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中國焦慮，抑或中國的世界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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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文化縱橫》雜誌創刊號的封麵選題是“世界的中國焦慮”。我覺得這裏有一個前提預設，即中國人把自己的問題放到一個世界的圖景中加以誇大。因為是否存在著某種世界性的中國焦慮，是有很大疑義的。當然，也不能說它完全不存在，但這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 是中國人自己的關於世界的理論預設在起作用。
其實，焦慮是當今世界的一種普遍狀況。20 世紀以來，現代性問題凸顯，人類麵臨的各種各樣的嚴峻挑戰，如環境問題、能源問題、核擴散問題、種族問題、恐怖主義問題等，任何一個都足以構成世界性的焦慮。從更深層的意義來說，人類生存危機本身就是一種世界性的現代性焦慮。對於這種焦慮，西方現代文明早就有過深刻的反思，從西方沒落論，到文明衝突論，再到曆史終結論，都是這種世界性焦慮的西方版理論表述。在我看來， 所謂世界的“中國焦慮” 問題，所折射出來的無非是一個日漸強大的中國在現有世界格局中的位置以及未來走向問題，因此，與其說“世界的中國焦慮”，不如說“中國的世界焦慮”，這兩個問題在我看來是同一個問題的正反兩個方麵。因此，本文的思路是從兩個方麵看問題，並且主要從中國的世界焦慮這個視角，來回應所謂世界的中國焦慮。
世界的中國焦慮：想象中的“他們的”問題
客觀地說， 中國30 年改革開放以及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確實引起了西方世界的廣泛重視，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戰略家們開始把中國視為一個正在成長的大國予以認真對待，相關的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等多個領域的各種各樣的研究報告和學術會議也逐漸增多、日趨頻繁。透過這些具體的研究，從思想層麵考察，西方關於中國如何麵對世界的焦慮的研究大致有三種思想模式在起著主導性的引擎作用。
第一是偏激的保守主義政治理論。美國主流思想意識形態中，有一個淵源流長的保守主義傳統，這在小布什執政時期表現得日漸偏激，它以不同文明價值的敵友對抗論來構建有關世界格局的圖景。依照這種思想觀念，中國作為一種異質性的文明，隨著它成長為一個世界性的大國，對西方的文明秩序構成了某種挑戰。因此，遏製東方中國對於西方價值的顛覆，就構成了這派保守主義的基本戰略。當然， 按照這套理論，不單中國對西方構成危險，甚至主要不是中國，他們還有另外一個更強大、更持久的敵人， 那就是伊斯蘭文明，以及由此產生的現代恐怖主義。盡管如此，中國作為一種異質文明也已然構成了某種挑戰，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興起引起了他們的思想焦慮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二是傳統的現實主義政治理論。現實主義在西方世界尤其是在英美，是占據官方外交的主導性地位的。這派理論並不以文明價值之爭為中心，也不以意識形態分野為要點，而是強調國際關係中的權力結構，尤其是關注國家權力之間的對抗性本質，從國家利益的視角來看待世界格局的未來發展圖景。例如以米爾斯海默為代表的極端現實主義，就把中國視為未來美國的一個強大對手，他們認為中國的發展很可能使得中國成為一個與美國並列的超級大國。因此，對中國采取遏製甚至對抗的戰略是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的， 也是有利於美國主導的世界格局的。顯然， 這派現實主義屬於一種科學理性的國際戰略理論， 很少有所謂思想的焦慮雜糅其中。
