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活著
越活越棒
本書簡介：餘秋雨坦露了自己在“文革”中的言行，受到了眾多攻擊。或許是因為如此，陳凱歌這一次也沒有向世人坦露自己的全部靈魂，比如對於父親的批判。在此之後，他還將對自己的電影人生進行解讀……[連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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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劍，霜刃未曾試。”一柄錘煉了忠誠、反叛和仇恨的劍已在浪漫的理想修院中鑄成，劍身就是青年的血肉之軀，離它飛舞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我也被鑄進了劍身，而且迫不及待。
但我意識到我並不被信任是在一次作文課之後，我被叫到班主任麵前，她用兩根手指拎起我的作文簿說：你爸爸不是共產黨員。
我從小學到中學都是認真念書的孩子，成績也好，老師同學，兩者都有讚譽，就有些自命不凡。加上身材很高，學琴不成之後，籃球打得不錯，開始引人注目。家境自幼不錯，沒有衣食之憂，隻有一些陽光下的浪漫和感歎，真正是“少年不識愁滋味”。父母方麵，以為他們都是當然的共產黨員，所以張老師的話不啻是晴天響雷。其實即使情形相同，換了別人也未必看得很重，當時迷亂我的，主要是我本身日益增長的虛榮心。
當年的四中，成績最好的並不一定是幹部子弟。他們可以驕人的，無非是常常聚集在一起議論不為外人所知的軍國大事，或者在外地度假之後騎回一輛出口或進口的自行車。尤其是周末的課後，班主任會當眾宣布：幹部子弟同學留下開會。在其他同學紛紛退席時，他們會漫不經心地談笑坐下，以後又一臉莊嚴地走出教室。我在當時很羨慕他們，相比之下又自覺不弱，因此就更刺激我想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個。這種在孩子們中間人為地製造隔閡的等級製度，無聊可笑，造成我長成後對四中的厭惡。它的害處也影響到這些幹部子弟，特別在他們家道變遷的時候。拋開這個不談，少年時的虛榮、膚淺本是常事，不為時代所限。等到年齡稍長，心智漸開，總會慢慢解脫，人也就成熟了，猶如拾到海灘上的空海螺，可供回憶然後一笑的。但在當時，我卻被過早地深深刺痛了。
我的父母過去未同我談起這件事，造成我以為他們都是黨員的錯覺，本來很自然。一來我還小，二來也沒有遇到父母非要對子女表白的事情。如果這位張老師稍解少兒心理，即使非講不可，本來也應該事先同我父母商量一下，但她卻沒有這樣做。
張老師是每天都見的，我記不住她眼鏡後麵的眼睛。她從來不大笑，表情永遠同時透出兩重意思：責備和原諒。她的年齡不詳，說她三十五歲或五十五歲都可，隻是想不出她曾是少女。她的習慣之一是隨身帶一個小筆記本，和人談話時打開來看一眼，又立即合上。另外就是在她認為你錯了而你還想爭辯時給你一個意味深長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閉上了嘴。她幾乎不教課，是專職的班主任。我們對她的了解僅僅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時“火線入黨”，丈夫是軍隊裏挺大的官。
她對我說：“你爸爸不是共產黨員。但是，你不要背家庭包袱。你學習努力，成績也好。但是，不要驕傲。注意克服小資產階級動搖性。領導上還是信任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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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個年代，“家庭包袱”是父母有政治問題的委婉說法。說不要驕傲就是說你驕傲而她對你不滿意。說還信任你就是你有理由不被信任。這一切，耳熟能詳。而我在她意味深長的微笑之前，甚至沒有想到爭辯，甚至沒有想到問一問事實究竟是怎樣，隻是用力地點頭。羞愧把我揉得粉碎，從她的手指縫中沙一樣地流下來。我唯一想到的是怎樣重獲她的信任，甚至對她最後拍了拍我的肩膀感激莫名。我匆匆取回作文簿，在沒人的地方撕掉了整篇作文。我的虛榮心甚至不止是虛榮心的什麽，像遇到利刃的骨刺，加倍地瘋長起來。張老師知道這個。
為這件事，張老師去了我家一次。她和母親的談話顯然不愉快。她臨走說：那就這樣。母親淡淡地點了點頭。之後，母親平靜地對我說：“你爸爸希望成為共產黨員，他還不是，並不是錯誤，我們過去沒有同你說，因為你還小。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母親雖感到形勢的震蕩，仍然沒有對我吐露真情。她一貫的平靜和愛撫使我感到安慰，而“家庭包袱”的說法仍然影子一樣拂之不去。這件事發生在一九六六年初春。
到了五月桃李已經繽紛的時候，母親卻突然把我叫到身邊。我不見父親已經很久。他曾去農村參加“四清”運動一年，回來變了一個人，又黑又瘦。我考取四中，他很高興，買了鋼筆作禮物，又在我的日記本上寫了勉勵的話。不久前，他和許多人一起去學習，住在一個地方叫做社會主義學院。母親收拾了一包衣物食品，猶豫了一下說：“你去看看爸爸。把這個帶給他。告訴他，把問題同組織上講清楚。要相信黨。你回來我再跟你談。”母親當時抱病在家。她患心髒病已有十年。我點點頭。
