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與懷：一位痛苦的清醒者

何與懷：一位痛苦的清醒者
——紀念王若水

何與懷

一九八三年秋天，很出乎許多人的意外，中國大陸突然來勢洶洶地開展了一場“清汙”即清除所謂“精神汙染”的政治運動。當時，我正在新西蘭奧克蘭大學英語係英美文學碩士班進修。新西蘭地靠南極，遠離世界的喧囂，平靜而又美麗，可稱之為世外桃源。可是，我這個來自赤縣神州的海外學人，心頭卻難以平靜。許多夜晚，萬籟俱寂，月白風清，我卻思緒不寧，舉目遙望，好像看到萬裏之外的祖國。文革結束不過幾年，十年慘烈的災難，不是還曆曆在目嗎？這還不夠嗎？還一定要搞什麽政治運動不成？！就在那個時候，我決定報讀博士學位，而且，幾經考慮之後，完全改變了研究方向——當代中國文學與政治的關係成了我的博士論文課題。理所當然，人道主義與異化問題，是要涉及的重要方麵；而幾年前我已開始關注的王若水等人，便變成我要評論的重要角色。
但是我見到王若水本人已經是幾乎二十年之後。隻有一次接觸，而且隻是短短的兩天開會期間。那是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中旬在香港大學舉行的一個研討會上。在這之前，一九九六年九月上旬，我在雲南昆明見到當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的劉吉先生，在閑談時我問起有關一九八三年“清汙”運動和王若水的異化觀點，他淡淡地說，王若水沒有什麽錯，隻是講得太早了。“講得太早”！這便厄運臨頭？！應該說事情並沒有這麽簡單吧？真是似乎命中注定，王若水又是一個悲劇人物。在那次香港大學的研討會上，有一個幾分鍾的小小的插曲，不知為什麽我總記得清清楚楚。王若水的論文是〈整風壓倒啟蒙：“五四精神”和“黨文化”的碰撞〉。宣講之後，一個來自北京大學、被認為“新左派”的年輕教授立時盛氣淩人地問難，訓斥王的論文缺乏學術規範，不過是些 “sentimental”而且“outdated”的言說（研討會的語言是英語）。王若水沒有怎樣回答。我不安地注視著他。我知道他不久前因為肺癌開過刀，雖然他對我說過手術效果還好，但一看就感到他身體並不好。他麵容清臒，經常帶著幾分內向甚至懮鬱的微笑，尊敬他的人如我者，會看到其中有掩隱不住的哲思，但此刻看到的分明更是一股悲戚與苦澀。他臉上明顯地刻畫著悲劇。
事後我隱約感到，這好像是象征性的一幕：王若水不屬於這個時代；他領導潮流已經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隻不過一年之後，二零零二年一月九日深夜，這位寧做痛苦的清醒者的智者，一位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理論家、前中共中央《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終於因肺癌在美國波士頓與世長辭，終年七十五歲。

一，領導潮流：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
中國“人道主義熱”和“社會主義異化熱”中的王若水

王若水最得心應手也最光輝的歲月可能就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幾年了。文革結束之後，人們痛定思痛，整個中國大陸掀起了“人道主義熱”，反映在文學上，就是流行一時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而在思想界，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王若水談得最多，名氣也最大。
這個熱潮從一開始，人道主義的討論就和異化問題聯係了起來，甚至當時事實上異化問題還要比人道主義問題提得早一些。雖然異化問題是人道主義討論應有之義，但這多少還是有點令人驚奇——畢竟，對當時中國大陸的公眾包括黨政領導來說，“異化”是個新鮮概念。也許事出偶然。一九七八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汝信辦《外國哲學史研究集刊》，向王若水索稿。他記得王若水在一九六三年參加起草周揚牽頭的批判人道主義的小冊子時寫過“異化”這一章，建議王把這篇舊稿拿出來發表。王若水從櫃子裏翻出這篇稿子，看了一遍，覺得還可以，隻刪去文末一段，就交給汝信，在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的集刊登了出來，題目為〈關於“異化”的概念〉。這個雜誌專業性很強，讀者不多，然而這篇文章還是受到了較大的注意。《新華文摘》予以轉載；有的報紙作了報道。
王若水在很長時間裏就想向中國公眾介紹“異化”這個概念，希望這個概念普及起來，但又擔心它不夠通俗，不容易被公眾接受。一九八零年六月，王若水又得到一個偶然的逐願機會。他應邀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新聞係講演有關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幾個問題，聽眾中有人遞條子說，美國教授給他們講課，講到了異化，他們聽不懂，希望王若水解釋一下。
王若水回答時，從現實生活中舉例說明，社會主義社會也有異化：意識形態的，如個人迷信；政治的，如人民的公仆變成了人民的主人；經濟的，如盲目建設、片麵追求高速度和發展重工業，結果成了包袱，還有環境汙染等等。批判個人迷信有費爾巴哈批判宗教的現成方法。王若水指出，所謂“個人迷信”，就是把人民群眾和領袖的關係顛倒了，人們把領袖神化，到頭來領袖成為一種不能控製的力量，反過來使人民受苦。王若水還警醒地而且相當超前地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危險並不是什麽“修正主義”，而是黨的異化。
王若水曾經這樣解釋異化：“主體在發展的過程中，由於自己的活動而產生出自己的對立麵，然後這個對立麵又作為一種外在的、異己的力量而轉過來反對主體本身。”周揚在一九六三年那個曾經受到毛澤東欣賞的報告中,就是采用王若水這個學術性的解釋。王若水也把這個解釋寫進一年半前發表的〈關於“異化”的概念〉一文中。這次講話，他換了一個通俗的比喻：母親生下並養育了孩子，這個孩子長大後卻變成了逆子，反過來虐待母親。這就是異化。
事後，這一段錄音被整理，以〈談談異化問題〉為題，在《新聞戰線》一九八零年第八期上發表，繼而被不少報刊轉載，產生很大的影響。有人把錄音帶借給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後來王若水得知，胡德平說，他們全家都聽了，很感興趣（所謂“全家”，自然包括胡耀邦）。王若水幾天後又在《人民日報》編輯部講了一次，同樣收到很好的效果。王若水發現，人們對“異化”概念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顯然，這是因為它能夠對現實中的許多問題給以比較深刻的解釋。
一九八零年，王若水又發表了〈文藝與人的異化問題〉，提出文藝應當描寫社會主義製度下的人的異化並對此提出抗議，為隨後出現的“異化文學”鳴鑼開道。同年十月，在天津召開的馬列主義文藝理論學術討論會上，王若水被邀請做了發言。王在發言中對人道主義和唯物主義以及辯證法的關係做了說明。
那一年人民出版社準備編一本關於人道主義的論文集，向王若水約稿，王應約寫了〈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一文（這本文集在一九八一年初出版，書名就采用王文的標題）。王若水寫作此文顯然企圖切中“要害”。多少年來，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實際上是把階級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因而“以階級鬥爭為綱”，迷信“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他們把人納入了階級的框架，以人的特殊性（階級性）來否定人的一般性。因而，用王若水的話來說，在中國出現了一種藐視人的“冷冰冰的馬克思主義”。一九八二年春，王若水應《中國青年》雜誌之約寫了一篇〈馬克思主義並不冷冰冰〉，其中也是強調人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中占有重要地位。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七日，《文匯報》在“爭鳴”版上發表了王若水早在一九八二年夏天就著手寫的〈為人道主義辯護〉。文章各部分的小標題是：“人道主義隻能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嗎？”“從費爾巴哈到馬克思”、“從青年馬克思到老年馬克思”、“社會主義需要人道主義”。文章認為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對中國的現實意義包括：它意味著堅決拋棄十年內亂期間的“全麵專政”和殘酷鬥爭；拋棄把一個領袖神化而把民眾貶低的個人崇拜；堅持在真理和法律麵前人人平等，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嚴不受侵犯。它意味著反對封建的等級和特權觀念，反對資本主義的拜金思想，反對把人當做商品和單純的工具，它要求真正把人當人看，並且從一個人的本身而不是從他的出身、職位或財產去衡量他的價值……文章的開頭和結尾模仿了〈共產黨宣言〉，把“共產主義的怪影”換成“人道主義的怪影”。結尾這樣描述了中國的“人的發現”：

一個怪影在中國大地徘徊……
“你是誰？”
“我是人。”

王若水這篇文章發表後，反應異常強烈，對那時已有一些冷卻下來的人道主義討論起了重新升溫的作用。朱光潛也給王若水寫來一封信，表示很讚成文中觀點。當時適逢《人民日報》報社召開記者年會，從各地來的與會者要求人手一份。王若水讓印刷廠打印了一百份，除了給記者部分發之外，又把六十份送給了正在進行的“文學作品中的人性、人道主義討論會”，作為向這個會議提交的論文。有趣的是，這個中宣部文藝局授意召開的會，其目的本來是想批評一下人道主義，但批不起來；而這篇論文在會上散發後，氣氛更加變了。的確，王若水這篇長文，“儼然是一篇人道主義的宣言和挑戰書”。
從一九八零到一九八二年的三年間，有關“人”的問題的討論文章在中國大陸各地發表了四百多篇，包括探討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異化、人性等等。文藝界和教育界也召開了人道主義的討論會。人民出版社在此期間出版了兩本論文集《認識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和《關於人的學說的探討》。順便指出，在中國最早提出“社會主義異化”這個最要害、並逼使最高領袖鄧小平後來親自封殺的觀點的人還不是王若水而是當時一位馬克思主義美學家高爾泰。他早在一九七九年寫了一係列的文章：〈異化辨義〉、〈異化現象近觀〉和〈異化及其曆史考察〉，詳盡地考查了異化概念並深刻地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異化現象。高爾泰曾經長期受到政治迫害，在集中營裏備受折磨，幸免於死。他對異化的批判更加激憤。不過，由於黨內職務和資曆因素，王若水影響更大。正是在王若水等人的推動下，一股“人道主義熱”和“社會主義異化熱”掀起來了；而周揚在一九八三年三月七日馬克思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會上作的、王若水也參與起草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報告，標誌這股熱潮達到最高峰。

