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對中國爆發農民土地產權革命的原因分析與結果預測
作者：亮劍！， 發表時間：12/16/2007
［文章摘要］：無論站在什麽角度觀察中國的土地問題，人們都會發現，伴隨著城市化建設的大規模推進，中國第三次土地革命已經爆發。政府支持、官商利益驅動的農村集體土地的“國有化”進程，意味著對農民宅基地使用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強製性剝奪，是對農民生存發展權利的革命。而由此引發的群發性農民土地維權，正在迅速擴大為顛覆國有化政策的農民土地革命、開創締造著中國土地所有製的私有化革命進程。
［關鍵詞］：城市化、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小產房、以土地換身份、土地國有化、產權革命
［正文］：
2007年，堪稱中國農民土地產權革命年，十多年來的民間自發農民反野蠻圈地運動，終於演變成一場要求土地產權的製度性革命：
▲流落他鄉、血淚抗爭三十載、唾棄"村集體"土地所有製，恢複農民對土地的私人所有權！12月12日，陝西省大荔縣、華陰市、潼關縣76個行政村7萬回遷農民莊嚴宣告收回被政府官員（現代地主）強占的土地15萬畝。
▲打土豪、分田地、奪回被占土地使用權、收益權、繼承權、處分權、取舍權和要價權！12月9日，黑龍江省富錦市10個鎮72個村4萬失地農民向世界莊嚴宣告，奪回被政府低價強行征收的150萬畝耕地的所有權，挖掘出長春嶺村現代大地主21人。其中富錦市委主管農業副書記郭福山、富錦市委副書記葛其俠等占地均達萬餘畝。
▲清算腐敗、罷免村官、民主選舉、平分土地、財務公開、分權製衡！11月30日，黑龍江富錦市東南岡村村民集體罷免了腐敗村長並依法奪回平分被地方政府官員強占的一千公頃的良田。
▲拒交土地承包費、砸官車、趕貪官！12月3日，富錦上千農民拒交土地承包費。多年來，富錦市政府以辦農場、搞建設等各種名義征收農民土地，但既不上項目，也不歸還土地，而是政府官員霸占，他們把土地層層轉包，農民必須再花高價租地種田。
▲打砸鎮政府、搶掠貪官家財、抗議官員腐敗！5月8日，汕頭市穀饒鎮農民圍攻村幹部、搶劫其住所、到鎮政府示威抗議，要求交待賣地收益去向。
▲抗議黑幫傷人、追討征地賠款、怒燒施工車輛、阻止暴力施工！3月11~13日，汕尾東洲數千村民因阻止發電廠在強占土地上施工，爆流血衝突，3村民重傷。
2007年，我篩選的與強製征地有關、導致大規模流血事件發生的十大官民衝突有：2月4日，廣東潮州所城鎮征地，數千農民抗議，鎮政府內暴力鎮壓；3月7日，湖北隨州征地拆遷，爆發警民衝突；4月13日，成都溫江農民反對強行征地，警民衝突持續；5月8日，汕頭銅盂鎮數百名村民抗議非法賣地、圍攻村委會；6月22日，遼寧失地農民抗議，千警鎮壓，一死一傷；9 月21 日，廣東順德村民反貪示威，連續三個月包圍村委會，阻貪官毀帳簿；10月24日，一個村土地涉及10億損失，佛山順德農民反圈地維權白熱化；10月27日，雲南開化鎮出動武警公安征地打傷數十名村民；10月31日，廣東中山石岐村民抗議十億征地款被侵吞，遭到政府鎮壓；11月8日，400警察鎮壓溫江農民，打傷數十抓走7人。
中國監察部、國土資源部數據顯示：截至2007年初，中國各地共自辦土地違法違規案件22395件，涉及土地32872.84公頃；已查結13059件，涉及土地17500.70公頃。
巨大的利益驅動、嚴重的特權腐敗、可怕的生存危機、激烈的官民對抗，以聯動的群體突發事件的形式，把農民土地所有權問題推向了舉世關注的公共焦點平台，以政治危機、管製危機的形式強製中共中央當局做出選擇。
無論站在什麽角度觀察中國的土地問題，人們都會發現，伴隨著城市化建設的大規模推進，中國第三次土地革命已經爆發。政府支持、官商利益驅動的農村集體土地的“國有化”進程，意味著對農民宅基地使用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強製性剝奪，是對農民生存發展權利的革命。而由此引發的群發性農民土地維權，正在迅速擴大為顛覆國有化政策的農民土地革命、開創締造著中國土地所有製的私有化革命進程。
