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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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秘書日記的歸屬 中美間一場關於“曆史紀念碑”的法律之戰
據信北京是這場旨在封鎖共產黨高層內幕訴訟的幕後推手
艾米·霍金斯 資深中國問題記者
2024.8.18（星期日）
1989 年 6 月 4 日淩晨，中共老黨員李銳站在北京市中心長安街公寓的陽台上。他看到坦克駛向天安門廣場。 數周以來，多達一百萬抗議者在北京廣場和平集會，要求進行政治改革。但他們失敗了。相反，正如李銳從他獨特的有利位置觀察到的那樣，軍隊開火，造成數千名平民死亡。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嚴重的大屠殺。“士兵們用機槍亂射，有時向地麵射擊，有時向天空射擊，”李銳在日記中寫道，一個“黑色的周末”。這一曆史事件不過是中國政府一直試圖係統地扭曲和抹去的上千曆史事件中的一個。很少有人，尤其是像李這樣的人，從 1938 年到 2018 年，一絲不苟，日複一日地詳細地記錄下中國曆史動蕩年代中他自己的親身經曆。現在，這些日記成了一場激烈訴訟的焦點，該訴訟將於周一開庭審理。
李銳生於 1917 年，年輕時是個理想主義者，後來加入了共產黨。1949 年共產黨奪取政權後，他一步步晉升，於 1958 年成為毛澤東的私人秘書。但好景不長。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中，李銳遭受政治迫害，包括被單獨監禁八年多（南央注：此處與事實有出入，李銳是1959年廬山會議後即被開除黨籍，受到迫害）。直到 1976 年毛澤東去世，（南央注：毛澤東去世兩年多後的1979年初）李銳才重返黨內高層。他後來成為自由派、改革派中最直言不諱的成員之一，從內部觀察了他所熟悉的習近平的統治下，壓製異見的情況愈演愈烈。
因此，李銳的這些日記是至關重要的檔案。“無論怎麽強調它們的重要性都不為過，”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約瑟夫·托裏吉安 (Joseph Torigian) 表示。本周一，加利福尼亞州的一家法院（而不是中國）將開庭審理李銳日記歸屬權一案，這是自李銳於 2019 年 2 月去世（享年 101 歲）後，五年以來圍繞著他的精神遺產的法律糾紛的高潮。
在李銳去世前的幾年裏，居住在美國的女兒李南央一直在掃描、抄錄和編目父親的資料，並最終將它們轉移到胡佛研究所，該研究所是美國最大的中共曆史檔案館。李南央和斯坦福大學聲稱，這是李銳的意願。例如，李銳在他2017 年 1 月 30 日的日記中記述了與妻子張玉珍討論“我的日記問題”的談話，張玉珍說：“同意我的決定……讓胡佛保留日記。”但是 2019 年 3 月 21 日，李銳遺孀的律師卻寫信給斯坦福大學，聲稱她擁有這些日記，並要求歸還。這位 89 歲的老人很快在北京提起訴訟，稱她是李銳遺產的合法繼承人。同年5 月，斯坦福大學在加州提起訴訟，要求撤銷張玉珍對這些資料的所有權。世界頂級大學與一位年邁寡婦之間的法律糾紛由此展開。斯坦福大學認為，這位寡婦不過是中國政府的幌子，如今已年逾九旬的張女士為何要花費數年時間和數百萬美元爭奪一批日記？
張女士的律師沒有回應采訪請求，隻是表示，這些資料事關隱私，辯稱，這些材料含有“非常隱私”的內容，包括“私人親密內容的通信”。對張玉珍隱私的“持續侵犯”已造成對她“嚴重的情感困擾”。 但其他人對此表示懷疑。斯坦福大學的律師辯稱：“種種跡象表明……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在幕後操縱這場訴訟。簡而言之，張女士沒有能力支付她聘請的律師費。”張女士的律師否認中國政府有任何幹預。
“這完全是為了控製，”伊恩·約翰遜 (Ian Johnson) 說，他曾寫過一本關於類似李銳那樣的一些非官方中國曆史學家的書。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領導下，黨明確表示“不能允許對過去發生的事情有不同的敘述”。 在許多國家，政治領導人的日記會被存放在檔案館中，供研究人員或公眾查閱。在中國，情況恰恰相反。2013 年，習近平警告不要“曆史虛無主義”。對於曆史學家來說，這意味著，在一段相對開放的時期之後，檔案館一個接一個地被關閉。2012 年，外交部檔案館即被突然關閉，次年重新開放時，90% 的材料已被刪改。 這使得李銳的日記對研究者來說更具有特別的價值。
“細節令人難以置信，”曆史學家弗蘭克·馮客說。關於精英政治的見解隱藏在他在遊泳池裏遊了多少圈、晚上起床上多少次廁所的筆記中。僅就記述了那些國內事務的細節而言，馮客說，李銳日記在今天的中國向公眾開放即是一件無法想像的事情。“當你壟斷權力時，你就會對保密產生癡迷。”
李銳敏銳地意識到了這種趨勢。2013 年，他在一次采訪中說：“黨內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機密材料……我聽說它們全都燒掉了。”斯坦福大學利用李銳的這些談話聊天，證明將他的文字資料保存在胡佛研究所是他本人的意願。但張的律師在李銳的不少文字和采訪中找到了他們自己的證據。2014 年，李銳[在接受一次參訪時]說：“李南央是李南央，我是我，我的想法和觀點眾所周知，並在我的書籍和文章中都有表達。李南央是我的女兒，但她不能代表我，我也不允許她代表我。”
李南央本人是中共的激烈批評者，她並不否認自己和父親並不總是意見一致。“他想救黨。這不是我的想法……但這並不表明我父親不會和我合作[捐贈]他的史料。” 張否認將李銳日記隱藏起來不讓公眾知道是一種密謀。她的法律訴訟文件指出，她隻是要求歸還李銳手寫的原始日記，而不是胡佛存有的全部文件，胡佛可以自由地為研究人員複印。（南央：張玉珍在中國法庭的訴訟標是李銳資料原件，那時中共並不知道胡佛還存有李銳日記的掃描件和錄入件等其他形式的資料。當胡佛在2019年4月22日舉辦了李銳資料發佈會後，中共了解到了其他形式資料的存在，在美國提起的反訴中，張玉珍將所有形式的李銳資料都包括在了要求歸還的訴訟標內。）
但曆史學家表示，原始手稿至關重要，尤其是在曆史存在爭議時。“手寫日記至關重要，”馮客說。“因為，最終，這才是整個事情的依據。可信度取決於此。” 李銳“應該知道 [日記] 在中國公開有多難，”約翰遜說。“我認為他非常想把它們捐給胡佛。”
李去世時沒有留下遺囑。他的女兒說，這是因為如果他公開自己的意願，包括正式公證遺囑，他將麵臨政府的麻煩。張的律師引用了一份[打印的]遺囑草稿，其中李銳說他的子女“不得參與出版我的日記”。斯坦福大學表示從未見過這份草稿的證據。北京一家法院很久以前就判決張勝訴。李南央的妹妹在北京提起了第二起訴訟，要求歸還與他們的母親（李銳的第一任妻子）有關的文件，法庭判決歸還這些材料。但是40 個裝滿李銳密密麻麻的手跡，記錄了 20 世紀中國戲劇性且常常令人沮喪的發展的箱子，目前仍存放在斯坦福大學。一些法律專家指出，本周的審判其實隻是一個簡單的問題，即美國法院是否應該尊重外國司法管轄區的裁決。但對於學者來說，風險是無法承擔之高。馮客稱這些日記是“曆史的紀念碑”。
（李南央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