第三是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理論。自由民主是西方意識形態的主流，在這派理論看來，世界未來的基本走向是民主自由的和平發展願景，是康德意義上的世界永久和平，因此，他們寄希望於中國的和平演變，以促進未來的世界主義自由民主。中國30 年的變革以及當今的大國地位，在他們看來具有兩個方麵的意義，一方麵是為中國進入當今世界的自由民主格局提供了一個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基礎條件，但是另一方麵，由於中國尚沒有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法治和民主秩序，使得這種未來的前景是不確定的，甚至是充滿著風險的。因此，如何防範中國的風險，推進中國的顏色革命，就成為這派理論的中心內容。如果說他們對於中國的認識有某種焦慮的話，其焦慮的症結還是在於這種不確定性上，至於國家間的關係，以及政治、經濟、貿易、文化、科技等方麵的交流、摩擦乃至衝突等，在他們看來，都是可以在自由主義的國際架構下，通過法律機製和商談探討的辦法得到妥協性的解決， 並不構成實質性的對抗。
上述三種理論是從抽象的思想層麵初步勾勒的西方，尤其是美國看待中國問題的大致路徑，其實這三大理論譜係並不是直接針對中國而產生的，他們的基本思想在西方古已有之，在近現代也有數百年的曆史演變，其中關於中國的不同看法不過是這些理論在針對現實時的具體運用。站在一個較為客觀的角度來說，西方對中國問題的認識，或者說世界性的中國問題從來就不是完整一塊，也從來就沒有一個統一的聲音和統一的理論占主導。至於中國是否形成了他們的所謂世界性的“焦慮”，就更要大大的存疑了。這裏的“焦慮” 到底指什麽，是一種生活的感性認識，來自經濟商貿、科技軍事、文化觀念之間的正常的交往摩擦，還是一種影響到他們生活方式的哲學觀念，抑或有關國家利益的核心價值背後的意識形態政治？
（圖片來源：CFP）
在我看來，關於世界性的中國焦慮問題，在西方或美國並不存在理論上的體係論證，也並非如此強烈和如此重要，我們沒有必要給予過高的重視，因為這本來就不是他們的核心問題，隻是我們想象中的“他們的” 問題。當然，關於中國， 在西方世界總會有各種觀點，中國的興起也會令他們震驚， 甚至會有某種憂慮，但是， 應該看到，西方世界所麵臨的更主要是西方自身的問題，是他們自以為是的人類文明的終結問題。雖然這些問題由於全球化的深入，並不完全是純粹西方自身的，它們難以擺脫中國、印度、拉美等其他後發國家的影響， 有些在特定時間或特別問題上會產生重大的影響，但就總的方麵來說，它們是西方世界自身的問題，中國到目前為止所引發的問題還難以構成所謂的世界性的核心問題。我們應該警惕中外媒體中的誇誇其談，不要動不動就把中國放大到一個世界性的、決定性的位置來看待，中國還處在一個發展的初級階段，需要冷靜地看待自己與世界的關係，尤其是冷靜地看待自身。
中國的世界焦慮：不必要的心態
在我看來，如果有“世界的中國焦慮”問題， 實際上反映的主要還是中國自身的焦慮，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在自己國家的發展過程中，在中國與西方的交流和碰撞， 甚至在曾經經曆過的挫折與失敗中，所生發出來的問題。中國與世界或者說中國與西方， 對於中國人而言，至少就150 年來的民族精神和心靈曆程來說，一直貫穿著一種激烈的憂慮在其中。
中國的世界性憂慮，是在如何融入當今世界格局並恢複傳統文明大國在東亞乃至世界的應有地位，這個問題上缺乏自信的表現。由於曆史的慘痛記憶，在中國的整個知識界，甚至在老百姓的意識中， 他們對於麵向世界的開放，總是充滿著對不確定性的憂慮，總是伴隨著各種各樣的激進、劇烈的拒斥和批判。這種情緒是有待反省的，我們應該理性看待百年來激蕩的憂憤、焦慮情結，回歸千年中國曆史中的中庸和合之道，用大曆史的優良傳統來舒緩小曆史的民族創傷，由此理性、明智地構建我們的國家。至於這個國家在當今乃至未來的世界格局中占有怎樣的位置，是否到了足夠引起西方世界的高度重視，甚至引起他們的焦慮和恐懼，那是他們的問題， 而對我們來說， 目前所要做的隻是改良自己的政體製度，維係傳統自有的文明價值，保持多元健康的經濟發展，實現公正自由的內部秩序， 這才是一個民族政治成熟的關鍵所在。
