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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盛友
親愛的二哥,全家好!
我最近認識一位我們海南島人,她來德國探望在德國開業行醫的兒子,她是同濟醫科大學的退休教授,她說,自己覺得自己一生唯一為中國苦難農民做過一點事情的時候,就是文革中下放農村當醫生的那十年。
1965年,中國有140多萬名衛生技術人員,高級醫務人員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縣城,隻有10%在農村,醫療經費的使用農村隻占25%,城市則占了75%。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說:“衛生部的工作隻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生,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
“赤腳醫生”這個詞,1968年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上,隨之流行。其本義是指中國農村中不脫產的基層衛生人員。有一定文化基礎的公社社員經過一定時期的培訓,具有一定的醫療衛生知識和技能,他們一麵參加集體生產勞動,一麵為社員治病,鼎盛時人數在100萬以上。
1969年,為慣徹毛澤東“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6.26指示,全國大中城市有大約一半的醫務人員下放到農村。有些公社成立起衛生所,逐漸辦成醫院,成立手術室、化驗室、X光室、門診、病房,樣樣具全,甚至還辦起了小藥廠,生產中成藥,種植當地的中草藥。更重要的是赤腳醫生和合作醫療農村衛生體係,就是在那段時間建立起來的。赤腳醫生經常到公社醫院培訓,農民看小病不用出村,看大病不用出公社。由於大量使用當地的中草藥等原因,農民看病也非常便宜,由合作醫療記賬付費,如果是花錢交多的大病,就由大隊或公社統籌解決。這樣才解決了廣大農民看病的問題,這也就是為什麽後來聯合國向所有第三世界國家推薦赤腳醫生的原因。
現在人民公社沒有了,當年的赤腳醫生老了,有些可能變成了“穿鞋醫生”。但是,國家補貼的合作醫療沒有了。苦難的中國農民還是苦難。
我有一個朋友叫錢理群,1995年我們倆同被邀請到台北做報告。他是北大的文學教授,現在已經退休了。理群說,他為中國苦難農民做過一點事情的時候,就是2004年。2004年理群在北京促成舉辦首屆北京市打工子弟學校作文競賽。理群來信跟我說:“他們有權利發出自己的心聲。與同樣生活在這個城市裏的其他成長在公立學校的同齡孩子一樣,打工子弟他們有權利,挺起胸膛,大大方方地站在領獎台,展示自我,證明能力,發出自己的心聲!”理群說:“弱勢群體之弱,不僅是物質貧困,更是權利的貧困。這是根本的。”
理群是在貧困中生長的,算是浙江杭州人,中年以後才去過兩三次。實際是生於四川,長於南京,在貴州“流放”18年。兩鬢斑白才當上“老童生”,42歲才獲得文學碩士,從那被視為“青年學者”,後來添稱北京大學中文係“老教授”。但是,理群教授退休後,仍醉心於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關注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史。
理群的情操讓我感動,是因為我在想,若我當年沒有考上大學,我現在就是一個農民工,於驊不就像我們堂哥的小孩一樣,也是農民工子弟的一員,誰來關心他們。以人為本,中國需要千千萬萬的錢理群,更需要千千萬萬的赤腳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