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向真：<人物小傳>啟蒙恩師朱凡

《人物小傳》啟蒙恩師朱凡

（2016年11月5日 北京初稿 2024年11月16日 新加坡修改 2016年）

陰曆八月十五那天晚上，京城夜空薄雲遮月，沒能欣賞到中秋月明。之後的九月十五，白天刮了大風，晚上星空如洗、皓月當空，月下漫步，又說起今年是文革爆發50周年，牽出一串回憶…… 命運像一匹難以駕馭的馬，豈肯憑人所願。和我年齡相仿的50後這撥人生不逢時，該念書時動亂停課念不成書，該成就事業時逆淘汰隻能沉底蹉跎，子女讀高校時學費猛增偏遇下崗大潮，年過半百疾病纏身又趕上醫改自費……我們的境遇隨政治起伏而顛沛，隨政策變遷而動蕩，可謂多災多難的一代。 我中學隻念了不滿一年，就爆發了文革十年浩劫，驟然間狂飆席卷，秩序大亂，剛品出一點兒寒窗味道的中學生，忽然掙脫了考試的束縛，樂顛顛扯起造反大旗，火爆爆衝向為所欲為的天地。先是破四舊、大串聯，再是打派仗、下農村，一浪接一浪，一切雖身不由已，一切又義無反顧。 光陰似箭，改革開放後，當知識重新顯露可貴的價值，當形勢重新迫使不甘平庸的人亮出學曆和文憑時，我們如夢方醒，開始惋惜逝去的韶華。我下決心考大學時已迫近而立之年，懷中抱著萌生乳牙的幼子，拚了將近四十天，生生把六年才能學完的課本囫圇個兒咽下肚，終於搭上高等教育的末班車。 上的學不多，能熟記於心的老師也沒幾個，往事大多已被歲月風蝕，變得殘損模糊了。唯有兩名老師以及有關她倆的片段記憶依然清晰。先講我的小學老師，再回憶我的初中老師。 　　當我們班主任那年，朱凡老師剛30多歲，中等偏高的個兒，一頭短發，圓圓的臉上五官端莊生動，笑容親切溫婉。朱老師性情活潑，是教師籃球隊的主力隊員，她愛說愛笑，嗓音略帶沙啞富有磁性，話語既幽默又真誠，最受師生歡迎。朱老師是從西柏坡開始從教的老教師，革命領袖及開國元勳的子女好多都是她教過的學生，每當她講起內戰年代及建國初期的往事時，會場立刻鴉雀無聲，所有人的眼睛全瞪得溜圓。還有件事使她聲譽倍增，三年困難時期，朱老師帶頭削減個人糧食定量，援助學生食堂。三年當中，學生們沒怎麽挨餓，十分明顯的是朱老師等老師們明顯消瘦，紛紛患上營養不良性浮腫病。那時候，老師在我們心目中的高大形象就是這樣實實在在樹立起來的。 我們班淘氣包、搗蛋鬼比較多，升到五年級時，校方對各班老師做了調整，當聽說朱凡老師將到我們班任班主任時，全班同學頓時歡呼雀躍，快樂得忘乎所以。為此，同年級另外三個班的學生整整嫉妒了我們兩年。