中國政局動蕩與否，歸根到底就是土地問題。中共奪取政權的契機，正是土豪劣紳對農民土地的大規模兼並與侵占。由此才成就了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和債務的農民第一次土地革命與中共奪取政權的成功曆史。而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小岡村農民所開創的第二農民土地革命，再次把土地歸還給農民，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形式，把中國農民從絕境中挽救出來，迅速推動著中國農業的迅速發展與經濟騰飛。
那麽，引發中國第三次土地革命的原因究竟何在？其不可抗拒與阻擋的動力究竟在哪裏？其革命性後果究竟將是災難性的，還是建設性的？土地革命的必然性與合理性何在？
一、農民土地的“國有化”進程
1、未來國有化進程中，四分之三的農民將失去土地
土地革命，總是圍繞著“土地歸公”還是“土地屬民”這一政治界定開展的，而主導土地製度創新的力量，則決定著土地的所有製性質。中共當局改革開放所實踐的城市化、工業化發展思路，注定了城市的無限擴展與城鄉結合部農業用地的迅速消亡；中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注定了政府腳色向經濟人的轉化。政府不再是主持公道、打擊邪惡腐敗的正義力量，不再是自由市場公平競爭的公正裁判，它已墮落成與社會競爭的瘋狂逐利者。在國家暴力主導國有化“圈地運動”中，為社會所有的農村集體用地將迅速的大麵積淪陷。
“從1996年到2003年，全國耕地從19.51億畝減少到18.51億畝，7年之內淨減少1億畝。"溫家寶在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電視電話工作會議上指出。而之後的近四年，隨著城市化、工業化建設的迅速擴張，農村耕地則更大規模的、迅速的消亡。而在未來，還將有3億畝農民集體土地轉化為國有土地，用於城市化建設所需的房地產、公路配套及工業化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5年中國經濟社會形勢”報告中指出：目前全國約有4000萬失地農民。高國希教授（2004年度）的關於《共同富裕與經濟公正》講演稿指出：“近年來，我國城鄉收入差距也在拉大。現在我國有3000萬城郊農民成為“三無農民”：“無地、無業、無保。”
2007年09月13日，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在舉行的名為“如何認識宏觀經濟形勢”的免費講座上聲稱：為推進城市化建設，中國將有四分之三的農民離開土地、進城打工。也就是說，在中共政府的計劃下，未來還有將近四分之三的農民，將被趕出家園，離開其賴以生存的土地。
2、新的“國有化”圈地運動——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
2007年6月7日，經國務院同意，國家發改委批準重慶市和成都市設立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正式拉開了中國新一輪“土地革命”——新圈地運動的序幕。“以土地換身份”農民居民化，要求農民放棄農民宅基用地使用權與土地承包經營權，實施進城農民承包土地國有化。按每個農民承包一畝地計算，將會有3億畝左右的農村集體土地轉化為國有土地，用於大規模的城市化建設。
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是中共當局主導的新一輪土地盛宴。三億農民進城，三億畝耕地和宅基地國有化，意味著三億農民喪失農村土地與住宅，意味著全國耕地麵積將由18.21億畝減少到16億畝以下。而政府承諾的農民城市住房、社會保障、工作機會，與其說是綜合配套改革方案所設計的美好藍圖，還不如說是誘騙農民上當的巨大畫餅。不說國家現有的城市設施、醫療教育資源、政府的財政社保資源、企業就業機會等等無法滿足這種城市化、國有化轉型所導致的巨大社會需求。僅僅是資本權貴的貪婪與求富心理，都必定演變成抗拒安置失地農民獲得基本生存保障的各種低劣手段與行徑。而中央政府的這種不撥資金、不給政策、鼓勵地方自行探索、勇敢開創的精神，無異於鼓勵地方政府不顧後果的進一步強製拆遷、野蠻圈地。
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剛剛啟動，搶占農民他土地的“小產房”圈地運動就開始了。地方政府及房地產商大打政策擦邊球，重慶、成都、北京等地出現規模化小產房建設。持續熱銷的小產權房，在解決大量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安居問題的同時，再次強化張顯著官商合體城市化的“七宗罪”：占用耕地、破壞農村環境、失地農民無以為生、破壞整體規劃、擾亂房地產市場、滋生村幹部腐敗、漠視法律。