二，文革前與文革中的王若水：毛澤東讓他大起大落

二十世紀五十、六十年代，王若水也曾有過一些風光的時候。這是另一種“風光”——以李慎之的話說，他是極少數有幸姓氏上達天聽，又蒙天語嘉獎，然後聲名播於天下的人。（李慎之，〈嗚呼王若水魂兮歸來〉，網站文章）
五十年代初，毛澤東就發現了王若水。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某天，《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給王若水布置一個緊急任務，要他寫一篇批判胡適的文章。王用一天的時間趕了出來，題為〈清除胡適的反動哲學遺毒〉，很快發表了。後來王若水得知，批判胡適是毛澤東的指示，毛看了他的文章，說他也是“新生力量”。王若水在文章裏寫道，批判胡適，是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必然結果。毛澤東說自己也受到啟發。王若水又接連寫了第二第三兩篇，毛也看了，並對第三篇特別表示欣賞。後來這篇文章被推薦為幹部學習參考資料之一。
一九五七年四月，王若水以《人民日報》理論組的編輯身份，受命於鄧拓，撰寫了一篇社論，講“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題目為〈繼續放手，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這是《人民日報》有關社論的第一篇，胡喬木修改後，發表在當月十日《人民日報》上。當天，毛澤東就把《人民日報》的編委叫去了，問：這篇社論是誰寫的？鄧拓回答說：是王若水寫的。毛澤東就說：讓王若水也來。毛兩年多前看過王若水批判胡適的文章，對其名字有印象。
這是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見到毛澤東。他們到毛的住處後，毛把寫社論的功勞歸於王若水，大加表揚，同時狠狠地批評了鄧拓，說鄧拓沒有很好地宣傳“雙百方針”。那一次毛澤東發了很大的脾氣，甚至令人大惑不解地說鄧拓像漢文帝。據說毛決定撤掉鄧拓《人民日報》總編輯一職時，曾想過由王若水取代。
又過了幾年，一九六三年，王若水受馬克思《哲學手稿》的影響，寫了〈桌子的哲學〉那篇文章，毛澤東看了以後也表揚了一番。
如前文所說，這年王若水還有一個出色的表現。當時中共中央有計劃地批判蘇聯的所謂現代修正主義，擬出了一些題目，其中有一個題目是批判人道主義，負責這一個課題的是周揚。周揚就找了一些人，其中包括王若水。在寫作分工時，王被分配寫“人性”和“異化”這兩章。周揚這篇文章，特別內中所談的“異化”問題，為毛澤東高度讚賞。
由於這個背景，王若水在“文革”前期可謂春風得意。當時，《人民日報》的人員分成兩派，王若水成了其中一派的骨幹分子。究竟是受過毛表揚的人，因此他可以貼大字報而不用擔心打擊報複，多年來的那種壓抑感沒有了，甚至自以為在參與什麽偉大的事業。許多年之後，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王若水這樣反思那時的自己：

我覺得自己解放了，我完全沒有認識到我正在經曆一種新的形式的“異化”。代替壓抑感的是一種類似宗教的感情。我對毛是“無限崇拜，無限敬仰”。我確信毛是在領導我們進行一場驚天動地，震古鑠今的偉大事業，要滌蕩舊世界的一切汙泥濁水，建立一個紅彤彤的嶄新世界。（王若水，〈沒有結束的求索〉）

但是，天意從來高難測。王若水不久就栽了一個大跟頭，就是栽在毛的手上。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發生，毛澤東委托周恩來管《人民日報》。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周指示《人民日報》應該批極左思潮，批林彪的左。當時已經被起用為“看大樣組”（共六個人，幾乎相當報社領導班子）的成員的王若水，完全讚成周的指示。可是，張春橋、姚文元跑來又講了一通，意思是批左不要批過了頭，讓報社許多人都想不通——剛剛要開始批左，為什麽就強調“不要過頭”？王若水更覺得不能聽張、姚的，乘這兩個人去了上海的機會，於一九七二年十月十四日在理論版以整版篇幅編發了三篇批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的文章。張、姚為此大為惱火。在這種情況下，王若水於十二月五日索性直接寫信給毛澤東，告了張、姚一狀。信上說：“總理在一次談話中指出：人民日報等單位，極左思潮沒有批透；‘左’的不批透，右的東西也會抬頭。我很同意總理這個提法。總理講的是機關內部的運動，但我覺得對報紙宣傳也是適用的。”
沒想到這封信（李慎之紀念文章中講的“若水居然幹了一件荒唐事”）惹來一場大禍——實際上，張春橋他們講的正是毛的意見。
這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來和張春橋、姚文元等到毛澤東處開會，毛對他們說：“批極左，還是批右？有人寫信給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認識此人，〈桌子的哲學〉的作者，並不高明。也讀過一點馬克思，參加過合二而一、一分為二。”毛進一步說：“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對。（林彪）是極左？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
過後第三天，周恩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人民日報社等單位負責人會議，傳達了毛澤東講話精神。周恩來處境尷尬，講話語調是溫和的。輪到張、江、姚講話就放炮了。江青指責王若水這封信“客觀上對中央起著挑撥作用”，“分裂中央”；張春橋斥責王“極右”；姚文元質問：“在階級鬥爭這個時刻，你站到哪裏去了？”氣氛變得很緊張。
接著就開始批鬥王若水，從一九七三年到七四年，是《人民日報》內部聲勢最大的一次運動。王若水被批鬥得頭發也脫了，背也駝了，後來又被定為敵我矛盾，送往大興縣紅星人民公社勞改。對許多人來說，那打擊簡直就是千鈞壓頂，沉重得難以承擔。報社都擔心王若水會自殺。但他卻仍然能夠故意示威似地在大字報巷子裏走過，一派蔑視的氣概。王若水對朋友說：“寧做痛苦的清醒者，不做沒有痛苦的糊塗人。”他感到有一種力量支持著他，是他所認為的馬克思主義中正確的東西在支持著他。他百分之百相信自己沒有錯。這種感覺甚至是他過去從來沒有的。
幾年之後，王若水拒絕投降終於得到回報。
一九七六年文革一結束，王若水從幹校回到報社，第二年被任命為《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主要分管理論、文藝、社論這些意識形態方麵的東西。那幾年，《人民日報》的社長是胡績偉，在胡、王等一些開明黨人的領導下，《人民日報》經曆它有史以來的最好的時期，銷量空前高，破曆史記錄。報紙配合撥亂反正，發表了一係列文章，都是糾正文革錯誤的，在社會生活中作用很大。當時中國大陸有一個流行說法：“人民上天，紅旗落地”（“人民”指《人民日報》；“紅旗”指中共中央理論刊物《紅旗》雜誌）。作為《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大談特談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自然不同凡響。

三，王若水遭遇他生命中最嚴重的打擊：發表周揚報告成為導火線

但是，好景不長。
一九八三年，正是由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導致一場全國性的“清汙”運動，而王若水則遭遇他生命中最嚴重的打擊。這似乎突然但實屬必然——在中共某些領導人看來，王若水雖然“風光”一時，但絕非正統，不過是販賣一些異端邪說，也絕難得逞。
這年三月十六日，周揚九天之前在紀念馬克思逝世百周年學術報告會上所做的題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的探討》的演講稿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接著發生一場舉世皆知的軒然大波。
《人民日報》發表周文的當天上午，中宣部長鄧力群先打電話給秦川總編輯，接著找王若水。他對王說：喬木同誌已明白表示周揚講話不能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你們為何不聽？這是一個嚴重的錯誤！你要負主要責任，因為你當麵聽了喬木同誌三月十日的談話，對這一點應當知道得很清楚。
鄧力群所指的是中共意識形態主管胡喬木三月十日從所住的醫院來到周揚家中當麵對周揚的談話。王若水被叫去參加，一同參加的還有夏衍、賀敬之、鬱文等。王若水對鄧力群承認，在發表前未請示胡喬木是錯誤的，但根據自己對這次談話作的筆記，對所謂“不能發表”這一點卻毫無所知。
王記得，胡喬木整個談話，時間很長，也很雜亂無章，但聽來比預料還要溫和。王若水最擔心胡喬木批評異化概念，但是他隻字未提。胡喬木對周揚還很客氣（在大門口告別時，胡喬木對周揚行九十度鞠躬），對王若水也有些客氣，沒有把他的不滿完全說出來，還在批評之後又講了兩句過獎的話，大概是希望王若水改了就好（這是他講話的風格，不了解這一點就會產生誤解）。秦川原先曾打電話給鄧力群，說《人民日報》打算發表周揚文章，征求他的意見。鄧說，他沒有把握，要秦川請示胡喬木。經過胡的三月十日的談話後，王若水他們自認為知道胡喬木的意見了。
後來王若水才知道，胡喬木回到醫院後，在當天下午曾打電話給鬱文，補充了他對異化問題的看法。鬱文的記錄是：

關於異化的問題我忘記談了。我想馬克思早期說的異化和晚期說的不一定一樣。不管一樣不一樣，社會主義社會將它應用過來，不加區別，不對。用這個名詞要加以區別。如果因為(社會主義)社會中有非人道現象，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非人道現象混在一起，就把問題談亂了。一個是非基本的現象，甚至是非法的；一個是基本的現象。我這個意見將另外寫信告訴他們。如有關同誌談到這個問題時，可把這個意見補充上。

那麽，在三月十日，當談話中周揚問胡喬木意見時，他為什麽不回答呢？王若水認為，胡喬木說“忘記談了”其實是托詞。他大概是回醫院後又找了一些書來看，這才發表了上麵的意見。當然這是臨時抱佛腳提出的，但他既然是領導，別人就必須奉為指示了。
但事情更嚴重的是，按鄧力群的說法，胡喬木早在三月八日就打電話給中宣部，明白表示了這一點。隨後，鄧叫中宣部送了一份電話記錄給《人民日報》，那是九日胡喬木打給鬱文的電話。其中包括如下幾個要點：

周揚同誌的講話，難以處理，問題不少，不是加幾句話、刪幾句話能解決的。這是目前思想界的重要討論對象。總的意見，異化也好，人道主義也好，這種宣傳本身是抽象的。……如離開具體現象去講，去討論，會給人以暗示說，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沒有人道。
任何一個時期講人道主義，都是為了擁護什麽，反對什麽，是有目的的。這篇講話目的何在？
……周揚的文章發表了可能成大的問題。

