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 REMEMBRANCE 第 356 期 2024 年 8 月 10 日
【懷人】
周實,我的文字恩人
李南央(美)
不知不覺中步入了生命的夕陽,可怎麽著也不覺得真就這麽老了。回想一下,已經寫過不少一生中遇到過的人,隻是有一個人我一直記著必須寫,可一直沒有寫,那就是周實。
一晃小四年了,我還是沒動筆。這次提筆還債,是因為有人把我貶損得極為不堪,讓我念及周實最初對我文字的肯定和持續至今的鼓勵,實在是我的文字恩人。一股強烈的衝動,該寫了。
一
父親的第二任妻子張玉珍,是反訴李南央和斯坦福大學“李銳資料案”的原告,有三位證人最近出來為她作證,集中於李南央品質惡劣,水準低下,斯坦福大學胡佛所收藏李銳資料,並聘李南央為客座研究員是上了她的當,受了她的騙。
第一位證人是我的妹妹範茂,她說:天底下沒有比李南央更卑鄙的女兒了,寫自己的母親,為進胡佛造勢,靠出賣自己父母的隱私獲取金錢和榮譽。
另一位證人是作家奚青,他說:李南央的語文水平非常低,她居然把“詩詞”寫成“詩辭”,讓李銳很看不起她。李銳對我說過:她連中學水平都沒有。
最後一位證人是黃與群,他先花了二十多分鍾介紹爺爺黃興的曆史地位,然後說:李南央品行惡劣,嘩眾取寵,靠寫親人的隱私顯示自己是多麽的坦蕩和正義,達到自己繼承李家事業,成為中國民主旗手的企圖。李南央是有政治野心的,妄圖幹涉中國的曆史進程。
二
當下的中國大陸,60 歲以下知道周實這個名字的人大概寥寥無幾,但是他任主編時的《書屋》曾經是讀者趨之若鶩的一本飄著奇異墨香的雜誌。2000 年 1月 17 日父親在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話:
《書屋》第一期周澤雄《說說毛澤東詩詞》寫得甚好。從詩詞本身規律包括格律探討,遠不如古人。“千裏冰封,萬裏雪飄”,“裏”字重複。數詞研究,數詞用 194 處,每首 2.8 個,“萬”34,“千”24,“百”16……一直統計到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億,幾等。第9 節說毛是“魄性的詩”,感性、知性均不如古人也。詩的享受不多。此期篇篇可讀,強過《讀書》多多。
《書屋》那時創刊隻有 5 年,是個湖南省的省級期刊。而《讀書》創刊於 1955年,名《讀書月報》,1960 年後停刊,1979 年複刊,改名《讀書》。比《書屋》整整早了 40 年,且地處北京,是大名鼎鼎的三聯書店主辦的全國性月刊。1995年,湖南省新聞出版局將周實從湖南文藝出版社調到局裏創辦《書屋》。此前,他曾在湖南文藝出版社任過《芙蓉》編輯部副主任、文化藝術室主任、小說室主任、副社長。
《書屋》一經問世,便被父親京城的朋友捧卷在手,李慎之先生更是好文章首選《書屋》發表。我還知道母親抗敵演劇九隊時的同伴,早已遠離政治圈的徐煒、吳淞夫婦,我的曾任商業部部長秘書,也早就不再跟政治打交道的姨父,都是月初必下樓到街邊書攤購買《書屋》,而攤主們常常會告訴他們:“來晚了,賣完了。”都說雜誌的主編是雜誌的靈魂,41 歲的周實兼有詩人的韻味和知青一代從底層觀察社會、認識社會的思想積澱和獲得機遇便一往無前的開創精神,他的《書屋》自然要脫穎而出。在中國大陸,人的命運往往不由自己掌握,但是機會確實會對有準備的人更為眷顧。周實的上任也給了與文壇無緣的我意外的機遇。
三
我的職業是機械工程師,專注於加速器磁鐵的設計和製作,是在父親不斷的督促下才開始試著寫下點兒什麽的。1990 年我第一次出國,被中科院高能所外派到歐洲的核能研究中心工作、學習。父親寫信對我說:“在外時間長了,就可中外對比(曆史、文化、社會、經濟、政治直到家庭生活,人際往來),寫點有意義的東西。你的文字能力不太強,但可努力,讀他人作品時,有意留神,學他人之長。”