因此，在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問題上， 要克服那種二元對抗的敵友政治論。關於敵友政治的說辭很多，對於中國來說，這種敵友政治論大致來自下麵三種理論形態：第一是曆史的敵友政治論。中西對抗是一個近現代史的事實，但並不是問題的全部。中國150年來的現代社會確實是在西方殖民主義的槍炮下被激發出來的，尤其是我們曾經經曆過那段屈辱的曆史。所以，中國強大了就要一個對曆史的說法，這裏隱含著一種複仇論的曆史宿命。這樣一種從曆史恩怨來看待中國與西方的心態， 是不理性的，也是不明智的，雖然它具有一定的道義性。我們在今天大可不必糾纏於中國與西方的基於曆史的敵友政治論，這樣的結果隻會導致中國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甚至導致自己的災難。西方固然有罪惡的一麵，但同樣給我們帶來了很多普世性的東西，這些普世性的價值與我們的文明和生活方式並不是截然對立的，而是為我們所共享的，接受它們並不意味著我們的投降， 而是借著西方人的手使我們重新發現了真實的自己。
第二是基於意識形態的敵友政治論。這套理論對於當今中國已經不具有多少現實意義了，因為基於階級鬥爭的中西敵友政治論在中國已經沒有了現實基礎。隨著前蘇聯的解體，這種意識形態的敵友政治， 顯然已不再具有什麽現實意義，與此同時， 西方有關這種政治話語的“曆史終結論”，也在短暫的熱鬧之後迅速退場。所以， 在中國除了極少數激進左派之外，已經沒有人熱衷於這種世界主義的階級鬥爭。
但是，另外一種（第三種）敵友政治論， 即基於文明的、宗教的和文化的敵友衝突論， 在西方卻甚囂塵上，成為極端保守主義的核心理論，對此前文已有論述。這種理論實際上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極端政治。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首先要看到這在西方世界並不是絕對主導性的理論，隻是一派觀點而已。西方還有各種和平與友好的民主理論和文化理論，文化多元、友好共處、商談交流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在西方思想中也是源遠流長的。其次，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從中國的國家利益和文明傳統出發來應對這個問題。中國在發展和融入世界的過程中，並不想與人為敵， 自設溝壑，我們的傳統曆來崇尚求同存異、禮尚往來、多元共榮。因此， 文明衝突、價值對立、敵友政治，並不符合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中國應該向世界貢獻自己的禮儀之道與和諧精神，促進世界的和解、和平與共同繁榮。我們承認，不同國家和民族的曆史傳統、文明價值、宗教信仰、地緣格局等等是不同的，但這並不意味著相互之間一定要在你死我活的決戰之中尋求最終的勝負。我們沒有必要把西方的那套理論轉化為我們的理論。不管西方的極端保守主義如何考慮，這對於我們來說是極其不明智的，甚至是墜入其轂中。
我們要克服自己的世界性焦慮， 應該看到， 隨著世界性的廣泛交流的增強，中國與世界的矛盾、衝突會日益廣泛和深刻，由此產生的焦慮也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然的。但是，問題在於如何看待和應對這種焦慮。試圖通過某種最後的革命或敵友決戰來一次性或者終極性解決的想法，是一種看上去美妙實質上罪惡的政治浪漫主義，是一種想當然的根本不具有任何可行性的幻想。我們難以想象出一個絕對美好的世界，那裏沒有任何矛盾， 沒有任何摩擦，除非這裏的人全是天使。所以， 經濟的問題， 資源的問題，貿易的問題， 地緣政治的問題，生活方式的問題， 各種各樣的觀念紛爭的問題，等等，這一切都需要在有限的範圍內通過商議、談判的方式予以妥協性的解決。當然，任何解決都是局部的，暫時的，新的問題又會出現，於是在新的條件下再尋求新的有限性的解決。人類的合作事務就是這樣一種漸進的、重複的、妥協的交往過程， 世界就是這樣走過來的， 人類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所以，法律秩序、民主政治、共和商談等製度設施也就產生出來，審慎的理性成為這類政治、法律和經濟的人性基礎。從上述意義上來看待中國30 年的發展以及大國戰略，就會發現所謂的中國的世界性焦慮是多麽的不必要， 至少對於我們來說， 其消極意義遠大於積極意義。
