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儷生（1917年~2007年），山東省安丘市人。著名曆史學家、教育家，蘭州大學曆史係教授。1934年入清華大學外語係就讀，積極參加一二·九運動。1935年加入左翼作家聯盟，1937年參加山西新軍任營指導員，後曆任濟南市政府秘書、中國科學院編譯處副處長，東北師範大學、山東大學、蘭州大學教授。早年從事蘇聯文學翻譯和革命文學創作，以馮夷等筆名發表過不少譯作、劇本和小說。後專於中國土地製度史和中國農民戰爭史。晚年專攻先秦文化，探討中國文化的源頭。
趙儷生點評25位中國現代名人
我18歲那年初識張申府先生，記得他身材較高，方臉膛，微胖，穿一身考究的西服，嚴整的打著領帶，用一口並不濃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講課。一次到他的辦公室去，看到他正把兩條腿架在書桌上讀雜誌，這樣的架勢，像是後來看到的丘吉爾和尼克鬆照片中的形象。那時，他在清華大學是教《邏輯學》的教授，但當時還“吃不開”，此前卻是大人物，曾是中國共產黨巴黎支部、柏林支部的創建者，黃埔一期生入學口試的主持人。他的《邏輯》課很少講邏輯學，而是罵蔣介石，成為熱門的政治論壇。聽他課的人不外兩部分，一部分是保持著自己見解從擁護或者反對立場上來挑揀他的政治論點的，另一部分則是來混學分的。他的課繳上一份讀書筆記，沒有不及格的。有一天，上課從不點名的張先生突然點起名來，原來他收到一封信，畫上有人舉槍在向張先生射擊。上麵，一行大標語“第三黨萬歲！”
“誰寫的？請站出來！”他聲色俱厲地說，課堂上鴉雀無聲。好半天，張先生的語調緩和了。“說我是第三黨，大概由於我認識鄧演達先生吧？可在此前，我早在莫斯科認識了蔣介石先生，又在柏林認識了朱德先生，那麽，怎麽來定我的黨派呢？我申明，我是學哲學的，像蘇格拉底一樣，從來不怕死。”“一二·九”運動，他是幕後領導人之一，後被捕，清華教授會還通過決議開除了他。解放後見過他一次，那時他因發表過“劃江而治”的議論，不符合“宜將剩勇追窮寇”的意旨，早被“一抹到底”了。1983年4月，曾去看過他一次，他的記憶已全然模糊，師生一見麵，就傻乎乎的問“你四十幾了？”已不能談什麽了。1987年春，我以“交流學者”的身份訪問美國，張申府的研究者舒衡哲告訴我，“劃江而治”的背景是李宗仁。她又說，張申府曾親口說過，當年李大釗是北大圖書館館長，張是館長室秘書，有一次毛澤東交來由他繕寫的材料，可能繕寫的工整程度令李不滿意吧？李叫張轉告毛重繕一遍。張回憶說，他非常客氣地對毛說：“請拿回去重作一遍。”他看到對方的臉上露出了不愉快的神色。後來，我讀到一本陳伯達的書，說陳初到延安與毛見麵，當毛得知陳是從北平來的，即刻打聽張申府的下落。足見毛先生是一直將張惦記在心的。九十年代報刊上很捧他，也許因為在《紅樓夢》上蒙過冤屈，替他平反平反。但當時我對這位老師卻尊重不起來。個兒是矮的，眼睛是斜的，小平頭，一襲藍布大褂。初開學的晚會上，他獻演《活捉》，他演張三郎，夫人演閻婆惜，夫妻二人的昆劇修養是夠好的，但看後心裏總不是味。去聽課，繁征博引，甚至引到“先曾祖曲園先生曰”，做學問就做學問吧，引先曾列祖有什麽必要？！ 朱自清佩弦先生，溫文爾雅，深通人情世故，人望很高。我們同學辦的刊物請他寫文章，從不推辭，而且文稿工工整整，一如其人。但到他課堂上聽，一門《陶潛》，一門《李賀》，是兩個工作量最輕的題目，而且講不出東西來。我們同學私下裏常常評頭論足，說“講出東西來”和“講不出東西來”，是老師中間的一條分水嶺。