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是多災多難的一年。周總理去世,唐山地震,毛主席逝世。全國人民在悲痛中慌慌不安地度過了一年。老百姓也都在憂心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反擊右傾翻案風批鄧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與論混亂,人心混亂。
學校裏,學黃帥反潮流,看《絕裂》電影。小學生天天下地勞動,不上課。學校總結,誇誇其談,花兒不實,假大空。
這時,我在農村的三年很快將要結束,個人前途在哪裏?父親走後門給找了毛紡廠每月18元工資的學徒工,讓不要告訴任何人,結果被人家頂替了。母親寫信給她遠在烏魯木齊的叔叔想讓幫我找一工人的位子,回信批評了一大頓,說是萬萬不可以。我心灰意冷,感到前途渺茫。有時以淚洗麵。
不過,大批判還是很積極的。批判文章一篇接一篇。當時,也正有一同級同學在那裏住隊,這個同學在學校時也是他們班的優等生。我、她、以及他,在高中時,分別是三個班的第一名。現在,老同學相幫是不在話下了(沒有談過戀愛,純友誼)。有一次是他安排讓我在一個公捕公判大會上發言,批得是一砍了測量標誌木料當柴火的人,這人判刑後沒有出獄就去世了。他是誰呢?他是我媽的親娘舅。我在階級鬥爭的大風大浪中表現的不錯吧(自嘲)?我沒有辜負高中畢業時班主任老師的叮囑:“在農村廣闊天地裏鍛煉成長。”也就在一九七六年,剛剛十八歲的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懷了滿腔希望,要在一九七七年裏去爭一工農兵大學生的資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