這個電話的調子口氣很嚴峻。王若水他們如果事先知道這個電話，肯定不會發表周揚的講話。而胡喬木三月十日那次談話，在王若水聽來，是說了讓周揚修改一下講稿，但說得很委婉，並沒有說不能發表。但從這個電話看來，王若水推測，胡喬木那天專程來和周揚談話，是想讓周揚知難而退，主動撤銷發表。胡喬木在心底裏連周揚講人道主義的動機都懷疑，這使王若水非常驚訝。
不過，王若水發覺這一點已經為時太晚了。
三月二十六日，中宣部開會，由胡喬木主持，通知周揚、秦川和王若水參加。胡喬木說，關於《人民日報》犯錯誤的問題，中宣部寫了一個報告給中央，提出處理意見。這個報告已經得到中央同意，但還要征求三位同誌的意見。
接著，就由鄧力群宣讀這個報告，其中批評了周揚和秦川，重點是批評王若水。王若水被指責企圖利用周揚的威信，把自己的觀點變成權威的觀點。〈報告〉在最後提出：把王若水調出《人民日報》。
這個會上，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周揚和胡喬木之間發生了一場火爆的爭吵。秦川這樣回憶：

……周揚聽著聽著，突然把〈報告〉往桌子上一摔，大聲斥責：“這樣做法不正派！不正派! 這樣做法不正派！”
坐在周揚對麵的胡喬木被這突如其來的聲音震驚了，用更大的聲音反問周揚：“你說什麽？說中央不正派？”
周揚更加憤怒：“你們這樣不正派！”
“你這不是說我，是說中央政治局不正派！”胡喬木的語調十分嚴厲。
“你不要扣帽子，我是說你這個具體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揚沒有退讓。
……

十六年之後，也是在《人民日報》工作的淩誌軍和馬立誠合作出了一本書，對這一事件作了一個評論。他們問道：胡喬木是否有權利禁止周揚發表他的文章？就算胡喬木說過“不要發表”的話乃是屬實，難道就能作為周揚犯了錯誤的憑證？這兩位在黨中央的喉舌工作的作者顯然是故意發問。他們當然知道，正如他們自己在書裏也說，“在八十年代中國的政治生活中，胡喬木的行為仍然有著某些必然的根據，這依據還需在我們國家既成的製度和觀念中去尋找。”
正是由於這些“必然的根據”，周揚被迫退讓了。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六日，中國大陸各報發表了新華社前一日報道的周揚談話。在這個特意安排的談話中，周揚承認他在紀念馬克思逝世百周年期間“輕率地、不慎重地發表了那樣一篇有缺點、錯誤的文章。這是一個深刻的教訓。”
不久，周揚病倒住院。他念念不忘的是他受批判的事。他更想著繼續做研究。他對去看他的王若水說：“若水，什麽時候我們再搞一搞異化問題吧。”
一九八五年元旦，王若水又去北京醫院看望周揚。現在他幾乎不能說話。他緊緊握住王的手不放，要掉眼淚的樣子。這是訣別的表示。看來他想到上次對王提到的希望無法實現了。王若水安慰地說：“周揚同誌，你放心吧！還有我呢。”
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周揚遊絲般的氣息停止了。
第二天早晨中央電台新聞聯播，最後一條消息，僅有一句話：文藝理論家周揚昨天在北京因病逝世。
至於王若水，他於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八日上午，和《人民日報》其它領導人員一起，被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集到中南海勤政殿開會。書記處的成員除胡耀邦以外都在場，加上中紀委書記王鶴壽，組織部長陳野萍。
胡啟立向王若水他們宣布書記處十月二十日的決定：同意胡績偉辭去社長的請求；免去王若水的副總編輯職務；他們兩人都調離人民日報，但目前要留在人民日報參加整黨接受批評；任命原總編輯秦川任社長，原副總編輯李莊為總編輯。
這是王若水意料中的事，而且事先已有風聞，並不吃驚。
王若水早就預料遲早有一天他將被迫攤牌，和他所在的黨組織正麵衝突；王若水隻是希望這一天晚一點到來。現在來得早了一些，這是王若水不願看到的，但沒有辦法。

四，“清汙”運動：“二十八天的流產的宮廷政變”

胡喬木、鄧力群搬倒周揚並懲罰《人民日報》的計劃，包括對王若水的嚴厲的處理，其過程竟然同時是一場影響整個中國大陸政治生活社會生活的“清汙”運動；而這場“清汙”運動又包含著一個妄圖搬倒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陰謀——被史家稱之為“二十八天的流產的宮廷政變”。
起初，胡喬木、鄧力群向王若水等人宣稱得到中央同意的處理報告其實在中共中央書記處進展得並不順利。當時胡耀邦要出國訪問，他說等他回來後找王若水談，但後來也沒有找。顯然，胡耀邦有意想把事情壓下來。鄧力群二零零六年在香港出版的《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1975-1987）》（香港大風出版社）一書中也說，他們於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日把一個月前曾經上報、現在修改過的報告以及其它材料再次報送上中共中央書記處，以後就沒有了消息，有點“留中不發”的味道。後來，胡耀邦和他講，學術問題，何必搞得那麽緊張，各說各的都可以嘛。他鄧力群就回說：周揚那篇東西不是簡單的學術問題。按周揚說，黨要變質，黨要走到自己的反麵，政權也是如此，經濟、思想也要走到自己的反麵，把馬克思主義講的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異化照搬過來，這不倫不類嘛，這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但胡耀邦一直堅持這是個學術問題，不要搞得那麽緊張，事情幾個月沒有下文。
於是胡喬木和鄧力群決定繞過書記處，直接找鄧小平。大概這個時間（可能五月份），周揚也托薄一波給鄧小平送了十八條馬克思關於異化的語錄。
史家一般認為，鄧小平當時終於接受了胡喬木和鄧力群的建議，在即將到來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講“精神汙染”的問題。鄧力群在他的《自述》一書中，也承認鄧小平八月份找胡喬木談了一次話，是緣起他最近看了一些材料（自然是胡喬木、鄧力群他們或他們所領導的中宣部送的，書中不便點明），覺得文藝界的問題複雜，思想界的問題嚴重，人們的思想很亂，所以他準備在二中全會上講講這些問題，並出了個題目：〈人類靈魂工程師的責任〉，胡喬木說這個題目太窄了，是不是放寬一點，講黨在思想工作中的任務。鄧小平同意這個意見，並讓胡喬木幫助搜集材料，準備稿子。九月七日上午，鄧小平通知鄧力群去他那裏，要談二中全會講話稿的事。鄧力群就把幫胡喬木搜集材料、起草稿子的龔育之、鄭惠、盧之超一起找去了。龔育之等把胡喬木設想的幾個題目和稿子字數，向鄧小平作了匯報。之後，他們反複作了修改。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上午，在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鄧小平在講話中特別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汙染”。王若水說，很容易看出，胡喬木替鄧小平起草了這個講話稿；胡不過是借鄧之口，講出他自己的觀點罷了。而這樣一來，胡喬木的觀點就具有了最高的權威性。
當天下午的會上，鄧力群作了長篇發言，集中批判王若水近年的言論。他說，多年以來，王不是作為學術問題來討論而是作為現實政治問題來提出自己的主張。他歸納出王若水言論中有八個問題，加上人道主義和異化論，一共十個問題。會議還發了鄧力群所主持的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編印的〈幾年來《人民日報》理論版宣傳中的問題〉和〈王若水同誌關於“社會主義異化”和“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的基本觀點〉兩份材料。鄧力群對王若水在什麽時候發表過什麽文章，說過什麽話知道得很清楚，因為他屬下的書記處研究室早已把王若水的材料收集整理好了。鄧力群的這個發言好象是放了大炮，震動了整個會場。
胡喬木在會上發言說：搞精神汙染，不僅是思想問題，而且是一個現實的政治問題。象“異化”問題，說得嚴重一些，就可以形成一個持不同政見者的綱領，一個反對派的綱領。從“四人幫”倒台後，就有人到處宣傳“異化”；參加周揚同誌文章寫作的王若水，就是其中非常賣力的一個。胡話雖然不長，但給這個問題升了級。以前他主要是說人道主義和異化論對文藝界和青年的影響，現在和非法組織聯係起來了。在中國大陸，“不同政見者”這個名詞在當時剛剛使用。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字眼，如果還不是“反革命”的話，也差不多了。
參加這次會議的中央委員，大多數是上了年紀的老革命，從未聽說過“異化”這個詞。會議組織者為了幫助他們了解，又從《不列顛百科全書》中選擇了“異化”這一條，印發給與會者。實際上這未必有多大幫助。不過，既然鄧小平批評了，那麽使用“異化”這個概念當然是錯的，許多委員也就義憤填膺地聲討起來了。
十月十二日是全會結束的一天。第二天發表了全會的公報，宣布會議結束。可是由於鄧小平在十二日的講話中提出了“清汙”的問題，再加上胡喬木、鄧力群在會上煽動，實際上會議延長了三天，並討論“精神汙染”的問題。而所謂的“精神汙染”，就是人道主義和異化理論（並不倫不類地搭上“西方資產階級腐朽生活方式”的影響和侵蝕）。
在這樣的形勢下，王若水的命運也決定了。
會後，全部的宣傳機器都發動了起來。
十月十九日，報紙報道李先念在全國工會十大上的致詞，其中提到職工應當“抵製和克服各種精神汙染”。
二十二日的《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出現大字標題〈保持工人階級本色，抵製各種精神汙染〉。次日，《人民日報》的社論也談到了“精神汙染”。
二十四日，中央書記處發出了〈轉發鄧小平同誌、陳雲同誌講話的通知〉。這個〈通知〉措辭嚴厲，令人想起“文革”。胡喬木、鄧力群在〈通知〉中把“不搞精神汙染”提升為“清除精神汙染”。
當天，《人民日報》頭版報道了兩條重要消息，一條標題是“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彭真受黨中央委托就整黨和清除精神汙染做重要講話”，一條是“王震在中國社會主義學院成立大會上指出，清醒認識當前思想理論戰線形勢，堅決防止和清除各種精神汙染”。
二十五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新聞是：〈王震在兩個會議上傳達鄧小平同誌的指示，高舉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旗幟，防止和清除思想戰線精神汙染〉。這條消息第一次透露了“清汙”是鄧小平提出的。頭版另一條消息是關於黨外人士擁護整黨和“清汙”。同天的《人民日報》還報道了中國文聯召開的一次會議，談到要“勇於清除精神汙染”。
二十六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繼續報道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的發言。以後，報紙上關於“清汙”的報道和評論越來越多，十二屆二中全會原定的“整黨”反而退居到次要的地位。
十一月一、二、三日三天，廣播了十個省的領導人的有關“清汙”講話。僅十一月二日的新聞節目，就發了六條省委領導人講話和三條其它有關消息。“精神汙染”這個詞用得如此之多，以致《人民日報》排字房的這四個字的鉛字都不夠用了……
胡喬木、鄧力群把“清汙”運動搞得來勢洶洶，正好露出了狐狸尾巴。他們的目的不隻是要整幾個知識分子或開明的文化官員，他們還要借口反對“精神汙染”來反對隨改革而來的西方思想的影響，進而反對開放改革特別是這個方針政策的統籌實施者；他們企圖在中央高層醞釀“倒胡”——鄧力群覬覦總書記的高位早已是司馬昭之心。
胡耀邦一九八二年九月當上總書記。提拔胡耀邦是鄧小平的意思，但以陳雲為首的幾個老人不滿意，他們喜歡的人是鄧力群；而胡喬木、鄧力群看準了這一點，就站在陳雲一邊，多次起勁地反胡耀邦，這一次又找到了機會。
“文革”是從“破四舊”開始的。這一場“清汙”運動如果如此發展下去，後果亦不堪設想。幸好，胡耀邦、趙紫陽，以及萬裏和習仲勳等人頭腦清醒，連手作了抵製。此時鄧小平也看出問題的嚴重性，支持胡趙等人的抵製。
十一月十四日，胡耀邦、趙紫陽在中央書記處對“清汙”正式講了話。書記處作出兩點決定：一、不要因為整黨和“清除精神汙染”而影響對內搞活、對外開放的經濟政策的實行，更不能把它們對立起來。二、“清除精神汙染”有它特定的概念，要研究分析各種具體情況，注意界限，注意政策，不能簡單化。
一場喧囂一時的“清汙”鬧劇鬧了二十八天，終於半途而廢——正是史家所言的“二十八天的流產的宮廷政變”。
十二月二十日，胡耀邦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總結說：“關於清除精神汙染，小平同誌提出這個問題是完全正確的。……後來由於我們自己的失誤，工作出了漏洞：一是擴大到社會上去了；二是把‘不能搞’弄成‘要清除了’；三是一哄而起，造聲勢，後來我們刹車了。這個問題以後不要提了。”萬裏插話：“我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也不要提了。……”胡耀邦說：“我同意這個意見，‘精神汙染’與‘資產階級自由化’都不要提了，但也不要去批判這個提法，讓它慢慢消失。”
不過，此時曆史的詭譎又表現出來。“清汙”運動刹車之後，鄧小平對胡耀邦的態度又有了新的不滿。問題在胡耀邦過後繼續在不同場合，如同日本外賓談話，同上海領導人談話，都說反精神汙染宣傳走了樣，搞了擴大化；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底召開中國作協四大，由於遵照胡耀邦的意見，開成了一個最“自由化”、最得人心的大會（中央祝詞不提反精神汙染，不提反自由化；人事安排組織部不插手，由會議自由選舉；整個會議精神提倡寬鬆，呈現一派反左景象，讓胡喬木、鄧力群等人非常難堪），這些情況當然讓陳雲等老人發怒。鄧小平終於同意端出胡耀邦（一九八六年北戴河期間，鄧小平已下了決心，發話說：“如果說這幾年我有什麽錯誤的話，就是把胡耀邦這個人看錯了。”“六四”以後，鄧改變了說法：“當時沒有看錯，後來卻不行了。”）。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六日，在另一場稱之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中，胡耀邦被趕下台。不久，一個傳說甚囂塵上：鄧力群要當總書記了（例如，一九八七年六月下旬，王震找王首道，談鄧力群當總書記好。見李銳：〈懷念同趙紫陽的交往〉）。雖然，也是因為鄧小平一句話，鄧力群最後也垮了台。但這些權力鬥爭並沒有改變王若水等人的命運。事實上，在一九八七年八月，王若水進而被以“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名勒令退黨，王拒絕後被予以除名。