朱明熙說：“中國的第一、第二次土地改革都使農民得到了長期的好處，所以政府也得到了農民的擁護。但是這一次土地改革的情況卻令人‘謹慎旁觀’，我很擔心部分地方官員和商人們為了政績和利益，以‘統籌城鄉’為借口再一次掠奪農民，將他們從土地上趕走，實質卻是新的‘圈地運動’。” 他表示，這些行為如果稍有不慎，將使社會矛盾積累、引發社會反抗和民眾運動，所以全社會都需要警惕“在我死後，哪管他洪水滔天”的情況出現。
二、農民土地國有化的巨大財富動力
“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一個香港商人，告訴了鄧小平這一資本原始積累的訣竅。“賣地生財”運動由此席卷神州大地，形成了持續二十幾年的中國式野蠻圈地“奇跡”。“土地財政”成了地方政府財富積累的最快捷徑。城市國有土地與農村集體所有土地的巨大差價，成了土地國有化、城市化的巨大動力。
1、地方政府向經濟人的轉換——資本原始積累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共當局實行財政體製改革，確立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經濟分配關係，作為獨立出來的經濟體，地方政府得到了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所需的完全自主權。
“地方政府不僅是政治、行政主體，也是經濟主體，他們有擴張財產收益的明確動機和行為。特別是在財政壓力和政績衝動下，地方政府通過土地‘農轉非’，可以大量獲取土地資本增值收益，用於其原始積累。這是‘開發區熱’的實質。”［1］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第十條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並給予補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
農民集體土地→→征收為國有土地→→行政劃撥與出讓。中國土地資源的單向流動性，注定了農民承包集體土地隻能轉化為國有土地，不能逆向轉化，還必須由政府對土地進行征收、確定征收補償價格。由此，低價征收、高價出讓、賣地生財惡招在地方政府創收中成為必然。
財富誘惑、利益動機之下，憲法規定的所謂“公共利益的需要”，變成了永無止境不斷向農民征收土地的“法理依據。中國憲法與法律沒有對其所謂“公共利益”作出具體限定，為地方官商任意詮釋“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名義瘋狂圈占農民土地提供了機會。據2003年16個省、區、市國土部門對各類建設項目用地調查數據顯示，所有征地項目真正用於公共利益的不到10%，絕大部分是經營性用地，如工商業、房地產、學校、企業用地等。
“征地程序不透明、不公平，被征地農民知情權被剝奪，公民財產權利被侵犯。在這種製度籠罩下，集體土地成為政府和開發商斂財的聚寶盆。現行征地製度的實質是從農村和農民身上‘抽血’來積累工業資金，忽視了農民的土地權利。這是社會矛盾凸顯、越級上訪不斷的症結所在。”［2］
2、政府土地征收與出讓的巨大利益
農村問題研究專家溫鐵軍曾測算，擁有土地長期使用權、經營權的農民，在被征土地回報收益中隻得總額的5%－10%；村級集體經濟約得25%－30%，它們一般由村幹部掌握使用；60%－70%最後為鄉鎮政府以及各部門所得，而這隻是征地收益，倘若再高價出讓還可獲取巨額土地增值收益。有些縣級地方財政收入的20%－30%、鄉鎮政府預算外收入的80%，就是來源於土地出讓收益。
一級土地采用的是行政劃撥與協議出讓方式供給，價格相對低廉，二級土地的供給則通過轉讓（實際就是買賣），價格高昂，而且自轉讓以後，土地不斷漲價，因此，相當多的地方，二級市場的土地價格是一級市場的數倍乃至數十倍。政府對在二、三級市場上正常的土地交易，設置了行政審批和許可製度。而在協議供地上，政府可以隨意定價、擅自壓價和減價。這嚴重的擾亂了土地買賣市場，破壞了公平交易。
土地資源壟斷的壟斷與資本的競爭，造就了無數“天價土地”與“地王”。今年五月份以來，僅僅三個月時間，“地王”爭霸大戰席卷神州。萬科、保利、金地、北辰、首創置業等上市地產公司發起了類似豪賭的圈地運動。“7家上市房企在15個城市，投入超300億元，儲地逾1000萬平米。”平均地價3000元/平方米。