真正能講出東西的是聞一多，第一次見他時印象是厚發清臒、鼻上架有銀絲眼鏡的中年人。聞先生在青島大學任教授時，曾被學生轟過，說他“不學無術”，這對他是個刺激據說當時支持聞先生的隻有一個人，那就是在他無窗室中苦吟著生活烙印的臧克家。聞先生本是新月派詩人，在美國是學舞台設計的，現在又教起《詩經》《楚辭》，自不免有功力不到的地方，所以他一回到清華就拚命下功夫，許多蠅頭細字的讀書筆記都是這時候寫出來的。他也搞考據，搞訓詁，但比所有的訓詁學家都有高明之處，是在沉潛之餘，還有見解，有議論，這對我們學生來說，啟發很大。於是，我們一下就把聞先生愛上了，大家爭著選修或旁聽他的課，主要是從他的講課中窺察他的治學方法，聞先生一下子在清華園走了紅。但他是有脾氣的，同學們也都小心翼翼的。他喜歡查類書，我們也跟著查類書；他講神話，不免多涉及兩漢的讖緯之書，我們也跟著熟悉一些讖緯。到了西南聯大，聞先生的學問來了個大躍進，他通過《周易》研究，把古代民俗、古代社會經濟、甲骨文、訓詁文字凝練到一起了，寫出了《周易義證類纂》那樣精絕的著作。我中年本是搞“農民戰爭史”和“土地製度史”的，那是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結果。晚年，又不知不覺地回到“先秦文化史”上來，在聞先生死後若幹年，又一次“受教”於他，感到他的研究實在太精湛了。
我和聞先生之間，除去學業的的傳遞，還有他對我人格上的的熏陶。我在山西參加抗日部隊時，曾給聞先生寫過一封信，向他報告遊擊隊的生活花絮。他從雲南晉寧用蠅頭小楷給我回了一封信。這時候，也正是他學術達到最醇練的時刻。這封信我珍藏下來，捐贈給先生遺著的編委會了。 具體引導我參加到革命外圍的，是趙德尊。他是遼寧人，小矮胖子，從來不發脾氣，是外語係比我高一級的學生，喜歡寫一些短文章，筆名羅白。此人後來成了高崗的秘書長，黑龍江省委書記，《毛選》第五卷中提到高崗手下有五虎將“張、張、趙、馬、郭”的“趙”就是他了。他在1935年組建“左翼作家聯盟”清華園小組，成員有王瑤、鄭天翔、趙儷生、馮契……這是秘密組織，還需要有個公開的名目，於是又組織了“國防文藝社”，又擴大改組為“清華文學會”。這是一個以“左聯”為核心的統一戰線群眾團體，我被推選為主席，陳國良（即陳落）為副主席。
王瑤喜歡搞文藝理論，愛讀普列漢諾夫和盧那察爾斯基的書，愛寫書評和文學評論與論戰的文章，我們叫他“小胡風”。1939年我在陝西乾州教中學時，王瑤來看過我，他是從淪陷區混在許多山西商人隊裏到大後方來的，不久以後，他又到遙遠的大西南去拿大學文憑和研究生文憑去了。後來聽人說王瑤很惡劣，他自從被以蔣南翔為書記的清華園支部開除出黨後，就回到家鄉 “隱居”起來了，在日本統治下表現很模糊。抗日部隊曾找過他兩次讓他“出山”，第一次被拒絕了，第二次甚至說出“下次不要再來，家裏住著太君，再來就要報告了”這樣的話。可是在《王瑤先生紀念文集》中，卻說王瑤當時曾去找過抗日部隊，組織不在，等了一個多月就回家了。當然，兵荒馬亂之中，事情會有些周折，但無論如何周折，這兩種說法總不會如此“徑庭”。王瑤兄是山西平遙人，這個地方在政治上與金融上都是不尋常的。這種在操業上和曆史上積澱下來的嫻於計算的明敏，不能說一點也沒有沾染到王兄身上。
