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三年以後的一九六八年， 春節（平時也一樣），家家門上、大門上貼的毛主席像和“忠”字。人人手裏有紅寶書。記得有一次，在小小的煤油燈下，我母親要我看著語錄本，讓她背語錄。她說：我是讀過書的人，又是從不管事的團支書，背語錄這件事要起帶頭作用。
學校裏，老師讓我們報名分兩派。一派是“東方紅“，屬造反派；另一派是”指揮部“。老師和學生隻有我和我二姑姑加入” 指揮部“，其它同學都跟老師一樣參加”東方紅“。學生又根據年齡分為“紅衛兵“和”紅小兵“。我是一”紅小兵“，”紅小兵“就代替了少先隊隊員。
語文課沒有教本，學得毛主席語錄和詩詞。算術學珠算。在我上完三年級後，學校又關門鬧革命一學期，後又停止武鬥，成立革命委員會，複課鬧革命。
文革期間，父親是當權派（能有多大權）。當時“當權派就是走資派。”出去挖草有孩子罵，還到處寫“打倒xxx”。更有氣的是把我們七口人（父親不在內）分到七個生產小隊，秋天，有時，要拿袋子去七個不同的打穀場分口糧。去稍早點，有人說不幹光知道吃。去稍晚了說放在場上還不來吃。每次回到家我告訴我媽媽後，她都告訴我要“忍“。
縣裏武鬥期間，我領我奶奶去探望了我父親。順利通過盤查以後，一路上，我不要她走邊上，怕她踏上地雷。我還帶了母親的一信給父親，聽說主要是關於我妹妹。她當時在母親肚子裏。話說計劃生育，1965年，村上來了北京的醫療隊，開會動員了好幾天讓婦女帶節育環，隻有兩人響應，其中有我母親。後來因為不適，給拿掉了。當時的外籍醫生和教師為那裏做出了不可低估的犧牲與貢獻。我初中時的物理老師和一化學老師，都英年早逝，都是胃癌。是不是因為他們從小的飲食習慣不同於當地的以粗糧為主。還有一次，我的弟弟得了腦膜炎，昏迷不醒，是電話後我父親請來了外地來的醫生劉大夫醫好了病，除了小時頭疼外沒有留下其它後遺症。外地醫生還為那裏培養了遍布各個村莊的保健員，功不可滅。
“太陽出來照四方，毛主席的思想閃金光。。。。。。”是我三嬸在放電影前唱的最好的歌。革命群眾說她唱得好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