這種一夜暴富的財富效應，激起了地方政府及其官商城市化建設的無限激情。野蠻圈地、待價而沽、囤積居奇，導致了大量被征土地的閑置。“開而不發，圈而不用，多征少用”，可謂之為中國式的“圈地運動”。
據中國建設銀行發布的數據，2001年初至2007年5月，開發商累計購置土地22億平方米，實際僅開發完成12.96億平方米,加上近期多個城市成交的地塊，近10億平方米的土地囤積在開發商的手中，足夠供應全國市場5年的開發量。
由此，所謂的國家公共利益，竟然變成了政府官員與開發商的“淘金地”。而無數的失地農民，則從此背井離鄉、顛沛流離，喪失生之育之的土地。已經蛻變為經濟人的中共地方政府，又豈會真正在意失地農民的生死？
三、土地產權革命的必然性與合理性
不在絕望中死亡，就在絕境中爆發！中共地方當局的城市化、土地國有化圈地運動，業已導致了農民集體用地的大麵積蠶食。而新的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計劃，正進一步的圖謀著城市農民工所有的宅基地與耕地。城市就業無門，農村無家可歸，這種暴力強製的農民土地國有化新“圈地運動”，剝奪了農民賴以生存的一切物質資源。如前所敘的農民土地維權抗暴，由此引發。
地權就是人權！財富效應、資本貪婪下的土地國有化，實際上就是農民集體土地的變相權貴私有化。是現代土豪劣紳對農民土地最大規模的野蠻強占。導致這一切發生的原因，正在於中共政府政治製度、土地製度的巨大黑洞。產權歸屬模糊的農村集體所有土地，變成了豺狼爭捕的羔羊：
◆土地產權製度的殘缺不全，農村土地產權革命，正是對這一問題的糾正：“土地產權的核心是土地財產的所有權。中國土地管理中的一個基礎性缺失就是長期以來沒有建立有效的現代土地產權製度：一是缺乏對土地產權（包含土地財產權及他項權利）的明晰界定和解說；二是國有土地所有權主體抽象、虛置，所有人與代理人之間沒有理清界限和責任；三是集體土地所有權有多個主體代表，模糊不清；四是集體土地所有權處於弱勢地位，將集體土地以‘所有權’稱謂之，實乃名不副實。產權製度黑洞正是尋租和腐敗活動猖獗、農民喪失參與製度創設博弈過程的重要根源。”［2］
◆征地補償製度極不合理，既給官商帶來了巨大利益，也引發著農民的不平與反抗：中國的征地補償製度其實就是一種對農民利益明目張膽的掠奪行為，主要表現在：土地收益分配與補償費的偏低，層層瓜分之下，嚴重侵害著農民的土地權益。而對失地農民隻給經濟補償的簡單安置政策，導致失地農民未來生活喪失了居住房屋、生存就業手段、社會保障。幾千萬的三無農民，成為引發社會不安與動蕩的巨大隱患。
第三次農民土地產權革命正是在這種現實絕境下突然爆發。中國失地農民的反抗，由此才具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必然性與合法性。罷免腐敗村官、民主選舉村長、公開村財務賬目、奪回被強占土地、向世界宣告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實現農民自治與自決，土地革命運動可謂氣壯山河、舉世矚目。它為推動中國的政治製度改革與土地產權製度的創新，注入了強大的社會動力。雖然這其中還將有衝突、有動蕩、有流血、有犧牲。但是，我們相信，官商利益驅動的野蠻圈地運動必將失敗，農民的土地產權革命運動必將成功。
在未來的幾年內，將有三股力量推動中國土地所有製的產權革命，一是民間爆發的農民土地產權革命運動；二是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破滅，城市化擴張政策被迫陷入停滯；三是世界糧油價格的大幅上漲，再度引發中共當局對糧食生產、農耕用地保護的重視。唾棄以房地產業為支柱的國家經濟發展思路，遏製不切實際的城市化衝動，把他土地所有權歸還給農民農村，實施國家扶持農業、工業反哺農業政策，走科技創新、產業創新、產業轉型升級的發展道路，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而最終防治中國政治危機、管製危機的的另一個關鍵，還在於地方政府職能的轉換，從與社會爭利的經濟人轉化為單純的政治行政機構；從集球員與裁判於一身的雙重身份轉化成公平競爭市場的公正裁判，這樣才能真正遏製住權力主導、利益衝動的非法圈地傷民暴行，給民生、民權以製度性保障。
注釋：
［1］：摘自鄧聿文的文章《“圈地”惡風隱患須刹住》
［2］：摘自文章《中國土地管理十大弊端或十大不足》
(自由聖火首發稿)
作者：亮劍！， 發表時間：12/16/2007