聞（一多）師母高真女士曾喜孜孜給我們講過一個與王瑤有關的故事，說有一天聞老師下課回家，把書包一摔半天才發話：“咳，咳，我真慚愧呀，當了這些年教授連一個女學生都沒拐上手，你看王瑤，才當了一年多國文教師，就拐上一個女學生跑了！”我們一聽，原來是講笑話。其實，這個“拐”字，有點委屈了王瑤夫婦，據我所知，王瑤的夫人杜琇女士當時也是冒著生命危險跟王瑤出走的，因為她的父親是盧漢手下保衛人員的頭頭，堅決反對這場婚姻，他們倆是躲進運送貨物大卡車的篷布裏，才幸免於難。聞先生用了一個“拐”字，隻不過是“語不驚人誓不休”罷了！
馮契出生於浙江諸暨，我們同學常開玩笑，說那是出西施的地方，可馮兄出自農家，性格內向，在大學一二年級時就不聲不吭的啃大本大本的西洋版康德和斯賓諾莎，很快就被老師器重。馮友蘭老師講《中國哲學史》課，每講到認為淋漓盡興的時候，總是向班上說：“密密密斯忒兒馮馮馮寶麟，你你有什麽意見？”引得我們一教室的人即新奇又嫉妒，整個教室七八十人，你的眼睛就直瞧得上一個馮寶麟？我們隻有“叨陪末座”？從中可以看出，馮契的脫穎而出，已經被老有城府的馮老先生覺察了。馮契一輩子保有黨員身份，但不是一個激進主義者，似乎是一個天生的學者，溫柔內向，早年寫詩，喜歡思維。他的導師是金嶽霖，提起他，今天真是煊赫的大宗師了。在我的印象裏，那是一個行動很古怪、內心很詭譎的老人。在哲學派別上，他篤信美國的邏輯分析主義，在我看來，這是一條鑽牛角鑽不出所以然的死胡同。試觀死鑽數理邏輯的沈有鼎鑽成半瘋，就可以思過半矣。四十年代中期，金和馮師徒在昆明一個小村莊裏進行了傳承，金的一套本領不但被馮學到了，還察覺到邏輯分析主義的不足之處，但靠自然科學的方式還不行，還要有人文科學的方法，於是將中國的“天人合一”的觀念注入進去，使自己晚年的造詣達到了一個新高度。當年老先生們對“密密密斯忒兒馮”的估量沒有落空，真的出台了一個大角色！
榮高棠現在是大人物了，當年叫榮千祥，專門領導大家唱歌演戲的。北平有一種行當，叫賣梨膏糖的，叫賣的調子特別優雅婉轉，榮千祥學來了，編入了救亡內容，大家都愛聽。久而久之，“榮千祥”三字轉晦，“梨膏糖”三字反而無人不知，他後來的“榮高棠”二字，實由此而來。
在一二·九後期，記得蔣南翔到我房間來。他說，“你人很誠實，在搏鬥中表現英勇，這說明你革命熱情很充沛，但是革命熱情是多變的，它還需要組織的保證。”我明白了。他是在啟發我，要我提出參加黨的申請。我說，“容我考慮考慮。”過了些日子，我去找他說，“我讀列寧傳，讀到馬爾托夫的事。馬爾托夫主張，有些知識分子可以邀請到黨內作為黨的賓客，而不需要他們遵守什麽組織性、紀律性。列寧狠狠批評了馬爾托夫。馬爾托夫是孟什維克，當時肅反，‘契卡’已經把馬爾托夫列入被肅的黑名單了，列寧卻弄來一張車票叫女秘書送去，讓馬爾托夫逃往西歐。事後，列寧想起馬爾托夫說，多麽精致的知識分子呀。我讀過後，總覺得自己有點像馬爾托夫。我走不成布爾什維克的道路，我受不了嚴格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我願意做一個全心全意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同時又是一個自由主義者。”1946年冬，我到開封河南大學拜訪文學院院長、文史係主任嵇文甫先生，此前，我曾讀過他的一本《左派王學》。嵇先生跟北大、清華我常見的西服革履的教授們完全不一樣打扮，他長袍馬褂，翁頭棉鞋，一派理學家的裝束。家裏一切清簡，不講究擺設，也沒多少書籍。但他談起學術來卻有滔滔之勢，記得我在一篇文章裏曾借用《世說新語》中的話來形容他，“吐嘉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當時嵇先生由於思想新穎，正受到種種限製，當時他所住院落的臨街牆上，就刷著偽河南保安司令部政訓處的標語：“紛雜錯綜的思想必須糾正！”正在苦悶寂寞之際，我們一連談了三夜，“引為同道”。記得他講的是孫奇逢，我談得是“關中三李”，這兩個話題結合在一起，不就是一部17世紀的北方文化史嗎？第二年我到該係任教，《明清思想史》是嵇先生留下的課，我接著從黃梨洲、顧亭林、王船山、顏習齋講起，後來發表的《清初四大學派》，就是那時的講稿。
