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必須有強的國際競爭意識

中國人必須有強的國際競爭意識

莊冬

毛澤東思想將古老而垂死的局部性的中國文明發展成了一個嶄新的蓬勃已出的朝陽一般全球性的文明

中國文明是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發展起來的，除了從鴉片戰爭以後這不到兩百年的時間之外，至少從地理上的意義上來說中國文明在鴉片戰爭以前是一個局部性的文明。至少從地理上的意義上來說，基督教文明是一個全球性的文明。

從鴉片戰爭到今天直至永遠的中國文明的曆史就是這個局部性的文明在與人類其他文明和文化(其中包括全球性的和局部性的)的競爭，交流與合作的過程中向一個全球性的文明過渡，轉化，成熟，強大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曆史。

很多中國人還停留在局部思維中。在這個局部性的中國文明中生活著的中國人習慣於孤立地看中國的問題，以為中國人作事作對了隻對中國有好處和中國人作事作錯了隻對中國有壞處。因此，中國人中有國際競爭意識的人不多。

因為人是個社會動物生存在這社會裏，民族國家生存在民族國家之林中，所以前後左右是相對的。因此，咱以為人的行為的正確與錯誤也是相對的。有時作錯了，也還是可能利用敵人勝利後的大意而反敗為勝的。

比如美國人沒搞好事情出了問題，如果全世界都跟著倒酶，那美國人這個錯誤就沒什麽太了不起或不是錯誤。如果全世界都跟著倒的酶比美國人還多，那美國人這個錯誤就不但不是錯誤還是妙招啦。如果全世界除了中國都跟著倒酶，那美國人這個錯誤就是個很了不起了的錯誤了。

就更不用說當一個計劃是長期的，特別是十年或二十年的長期計劃，在其實施過程中是會有各種各樣的問題的。對長期計劃的正確與錯誤可怎麽評論啊！我們應該相信自己領袖的高瞻遠矚，特別是當我們的競爭者們不同意或反對我們的領袖的時候。

“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當然，對於我們的競爭者們的意見也是要聽的，隻是聽的時候腦子裏要給自己提個兒醒。也就是說，不要忘了我們的競爭者們是不把我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中國目前的製度在長期計劃方麵有優越性。可是話又說回來了，計劃也不一定都能成功嘛。

其實呢，竟爭嘛。好事壞事都要作，虛虛實實，實實虛虛，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人們常說國際和平競爭是不流血的戰爭。其實國際和平競爭是流血的，隻是其流血的方式於刀槍造成的不同。商場如戰場，兵不厭詐嘛。

事實是，無論中國是窮是富，中國人做的事情 ( 不管是好是壞 ) 都是有世界影響的。所以，隻要會給其競爭者造成中國想要的傷害，中國有時有可能會作對自己有害的事情。再說回一遍，計劃也不一定都能成功。不要忘了孫臏裝瘋時是吃過自己的屎尿的。謝天謝地，孫臏成功了。不然，大家想象去吧。

吃屎顯然是不健康的。如果孫臏是一個國家的話，孫臏身體上的細胞就好比孫臏國裏的人民。可以想象，孫臏裝瘋吃屎時，很多孫臏國的人民一定是反對的。孫臏吃屎時難以下咽，就是很多孫臏國的人民反對造成的。可以想象，孫臏國的人民一定認為孫臏發瘋了。可以想象，孫臏國的聽孫臏的搞吃屎運動的人們對孫臏國的反對吃屎運動的人民進行了血腥鎮壓。可以想象，或是由於血腥鎮壓或是由於吃屎不健康，億萬孫臏國的人民失去了他們寶貴的生命。可以想象，龐涓看到孫臏發瘋應該是很放心的。也可以想象，就在孫臏殺龐涓時，不少孫臏國的人還在進行批判孫臏的吃屎運動呢。

是不是說那些批判孫臏的吃屎運動的孫臏國的人是錯誤的呢？不是！他們是在履行他們的責任。通常情況下反對吃屎是正確的。特定情況下吃屎是正確的。在那個特定情況下，孫臏決定吃屎而且能夠鎮壓反對吃屎運動的孫臏國人民使吃屎運動成功。這說明孫臏國的機製是複雜的，不僅僅是一個以邏輯運轉的可以預料的機器。

“可預料”就等於“自殺”。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嘛。這個原則對於弱者來說是關係到生死存亡的問題的。孫子兩千多年前就總結出來了這個真理。我們千萬不能忘了這個真理，把我們的國家機器變成了一個有某種“輸入”就一定有相應的“輸出”的可以預料的程序，使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就成了設計這個程序的人們的奴隸啦。”


