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麽能夠當你的“爸爸”？

我怎麽能夠當你的“爸爸”？

南方周末　  　2007-06-21 15:48:01

　　
　　■記者記事
　　□《南方農村報》記者：江華
　　
　　我每次去艾滋病村，總是偷偷進村的，然後潛入到她家裏。她每次給我寫信，開頭都是：“親愛的爸爸……”她告訴我，這個心思她保存了好久，才鼓起勇氣對我說出
　　　　　　
　　不久前，一個文友在《南方周末》的副刊專欄裏，不點名地說我：你收養了一個艾滋病人的後代也就罷了，幹嘛老是把她的艾滋病後代的身份掛在她身上？你既然承認她是你的一個女兒，你幹嘛還要說她是“艾滋女兒”？
　　我知道她說的有道理。
　　這種固執的做法，顯然不是想標明我如何如何偉大，因為我們周圍做大大小小的善事，或者用一些方法清洗自己罪惡的人多了去了。我采訪過的大慈善家們，哪個不是幫助了大批的窮人？
　　之所以如此，能夠說服我的理由就是一個，不要忘記了這個一直被大多數國人忘記了的人群。
　　對於這個從9歲的時候就認識的河南省駐馬店艾滋病高發區的女孩子，算起來，今年她已經16周歲，也快中專畢業了。
　　我的記憶最清晰的是停留在她9歲的那年秋天：一件寬大的、顯然不是她自己的碎花上衣，行走在泥濘的村道上，俊俏的臉蛋被汗水滋著，放學後她要回家照顧自己感染病毒的媽媽和奶奶，以及更小的弟弟，做飯，洗衣服。她的爸爸和她的爺爺已經和身體裏的HIV病毒一起，沉睡在離她家不遠的田野裏。
　　這個年齡，家庭的苦難和將來的重擔已經在她的心裏刻下了深刻的印痕。她不清楚自己的將來是什麽，但肯定的是，簡陋的家裏，最後剩下的是她和弟弟。
　　9歲的時候，她的照片和名字以及故事，出現在《南方周末》這張報紙上，這張報紙對揭開河南艾滋病現實，撕裂一個展現事實的口子做出過獨到的努力。
　　如果你看過她的照片，如果你了解她身邊的環境，和她身邊龐大的艾滋病毒攜帶者隊伍，你會發現她美麗的眼睛是對著你身後這個社會的鋒利刀鋒。
　　之後，她的7年就被時間淹沒。除非每當我收到她的來信的時候，她的故事偶爾出現在我的BLOG上。新聞總是這麽勢利，它忘卻一個事件或者一群人的能力總是驚人地快。
　　我曾經和一個在國際上有影響、關注艾滋病的尊敬的老前輩聊起過她。我們都認識她，老前輩說，咳，給她的錢都讓家裏花了。
　　不錯，我也懷疑，那次我專門拿著全國各地的人捐助給這個村莊孩子的善款和《南方周末》的錢去分發的時候，把錢給到她的媽媽手上，我不知那錢是否真正地花在她姐弟兩個的學業上。
　　我們被迫當了慈善使者，因為《南方周末》的讀者捐款，擔心到不了孩子手裏，於是堅決通過我們轉送。在我被事實上軟禁和進一步受到拘留的威脅之後，被要求將錢交給當地慈善機構。不過的確他們行動太晚了，錢已經分發給那些艾滋病人的後代了。衝突產生了，報社接到我的告急電話後，在報社的大中國地圖前指揮我的逃跑路線，而我在縣城街頭，被6個艾滋病農民兄弟浩浩蕩蕩地護送著去汽車站。
　　她的學習確實一般，有時候得死記硬背才能得到好成績，她讀初中的時候我就想，如果她考不上高中，能去哪裏打工？
　　我每次去艾滋病村，總是偷偷進村的，然後潛入到她家裏。一些村子的人到這裏來，像地下黨一樣的接頭，然後離去。隨著她的長大，有些事情就變得頭疼。她每次給我寫信，開頭都是：“親愛的爸爸……”她告訴我，這個心思她保存了好久，才鼓起勇氣對我說出。
　　我真正體會到這種情緒，是在我中年喪父之後。我當時感覺到父親這個稱呼從此僅僅是一種陳述，而不是一種呼喚了。而她，卻從幾歲的時候，爸爸這個詞就從她的詞匯裏失去了。
　　我很難體會到一個慢慢長大的小孩，是如何看待那些父母雙全家庭的孩子的。因為每次她都會說：“我也不知道媽媽什麽時候走，我不知道。”
　　所以，每次看到她筆下稚嫩的“爸爸”這兩個字，我都感到緊張。“爸爸”這兩個字眼，如果你一旦應承下來，是要承擔責任的，我卻不知道給這個孩子和她的弟弟能有多少。
　　也許她覺得，有一個可以信賴的人被自己稱作爸爸，讓爸爸這個詞匯在自己的少年時代再次複活？但對於我，卻不是這麽簡單。於是，不管多少次要求和多少次在信中呼喚爸爸，我在回信裏，始終回避這個問題。