嵇先生河南汲縣人，北大畢業，三十幾歲時去過蘇聯，所以不喜歡瑣瑣言教，他的學術路子很大，於學無所不窺。他常說，他不是不會作考據，但對許多瑣節考據家很瞧不起。他曾經馮友蘭引薦，在清華、北大講過課，但對當時赫赫負盛名的“諸沈”、“諸馬”很不抱好感。這樣，他又回中州來了。嵇先生晚年，幾乎全部從政，頗有意於“政術學”的研究，身兼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河南省副省長、鄭大校長等職，而迄未見留下成品。
華北大學是以範文瀾為校長北方大學與以成仿吾為校長的華北革命大學合並而成的，改組後兩人任副校長，由吳玉章擔任校長。範文瀾先生原籍浙江，因祖上在河南湯陰做官，所以生活習慣上是北方人的味道。多年來，他是在北平女子文理學院教史學、文學、訓詁學的挺古板的教授，可由於賦性偏激，所以早在共產黨“左”以前，他已經“左”起來了（這一點與魯迅相似）。他寫文章罵孔子，罵宋明理學，罵朱熹，罵佛學，都很偏激。到延安以後，他很受尊重，當毛澤東講“年輕人應該起來打到老年人”、“這是曆史的規律”的那場講演時，他就在座，毛還加了“範老你是專家，我講的不對你可要糾正呀”那樣的話。範老在延安就寫起他的《中國通史簡編》，我曾有緣讀到本書的初版本（而不是一次又一次的修訂本）。其中寫到曆代統治者的殘暴荒淫與無恥。問題是像配方一樣，這殘暴荒淫與無恥究竟應該占多大比列？它是不是曆史的全部？除此以外占更大比例的，應該是人類社會美好的希望與前瞻。所有的這些話都是在背後嘰嘰喳喳，可我把它帶到了長春，經人揭發，後來成為一條罪狀。
他是一個倔老頭，當年“創造社”翻譯法德詩歌散文時的才華，已經蕩然無存了，隻剩下當年罵“文學研究會”、罵茅盾為“群鬼”的那股橫勁了。在正定華北大學有一天，討論到進北平接管大專院校和文化部門時，讓教師都要到文管會報到，有人提議像陳寅恪，眼睛看不清楚了，身體也很衰弱，由家屬或朋友代替報到就行了。這時，成仿吾副校長用宏亮的湖南話發話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到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機關來報到，來辦理登記，一定要親自來，本人來，不得有別人代替，因為……”他特別提高了聲音說“這是個態度問題！”這高亢的湖南話，聽起來特別刺耳，會場上鴉雀無聲。我當時內心活動很多，這是把自己當作征服者，把知識分子當成被征服者，要他們“迎降”，在文管會門口辦一個受降儀式吧？於是，我發言了。我說十月革命後，俄國知識分子可比中國知識分子凶得多，囂張得多，像巴甫洛夫，開口閉口罵布爾什維克是“匪幫”，可列寧怎麽樣呢？他隔幾天就拿著黑麵包和黑魚子醬來看望巴甫洛夫。他罵，列寧並不把他抓起來，也不同他吵，而是耐心的等他回心轉意，替蘇維埃共和國工作。我說，“這一切，值得我們大家學習”接著又提高嗓音說“特別是值得成校長學習！”這一句話，可把馬蜂窩給戳下了，會場上依舊是鴉雀無聲。三天後，我接到了調離華北大學的通知。