我後來到了美國,1993 年陪同父親參加了科羅拉多大學召開的中國問題研討會,之後寫了篇短文,戈揚女士幫我介紹給了香港的《開放》雜誌。盡管在文章中我寫了同父親發生的爭論,但是父親看到文章後寫信鼓勵我:“我已記不得我駁了你以後,你還回答了。這篇文字較好。中文要寫得好,必須多讀點書,尤其要讀點《古文觀止》之類。中文是世界獨創高級文字,漢文要拚音化不可能也無必要。西方漢學家早有此見解。文章總的寫得有感情,在海外當然容易引起反響。《讀書》主編從港刊看到後,來信稱讚此文。因此想在該刊登載一篇介紹我的專文。你的文字簡練的,望堅持寫下去。”
翌年 1 月,父親又寫信來敦促我:“一個人活在世界上,70 歲隻有約 60 萬小時,真正用於工作的約 20 萬小時,能否留下一點為後人有益的東西,還得靠文字(科學發明也得靠文字留傳)。”
我終於在 1997 年寫出了第一篇可以稱為“作品”的“長長短短談母親”的草稿,寄給了父親,他很快寫了回信:
小妹:
文章完全寫事實,也有跌宕,甚好。(最好分節加小標題)我稍有文字修飾,訂正一些人、事、時的出入(如解放前不能用“總理”代周恩來)。題目可否改為“談談我的母親”,更確切可用“我有這樣(一個)的母親”(仍是中性詞,“一個”即可能有貶義)。那麽,第一段就得改寫一下。
我將按照父親意見修改後的稿子發給了《開放》雜誌的金鍾先生,他即刊用在那年最後一期上,隻是將文章的題目改成《六十年恩怨情仇》,還加了一段保爾·柯察金關於人生的名言,讓我感到有點無可奈何。我不知道的是,這篇文章被那時互聯網上大概不是唯一,也是唯二的一個中文網轉發了,引起了極大的爭議。有一天就接到中文網上的名寫手趙無眠先生的一封電郵,說他想將我的“母親”文介紹給國內的《書屋》雜誌發表,問我是否同意。我哪裏有不同意的道理呢,文章本來就是寫給大陸人看的呀。可惜我沒有保留下那些最初的電子郵件,模糊記得周實先生在來電中告訴我,文章需根據大陸的環境做些刪動。我說盡管刪,但是請刊出前讓我看一下。周實真就發來經他編輯過的文章,一行行看下去,心裏不覺越來越亮。他確實刪除了我的一些文字,但是保留下來的一字未改,僅隻調整了敘述的順序,我的顯得有些拉雜的原稿,居然變得十分的順暢且圓潤了。
四
文章在 1999 年 3 月《書屋》發表後,立即被國內很多的刊物和文摘報、周報轉載,我全然不知。直到有一天上海的徐煒阿姨來信批評我怎麽用了那樣的題目寫自己的母親,我才知道“母親”一文被上海的一張小報改了題目轉載了。再後來,回國出差,父親拉我去一個他的老朋友們的聚餐,於光遠伯伯在座,說在河南的一份刊物上讀到了我寫“母親”的文章。看我一臉的茫然,便說:“我找來送你一本。”過了幾天去父親家,他遞給我一本《南腔北調》說:“光遠送給你的。”謝天謝地,這份雜誌規規矩矩地照錄了《書屋》的原文,還附有一篇曹河的評論《李銳的女兒說母親——也是“鐵屋中的呐喊”》。
讓我深感意外的是,《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居然獲得了由 1999 年書屋讀者評出的“讀書獎”。其實有點“貪天之功”,如果不是周實的編輯,那篇文章大概是不會獲此殊榮的。獎牌在今人眼光下顯得十分寒酸,但是我一直喜歡它的古樸,放在書房裏,時時望過去,就感到一種激勵。
獎牌最上麵是書屋印章,左側刻著“屋不在大”,右側刻著“有書則靈”。下麵的內容是:
李南央先生:
尊作《我有這樣一個母親》獲得書屋雜誌1999年度(第三屆)讀書獎,特頒此證,以資紀念。
書屋雜誌社
2000 年 2 月
