缺失的應有的資質。

文昌的地名與地脈都獨具鍾靈之氣，她是個出讀書人的地方，在孤懸海外的化外之島，文昌是首屈一指的文化重鎮，遠勝於蘇東坡貶逐海南時曾開辦“書院”的儋縣。文昌人讀書刻苦，又有大誌向，文昌孔廟是全中國唯一不設朝南開的大門的， 原來先人們愧於文昌曆朝曆代未出過狀元郎，便設誓：本土子弟一天未能金榜題名，文昌孔廟就永不設大門！這似乎很有點中流擊楫、滅此朝食的氣概。遺憾的是清末廢了科舉，文昌的孔廟便無緣再展新顏了。話又說回來，狀元也未必真能青史留名，海南人氏中最負盛名者是海瑞，他不過是進士出身罷了。很不巧，海青天並非文昌人，籍貫卻是鄰縣瓊山。
我追念這位文昌老鄉、中山大學前輩校友，一位傑出而又平實的學者 ------ 陳序經。
　
（謝盛友 編輯 整理 寫於2008年4月18日，德國班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