五，胡喬木講演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鄧小平在中共
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關於“精神汙染”的講話的最權威的解釋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日，胡喬木作了題為〈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講演。
那天，胡喬木從醫院出來，帶著一個大口罩上台。主持人蔣南翔（時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說，喬木同誌感冒了，他今天是抱病前來的。接著，胡喬木做了簡單的開場白，便由兩個播音員輪流代念全文。正如胡在開場白所說，這篇講話的起草是“曆時三月，四易其稿”。從一九八三年十月開始，胡喬木就在準備這篇重頭文章。按照中共的慣例，象他這樣高位的人寫這樣的大文章，是要組織一個班子來進行的。參與起草的八個單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北京大學、人民大學、中央黨校、《紅旗》雜誌、《光明日報》、中央編譯局、中央文獻辦公室。胡喬木指定社科院哲學研究所所長邢賁思作為主要執筆者（邢賁思本來是反對人道主義的，包括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他過去一個著名的觀點是：人道主義是一種欺騙，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則更是雙重的欺騙。當然現在他有所修正）。但起草工作進行得並不順利，胡喬木一次又一次對起草小組談他的提綱，一次又一次否定了草稿，以至後來不得不把主要執筆人換為龔育之，還多次召集專家討論，征求意見，最後總算完成了。
胡喬木這篇〈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長文三萬九千字，分為四個問題：一、究竟什麽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二、依靠什麽思想指導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繼續前進？三、為什麽要宣傳和實行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四、能否用“異化”論的說法來解釋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消極現象？前兩個問題那幾年中國大陸思想界並沒有多少爭論，胡喬木用這樣的方式來概括，不過是為了便於論證對方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而已。的確，胡再講周揚講過的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而且講演地點和十個月前周揚一樣仍選在中央黨校禮堂，是發出一種暗示：周揚那次講的不算，現在我胡喬木講的才是貨真價實的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觀點。
胡喬木的文章在中央黨校主辦的理論刊物《理論月刊》一九八四年一月號上發表。《紅旗》雜誌一月二十六日轉載。當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廣播。次日，《人民日報》和全國各報轉載。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除了漢文以外，還有朝鮮文、哈薩克文、維吾爾文、藏文、蒙文五種少數民族文字的版本），共兩千萬冊。加上報刊的轉載，共三千萬份。這個銷售量僅次於鄧小平的文集。但是，沒有官方的外國文字譯本。胡喬木似乎並不想讓他的觀點在海外引起討論。
正式發表的版本較之講話稿作了一些修補。例如加了一處“改革”的字樣。最明顯的一處是改變了對“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的提法。原先是否定的，現在說如果把“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理解為道德規範和倫理原則，那麽，使用這個術語原無不可；隻是這個術語很容易引起誤解，不如“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那麽恰當。
胡文發表前，在中宣部的會議上，鄧力群作了高度評價，賀敬之也大加捧場。他們還說要寫一批批判文章，要象當年寫“九評”那樣寫“十評”，解決文化思想界的問題。當年，從一九六三年九月到一九六四年七月，《人民日報》編輯部和《紅旗》雜誌編輯部聯名撰寫九篇評論蘇共路線的文章，不但在中國大陸而且在全世界進行了規模巨大的宣傳，儼然成了（當然是一廂情願）指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綱領。現在他們顯然企想重溫舊夢，為胡文造勢。
一月二十六日，中宣部根據鄧小平的批示精神，發出關於學習和討論胡文的通知。〈通知〉說此文對於幾年來圍繞著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展開的爭論作了“科學的回答”，“對於推動理論工作者的健康發展，清除思想戰線上的精神汙染有重要的意義，同時，也是在思想文化領域工作的幹部、知識分子和廣大青年學生學習曆史唯物主義的重要教材。”“各條戰線的各級領導幹部”也要學。
一月二十八日，胡文在《人民日報》發表的第二天，中共中央黨校開了一個慶祝座談會。此後，各種讚揚在全國各地各級各界包括各種報刊、電台排山倒海，響徹雲霄。
胡喬木的講演被看作鄧小平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關於“精神汙染”的講話的最權威的解釋；他聽到了全國上下一片讚揚聲。這毫不奇怪。胡文發表之前不僅經過中共中央的批準，而且還得到鄧小平的讚賞（王若水說他後來驚訝地得知，鄧小平實際上並沒有看這篇長文章）。鄧作了如下的批示：

這篇文章寫得好。可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或轉載。由教育部規定大專學生必讀。文藝、理論界可組織自由參加性質的座談，允許辯論，不打棍子。

按照鄧力群《自述》所說，這一切，包括鄧力群自己關於異化的觀點的變化，都是來自鄧小平的決定性的影響。書中說，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鄧力群他們把講話稿送給鄧小平時，鄧小平在談話中講了如下這些看法：

早已收到周揚同誌為他文章辯護的信和附上的馬克思講異化的十八條論述。周揚同誌送來的馬克思講異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話，都是講的資本主義社會，講勞動創造的成果反過來變成壓迫自己的力量。所有的話，都在這個範圍之內，都沒有超出這個範圍。
周揚同誌講毛主席1964年讚成他講異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虧嗬？那時候滿腦子蘇聯變質，聯係說到我們自己也變質，提出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不隻在中央打。各級領導都打。是不是異化思想導致的嗬？
也怪，怎麽搬出這些東西來了。實際上是對馬克思主義、對社會主義、對共產主義沒信心。不是說終身為共產主義奮鬥嗎？共產主義被看成是個渺茫的東西，可望不可及的東西了。既然社會主義自身要異化，還到什麽共產主義呢？在第一階段就自己否定自己了。否定到哪裏去？社會主義異化到哪裏去？異化到資本主義？異化到封建主義？總不是說社會主義異化到共產主義嘛！當然，也說了社會主義自身有克服異化的力量。
這些觀點，說它“打著馬克思主義旗幟”，可能太重了。可以說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麵目出現”。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對社會主義沒有信心，對馬克思主義沒有信心。馬克思主義者要出來講話。

鄧力群《自述》說，鄧小平這篇話講得非常好，非常重要。這一篇話使他和胡喬木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都大大地提高了。有了這篇談話，才能有他鄧力群在二中全會西南組批評王若水錯誤的長篇發言。而胡喬木也是因為看了鄧小平這次談話，他的〈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文章才可能寫得這樣好。王若水講，後來問題發展得這麽嚴重，是胡喬木送了材料。實際上，胡喬木沒有送材料，是周揚送了十八條語錄，才使鄧小平在異化問題上發表了這麽高明的意見。
內中真相如何，大可值得研究，鄧力群《自述》自然隻是一麵之詞。但不管怎樣，鄧小平在二屆二中全會的講話，例如其中這段話，在全黨全國是不容置疑的：