　　那兩年，朱老師既當我班的班主任，同時教好幾個班的語文和作文課，從那時起我開始愛上作文了。有一次作文課，朱老師布置給我們的題目是給親友寫一封信，那時我的父母常年駐外，做為長女我負責給父母及親戚寫信，所以我不怵寫信。我很快寫完了一封信，這時朱老師正好走到我身旁，她看了點點頭，俯下身小聲說：“還有不少時間，你可以再寫一篇。”望著老師充滿鼓勵的目光，積極性一躍而起，我馬上提筆又寫了一篇，兩篇作文都得到朱老師認真的批改。對我們每一點一滴的努力和進步，朱老師總是及時給予熱情的誇獎，還有什麽比老師的讚揚更能激發學生的上進心呢?自從朱老師帶我們班以後，全班同學的進步非常顯著。 那兩年，朱老師早起晚歸陪伴著我們，每天晨練與我們一起跑步，晚自習作業完成後，朱老師念報紙上的新聞或趣聞，培養我們關心國家大事的好習慣。有段時間，《北京日報》連載北京市委書記、副市長萬裏與下放到河南西華縣黃泛區農場的兒子萬伯翱的通信，那時城裏人下鄉被官方認可，萬裏率先垂範鼓勵兒子帶頭務農。萬伯翱下鄉前，萬家召開過家庭會，年邁的奶奶流淚表示舍不得，媽媽也不情願，萬裏講明原因後，家人不再阻攔。《北京日報》連載刊登、朱老師跟進朗讀萬裏父子的通信，我們從中了解到萬裏家風和萬伯翱在父親的指導下因任勞任怨而廣獲農民稱讚，我們也第一次注意到坐在我後排的萬曉五是萬裏的小兒子。曉五為人老實低調，不善言談，總穿著哥哥們穿過的打有補丁的舊褲子。我坐在曉武前排，他有時把大長腿伸到前邊，我用小拳頭敲敲，曉武馬上縮回去，他留給我的印象是個本分有教養的男生。 朱老師念信還讓我解開一個小謎團：那幾年父母在新華社駐布加勒斯特分社工作，新近托同事帶回一些小禮物，其中有個很新穎的彩色塑料鉛筆盒，我看到萬曉五新換的鉛筆盒竟然和我的一模一樣，好生奇怪，那時同學們用的都是鐵皮鉛筆盒。朱老師揭開萬曉五身份後，我一下子明白了，因為萬裏當團長率北京市代表團出訪羅馬尼亞剛回國不久。幾年後，父母對我說過萬裏那次出訪，目的是計劃借助歐洲之力提升北京市民的生活水平，我爸爸陪他去了好幾處大企業，建立起彼此間的信任與友誼。萬裏回國後，北京郊區相繼辦起大棚養雞業，有了日用品塑料加工廠（曉五和我的塑料鉛筆盒是中羅簽訂合作協議時羅方送的禮品）。萬裏還督辦起東方紅煉油廠，家用煤氣爐有了，煤氣灶架子也好辦，隻差煤氣爐盤沒能解決，萬裏有求助，我爸媽趕緊把分社用的煤氣灶爐盤拆下來用小紙箱裝好，開車到黑海岸邊的康斯坦察市，趕在中國“黎明號”遠洋輪船啟航前送了回國。萬裏托人送給我爸爸一塊北京手表廠出產的鍍金表殼禮品手表，爸爸戴了許多年。1966年9月爸媽回到北京，北京機關宿舍大院裏已經用上煤氣做飯，看到家裏的煤氣灶，媽媽曾驚訝地喊道“老於你來看，和咱倆送的一模一樣！” 朱老師的言行拉近了師生間和同學間的距離，她很注重建立我們學習與生活的好習慣，使學生們受益終生。育英小學是寄宿製，常有學生因周末家中無人照顧，星期六也不回家，學校老師輪流加班，在周六周日兩夜一天中照料留校學生。有一次我和幾個孩子留校，輪到朱老師值班，星期天炊事員家裏臨時有事不能開夥，朱老師請我們到她家裏吃飯。朱老師和她的大女兒清清姐姐包餃子，我們幾個孩子和朱老師的小女兒在一旁嬉笑打鬧。當我看見朱老師頻頻用慈愛的眼光朝我們望著，頓覺格外溫暖，心裏甜滋滋的。 吃完飯，朱老師發現我們兩個女生的頭發髒了，就張羅著燒水為我們洗頭。她一邊用溫暖柔軟的雙手在我頭上揉搓，一邊告訴我怎麽才能把頭發洗淨。當她用一塊大毛巾為我擦去發上的水跡時，我聞到老師身上那股母親特有的香暖的氣息，想起遠在歐洲的媽媽，鼻子一酸淚唰地流下來。朱老師說了聲“傻丫頭”，又用毛巾為我擦淚，不知怎麽我叫了聲“媽媽”一頭撲進了朱老師的懷裏…… 1965年小學畢業前，朱老師代替我的父母幫我填報中學誌願，第一誌願師大女附中，第二誌願女一中，第三誌願朱老師斟酌後填寫了北京49中。記得朱老師告訴我“49中接受部分女生住校，教學質量也不錯，錄取分數比較低，適合保底。”結果我與可以住校的當時最好的兩所女校失之交臂，因小學升學考試，我語文發揮正常，96分；數學共10道題，最後一道題我已經快算好了，旁邊座位的同學一個勁兒催問我一道他不會的題，教室裏有兩位監考老師，我艱難地瞄空把解題步驟告訴他，沒料到為此延誤了時間，最後一題的答案沒來及寫到卷麵上，鈴聲響起必須交卷，每題10分，數學我隻得了90分。整個暑假期間我心情沮喪，終於拿到錄取通知書，我被第三誌願錄取，家住海澱區的我進入崇文區一所中學。即便如此，我也感激朱老師，陰差陽錯幫我在崇文區見證了文革的血腥與暴虐，保留下一份獨特的曆史記錄。 朱凡老師退休前在呼和浩特市一中任教那幾年，我經常撥通電話和朱老師聊天，有一次我問“文革初期迫害老師，您挨過整嗎？”朱老師避重就輕對我說“學生們對我還好，我沒受什麽大罪。”我心想“您這麽愛護學生，誰舍得打罵您呀。”冒出這個念頭，並沒說出口，隨著老師聊別的話題去了。那期間有一次“鳳凰衛視”為她舉辦過一個專場會，請來一些育英的學生和朱老師座談，當時我在外地開會沒能參加。2007年春天朱老師來北京時，我見到她依然健朗，70多歲像60來歲的麵相，讓我好開心！ 