葉丁易，安徽懷寧人，在蔣管區時他在四川三台的東北大學中文係任教授，比較大個的民主人士，給人一種“第一號人物”的印象。他可能有些自命不凡，脫離群眾，所以四周的人對他有些閑言碎語，如說他找吳玉章校長要求配勤務員，如說他批評範老的《簡編》，隻不過是拾掇自趙甌北的《廿二史劄記》等等。開國之初，他到蘇聯講課，因腦溢血死在莫斯科大學了。
最妙的人兒數他了。他屬河北滄州鹽山的榮家，是大家。他應是最老的黨員，可當時不是，黨籍被開除掉了。這不能不追溯到延安時代，那時他是延安師範的教導主任，延安師範奉中央命令，校址要與西北局調換，學生們不同意，榮的“小農意識”也出來作祟，“為什麽我們辛苦一場的打好的窯洞要讓給高麻子？”於是興起風潮，教員罷教，學生罷課，由榮執筆起草了《上毛主席書》。隔一日，毛的批示下來，四個大字，“豈有此理”。群眾歡騰了，“毛主席都說西北局豈有此理嘛！”誰知周揚到來，代表邊區教育廳宣布延師解散、停課整風，榮孟源停職反省。老榮的黨籍就這麽丟掉了。所以他滿腦子裝著“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這一類牢騷話。
何思敬是另一位相當妙的人，他曾是中央派駐李宗仁那裏的代表，這種身份是很高的，如南漢宸就是派駐楊虎城那裏的代表。何那時老了，替他設了一個“國際法研究室”，隻他孤單一人，純是“因人設事”的性質。記得每在大院子裏開會，一班人蹲坐在地上，獨“何老”讓勤務員搬一架圈手椅，每當辯論到問題焦點時，他總是揮舞雙手，高聲喊著“這是個原則性問題！”黃華是他的女婿，聽說晚年就住在外交部長家裏。
王綿第也是怪人，他的兒子是鼎鼎大名的作家王蒙，他晚年就住在文化部長的家裏。此人與張岱年似乎是老朋友和好朋友，因為張的《學術自傳》裏幾次敘述到王綿第，張的劃右派言論裏有一條說，王的曆史早已交代清楚，交代清楚可以不批不鬥，但北大在“三反”運動中又把王綿第鬥了，張替他鳴放了一下，就化為右派了。王這個人德文極好，隻是按照北京人的說法有些“鼬”。
王先生是山東日照人，他的學曆，隻是青島德國人辦的禮賢學院，而且學的是工程，他平生的學術成就，都是以家學淵源為基礎而自學起來的。獻唐先生在搶救文獻資料、文物上對文化事業的貢獻，是不容易為一般人所了解的，更不為剛剛入城的那些槍杆子幹部所了解。如《穆天子傳》是汲塚竹書之一種，1930年有海源閣藏書樓散出，各書肆包括日本書商爭相搶購，當時閻錫山的晉軍又打入山東，獻唐以一月的俸錢於“炮聲隱隱，市語倉皇”中購歸，以免書流域外。再如，乾嘉間的《詩切》與《同文尚書》，學術界多年隻聞其名，未見其書，每每引以為憾。其家藏稿遲至盧溝橋事變後始願求售。獻唐先生輾轉尋覓，抗戰時又運轉後方四川萬縣租賃十數山洞貯藏，始得以流傳後世，有了今天齊魯書社之影印本行世。還有，南宋末年的內廷供奉汪水雲，曾隨二帝北擄，遺詩240首，是一部南宋亡國的詩史，曆來各家流傳的本子很多，獻唐先生約集當時學者柳詒徵、王重民等，合力校勘，終成佳本流傳於世。又如，清道鹹年間山東萊陽學者周夢白的《倦遊庵槧記》，其書稿也是由獻唐先生以900銀元買下運往四川萬縣山洞內得以保存下來的。
王獻唐有癲癇病，曾在北平協和醫院做過開顱手術，偶然犯病時會猝然摔倒。他賦性狂氣，情趣幽默，經常放口臧否古今人物，妙語連珠。但由於他的堂弟王崇武是解放前濟南市市長、軍統局的濟南站站長。為此，我常常看到獻唐先生受到糾纏盤問的麻煩，他猝然倒地的次數也就愈來愈多。這對一個老學者來說，實在是一種摧殘。