我已經記不清自己怎樣騎過北京柳絮飄飛的街道，思緒像陽光下的景物一樣模糊。我的四肢酸痛，眼睛發澀，耳邊總是母親的聲音：把問題同組織上講清楚。——張老師的話並非沒有根據。父親確實有問題。是什麽問題呢？我突然明白：明天的生活將不一樣。就像小時候舉起存錢的瓦罐，“啪”地一聲摔得粉碎，硬幣滾了一地。
社會主義學院是一座大樓，我是在門前的傳達室中見到父親的。比起剛從農村回來，他竟又憔悴了許多。由我把母親的話轉達給他，大概使他很難堪，他沉著臉，許久才說：“告訴你媽媽，我的問題早已向組織上交代過了。我沒有新的問題。我相信黨。你要照顧媽媽。妹妹好嗎？你要好好學習。”我們中國人沒有擁抱的習慣，離開繈褓以後，除了父親打我，沒有接觸過他的手。我希望我當時抱過他一下。兩個月以後，我的姑母——我父親的妹妹從馬來西亞回國探親，距她上次回來，已是八年過去了。她要求見我父親，回答得到的是：不準。在有人監視的情形下，她同我母親匆匆一見，互道珍重而已。她一直住在旅館裏，隻來過家裏一次，是暴雨後的黃昏。坐了五分鍾以後，她踩著滿地的落葉離去，回過頭來對我說她以後不再回來了。她給了我十元錢，放在一個小小的錢包裏，是嶄新的一張。我站在院子門口送她離去，起了風，吹得滿天的暗雲在夕陽裏奔跑。
在看過父親後的那個春夜，我從母親那兒得知，父親在一九三九年十九歲時，參加過國民黨。這是成人間的談話，母親和我燈下誦詩的景象已經顯得遙遠。母親解釋說，父親參加國民黨，完全出於抗日戰爭爆發後的愛國熱忱。當時國民黨是執政黨。來自東南沿海的父親甚至沒有聽說過共產黨。她在頭一次對我講起抗戰後反對國民黨腐敗的經曆之後說：“這件事組織早有結論。這是曆史，你沒有經曆過，不容易懂。今天告訴你，希望你能理解。”我相信母親的話，不願接受這個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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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個在20世紀初先後成立、初為兄弟、後為仇敵的政黨，影響了幾代中國人的生活。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二十二年內兩黨之間發生過的多次殘酷戰爭所造成的冤仇和宿怨，也是幾代人都洗不清的。實際上，國民黨的組織非常鬆散，一般成員如我父親是幾乎不曾起過任何作用的。國民黨退走台灣之後，共產黨對其一般成員大體不究，而且區別加入國民黨的時間，對在抗日期間加入的國民黨員，更視作一般問題，雖記入檔案，但不致影響這些人的生活。像父親這樣又參加革命的人，更當別論。這種情形持續了幾年。但是，對於我們這些自出生就接受共產黨教育的孩子來說，中國今天的一切，包括我們本身，都是共產黨戰勝國民黨的結果。沒有國民黨，我們就無從領會共產黨的偉大，沒有國民黨，我們就不知道什麽是黑暗、暴虐和苦難。國民黨是萬惡之源。而我的父親曾經是國民黨員。
我開始恨我的父親。
無論什麽樣的社會的或政治的災難過後，總是有太多原來跪著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太少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當災難重來時，總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說：我懺悔。而太少的人站起來說：我控訴！——“文革”以後也正是如此。打開地獄，找到的隻是受難的群佛，那麽，災難是從哪兒來的呢？——打碎了神燈的和尚詛咒廟宇，因為他就是從那兒來的。問到個人的責任，人們總是談到政治的壓力，盲目的信仰，集體的決定等等。當所有的人都是無辜者，真正的無辜者就永遠沉淪了。“活著，還是死去？”之所以還是問題，就因為人們尚能選擇。在父親的問題上，我選擇了自私。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看清這一點本來不難，可當我的良知匍匐在地的時候，是被無數燦爛的經幡環繞著的：“出身是不能選擇的，道路是可以選擇的。”“忠於革命，就要與反動家庭劃清界限……”借口是現成的，為什麽還要去費神麵對自己呢？許多年之後我常常想：在一個拚命宣揚“舍己為人”的社會裏，當我作出這樣的選擇時甚少猶豫，究竟這個教育是完全失敗了，還是過分成功了呢？我並不驚訝：我的驕傲和自信原來如許脆弱，它與旗幟和口號聯在一起時以為自己就是壯觀的海洋，一旦敲碎，露出來的小小一粒卻並不是珠。
在那個春夜作出的決定是：我要革命。我不知道下一步會發生什麽，我不知道我會怎樣再次麵對父親。下一次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在怒吼聲中和許多人站在一起，彎著腰，頭顱幾乎碰到膝蓋。
(編輯：xia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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