［文章摘要］：無論站在什麽角度觀察中國的土地問題，人們都會發現，伴隨著城市化建設的大規模推進，中國第三次土地革命已經爆發。政府支持、官商利益驅動的農村集體土地的“國有化”進程，意味著對農民宅基地使用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強製性剝奪，是對農民生存發展權利的革命。而由此引發的群發性農民土地維權，正在迅速擴大為顛覆國有化政策的農民土地革命、開創締造著中國土地所有製的私有化革命進程。
［關鍵詞］：城市化、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小產房、以土地換身份、土地國有化、產權革命
［正文］：
2007年，堪稱中國農民土地產權革命年，十多年來的民間自發農民反野蠻圈地運動，終於演變成一場要求土地產權的製度性革命：
▲流落他鄉、血淚抗爭三十載、唾棄"村集體"土地所有製，恢複農民對土地的私人所有權！12月12日，陝西省大荔縣、華陰市、潼關縣76個行政村7萬回遷農民莊嚴宣告收回被政府官員（現代地主）強占的土地15萬畝。
▲打土豪、分田地、奪回被占土地使用權、收益權、繼承權、處分權、取舍權和要價權！12月9日，黑龍江省富錦市10個鎮72個村4萬失地農民向世界莊嚴宣告，奪回被政府低價強行征收的150萬畝耕地的所有權，挖掘出長春嶺村現代大地主21人。其中富錦市委主管農業副書記郭福山、富錦市委副書記葛其俠等占地均達萬餘畝。
▲清算腐敗、罷免村官、民主選舉、平分土地、財務公開、分權製衡！11月30日，黑龍江富錦市東南岡村村民集體罷免了腐敗村長並依法奪回平分被地方政府官員強占的一千公頃的良田。
▲拒交土地承包費、砸官車、趕貪官！12月3日，富錦上千農民拒交土地承包費。多年來，富錦市政府以辦農場、搞建設等各種名義征收農民土地，但既不上項目，也不歸還土地，而是政府官員霸占，他們把土地層層轉包，農民必須再花高價租地種田。
▲打砸鎮政府、搶掠貪官家財、抗議官員腐敗！5月8日，汕頭市穀饒鎮農民圍攻村幹部、搶劫其住所、到鎮政府示威抗議，要求交待賣地收益去向。
▲抗議黑幫傷人、追討征地賠款、怒燒施工車輛、阻止暴力施工！3月11~13日，汕尾東洲數千村民因阻止發電廠在強占土地上施工，爆流血衝突，3村民重傷。
2007年，我篩選的與強製征地有關、導致大規模流血事件發生的十大官民衝突有：2月4日，廣東潮州所城鎮征地，數千農民抗議，鎮政府內暴力鎮壓；3月7日，湖北隨州征地拆遷，爆發警民衝突；4月13日，成都溫江農民反對強行征地，警民衝突持續；5月8日，汕頭銅盂鎮數百名村民抗議非法賣地、圍攻村委會；6月22日，遼寧失地農民抗議，千警鎮壓，一死一傷；9 月21 日，廣東順德村民反貪示威，連續三個月包圍村委會，阻貪官毀帳簿；10月24日，一個村土地涉及10億損失，佛山順德農民反圈地維權白熱化；10月27日，雲南開化鎮出動武警公安征地打傷數十名村民；10月31日，廣東中山石岐村民抗議十億征地款被侵吞，遭到政府鎮壓；11月8日，400警察鎮壓溫江農民，打傷數十抓走7人。
中國監察部、國土資源部數據顯示：截至2007年初，中國各地共自辦土地違法違規案件22395件，涉及土地32872.84公頃；已查結13059件，涉及土地17500.70公頃。
巨大的利益驅動、嚴重的特權腐敗、可怕的生存危機、激烈的官民對抗，以聯動的群體突發事件的形式，把農民土地所有權問題推向了舉世關注的公共焦點平台，以政治危機、管製危機的形式強製中共中央當局做出選擇。
無論站在什麽角度觀察中國的土地問題，人們都會發現，伴隨著城市化建設的大規模推進，中國第三次土地革命已經爆發。政府支持、官商利益驅動的農村集體土地的“國有化”進程，意味著對農民宅基地使用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強製性剝奪，是對農民生存發展權利的革命。而由此引發的群發性農民土地維權，正在迅速擴大為顛覆國有化政策的農民土地革命、開創締造著中國土地所有製的私有化革命進程。
中國政局動蕩與否，歸根到底就是土地問題。中共奪取政權的契機，正是土豪劣紳對農民土地的大規模兼並與侵占。由此才成就了打土豪、分田地、廢除封建剝削和債務的農民第一次土地革命與中共奪取政權的成功曆史。而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小岡村農民所開創的第二農民土地革命，再次把土地歸還給農民，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的形式，把中國農民從絕境中挽救出來，迅速推動著中國農業的迅速發展與經濟騰飛。