現在有些同誌卻超出資本主義的範圍，甚至也不隻是針對資本主義勞動異化的殘餘及其後果，而是說社會主義存在異化，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思想領域都存在異化，認為社會主義在自己的發展中，由於社會主體自身的活動，不斷產生異己的力量。他們還用克服這種所謂異化的觀點來解釋改革。這樣講，不但不可能幫助人們正確地認識和解決當前社會主義社會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也不可能幫助人們正確地認識和進行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為技術進步、社會進步而需要不斷進行的改革。這實際上隻會引導人們去批評、懷疑和否定社會主義，使人們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前途失去信心，認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一樣地沒有希望。

六，一場悲壯慘烈的抗爭：王若水單槍匹馬反駁龐然大物胡喬木

胡喬木在〈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講演的結尾，周告天下，他“懇切地歡迎”不讚成他的基本觀點的人參加爭論。對此宣告，全中國學者都心知肚明，這不過是說說罷了。即使胡本人真有此心，也沒有誰膽敢挑戰黨的首席意識形態權威，而且此權威後麵還站著一個最高領袖。
果然，完全意料之中，會後全國頓時萬馬齊暗，鴉雀無聲，幾年前百家爭鳴的局麵不再出現。
隻有一個幾乎被掩蓋的聲音，就是來自王若水。他勢單力薄，一時幾乎是煢煢孑立，形影相吊，但始終沒有停止表達他的觀點，一有機會就不時發出聲音——整個抗爭，可謂相當悲壯慘烈。
胡喬木講演那天，王若水去聽了。王最注意的就是胡講演的這個結尾。胡喬木批判的主要對象是周揚和王若水，而且首先是他王若水。周揚已經公開作了檢討，失去了反駁的資格，隻有他能出來公開答辯，而且他確實想姑且試之，不想失去這個機會。當時，王的朋友、同事和熟人紛紛好意地來阻擋，隻有三個人支持：劉賓雁、王若水妻子馮媛和王的二妹。劉賓雁說得好：“這就好比在球場上，一個球落在你跟前了，旁邊沒有人，守球員是個龐然大物，你敢不敢踢？”
結果，胡喬木弄假成真了——自從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第一次發生一個下級黨員在報刊上公開反批評一個得到最高領袖稱讚的政治局委員的文章。
這篇題為〈我對人道主義問題的看法〉的反駁文章於二零零四年三月中旬寫出，王若水單槍匹馬一個人，用了半個月的時間。
王若水在文章中說：人道主義並不是一種對世界或曆史的解釋，而本質上是一種價值觀念。價值觀念包括倫理道德，但範圍寬泛得多。我們需要對世界做出科學的解釋，也需要對世界做出適當的價值判斷，因此，我們需要唯物主義，也需要人道主義，兩者都是世界觀。胡喬木批評人道主義“不能對世界曆史做出科學的解釋”。王若水說，人道主義確實不能，因為這不是它的任務；它的任務是做出評價。王指出，當胡喬木說人道主義的含義的一個方麵是世界觀和曆史觀時，他把價值觀念排除在世界觀之外了；而當胡喬木說人道主義的另一個方麵的含義是倫理道德時，他又把價值觀念縮小了。難怪胡喬木認為曆史上的人道主義沒有多少可以繼承的東西，因為人道主義最核心最寶貴的東西是落在他的視野之外的。王若水說，在社會觀點上，馬克思主義同以往的人道主義(即使它們是唯心主義的)有批判繼承的關係。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中，並不是除了倫理道德之外就沒有可以繼承的東西；人的自由、人的解放、人的全麵發展，這些都不是倫理道德可以完全包括的，而它們都是人道主義思想中很寶貴的東西，並為馬克思所繼承。
關於“人的價值”，王若水說，這是人道主義的核心或基本原則，人道主義的道德規範是從這個基本原則引申出來的。因此就絕不能象胡喬木那樣，一方麵肯定“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一方麵又對“人的價值”的概念表示蔑視。在胡喬木文章中，集中力量來批評那些主張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的人，因為他們還要講人性、人情、人的幸福、人的自由、人的尊嚴、人的權利、人的價值、人的解放，而這些統統是為胡喬木所否定的。現在的主要問題，並不象胡喬木說的那樣，人們對社會主義提出過高的、不切合實際的要求，而是許多合理的、可以解決的有關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被官僚主義置之度外。
王繼續說，我們的社會存在著種種弊端，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進行倫理道德的教育，即思想工作；但單是這個不夠，還要進行體製的改革。當前正在進行的這場改革，必定而且正在引起價值觀念的變化；而適合現代化需要的價值觀念，又必定而且正在促進改革的發展。提出人的價值和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問題，是有現實意義的，並不是什麽抽象的。把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簡單地歸結為某些倫理道德規範，是把它的意義縮小了。曆史上的人道主義的一個主要錯誤正是在於把社會問題歸結為道德問題。“其實，道德問題正要從社會條件去找原因，問題在於改造社會。”
〈我對人道主義問題的看法〉這篇文章，隻不過是王若水回應胡喬木而為自己作的一些辯護，看得出他並沒有太深入探討，例如全文不涉及異化問題——他知道鄧小平講了話這就成了絕對不能討論的禁區，而當下他主要考慮的是能否發表。
王若水這篇文章本意給《哲學研究》發表，但香港的《鏡報》雜誌突然在一九八四年六月號刊登了。王並沒向《鏡報》投稿，但他曾把稿子複印了幾十份向人征求意見，很可能是其中的一份流傳到了香港。胡喬木馬上以此為理由，下令禁止王文發表；同時，嚴厲地責令人民日報社追查這個所謂“鏡報事件”。氣氛頓時緊張起來。王若水成了可疑的陰謀分子。胡喬木、鄧力群還不到此罷休。在他們的授意下，有關部門又加緊調查王若水和所謂“地下組織”的關係。
一九八五年初，政治氣氛有些鬆動。《三月風》雜誌向王若水約稿。王寫了一篇短文，題為〈關於“革命人道主義”〉。胡喬木在他的長文裏把毛的語錄“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加以擴大的解釋，王若水對此質疑。他問道，為什麽一定要把“救死扶傷”這些行為說成是“革命的”人道主義呢？這實際上還是把“人道主義”看成貶義詞，如果不加上“革命的”一類定語，就不能對它肯定。王若水說，其實，革命的人道主義應當是以革命為主要手段來實現人道目標的思想和行動。一個革命人道主義者當然要救死扶傷、幫助老弱病殘等等，但不會滿足和局限於這些行動。他的目標要大得多。他要消除不人道現象的社會根源，而要實現這一點，首先就要推翻給人民帶來深重苦難的反動政權。王若水的這種說法不僅批評了胡喬木，也否定了毛澤東對“革命人道主義”的理解。王若水還表達了這樣的意思：多年的曆史證明，反人道主義的左的觀點的影響和危害，比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大得多，因此應當是主要反左。
這篇文章不但刊登在《三月風》雜誌上，還在《工人日報》發表了（值班編輯用了一點小辦法），引起了相當的注意。第二天，總編輯一上班，就接到路透社記者的電話，問他發表王若水文章有什麽背景。類似電話而後還紛至遝來。
一九八六年，王若水寫了一篇更有深度的文章：〈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人的哲學〉，《文匯報》於此年年七月七日至十八日連載。這篇文章是王若水在一九八五年作的幾次演講的整理，係統地闡述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理解。論者認為，這篇文章以及以前發表的〈人是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是王若水對闡述馬克思主義的精神的重要貢獻。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中國遭到歪曲，就是因為沒有弄清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把階級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出發點，因而大肆宣揚“以階級鬥爭為綱”、“階級鬥爭一抓就靈”之類。王若水自己也說，他認為馬克思的最好的東西在馬克思的哲學裏麵，它仍有生命力，而他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人的哲學〉是他在這方麵的研究心得。
一九八六年，王若水還找到了一個機會，在三聯書店出版了一本近二十萬字的文集《為人道主義辯護》。
這部書的出版也有一個故事。王若水想把那篇〈我對人道主義問題的看法〉的答辯文章收進文集去。他從一九八五年八月開始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把文章又改了一遍。這篇文章在一九八四年已經按照《哲學研究》的意見早就磨光了許多棱角，但仍有人覺得太尖銳了。有人更擔心那篇〈談談異化問題〉，想把它撤下，因為這是鄧小平批評過的。三聯書店將出版王若水文集的消息不知怎麽傳出去了，中宣部出版處打電話詢問，接電話的編輯不敢答複。後來商量了一下，告訴對方說有這件事，但“稿子還沒有齊”。對方要求看目錄。三聯書店總編輯範用想了一個辦法：把那篇答辯文章暫時撤下來，也不列入目錄。在全書的清樣已齊，臨近七月付印的最後時刻，範用從抽屜裏拿出了這篇稿子，交印刷廠火速排出，加在清樣中。結果，這本題為《為人道主義辯護》的新書出現在一九八六年的書市上，成了一本暢銷書，人們排著隊購買，初版三萬冊不久就銷完了。