與“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相輔相成的是“兵不厭詐”，也就是用盡一切方法造成敵人的錯誤判斷。毛澤東的政策和策略的變化連中共領袖們都跟不上趟兒，就更不要說中共的敵人們啦。

所以，任何一種結論，不管它的曆史的、現實的、理論的和實踐的根據是多麽的強大，一但這個結論的份量到了使我們的行為變得可以預料的時候，這個結論就是一個要非常小心地玩兒的(或是不可以玩兒的或是必須丟棄的)非常危險的玩具。

兵不厭詐。“可預料”就等於“自殺”。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嘛。這個原則對弱者來說就是關係到生死存亡的問題的。孫子兩千多年前就總結出來了這個真理。如果我們忘了這個真理，把我們的國家機器變成了一個有某種“輸入”就一定有相應的“輸出”的可以預料的答7b序，我們的國家和人民就成了設計這個程序的人們的奴隸啦。

這些都是曆史常識了，至少從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開始中國就大大地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了，咱就假設落後一年吧。應該承認，從一八四零年到一九四九年這一百零九年的時間裏，中國沒有花多少時間和精力在縮小中國於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上。那麽一九四九年時，說中國就落後於世界先進水平一百一十年是說少了。

很多人不認為中國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七年裏這二十八年裏，包括“十年內亂”，作了很多縮小中國於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事情。這二十八年裏，如果說中國作了一些事情的話，那也是在 ( 以西方政治經濟理論為準 ) 極端錯誤的政治製度加極端錯誤的經濟製度的條件下進行的。按照西方政治經濟理論，這二十八年裏，如果說中國作了一些事情的話，那也一定是少得可伶的。那麽，按照西方政治經濟理論，中國的今天幾乎完全是在一九七七年以後在 ( 以西方政治經濟理論為準 ) 極端錯誤的政治製度加不是極端錯誤 ( 反正不正確 ) 的經濟製度的條件下進行和完成的。今天，應該承認，中國於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小於一百年。這就有動搖西方政治經濟理論以至思想體係的效果。

好心的人們希望中國這個飛機飛得更快。但是要知道現實是中國這個飛機從來都沒有控製過中東石油一秒，就更不用說沒有享受過各種殖民地的各種資源一秒還載著一個巨大的人口負荷。

如果說中國這個飛機現在已經起飛了的話，一九四九年時，中國最多是穿著解放鞋騎著個自行車。咱猜當美國人和蘇聯人開著他們的F和米格飛在前麵打冷戰時回頭看見中國人扔掉自行車搞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表麵想象時候應該是很放心的(這一點可以從冷戰美蘇兩敗一死一傷看出。不然，漁翁是得不到蚌鶴相爭之利的)。當然，今天中國的殲幾比F和米格還差得很遠。但是今天，當美國人和俄國人開著他們的F和米格飛在前麵回頭看見中國人開著我們的殲幾跟在後麵的時候應該是有一丁丁點點不象以前那麽很放心的吧？

赤壁之戰的劉備作英雄占地盤是找死。冷戰中的中國顯示其潛力是對冷戰的進程不利的，是冒進，是極左。可以說毛澤東以他個人的力量將中國人這個想要吃個人發財致富這個糖果的欲望控製了十年。個人發財致富這個糖果能晚一點吃還是最好晚一點吃的好一些。

戰爭過後的國際競爭的主要形式是經濟競爭。今天中國人吃個人發財致富這個糖果已經吃了十幾年了。建立一個經濟大軍要比建立一個武裝力量複雜的多，且需要更長的準備工作和時間。今天在經濟競爭這個戰爭中，中國經濟大軍的力量好比紅軍初期，也就是說比較其競爭對手依然較弱。因此，中國經濟大軍有種種紅軍初期的問題，如當年投機投敵和今天貪汙腐敗等。等有一天中國經濟大軍強大了，投機投敵和貪汙腐敗的就少了，投誠的敵軍就多了。

咱有時常常想，如果毛澤東看得到今天這個世界形勢會說什麽？咱猜毛澤東會說：冷戰把蘇聯打死了，中國周圍變出了這麽多“斯坦”，很好嘛。

總之，中國這個用 ( 以西方政治經濟理論為標準 ) “極端錯誤的”方法趕了上來的例子應該使人們將西方政治經濟理論的百分之百的正確性的信仰降低到百分之九十九吧？或至少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吧？這就是動搖西方政治經濟理論以至思想體係的效果。