那麽，引發中國第三次土地革命的原因究竟何在？其不可抗拒與阻擋的動力究竟在哪裏？其革命性後果究竟將是災難性的，還是建設性的？土地革命的必然性與合理性何在？
一、農民土地的“國有化”進程
1、未來國有化進程中，四分之三的農民將失去土地
土地革命，總是圍繞著“土地歸公”還是“土地屬民”這一政治界定開展的，而主導土地製度創新的力量，則決定著土地的所有製性質。中共當局改革開放所實踐的城市化、工業化發展思路，注定了城市的無限擴展與城鄉結合部農業用地的迅速消亡；中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注定了政府腳色向經濟人的轉化。政府不再是主持公道、打擊邪惡腐敗的正義力量，不再是自由市場公平競爭的公正裁判，它已墮落成與社會競爭的瘋狂逐利者。在國家暴力主導國有化“圈地運動”中，為社會所有的農村集體用地將迅速的大麵積淪陷。
“從1996年到2003年，全國耕地從19.51億畝減少到18.51億畝，7年之內淨減少1億畝。"溫家寶在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電視電話工作會議上指出。而之後的近四年，隨著城市化、工業化建設的迅速擴張，農村耕地則更大規模的、迅速的消亡。而在未來，還將有3億畝農民集體土地轉化為國有土地，用於城市化建設所需的房地產、公路配套及工業化建設。
中國社會科學院“2005年中國經濟社會形勢”報告中指出：目前全國約有4000萬失地農民。高國希教授（2004年度）的關於《共同富裕與經濟公正》講演稿指出：“近年來，我國城鄉收入差距也在拉大。現在我國有3000萬城郊農民成為“三無農民”：“無地、無業、無保。”
2007年09月13日，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在舉行的名為“如何認識宏觀經濟形勢”的免費講座上聲稱：為推進城市化建設，中國將有四分之三的農民離開土地、進城打工。也就是說，在中共政府的計劃下，未來還有將近四分之三的農民，將被趕出家園，離開其賴以生存的土地。
2、新的“國有化”圈地運動——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
2007年6月7日，經國務院同意，國家發改委批準重慶市和成都市設立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正式拉開了中國新一輪“土地革命”——新圈地運動的序幕。“以土地換身份”農民居民化，要求農民放棄農民宅基用地使用權與土地承包經營權，實施進城農民承包土地國有化。按每個農民承包一畝地計算，將會有3億畝左右的農村集體土地轉化為國有土地，用於大規模的城市化建設。
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是中共當局主導的新一輪土地盛宴。三億農民進城，三億畝耕地和宅基地國有化，意味著三億農民喪失農村土地與住宅，意味著全國耕地麵積將由18.21億畝減少到16億畝以下。而政府承諾的農民城市住房、社會保障、工作機會，與其說是綜合配套改革方案所設計的美好藍圖，還不如說是誘騙農民上當的巨大畫餅。不說國家現有的城市設施、醫療教育資源、政府的財政社保資源、企業就業機會等等無法滿足這種城市化、國有化轉型所導致的巨大社會需求。僅僅是資本權貴的貪婪與求富心理，都必定演變成抗拒安置失地農民獲得基本生存保障的各種低劣手段與行徑。而中央政府的這種不撥資金、不給政策、鼓勵地方自行探索、勇敢開創的精神，無異於鼓勵地方政府不顧後果的進一步強製拆遷、野蠻圈地。
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剛剛啟動，搶占農民他土地的“小產房”圈地運動就開始了。地方政府及房地產商大打政策擦邊球，重慶、成都、北京等地出現規模化小產房建設。持續熱銷的小產權房，在解決大量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安居問題的同時，再次強化張顯著官商合體城市化的“七宗罪”：占用耕地、破壞農村環境、失地農民無以為生、破壞整體規劃、擾亂房地產市場、滋生村幹部腐敗、漠視法律。
朱明熙說：“中國的第一、第二次土地改革都使農民得到了長期的好處，所以政府也得到了農民的擁護。但是這一次土地改革的情況卻令人‘謹慎旁觀’，我很擔心部分地方官員和商人們為了政績和利益，以‘統籌城鄉’為借口再一次掠奪農民，將他們從土地上趕走，實質卻是新的‘圈地運動’。” 他表示，這些行為如果稍有不慎，將使社會矛盾積累、引發社會反抗和民眾運動，所以全社會都需要警惕“在我死後，哪管他洪水滔天”的情況出現。