在說好、說壞,在很多知名人士根本不能接受我的“母親”一文的國內大環境下,周實在 2001 年的 1 月號《書屋》上刊登了我的《答讀者問》,接著在 6 月號編輯了一本“特刊”,收集了王若水先生和朱正、鍾叔河、李冰封三位湖南大手筆對“母親”一文分析、肯定的文章。誰知,這竟是周實任主編的最後一輯,此後不久,他在 50 歲的年紀上就被退休了。
五
2013 年 7 月《李銳口述往事》一書在香港出版了,我們一家四口從香港出版社取了給父親李銳和給采錄、策劃人丁東的幾十本樣書飛回北京,被機場海關悉數扣留。但縱使天網恢恢,卻疏而有漏,12 月 15 日美國淩晨 1:46am 收到周實的電郵:“剛給你寫信要《李銳口述往事》的電子文本,今天下午就收到了朱正從北京背回來的你父親送我們的簽名本(朱正、鍾叔河、李冰封、周實)。這書來得真不容易,一定好好拜讀。方便時,你代我向你父親謝謝一聲。衷心地祝你一切都好。”
十三分鍾之後,周實又發來一電:“隨手翻了幾頁,趕緊想對你說的是:是一本了不得的書,值得一看,要好好看。”
後來北京第三中級法院受理了我狀告北京海關扣書的官司,可就是拖著不開庭,我便一月一篇“跟進”,報道與案件有關的信息和我的思考。每篇跟進發出後,總是第一個收到周實的反饋,少則一個稱讚的表情包,多則幾行字。第十五篇跟進“路漫漫其修遠”周實的回複屬於“多則”:
南央:跟進十五看了。感覺是:以前是秀才碰了兵,有理講不清。到了你這裏,人家是兵碰了秀才,有理講不清了。
第二十七篇跟進“專權統治下的個人抉擇”發出後,又多得了周實的幾個字:
南央,之 27,早看了,之所以未及時回複,是因為我覺得你的之所以能立案已是我們的法院對你格外的開恩了,你是有特殊待遇的人呀!
我與周實便你來我往了幾封電郵:
周實,你說的沒錯,可是杜導正、李銳、炎黃春秋(背後有田紀雲、胡啟立、胡耀邦的兒子……)牽扯到的人,應該比我更要享受到特殊待遇,法院卻拒絕立案。我還是覺得如果放到今天,我的案子是不會被立的。三年來,習近平的權力腐敗已經到了肆無忌憚的地步。所以我得更加珍惜所得到的機會,跟習的毛氏專製較勁到底。
南央,還是你說得對,寫吧,寫到最後成一本書,書名就叫《較勁到底》。
有你這話,我就沒有退路了,必須做好。
你能做好這件事。
我得一直拉著你看我的文章,有你的認可,我心裏有底。另外還有一位我的小學同學杜厚勤,退休前是山西出版社的編輯,他的關注和支持也讓我心裏有底。你們兩位都是十分平和、總在思考的人。
2014 年 2 月,我的文集《我的父親李銳》在香港出版,奚青、黃與群、趙來群三位 10 月 7 日在“五柳村”網上發表了“李銳訪談錄——關於《我的父親李銳》一書”,這篇“訪談”現在是張玉珍反訴李南央和斯坦福大學的最重要的證據之一。11 月 5 日,我收到周實的電郵:“今日從鍾叔河處拿到了你的新書《我的父親李銳》,真好,很漂亮的書,喜歡,值得一看,為你高興。你的便條也看了。是啊,不過,不管情況如何變化,我們已活到這個年紀了,隨什麽好像都能‘淡定’地看待和對待了。”
我的心一下子就“淡定”了。
2019 年 2 月 16 日父親去世,3 月 18 日繼母張玉珍發來電郵,口氣尚和緩地說在清理遺物時發現父親的日記、信件和工作筆記不知所終,希望共同商議遺物之事。我當然知道郵件是誰發給我的,父親家沒有電腦,即使有,張玉珍也不會用。很快“共同商議”成為“過去時”,同一郵箱又發來 4 月2 日北京西城法院簽發的受理張玉珍起訴李南央通知書和她的律師張金澎 4 月 5 日簽發的代理函。
我別無選擇,重閱父親的日記及與父親的來往信函,動手寫《我有這樣一個繼母》。書成後,我給周實發去了電郵:“我想請你為《我有這樣一個繼母》寫一篇序,你是將我的《我有這樣一個母親》推薦到大陸的第一位雜誌主編,這麽多年,你一直支持我的寫作,並理解我的寫作。”
周實隻回了我一行字:“好的,南央,請發過來!”