隻要中國人照自己的國策走下去，痛擊任何武力侵犯，在和平的環境下，是沒有人能夠與中國人民競爭的。遲早有一天，事實會使西方人懷疑他們自己的政治經濟理論的百分之百的正確性的。這就動搖了西方政治經濟理論以至思想體係。

美國自己發了財還不算，還硬要別人跟著美國的發財高招兒一起發財。這實在是比活雷鋒還活雷鋒，不是資本主義，不符合所謂資本主義人性比共產主義還共產主義。所以，硬逼中國人打破頭地引入西方政治經濟模型是不是有那麽一丁點兒過分地強加於人了吧？

所以，咱以為要中國人引入西方政治經濟模型的人是中國人民的敵人。

人類在這個地球上竟爭就象一個無窮遠長跑。跑長跑是要講一點兒藝術的。一路領先的不一定就能贏。跑在後麵的怎麽個跟法兒是和跑在前麵的跑法兒很不一樣的，如果不是完全相反的話。跑在後麵的怎麽個跟法兒和選什麽時機超也是要講一點兒藝術的。再說啦，不同的運動員的跑法也是要根據他們自己的客觀條件來決定的。隻有目前的長跑冠軍最希望大家都照他的法子跑，因為或者是冠軍的身體條件與大家有大不同或者是冠軍的訓練條件大家沒有或是冠軍的訓練方法是保密的。

有真正原因也罷，沒有真正原因也好，誰也不可能在這個長跑賽裏永遠領先。你消我長你進我退是自然規律或叫曆史必然，盡管人人都想永遠領先。

很多中國人喜歡日本的明治維新。日本的明治維新的西化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走了捷徑。其實呢，走捷徑是要付代價的，這一點可以從下麵看出：“而美軍卻是在太平洋群島戰爭中把日軍打的屁滾尿流，美軍憑著優勢的軍火，往往隻犧牲幾個幾十人，就消滅幾百幾千躲在牢固的軍事工事裏的日軍，這還都是對美軍不利的地形中打的，美日根本就未開展過萬人以上的戰役。美軍的機械化軍事優勢根本沒有得到發揮。對美軍來說朝鮮的地形比在島嶼的地形更有利，中國的軍事裝備比日本更差，美軍的軍事供應隻會更好。並且中國還沒有製空權，當然更不會有神風隊，海軍更是想也別想。中國軍隊在後勤得不到保障，彈藥糧食隻能打星期戰的情況下，靠著兩條腿忍著饑餓抗著寒冷從鴨綠江打到38線，一度攻克漢城。（以上摘自《清長之戰》 英國牛津大學戰略學家羅伯特奧內爾博士著） ”

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誌。誌對一個匹夫來說比帥對三軍更重要。誌是人與動物的主要區別。在語言和工具上，人與動物的區別是量的。以弱勝強是人所特有而動物沒有的。當然，不是所有生物人都是人。當然，這以弱勝強中的“弱”隻是表麵現象指的是有眼就能看見的東西。但是，當加上那肉眼看不見的“誌”時，這弱與強的太平就改變了。

一般說來，挑選一個最好政治經濟模型就象挑選一個最好商品一樣也並不複雜。就象大家走進一家商店，挑出這家商店最好的商品連小孩子都會。可是，在我們決定買這“最好”商品之前是不是先要看一看我們錢包和這“最好”商品是否適合(即便我們能買得起)。不知為什麽，人人都以為將這最好政治經濟模型搬回家是人人都玩得起的一個政治經濟遊戲。

一般說來，挑選一個最好政治經濟模型就象挑選一個最好菜譜一樣也並不複雜。可要把這菜譜裏的佐料湊齊全了就難了，或是不可能的，因為有些佐料是有時間性的( 比如，搶上百年的殖民地的資源。歐洲人搶了幾百年。美國人少一點也有一百年)。

有了好菜譜，但佐料湊不齊全就作不出好菜。不是嗎？

搶別人的資源已經越來越不容易啦。至於西方這個政治經濟模型還能維持多久是很難說的。打仗不解決吃飯穿衣的問題。資源也不能吃不能穿。控製了資源也還是要運到加工廠去。美國這個大觀園在有亞洲這樣的廉價商場買東西的情況下還是內債外債累累。在這樣的情況下美國這個大觀園維持其領導下的“資本主義大家庭”也是有困難的。大英帝國當年就是因為沒有能“合理”地管理全世界殖民地資源而不能維持其領導下的“資本主義大家庭”最後在兩次世界大戰和全世界殖民地的獨立聲中成為美國的仆人。美國今天的困難隻比英國當年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