七，被黨除名的王若水進一步就異化問題反駁胡喬木

胡喬木、鄧力群對這本書保持緘默。也許，對他們來說，這是聰明辦法，因為反駁未必那麽容易，而且會使這本書的讀者大大增加。但是，他們找到了別的報複辦法。如前文提到，在一九八七年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運動中，繼胡耀邦下台和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被開除出黨之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八月二十六日做出決定，要《人民日報》黨組織勸告王若水退黨；如果他拒絕，就予以除名。中紀委所列出的王若水的幾條主要“罪過”是：
“多次發表文章和講話，反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
“宣揚社會主義還有異化，說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危險是執政的共產黨異化為‘與工人階級對立的異化勢力’”；
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觀點”；
以及在《人民日報》任職期間，在報紙上發表了一些錯誤文章，包括發表周揚文章。
王若水向黨中央提出申訴，逐條批駁了中紀委的決定，但是沒有得到回答。王若水覺得他已對這個黨失望了——無情的現實把他青年時期的理想扯得粉碎。他有時夜晚從睡夢中醒來，痛苦地問自己：“難道這就是無數先烈為之流血犧牲，我也為之奮鬥的社會主義新中國？”這種心情曾反映在他於一九八五年寫的〈智慧的痛苦〉一文中。王若水於一九八九年在香港三聯書店出版（原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約的稿，但他們後來拖延不出）的另一本文集，書名就叫《智慧的痛苦》。
一九八八年，不再是中共黨員的王若水，在批駁中紀委決定的同時，開始進一步就異化問題發表反駁文章：〈個人崇拜和思想異化〉發表於一九八八年第十期的《書林》雜誌；〈論人的本質和社會關係〉和〈社會主義沒有異化嗎？〉發表於他和朋友合辦的《新啟蒙》叢刊上（分別在第 二 輯，一九八八年；及第四輯，一九八九年)。王若水終於答複了胡喬木對他的所有批判。
在〈個人崇拜和思想異化〉中，王若水反駁了胡喬木說的不能把個人崇拜“同宗教信仰相提並論”的說法。王說：毛澤東曾批評教條主義是把馬列主義當作“宗教教條”看待，鄧小平在八大的報告也把個人崇拜說成是“對於個人的神化”，人們沒有聽說過胡喬木對此表示過不同意見。那麽為甚麽不能把個人崇拜同宗教相提並論呢？為甚麽不能說個人崇拜和宗教一樣都是異化呢？胡喬木還把個人崇拜的原因歸結為毛澤東的不謹慎和脫離群眾，還有黨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問題的認識不成熟。王說這也是很費解的。毛澤東變得不謹慎和脫離群眾了，那麽他在群眾中的威信理應降低，為甚麽反而產生了個人崇拜呢？至於黨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問題的認識，在一九五六年八大時一度是比較正確的，後來才陷於錯誤。這不是毛澤東受全黨影響，而是全黨受毛澤東影響。全黨之所以接受了毛澤東的錯誤的階級鬥爭觀念，是因為對毛盲目崇拜。所以，個人崇拜是全黨在階級鬥爭問題上陷於錯誤的原因，而不是後者的結果。王若水指責胡喬木這恰恰是違反了曆史唯物主義。
胡喬木指責王若水他們“把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否認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是一次根本性的“飛躍”。王若水在〈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異化嗎？〉一文中評論說：其實，中國社會主義製度固然是新的，但它必然帶有它所脫胎出來的半封建社會(還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痕跡。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異化的問題，必須靠對社會現實的分析來解決。一個基本事實是：社會主義社會還要保留和發展商品經濟，因此就有商品拜物教，這就是一種異化。
胡喬木說，如果說異化是合乎規律的，又提出克服異化，這就是自相矛盾，因為規律是不可以克服的。對此，王若水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問道：階級社會的產生和階級鬥爭是不是規律？如果是，共產主義者為甚麽要為消滅階級而鬥爭？理由很簡單，階級的產生和消滅都是合乎規律的，階級社會在一定曆史條件下產生，又在一定曆史條件下消亡。我們現在不能完全消滅異化，因為產生異化的條件還存在，但是這不意味著我們不能采取措施去減少異化現象。如“文革”，就是可以避免的。
按照胡喬木的邏輯，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著“普通的缺點和不合理現象”，但這些不是異化；隻有“足以毀滅社會主義製度的‘災變’”才是異化，但是這種災變並不存在。王若水駁斥說，且不說這種對異化的解釋的錯誤，人們可以問: “文革”是不是足以毀滅社會主義製度的“災變”？胡喬木必須否認“文革”有這樣大的危險性，否則就不能否認社會主義社會有異化。
胡喬木給王若水他們關於異化的觀點所下的政治結論是：它“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當固定的反現實傾向，又具有可以到處亂套的抽象形式，可以把社會上的一切消極現象都歸罪於社會主義製度或社會主義社會的領導力量，把反對的目標集中於黨和政府的領導”。王若水說：這個話的實際含義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但這種帽子是嚇不倒人的。什麽叫“反現實”？難道現實的都是合理的？難道像貧窮、愚昧、落後、犯罪、汙染、官僚主義、以權謀私、貪汙浪費、腐化墮落這樣的現實也反不得？難道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製、大鍋飯、黨政不分等等這樣的現實也不能碰嗎？不要改革嗎？套用胡喬木的話說，“反現實”這個用語，正是具有模糊的但是又相當固定的保守傾向，又具有可以到處亂套的抽象形式，可以壓製對現實的一切批評和改革的嚐試。但是，如果不改革，那就不管怎樣空談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怎樣批判“社會主義異化論”，人民是不會信任共產黨的領導的，這樣社會主義事業真是沒有前途的。
在〈論人的本質與社會關係〉一文中，王若水探討了馬克思說的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這個命題的含義。在批評王若水等人的文章中，這句話是引證得最多的，胡喬木的論證也是以這句話為基礎。王若水指出，馬克思的下一句話是批評費爾巴哈沒有“對這種現實的本質進行批判”。這是什麽意思呢？為甚麽要批判人的本質呢？馬克思的意思是，人的本質隻有在社會關係中才能實現，這就是人的“現實的本質”。但社會關係也會異化，因而使得人的本質也產生異化，使人不成其為人。人的真正本質是自由自覺的活動(這是馬克思在《哲學手稿》中論證的)，但人的現實的本質不一定符合這種真正的本質，所以馬克思認為要批判這種本質，並進而推翻一切壓迫人、侮辱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的社會關係，這就是革命。把人的本質說成是受一定社會關係決定的，從而認為完全可以從後者出發來說明前者，這種觀點，實質上和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者說的“人是環境的產物”沒有根本的不同，都是否認了人的主體性。人性不是曆史中的純被動因素。如果既定的社會關係完全決定了人的本質，那麽怎麽談得上改變社會關係呢？也許有人會回答說，這是因為生產關係束縛了生產力。但是，人就是最主要的生產力，束縛了生產力就是束縛了人。如果他們的本質已由生產關係所決定，他們又怎會感到這種束縛呢？
王若水本人自認，總的來說，他對這三篇文章要比對他最初寫的那篇長文要滿意一些，特別是〈論人的本質和社會關係〉一文比較多地從正麵表達了他的觀點。
有意思的是，盡管在胡喬木的文章發表後，出現了幾百篇響應的文章，可是王若水的反批評文章出來後，卻沒有什麽人出來批駁或商榷。據說，胡喬木曾授意邢賁思寫文章駁王，邢婉言拒絕了。胡喬木又不願意自己出麵發表文章，於是又一次施用他最聰明的辦法——保持緘默。顯然，他已意識到，他的反駁隻會更加引起人們對王若水的文章的注意。但發表王若水文章的《書林》和《新啟蒙》也付出了代價——兩種刊物都被戴上“自由化”的罪名而先後被迫停刊了。

八，思想越來越獨立：王若水最後的歲月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旬，王若水把“清汙”運動的前後內幕，把他這場慘烈悲壯的抗爭的過程，寫成一部二十五萬字的紀實文學。這部著作一九九五年五月脫稿，一九九六年一月修改，一九九七年九月由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此書第一次修改稿曾有一個英文節譯本，書名為：THE ANTI-SPIRITUAL POLLUTION DRIVE—A FORMER PEOPLE’S DAILY EDITOR REMEMBERS——《反對精神汙染運動：人民日報前編輯的回憶》，作為CHINESE STUDIES IN PHILOSOPHY——《中國哲學研究》一九九六年夏季號專輯出版)。王若水原來給這本書取的名字是：《人道主義在中國的命運——一個當事人對“清汙”前後的回憶》，明鏡出版社出版時經王同意改成《胡耀邦下台的背景》，雖然在內容方麵相應作了一些補充，但準確地說，這不是關於胡耀邦下台的全麵的曆史而還是王若水個人的回憶錄。在書中，王若水以鐵的曆史事實，鐵的邏輯（當然是馬克思主義的邏輯）說明了真相，而真相自然把某些人釘在恥辱柱上。
一九九七年五月七日，王若水在後記中還作了如下聲明：“這本書中的有些觀點是我當時的觀點，並不和我現在的觀點完全一樣；如當時我還認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是一致的，現在我已不這樣想了。”
的確，如人們注意到，也為許多論者指出，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王若水的思想越來越獨立，也越來越全麵，越來越深刻，越來越切合實際。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上世紀末幾年，王若水卷入一場在中國大陸之外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論戰。
緣起一九九五年底，王若水寫出〈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發表於紐約的《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一月號。“馬克思主義批判”是該期封麵主題，同期刊載有鄭義的〈最後的圖騰——原教旨馬克思主義清算〉。其後，此刊同年九月號登載了高寒的〈馬克思主義辯——兼與王若水、鄭義先生商榷〉，很快，鄭義在同年十月號發表了〈原教旨馬克思主義再清算——答高寒〉，王若水也在此刊二零零零年二月號發表了〈回到馬克思，超越馬克思——答高寒先生〉。王若水寫〈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目的是“想初步用共產主義的實踐來檢驗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又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批判共產主義的實踐”。人們習慣都說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馬克思主義的勝利，以此剛好相反，他認為那兩場革命都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結果。他覺得，共產主義理想實際是烏托邦，達不到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基本上過時了；馬克思主義中最有價值的是它的哲學，但是這個哲學跟列寧所講的不一樣，不是所謂辯證唯物主義。王若水覺得最好把馬克思的哲學叫作“實踐的唯人主義”。他說：“實踐的唯人主義為我們提供了一種價值標準和方法論。這種思想也使我們在一個充滿權力異化和金錢異化的社會中，保持獨立的人格，不致失去自我，不致看不到人的價值。”他指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正在走向滅亡，這是曆史的進步，但馬克思主義中的精華——即實踐的唯人主義——仍會被許多人繼承和發展。
王若水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結尾處寫道：“（中國）官方認為我是馬克思主義的異端而加以批判；海外又有人因為我仍然講馬克思主義而覺得奇怪；這些我都不在乎。”這樣，他通過獨立思考，對馬克思的理論作了批判的分析，指出有一些確實是錯了，但同時也指出世人對馬克思主義有六個誤解。論者認為，該文是一篇極有見地的文章，無論是讚成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都可以從中得到不少啟發。有些論者還認為，王若水似乎越來越轉向自由主義。
王若水〈回到馬克思，超越馬克思——答高寒先生〉一文也表達了一些閃亮的觀點。例如，王說，無產階級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全人類，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合法性的理論根據，但這樣一來，馬克思在否定了“救世主”之後，又確立了一個“救世階級”。列寧繼承了這個思想，提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實際上是“救世黨”），這個先鋒隊又由幾個最有威信，最有能力的領袖來領導——這就是列寧關於“群眾、階級、政黨、領袖”的觀點。中蘇論戰中，中共就是用這一套理論來為個人崇拜辯護的。從救世階級到救世黨，從救世黨到新的救世主，繞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了原來的地方。
拙文開頭提到〈整風壓倒啟蒙：“五四精神”和“黨文化”的碰撞〉，這是王若水於二零零零年年底前完稿的，幾乎可謂是他的“絕筆”了。在此文中，王若水推翻了他的老領導周揚說過的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風運動是“三大思想解放運動”之一的定論，鞭辟入裏地論證了那是毛澤東為排除異己，在黨內確立個人絕對權威的一場運動，而且是全國解放後曆次政治運動的祖本和樣板。它開創了依靠群眾運動來進行思想鬥爭和“肅反”的先例，從“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一直到“文革”，所有這些運動都和延安整風一脈相承。文章的結尾說：“我們今天需要一個新的覺悟、新的啟蒙運動。這是因五四運動的任務還沒有完成，而我們今天又需要啟‘黨文化’之蒙……”如論者所言，王若水這篇文章因其高屋建瓴的深刻分析，使之成為反思延安整風運動的經典之作。
在生命最後的幾年，王若水除了全身心地研究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中最有價值的東西外，便是要透徹研究毛澤東。他即使在一九九六年被發現患有肺癌並作了切除手術之後，還是力戰惡疾，加緊研究和寫作。直到他生命將盡之際——在二零零二年元旦上午，醫生邊給他治療，他還邊口授文稿，由他的夫人馮媛在電腦上記錄了二千六百字。那文稿思路清晰，語言幹淨，不需要什麽編輯。終於，在王若水去世後的同年，香港明報出版社出版了他的遺著《新發現的毛澤東》。馮媛在〈編後記〉中說：“王若水以一己之力，垂老之年，病弱之軀，盡量克服這些困難，先後完成和發表了若幹論文，並使本書大致成型。”這部分上、下兩冊、厚達七百五十六頁的巨著，是極少見的研究毛澤東的嚴肅的科學著作，可惜王若水本人已經不可能看到他的心血凝聚的結晶了。
文革以後，中國人民痛定思痛，把毛澤東這位“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攆下神壇，要求評毛。早在一九七九年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王若水作了〈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教訓是必須反對個人迷信〉的發言，開公開評毛之先河，得到了普遍的響應。但是很可惜，評毛的進程被阻擋了。後來這些年，大陸有不少關於毛澤東的書，其中大部份是毛身邊的人所寫的回憶錄。對這麽多的“仆人”的回憶錄，王若水套用黑格爾在《曆史哲學》中關於“仆人眼中無英雄”的諺語，說“仆人眼中也無奸雄”。他一針見血地評論道：“毛澤東把千千萬萬的老百姓整得家破人亡，把無數知識分子加以摧殘，把他的許多出生入死的戰友打倒，對這一切，他什麽時候表示過絲毫的懺悔？那麽，他在仆人麵前表現出來的那一點人情味，又算什麽呢？”因此，王若水以他非凡的學養和曆練，第一次最為全麵最為深入地論述毛澤東和他的思想，並特別選擇毛的個人性格和心理因素這個側麵作深層次的剖析。論者認為，他呈獻給讀者的研究成果，才真正是“新發現的毛澤東”。