朱老師離世前的2009年教師節，最後一次和我班幾個同學合影，坐前排中間的是朱老師和我。 2010年1月1日突然傳來朱老師逝世的噩耗，哀傷如喪考妣。追悼會在八寶山召開，朱老師在北京的學生們紛紛趕去參加。那天我遇到學哥楊小平（育英學校老校友聯誼會第一任會長，第二任胡木英，第三任胡德華，第四現任鄧小燕），那之前我們剛一起去江蘇探訪新四軍各師、遊擊大隊和軍部所在故地，從北邊徐州一路南下到高淳縣，途中與比我高十屆的楊小平大哥挺聊得來，追悼會重逢，知道朱老師也曾是他的班主任。那天告別儀式後，我沒把自己當外人，與家屬一起參加了焚燒遺物的祭奠環節。 微信熱絡起來後，我陸續參入幾個微信群，在以清華老校友為主體的“真話群”巧遇朱凡老師的長女清清姐，欣喜地發現我倆誌同道合。2019年春我和清清姐在北京見麵聊天，我才知道文革前，正好是朱老師教完第13屆的我們班之後就調離了育英小學，受聘到內蒙古呼和浩特中學教書。清清姐感慨道“幸虧媽媽文革前離開育英，育英學校整人太狠毒了，造反派慫恿高年級學生把趙惠伍等校領導和“有曆史問題”的老師摁進噴水池泥水中，還逼迫他們吞下大頭針和糞便……” 這事我也了解一些，與我同住新華社宿舍大院、低我一屆的育英校友陸小雅曾寫過文章刊登在《炎黃春秋》期刊上，記錄下育英學校造反派和部分高年級學生毫無人性迫害毒打校領導和老師的暴行，醒悟的陸小雅公開反思並率先道歉，所以我和清清姐一樣慶幸朱老師及時離開了育英學校。清清姐還告訴我朱老師在文革期間也挨過整，隻是不跟家人說，後來才知道朱老師挨整過程中曾得到幾名中學生的保護，才“沒有被整的很慘”。 這些年來，朱凡老師的女兒清清姐與我一直保持著聯係，成為可以互訴衷腸的好友，當年啟蒙恩師之情被互聯網以新形式延續下來，不能不說是命運賜給我的一份厚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