通過審慎的理性塑造民族的政治成熟
如果站在中國的角度來看待中國與世界，尋求一種未來中國良性發展的前景，我們應該采取一種審慎的理性的態度來看待中國與世界。這樣的一種審慎的理性，大致包括如下幾個方麵的認識。
第一，它意味著一種溫和的保守主義的主張。站在中國的角度看世界， 說的具體一點，站在中國150 年尤其是30 年改革開放的角度看世界，我們首先要克服和舒緩那種有著強烈屈辱感的被壓迫者心態，並抵禦由此塑造出來的某種激進而囂張的狂熱主義。我們要回到2000 年的傳統中，尋求中國自己的政治理性和文化風範。所謂保守主義，所保守的乃是中國文明的活的傳統，是一種敢於對外開放的宏闊的氣量和融匯萬物的能力。2000 年來，我們麵臨的異質文明的侵入也不是一次兩次了，當時的世界性問題也並非不深刻激烈，但是我們總能化敵為友。中華民族自古就蘊含著自己應對外部刺激的文化哲學和政治智慧，正是這樣一種多元共存的仁愛哲學和求同存異的無為政治，保持了我們近2000 年的文明延續，即便受到近代以來西方列強如此強悍的衝擊，這樣的一種傳統文明也還沒有斷絕， 而且隨著30 年來的國家發展， 又出現了一種重新複興的可能。
所以，我們應該有這樣一種保守主義的雅量， 持守我們傳統中的開放的精神和求和的技藝， 以此來化解150 年來的民族情感的激憤和焦慮。當然，回歸傳統， 我所說的是那種活的大傳統， 而不是一些死的傳統。在這個問題上，我對當下偏激的複古主義政治儒學是有不同看法的，中國的現代新儒學缺乏從偉大的傳統中開發和塑造出民族政治智慧的卓越能力。
第二，它意味著一種真正的自由主義或普世主義。在中國現代這樣一個曆史的巨變時代，我們應該理解真正的自由主義對於我們的建設性意義。這種自由主義在我看來是一種“厚” 的自由主義，是一種能夠把自己的特殊的民族利益轉化為一種普世性的價值，並與世界人民共享人類共有文明的理論能力。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摒棄那種固守自己的獨特價值，以獨特性和民族性拒斥普世主義的片麵理論和偏激主張。這種片麵性的中國文化特殊論，看上去是在維護中國的傳統，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維護文明的價值，實際上是在從根基上毀壞我們民族未來發展的前景，而且在理論上也屬於一種低級的技藝。任何一個民族在他的發展時期和壯大時期，都不會愚蠢到隻是鼓吹自己的獨特性價值，並以此向世界宣示。這樣做的結果隻能是與人為敵，隻能是引起世界各種特殊價值之間的相互戰爭、相互仇視。我們應該學習西方那些老牌民族國家的政治經驗和智慧，應該看看英國和美國這兩個在當今世界依然占據主導性力量的民族，是如何把他們的民族特殊性和普世性的自由主義結合在一起的。他們的特殊論是包裹在世界主義、普世主義這樣一些自由主義的理論範式中向世界宣示的，進而塑造出一個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事實和時間已經證明了這條保守的自由主義之路是可以走得通的，甚至是一個大國走向世界的唯一走得通的正確道路。
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性、自己的價值理念和生活方式，但是它在麵向一個世界開放的生長時期，應該有足夠的自信、雅量和能力去容納其他各個民族的特殊性，並把他們打造在一個自己倡導的普世主義的世界性的範式之中。可以說這種普世主義的範式隻是一個表麵的花招，背後隱藏的是他們自己的特殊利益，這裏也確實有著一種政治技藝或者欺騙性的因素。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正是這樣的一種把特殊性容納到普遍性裏的政治智慧，成就了當今的現代世界秩序， 構建了一個全球性的多元共識圖景。而且，我們也要承認這樣一種人性的真實， 那就是人作為人，畢竟有普遍共通的本性， 有共同承認的價值， 有共同的生活方式，有共同的關於人的文明的人格、自由與尊嚴。在這一點上，是不分古今、中西之差別不分膚色、種族或其他特殊性的， 所以，這個普遍價值，又不能僅僅說是一種欺騙。因此，從上述兩個方麵回到如何看待中國與世界的問題上， 就會發現，中國學界所謂以特殊論為核心價值的愚蠢主張，帶給我們的隻能是災難性的後果。為什麽不能夠強化我們的普遍論， 強化我們的普世主義價值，把自己的特殊性裝納到普遍性的共享價值之中，由此而構建我們與世界的關係，構築我們可以與世界其他各個民族所共享的生活方式呢？而這恰恰是我所理解的保守的自由主義的最核心的價值所在。