九，新時期思想學術界留給曆史的“第一腳印”：公道自在人心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雖然毛的陰影還在，雖然還有人為毛招魂，但毛的時代畢竟過去了。在過去，像王若水這樣受黨中央批判的人是不可接觸的賤民，幾乎一輩子都遭人白眼。而現在，王若水發現，一旦政治氣候變得比較寬鬆的時候，他在許多地方還是受到歡迎。大學生請他去講演，學術團體邀他去開會，遼寧大學甚至授予他一個榮譽教授的頭銜。最讓王若水銘記在心的，在他的回憶文章中常常提到的，當然是那些不畏風險寫出的對他直接或間接支持的文章。
例如，一九八五年初，四川省的一份新辦的刊物《大時代》在創刊號刊出了馮川的〈馬克思理解的人性〉。文章的結論說，馬克思關於人性的思想，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自我創造自我實現的思想。這恰恰是一種曆史觀而不僅僅是一種倫理觀。毋寧說，馬克思對人性的理解與舊人道主義的根本分界線就在這裏。這家雜誌在第二期又登了高爾泰的一篇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長文〈人道主義——當代爭論的備忘錄〉。高爾泰說，馬克思主義對抽象的人道主義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批判，正是集中在這些學說僅僅把人道主義當做一種道德要求，並企圖通過倫理說教來實現它；把人道主義當作與一定的社會關係相適應的倫理道德規範來論述，不但不是什麽創見，而是倒退到馬克思主義以前的抽象人道主義的水平上去了。高爾泰還指出，生產力的解放和人的解放應該是一致的。隻差沒有點名，高爾泰針鋒相對且非常雄辯地逐一批駁胡喬木關於人道主義的觀點，在理論上擊中了胡的要害。
一九八五年四月，西安出版的《文學家》雜誌第二期發表了原在人民大學學習的李貴仁的碩士學位論文〈人道主義——文學的靈魂〉。這篇寫於一九八二年的論文，作者公開聲明是獻給周揚、王若水、王元化等人。文中批評了邢賁思等人的觀點。作者在〈附記〉中說：“在我寫出本文一年多以後，社會上出現了一股新的反人道主義思潮。……我始終堅信，曆史會對任何問題作出無情而公正的判決。”（由於李貴仁的文章，這一期雜誌後來被省委宣傳部下令收回。）
一九八五年七月，劉再複發表了〈文學研究應以人為思維中心〉（《文匯報》，一九八五年七月八日）；後來，他還發表了〈論文學的主體性〉的長篇論文（《文學評論》一九八五年年第六期、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劉再複提出構築一個以人為思維中心的文學理論，呼籲作家賦予人物以主體性。他認為，文藝創作要把人放到曆史運動中的實踐主體的地位上，即把實踐的人看做是曆史運動的軸心，看作曆史的主人，而不是把人看作物，看作政治或經濟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也不是把人看作階級鏈條中的任人揉捏的一環。也就是說，要把人看作目的，而不是手段。劉再複提倡人道主義，歌頌愛的力量。他說，每一個有作為的詩人和作家，都應該有自己追求的“上帝”，這個“上帝”就是愛，就是與全人間的悲歡苦樂相通的大愛。這種愛是超我的，超血緣的，超宗族的，超國界的。劉的論文產生了轟動效應，在文藝界影響很大。盡管王若水並非同意劉再複的全部觀點，而且覺得劉沒有使用異化的概念因而使得其理論在某種程度上和現實脫節，但他高度評價劉的這兩篇論文，看作“實際上是四十多年來向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係統的挑戰”。（劉再複本人在當時不願意承認。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情況，劉的主體性論文同時受到胡喬木的高度讚賞。）
以上文章沒有談異化問題，看得出大多是不得不刻意避開，如高爾泰在〈備忘錄〉附記中所聲明那樣。這種情況隨著時間的推移，慢慢改變了。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廣州日報》用一整版登載了有關人道主義和異化的文章。有一篇是黎克明(華南師範大學校長)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要研究異化理論〉，其中提出了一些很有見地的觀點。黎克明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應該是“以人的活動為中心的主體客體統一的哲學”。有人不承認異化概念是一個科學的概念，理由是:凡講人的本質的異化，必然包含了抽象的人性理論，並以這種理論來描寫人類社會的早期階段。針對這種觀點，黎克明提出:要了解人的本質，單是向後看是不夠的，還要向前看。馬克思主義哲學關於人的本質的異化的理論，需要一種理想模式作為邏輯前提，作為座標。在未來的社會裏，人的本質——創造性的自由活動將充分實現。
一九八八年，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孫月才發表〈人道主義、異化問題與百家爭嗚——重讀胡喬木《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上海理論(內刊)》一九八八年第三期）。孫月才提出三個問題：一、作為世界觀和曆史觀的人道主義能不能批判繼承？二、社會主義社會是否存在著異化現象？三、是百家爭鳴，還是定於一尊？孫月才認為，應該從世界觀曆史觀的高度來肯定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統一；而關於社會主義社會是否存在異化現象，這本來是一個可以研究的問題。孫月才提出公開討論胡喬木文章的要求，並點了胡喬木的名字，這是很有勇氣的。他的文章觀點鮮明，論證有力，可惜這篇文章隻能在一個內部刊物上發表。至於他第三點批評“把學術問題政治化”，在王若水看來，就人道主義和異化這個具體問題來說，問題倒不在“把學術問題政治化”，甚至也不在“太政治化”。在八十年代初的中國的具體條件下，提出這個問題，是有政治意義的。周揚和王若水都不諱言這一點。提出人道主義，是對“文革”進行痛苦的反思的結果，是對“階級鬥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全麵專政”的反彈。指出異化，是為了克服它(這裏不涉及能否徹底克服的問題)：克服政治的異化，要靠民主；克服經濟的異化，要靠改革；克服思想的異化，要靠思想解放。這些意思，都是在他們的文章中說得很明白的。
王若水一直記得孫月才這篇他認為的“好文章”。他去世前半年交給他朋友兩個“附錄”，其中之一題為〈有關孫月才文章的反映〉。“附錄”上有一行鉛筆字，是王若水的筆跡：“這是準備將來三版時增加的兩個附錄”（指他的《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義在中國的命運》一書）。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召開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十周年的理論討論會。王若水拒絕參加（因為把他當作另類代表）。蘇紹智參加了，他利用這個機會為因“清汙”和“反自由化”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學者辯護，做了一個慷慨激昂的發言。他說:“王若水提出人道主義和異化根本沒有錯誤，現在全世界進步人士都把人道主義看做社會主義的根本特征之一；而異化，在中國、在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無處不在。”
一九八九年二月，高爾泰還了一個心願——發表了長篇學術論文〈論異化概念〉（《新啟蒙》第 三 輯，一九八九年），再次探討他在一九八五年寫〈人道主義——當代爭論的備忘錄〉時未能探討的異化問題。王若水讚賞說，高爾泰這篇論文是他看到的國內對這個問題的最深入詳盡的闡釋，顯示了作者的功力。
王若水的一些較有地位的老相識後來也公開發表支持文章了。秦川在香港《鏡報月刊》一九九六年十二月號上，於光遠在一九九七年的《廣州文藝》上，都分別敘述了這件發生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事件並表明了他們支持周揚、王若水的態度。
因“六四”下台的中共中央原總書記趙紫陽也看到並讚成王若水的文章。李銳曾回憶說，一九九五年王若水寫出〈我的馬克思主義觀〉長文時，給他寄了一份。他立即複印托人帶給趙紫陽。趙很喜歡讀書，有善於思考的習慣。他讀後很讚成王若水的觀點。（李銳，〈懷念同趙紫陽的交往〉）
曆史似乎可以劃下——或者不如說，已經劃下——一個句號了。具有典型意義的是常念斯的一篇回憶文章：〈老淚縱橫話喬木〉，發表在一九九五年第十二期《讀書》雜誌上。作者在盛讚胡喬木之餘（胡已於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年去世），特地表示：“近十五年裏，喬木與周揚、王若水的對立，我看恐怕喬木是錯的。喬木反對提‘社會主義社會中同樣有異化’，反對提‘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在理論上，恐也未必對。”常念斯當然不會說出胡喬木“雖然沒有掌握真理，可是掌握了權力”這樣的話，不會說出胡把理論論爭變成政治迫害，無時無刻不在搜索意識形態方麵的敵對份子，隨時準備抽出他那自詡“鋒利”的“寶劍”，但他如上文中講出兩個“恐怕”——從胡喬木讚賞者口中講出，其意義“恐怕”不小。
夏中義以新時期思想學術界留給曆史的“第一腳印”來形容當時周揚、王若水、王元化三人聯手發起的“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見《〈學術-思想二十年——夏中義、王家範、童世駿訪談〉，《社會科學報》原發，《學術批評網》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轉發）。夏中義指出，就本土語境而言，這顯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人文學術討論，於是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人道主義問題一提出，會引起震動，為什麽討論遠還沒展開就被窒息在搖籃中，甚至其作者還承受那麽大的代價。當一個社會連人都不便談，那麽人的現實境遇將會變得怎樣？隻能是……人被“異化”。所以一九七八年以後提“異化問題”，其本意就是討論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的異化”現象。人被異化意味著什麽呢？意味著人失去了青年馬克思在《巴黎手稿》裏說的兩點：一是自由，二是自覺。就是說人不再是一個價值上充分覺醒行為上能駕馭自己的獨立主體，用當時的主流詞語講他是“螺絲釘”。