二、農民土地國有化的巨大財富動力
“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一個香港商人，告訴了鄧小平這一資本原始積累的訣竅。“賣地生財”運動由此席卷神州大地，形成了持續二十幾年的中國式野蠻圈地“奇跡”。“土地財政”成了地方政府財富積累的最快捷徑。城市國有土地與農村集體所有土地的巨大差價，成了土地國有化、城市化的巨大動力。
1、地方政府向經濟人的轉換——資本原始積累
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共當局實行財政體製改革，確立了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經濟分配關係，作為獨立出來的經濟體，地方政府得到了工業化、城市化發展所需的完全自主權。
“地方政府不僅是政治、行政主體，也是經濟主體，他們有擴張財產收益的明確動機和行為。特別是在財政壓力和政績衝動下，地方政府通過土地‘農轉非’，可以大量獲取土地資本增值收益，用於其原始積累。這是‘開發區熱’的實質。”［1］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第十條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農村和城市郊區的土地，除由法律規定屬於國家所有的以外，屬於集體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屬於集體所有。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規定對土地實行征收或者征用並給予補償。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占、買賣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轉讓土地。
農民集體土地→→征收為國有土地→→行政劃撥與出讓。中國土地資源的單向流動性，注定了農民承包集體土地隻能轉化為國有土地，不能逆向轉化，還必須由政府對土地進行征收、確定征收補償價格。由此，低價征收、高價出讓、賣地生財惡招在地方政府創收中成為必然。
財富誘惑、利益動機之下，憲法規定的所謂“公共利益的需要”，變成了永無止境不斷向農民征收土地的“法理依據。中國憲法與法律沒有對其所謂“公共利益”作出具體限定，為地方官商任意詮釋“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名義瘋狂圈占農民土地提供了機會。據2003年16個省、區、市國土部門對各類建設項目用地調查數據顯示，所有征地項目真正用於公共利益的不到10%，絕大部分是經營性用地，如工商業、房地產、學校、企業用地等。
“征地程序不透明、不公平，被征地農民知情權被剝奪，公民財產權利被侵犯。在這種製度籠罩下，集體土地成為政府和開發商斂財的聚寶盆。現行征地製度的實質是從農村和農民身上‘抽血’來積累工業資金，忽視了農民的土地權利。這是社會矛盾凸顯、越級上訪不斷的症結所在。”［2］
2、政府土地征收與出讓的巨大利益
農村問題研究專家溫鐵軍曾測算，擁有土地長期使用權、經營權的農民，在被征土地回報收益中隻得總額的5%－10%；村級集體經濟約得25%－30%，它們一般由村幹部掌握使用；60%－70%最後為鄉鎮政府以及各部門所得，而這隻是征地收益，倘若再高價出讓還可獲取巨額土地增值收益。有些縣級地方財政收入的20%－30%、鄉鎮政府預算外收入的80%，就是來源於土地出讓收益。
一級土地采用的是行政劃撥與協議出讓方式供給，價格相對低廉，二級土地的供給則通過轉讓（實際就是買賣），價格高昂，而且自轉讓以後，土地不斷漲價，因此，相當多的地方，二級市場的土地價格是一級市場的數倍乃至數十倍。政府對在二、三級市場上正常的土地交易，設置了行政審批和許可製度。而在協議供地上，政府可以隨意定價、擅自壓價和減價。這嚴重的擾亂了土地買賣市場，破壞了公平交易。
土地資源壟斷的壟斷與資本的競爭，造就了無數“天價土地”與“地王”。今年五月份以來，僅僅三個月時間，“地王”爭霸大戰席卷神州。萬科、保利、金地、北辰、首創置業等上市地產公司發起了類似豪賭的圈地運動。“7家上市房企在15個城市，投入超300億元，儲地逾1000萬平米。”平均地價3000元/平方米。