第三，無論是“世界的中國焦慮” 還是“中國的世界焦慮”， 在當前的思想語境下， 實際上還有一個更加關鍵性的現實問題，就是中國30 年的發展變革所造就的大國地位， 隱含著某種不確定性的因素。這個不確定性不但會對中國自身產生重大的影響，還會對世界產生重大的影響，正是基於對這種不確定性的警惕， 才會導致所謂世界的中國焦慮。
如何理解這個不確定性呢？眾所周知，中國近現代的社會發展， 尤其是30 年來的經濟變革和社會變革，使得中國現有的社會機製已經無法承載日益嚴峻的社會矛盾和衝突。這種不確定性的根源，最根本的在於我們沒有建立起一個真正公平正義的、有效的政治製度和法律製度，因此沒有一套理性的製度來逐漸地有效解決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經濟問題、政治問題甚至國際問題，因此誘發了激進主義的狂潮。關鍵的問題是在上述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背景下，致力於憲政和法製的建設，致力於製度的改良和優化，建立一種優良的政體製度， 通過這種政體製度來建設性地解決積累了150 年尤其是30 年的諸多問題，從而消化這種不確定性。
此外，當今的思想界還有另外一種聲音，那就是過於看重文化問題， 用文化政治來取代憲政和法製，用文化主體性來替代憲政建設、民主建設和法製建設，對此我們應該抱有足夠的警惕。首先，在前麵所論述的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法治主義的框架內， 我們並不是不要文化，不要文化主體性，我們也目睹道德淪喪、文化墮落是中國目前存在的普遍問題，也呼喚一種德性政治和傳統文化的自信心，也希望在世界中建立起中國的文明主體性。但是， 我認為隻有在憲政、法治、民主的大框架內，中國的道德問題、文化問題、主體性問題才能夠從根本上得以解決，而不是僅僅憑借種種空談和議論就可以了。其次，為什麽我們一直認為對這個問題要保持足夠的警惕，要低調處理， 因為我們看到了問題的另外一個方麵，那就是很多人在那裏浪漫性地、想當然地過分強化文化、道德的作用，甚至有用提倡文明複興和傳統主體性的建設，用文化政治來替代甚至取消製度建設、憲政建設、法製建設。他們以為通過重新煥發民族的文化認同就能夠解決現實的問題，在世界上就能夠確立中國的大國地位，就能夠推行中國的生活方式， 並贏得真實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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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目前的道德敗壞、文化墮落， 並不在於文化本身，我們5000 年來的文化傳承賡續，曾經有過輝煌的時期，現在為什麽墮落了？不單單是因為文化本身腐壞了，恰恰是因為製度所造成的，這種製度導致、促成了低劣的文化和庸俗的道德， 所以，我們隻能夠通過製度重建來催生我們曾經有過的生機勃勃的文明和文化。
我絕不是製度決定主義，而僅僅是在特定曆史時期， 對我們所麵臨的時代問題的理性認識和審慎把握的結果。也許在不遠的將來，製度優良了，日常政治成為運轉良性的製度， 那麽， 文化道德問題的表彰就會凸顯起來，它們的風範神儀就會展現出來，那時製度問題就會退在幕後。當一個製度退隱幕後的時候，恰恰才是這個製度真正給它的人民帶來福祉的時候。但中國現在根本還不是這樣的一個時期。如果像某些人那樣忽視甚至排斥製度建設，企圖用文化來化約政治，最後導致的隻能是文化的空泛說辭以及激進主義的叛逆， 這樣的情況顯然使我們根本無法成就一個大國， 步入中國與世界的良性共融之中。在與世界的競爭中求得和平共處與共同繁榮， 在特殊性中發揚普世主義價值，才是一個民族的政治成熟，才是一個民族的文化果實。但是，在當今的中國思想界， 卻缺乏這樣一種審慎的理性態度，這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作者單位：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