十，王若水等人天才的預見與異化現象嚴重的今天中國：曆史的玩笑

曆史不時開一些令人仰天長歎的玩笑。
二十年以後的今天，中國大陸大批大批的學者或非學者，甚至政府官員，包括當初批判人道主義、反對社會主義有異化的人，都在把“人”的問題作為一個中心問題進行研究，都在談異化，都在談人的發展、人的價值……等等。事實上，“異化”這個高度專業性的哲學術語，今天已經進人尋常社會生活之中。打開任何報章雜誌或電視電台，都可以看到或聽到這些說法：權力異化與腐敗現象；女性意識的異化；藝術的異化；中國足球已經異化了；知識時代作弊是知識的普遍的異化；招生指標異化為斂財的工具；愛情被金錢異化了；“富人”政治權利的異化；公權異化；公務員身份被異化；手機的異化；貴族化月餅異化成禮品、政治生態環境的異化、發展的異化、道德異化、權力尋租行為的公然異化……諸如此類，五花八門，多不勝數。
其中很有一些嚴肅的討論。例如，從政觀的“異化”被總結出五個方麵：一是“極端個人化”，某些人從政是私欲膨脹，一味地為自己謀權奪位，把人民賦予的權力私有化、壟斷化，作為個人謀取私利的工具；二是“市場交易化”，某些人視從政為投資，以職權為資本，大搞“權權交易”、“權錢交易”、“權色交易”，極力為個人謀求非法利益；三是“特殊化”，某些人儼然以“官老爺”自居，高高在上，處處炫耀，盲目追求各種特權，獵取各種便利，“隻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四是“庸俗化”，有些人一心隻想當“太平官”、做“和事佬”，曲意迎合，一團和氣，四平八穩，以犧牲原則來調和關係，隨波逐流，固步自封，不思進取；五是“虛榮化”，“不求有為，但求有位”，以外在的職位粉飾自己的形象，擺架子、講排場、耍威風，沐猴而冠，招搖過市，飛揚跋扈，得意洋洋，咄咄逼人，實則內心空虛而貪戀祿位。
一般共識是，公共權力過濫和異化，是當今中國社會最大的毒瘤，而且其毒素已經滲透到整個社會肌體的基層細胞和神經末梢了。眾多中箭落馬的黨委書記副書記們，之所以能財源廣進，就在其擁有無上的權力。這一柄任命的尚方寶劍，足可以在當地橫掃一切。而更為隱敝的公共權力異化現象，是眾多的權力部門以立法的形式規範、穩固本部門的特權，又沒有有效的製約形式和機製。以國家機器作後盾的權力異化和泛濫，後果是令人震悚的。
貧富懸殊，兩極分化，是今天中國令人觸目驚心的社會現象。論者指出，由於公共權力異化的行政壟斷，而由行政壟斷造成的行業壟斷使公有製的全民產權異化成壟斷既得利益集團的私有產權，基層公民大眾的全民生產資料所有權及農民的土地所有權被壟斷既得利益集團剝奪了，這就是兩極分化的根本原因。事實表明，在眾多公權泛濫和異化的現象中，公共權力與壟斷經濟的狼狽為奸，後患無窮，弊端極大。但是，在中國這個政經合一的國家，這個現象太普遍了，也正因為普遍，人們已熟視無睹。
論者指出，像權力的“權力私有化”、“權力商品化”、“權力特殊化”、“權力家長化”，這些並不是單個出現的，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公共權力的泛濫，是公共權力失控的前提，也是公共權力異化的基礎。大量的公共權力異化得不到有效扼製，將使整個社會發展呈畸形發展。因此，有人提出，要根治腐敗現象，就必須認真研究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公共權力的異化現象，尤其是要解決“一把手”的權力異化現象。
中國當前出現道德信仰危機，有一個名詞形容：“道德滑坡”。以下現象是人所共認的：社會許多領域許多地方道德失範；是非、善惡、美醜界限混淆；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滋長；見利忘義、損公肥私行為經常發生；不講信用、欺騙欺詐成為公害；以權謀私、腐化墮落現象嚴重存在……令人極之憂心的是，這些現象竟然隨著共產黨“突出經濟”的宗旨的確立、隨著經濟的發展而變得嚴重。論者指出，這些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有效的解決，必然損害正常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損害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影響社會主義社會的和諧發展。首先，道德信仰危機損害了社會公平和正義。道德所調節的是倫理關係，倫理關係實質是人們之間的利益關係。因此，中國當代馬克思主義應該提出解決“道德異化”問題，用以重建中國現代人的生命觀、道德觀、底線觀、審美觀、人格觀，等等。
今天的中國，人們大談特談“發展的異化”問題，進而提出“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這是吃了苦果痛感前非不得不認真思考的重大課題。一九九二年初，鄧小平南巡時，鮮明地提出了“發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論斷。鄧小平的決策讓中國經濟一直高速發展，其曆史功績是不容抹煞的。但是，單方麵追求經濟高速發展就成了中國式的“指標崇拜”，發展就開始了異化。今日中國，伴隨高增長，是更多的“不可承受之高”：高通脹、高失業、高負債、高腐敗、高消耗、高汙染、高分化、高風險，高動蕩。各地政府大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短、平、快”工程，於是，相應出現腐敗工程、“豆腐渣工程”、重疊工程。中國環境汙染是世界上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全球十大環境汙染最嚴重的城市中，中國占了八個；中國城市河段百分之七十受到汙染；三分之二城市居民生活在噪音超標的環境中；很多過去從不缺水的城市普遍缺水，不得不開始使用無法恢複的、且隻能供八至十年使用的深層岩水；中國的國土荒漠化以每年二千六百多平方公裏的速度自西向東推進……中國人過去二十五年的發展就是這樣以大量能源的消耗、以環境的惡化為代價的。人們根本沒有考慮環境成本，沒有想到犧牲了環境成本換取的經濟發展，透支了中國的環境成本。
……如此等等，難以一一敘述。
現在，對照今天中國社會嚴重的異化現象，人們實在不能不驚歎：當年王若水、周揚他們提出“社會主義異化論”，真是具有天才的預見性！他們把馬克思批判資本主義社會而提出的“異化”概念擴展為：各種異化現象，都是束縛人、奴役人、貶低人的價值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理想中的人類解放，不僅是從剝削製度（剝削是異化的重要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下解放，而且是從一切異化形式的束縛下的解放，即全麵的解放。從這種理解出發，他們認為：社會主義仍然存在“異化”現象，存在著“經濟領域的異化”、“政治領域的異化”或者“權力的異化”，以至於“思想領域的異化”。早在一九八零年（幾乎三十年前！），王若水就一針見血地指出：社會主義國家的主要危險，並不是什麽“修正主義”，而是黨的異化！他們將人道主義納入馬克思主義或者把馬克思主義人本主義化的努力，像他們義無反顧地公開宣稱那樣，始終有明確的現實針對性。他們在改革開放方始之時，把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一並提出來，目的就是要從理論上為改革開放鳴鑼開道，為改革開放提供價值論指導——把人道主義的價值目標補充到社會主義的本質規定中去，把價值、功能和結構三重規定一體化，從而希望使傳統的社會主義事業起死回生，值得向往。這是多麽了不起的真知灼見！這是多麽巨大的功績！又是多麽大義凜然！隻可惜，他們迎來的，卻是一場政治迫害。這不單是他們個人的悲劇；這是中國悲劇。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仰天長歎！
異化現象如此嚴重的今天的中國，號稱是信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國家；因此，又回到當年王若水他們苦苦思考的問題：什麽是馬克思主義？什麽是社會主義？
可能令王若水他們安慰的是，他們的思考，後繼有人，雖然思考的深度、廣度、側重點、出發點、影響力，以及所處地位，各不相同。
老子雲：“上善若水。”王若水就是這樣上善之人，在各個方麵都足以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世界上最柔弱的東西莫過於水，然而，滴水穿石。正是若水精神，鼓舞著許多誌士仁人，各盡綿薄。

（本文成稿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修改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初，為紀念王若水先生辭世六周年而作。寫作時參考和引用王若水各個時期的著作以及各家對王的評論，力圖符合曆史真實，如有誤差，當由筆者負責，敬請讀者方家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