這種一夜暴富的財富效應，激起了地方政府及其官商城市化建設的無限激情。野蠻圈地、待價而沽、囤積居奇，導致了大量被征土地的閑置。“開而不發，圈而不用，多征少用”，可謂之為中國式的“圈地運動”。
據中國建設銀行發布的數據，2001年初至2007年5月，開發商累計購置土地22億平方米，實際僅開發完成12.96億平方米,加上近期多個城市成交的地塊，近10億平方米的土地囤積在開發商的手中，足夠供應全國市場5年的開發量。
由此，所謂的國家公共利益，竟然變成了政府官員與開發商的“淘金地”。而無數的失地農民，則從此背井離鄉、顛沛流離，喪失生之育之的土地。已經蛻變為經濟人的中共地方政府，又豈會真正在意失地農民的生死？
三、土地產權革命的必然性與合理性
不在絕望中死亡，就在絕境中爆發！中共地方當局的城市化、土地國有化圈地運動，業已導致了農民集體用地的大麵積蠶食。而新的國家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計劃，正進一步的圖謀著城市農民工所有的宅基地與耕地。城市就業無門，農村無家可歸，這種暴力強製的農民土地國有化新“圈地運動”，剝奪了農民賴以生存的一切物質資源。如前所敘的農民土地維權抗暴，由此引發。
地權就是人權！財富效應、資本貪婪下的土地國有化，實際上就是農民集體土地的變相權貴私有化。是現代土豪劣紳對農民土地最大規模的野蠻強占。導致這一切發生的原因，正在於中共政府政治製度、土地製度的巨大黑洞。產權歸屬模糊的農村集體所有土地，變成了豺狼爭捕的羔羊：
◆土地產權製度的殘缺不全，農村土地產權革命，正是對這一問題的糾正：“土地產權的核心是土地財產的所有權。中國土地管理中的一個基礎性缺失就是長期以來沒有建立有效的現代土地產權製度：一是缺乏對土地產權（包含土地財產權及他項權利）的明晰界定和解說；二是國有土地所有權主體抽象、虛置，所有人與代理人之間沒有理清界限和責任；三是集體土地所有權有多個主體代表，模糊不清；四是集體土地所有權處於弱勢地位，將集體土地以‘所有權’稱謂之，實乃名不副實。產權製度黑洞正是尋租和腐敗活動猖獗、農民喪失參與製度創設博弈過程的重要根源。”［2］
◆征地補償製度極不合理，既給官商帶來了巨大利益，也引發著農民的不平與反抗：中國的征地補償製度其實就是一種對農民利益明目張膽的掠奪行為，主要表現在：土地收益分配與補償費的偏低，層層瓜分之下，嚴重侵害著農民的土地權益。而對失地農民隻給經濟補償的簡單安置政策，導致失地農民未來生活喪失了居住房屋、生存就業手段、社會保障。幾千萬的三無農民，成為引發社會不安與動蕩的巨大隱患。
第三次農民土地產權革命正是在這種現實絕境下突然爆發。中國失地農民的反抗，由此才具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必然性與合法性。罷免腐敗村官、民主選舉村長、公開村財務賬目、奪回被強占土地、向世界宣告農民對土地的所有權、實現農民自治與自決，土地革命運動可謂氣壯山河、舉世矚目。它為推動中國的政治製度改革與土地產權製度的創新，注入了強大的社會動力。雖然這其中還將有衝突、有動蕩、有流血、有犧牲。但是，我們相信，官商利益驅動的野蠻圈地運動必將失敗，農民的土地產權革命運動必將成功。
在未來的幾年內，將有三股力量推動中國土地所有製的產權革命，一是民間爆發的農民土地產權革命運動；二是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破滅，城市化擴張政策被迫陷入停滯；三是世界糧油價格的大幅上漲，再度引發中共當局對糧食生產、農耕用地保護的重視。唾棄以房地產業為支柱的國家經濟發展思路，遏製不切實際的城市化衝動，把他土地所有權歸還給農民農村，實施國家扶持農業、工業反哺農業政策，走科技創新、產業創新、產業轉型升級的發展道路，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而最終防治中國政治危機、管製危機的的另一個關鍵，還在於地方政府職能的轉換，從與社會爭利的經濟人轉化為單純的政治行政機構；從集球員與裁判於一身的雙重身份轉化成公平競爭市場的公正裁判，這樣才能真正遏製住權力主導、利益衝動的非法圈地傷民暴行，給民生、民權以製度性保障。
注釋：
［1］：摘自鄧聿文的文章《“圈地”惡風隱患須刹住》
［2］：摘自文章《中國土地管理十大弊端或十大不足》
(自由聖火首發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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