隻一天,周實就發來他的“序”:我全文錄在這裏:
李南央倔強,這是肯定的。不然,她就不會寫《我有這樣一個母親》和這本《我有這樣一個繼母》了。
倔強的人,不拐彎,說人論事,不看場合,不瞧臉色,不會“宜粗不宜細”,隻會扭住自己想的,自己親眼所看見的,自己親身所經曆的,有一說一,有二說二,不知世上還有“大局”,隻會死死盯著那些無關“本質”的“雞毛蒜皮”,說呀,說呀,掰開,捏碎,仿佛就在“如數家珍”。
然而,事情奇怪得很,她越這樣“如數家珍”,越是如此“雞毛蒜皮”,我們就越看見“本質”,看見那個所謂“大局”。你說奇怪不奇怪?
為什嗎?你說,這究竟是為什嗎?
我認真地想了想,除了前麵說的倔強,還有兩個字,那就是誠實,寫母親是這樣,寫繼母是這樣,寫父親是這樣,寫自己還這樣,件件,樁樁,都不回避,一絲半點也不粉飾。
正因她倔強,再加上誠實,所以,她的文字真實,真實得令你震驚又無奈,感到人事的詭異荒謬。
記得一九九九年,《書屋》雜誌第三期,發了她的“母親”之後,我還編過一本書,書名叫作《齊人物論》,書中對她的這篇文字,有一段簡短的評論:
也許她一輩子隻有這一篇文章留世,就像她一輩子隻能有這樣一位母親。但這也夠了,李南央的“母親”讓人大長見識,大開眼界,也大感沉痛。妙的是作者的筆墨具有可貴的“良史”特質,據實道來,裁剪工細,那是厚積薄發、一氣嗬成的文字信物。以大愛寫真情,開創了中國散文寫母親的新紀元。
今天,再看她的“繼母”,覺得也和“母親”一樣,也是一篇使你讀後,仍會不時想起的文字。
20 年前,周實在《書屋》上發表了我的關於母親的文章,因為他看重那篇文章“良史”的特質;20 年後他肯定我寫繼母的書,同樣是因為“文字的真實”。
“真實”在中國是個禁區,父親寫的《廬山會議實錄》1989 年 2 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和春秋出版社共同內部發行,後來河南人民出版社又出過三個增訂版。胡錦濤上台後,此書被徹底禁印。隻能在香港出版的《李銳口述往事》,被海關扣留,至今不開庭審理我的“民告官”,也因為這本書的真實。我的很多“跟進”文章發出後,常會收到一些朋友好心的勸說:這個不該寫,這樣寫不好得罪人,最好這麽寫……但是因為有周實篇篇不落的反饋,知道他相信我寫的真實,認可我表述的誠實,便不為那些“好心”所動。於我,即便天下人均以為不可,而唯有周實認同,也就夠了。何況父親生前的湖南好友朱正先生、鍾叔河先生、李冰封先生都說:“李銳後繼有人”。楊繼繩先生也說過:“南央是天底下最孝順的女兒。”張玉珍證人們的惡言惡語打錯了靶子,我繼續幹自己該幹的事兒就是了。
周實曾給我寫過下麵的文字:
如今,文化是變了,要反抗不容易,轉型時期,商業衝擊,觀念混亂,也許是曆史的必然吧。這是一個魚龍混雜的時代,善於投機者才能得意揚揚,過得好的。堅守者隻能受困了。我到美國不可能了,據說,他們不準我出國。而其實,我又做了什麽呢?隻編了一本《書屋》罷了。
書總是能出的,不要灰心,人有人的命運,書也有。
這是文化與德性的浸潤,一生能交上周實這樣淡如水的朋友,足矣!
補記:
文章寫好後,我照例先請周實過目,請他確認文中記述事實無誤。他給我寫來一首詩《青春的白發》,我在他的詩中加了一句:“因為我們用筆留下了曾經”,周實按我的節奏改如下:
青春的白發
隨著生命的不斷流逝
所有屬於我們的東西
自然都會很快消失
我們麵對這種消失
淡淡一笑
接受
順從
這非絕望
也非衰老
沒有淒涼和淡漠
有的隻是我們用筆
所留下的那些曾經
那是我們青春的白發
在夕陽中
迎著晚風
2024-5-23 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