　　2004年的時候，我假公濟私，又去看望她。她在當地的一個幼兒師範學校上學，學習刻苦。她曾經在信裏說，每到晚上，就會一個人到操場一圈一圈地轉，看星星。甚至希望我這個爸爸能夠陪她在操場裏看星星。
　　我在一群嘰嘰喳喳的女孩子中沒有發現她，她瘦小的身影被淹沒在活潑健壯的少男少女堆裏了。
　　老師很善良，等我講明來意，爽快地答應讓這個他欣賞的女生請假。我決定，要帶她到距她家幾十公裏的中等城市，駐馬店市。冬天很冷，她穿得很薄，我打算給她買書和衣服。
　　無意中，我犯下了一個我不能饒恕的錯誤：我不該帶她到城裏來，她從來沒有來過的城市。
　　汽車一進市區，我發現她的眼睛就已經不對勁，好像城市的一切如海嘯一般地湧過來，撲到她的眼睛裏。其實，她上師範學校的地方，距離這個城市隻有汽車30分鍾的車程。
　　在書店，她更驚訝，她緊緊地拉著我，緊張。一點也不像城裏女孩子那樣，癲狂而大膽。她說：怎麽書店是這個樣子的啊，怎麽這麽大？我想，你知道在一個偏僻的中原縣城，書店會是什麽樣子。她幾乎無法挑選任何一本書。她拿起來放下，像一個在書的海洋裏不會遊泳的孩子。於是我一看到她翻哪本書，我就扔到筐子裏。以至於後來她一本也不敢再挑了。
　　不說你也明白，她總是先看書的定價。以至於後來我自己給她挑書，並且付錢的時候讓她遠遠地等我———我弱智到了竟然沒有想到，她回去可以看定價。
　　接著給她買衣服。挑選那種厚實的、能夠抵禦寒冬的棉衣。盡管冬天剛剛來臨，其實她的手已經凍壞了。那是一件漂亮的水紅的鴨絨服，她試穿的時候，開始發胖的臉蛋襯得紅紅的。她都不敢盯著試衣鏡裏的自己看。
　　我懷疑自己在這次愚蠢的行動中，是不是毀壞了她的平靜。我是不是應該讓她自己一步一步慢慢地接觸這個與她過去迥然不同的生活環境？我究竟是在幫助她呢，還是讓她直接體會社會的不公？
　　我最憎惡自己的，還不僅僅是這些。北方的冬天黑得很早，晚上，我讓她給老師打電話說，住在市裏，明天讓她趕回去上課。
　　但是當和她一起到賓館的時候，從她驚訝的眼神和動作中我看到，我徹底地做了一次比作惡還要壞的“好事情”。
　　這是個二星級的賓館。暖氣熱乎乎的。舒適的床和鴨絨被子，還有隨時可以盥洗的洗手間。
　　後來我出去和朋友喝酒，我再也沒有問過她對這些的感受。
　　第二天我送她回去的路上，這個寡言的孩子要看我的采訪本，好奇地問文章怎麽發表在報紙上，問她能不能將來當記者。然後，就坐在顛簸的汽車上，歪歪扭扭地在采訪本上寫：我能叫你爸爸嗎？
　　我看了看，寫道：能。
　　她竟然在一頁紙上，寫滿了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我說，這本采訪本是新的，送給你寫字吧。
　　我發現她的臉紅了，不是冬天被凍的紅。我看著她，她也笑嘻嘻地看著我，說：爸爸？！
　　我笑了笑，算是答應了她。
　　不久前，我在香港偶遇從壩上草原藏區教學歸來的老同事柴春芽，和他說起這個事情，他說，你的確做錯了。
　　這麽多年，我從和她有限的接觸中，我發現回程的30分鍾路程裏，比她任何時候笑容都多。
　　後來，我在《南方人物周刊》的時候，有一個年度回顧，總編徐列老師要我寫個東西。我就寫了這個故事。好像標題叫《2004，我又多了個女兒》。
　　回到家裏，告訴女兒這個事情。這個還是幼獸的孩子問我，爸爸，你的這個女兒在哪裏呀？為什麽她爸爸媽媽得了艾滋病啊？為什麽她問你叫爸爸啊？我可不可以見到這個姐姐啊？
　　前些日子看電視，有關於窮人的鏡頭，孩子說，他們是不是艾滋病啊？每當她這樣說的時候，我就想起這個河南的女兒來。其實，在許多次提到艾滋病的時候，坦白地說，我並不會一下子就想起她。
　　看起來很殘酷，事實上她也不能改變她的人生。對城裏人和許多人來說，你想讓生活怎麽樣，生活就會是怎麽樣。但是對她，這是不可能的奢侈。
　　我曾經試圖在河南的一些朋友那裏尋求幫助，說有一個這樣的孩子，能不能畢業後給找個工作。至少在她媽媽離開她之前，能夠安心地知道女兒在這個社會裏有一個踏踏實實的下落，然後接受自己命運的最後裁決。他們沉默半天，說：這個孩子有沒有艾滋病？沒有給女兒找到工作，我這個爸爸當得十分內疚。
　　一封信在春節後來到我的麵前，開頭仍然是我熟悉的：“親愛的爸爸你好”。麵對這個河南女兒，我不禁這樣問自己：我怎麽能夠當你的“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