何幹之廣東人，因寫了《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二書而知名。他是老黨員，但每逢運動他都是“運動員”；運動一過，又立刻是“紅色教授”的尖子；可下次運動一來，他又是“運動員” 了。這一點，我終身不明白。他在史論結合上，給了我不少教益。文 革後期，得知何幹之在北京郊區蘇家坨公社勞動時，因心肌梗塞突然發作，撂下手中的鐵鍬，躺在公路上就死去了。嗚呼……
我從小對他的文章有好感，所以一開始對他並無反感。反感，是到北京科學院以後的事。我是院長副院長學習小組組長，曾親眼看見他拍著桌子訓斥吳有訓和陶孟和。吳有火性，不服，跳起腳來同他吵；陶則安安穩穩地承受這種淩辱，其狀甚慘。於立群當時並不是科學院人員，但也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郭老背後幫腔，說三道四。我忍不住了，就給《人民日報》寫信，說有情況要反映，他們打電話約我晚七點到報社，當時還沒有錄音機，有四五台打字機圍在我身邊啪啦啪啦地打。但最讓我吃驚的是，事隔一月，我收到一封回信，前一段是“應酬”，後一段“但是”就厲害了（一個“但書”，毛澤東就幾次闡發過“但書”的重要作用），說毛主席教導說，假如拿敵對的態度對待同誌的話，那麽自己的立場就不知不覺站到敵人那方麵去了。好家夥，這不是說，誰給郭沫若提意見，誰就是反革命嗎？可惜的是，這封複信文 革中被抄走了，不然的話，我一定影印出來 “立此存照”的。
另一場衝突是為了我請他寫的一篇文章，題目是《蜥蜴的惡夢》，文中不點名的罵了董作賓和郭寶?，說這樣的人隻好到台灣去“殉葬”。這一下，我們犯難了，董是去了台灣，罵他“殉葬”關係不大，可郭還在考古所任研究員，這樣罵合適嗎？我就問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氣的說，“你們嫌不好，給我拿回來，別的報刊會要的！”沒有別的辦法，“原樣照登”就是了。我的氣越憋越厲害，當時才三十二三歲，火氣盛，就接連寫了三封信：辭職！當然，郭沫若也不是吃素的，叫人交給我一張便條：“編譯局編譯趙儷生三次請辭，礙難再留，應予照準。郭沫若”。這樣，我這一輩子跟“創造社”的兩員主將各碰了一下，但都是以鄙人的失敗而告終。我失敗了，但精神是愉快的。
高亨先生是東北人，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首屆畢業生，跟王國維先生精研經籍訓詁之學，對《周易》有精湛的研究，主張研究《周易》一定要把《經》《傳》分開，互不幹擾。高亨除去《周易》外，還長於諸子之書的訓詁。找訓詁學者，除唐蘭之外，就數他了。可是高亨有嚴重曆史問題，那就是他在蔣介石快完蛋的前夜，擔任了東北戡亂委員這個職務。真是搞起學問來那麽聰明的人，在政治麵前，竟如此糊塗。他還親自到東北來“蒞”了一次位，看到炮火連天，事無可為，才狼狽跑回了重慶。解放後，他要回東北桑梓服務，未獲準。隻好另投青島，被山東大學的華崗校長聘用了。
現在距離華崗死在濟南雁翅山下的監獄中轉眼30多年了，平反昭雪的會也早開過，他是一個老資格的革命家，1937年清華地下黨秘密傳播的一本小冊子《一九二五——一九二七中國大革命史（簡本）》，著者就是華崗。他是一個學者型的人，長期在白區工作，當年從國民黨反省院一出來，就被任命為《新華日報》總編輯，但圍繞他的一生，一直還是眾說紛紜。一個活了69歲的人，平生坐了23年的牢，而其中十五年竟是坐的共產黨的牢，並且最後慘死於牢底。他是一個書生氣很重的人，不善於料理生活，所以一生也充滿了不幸。他的第一個夫人與他是同誌，還同在一個黨小組，小組三個人，另一個是邵荃麟，後來成為著名作家，又因為提倡寫中間人物而被批判。大革命時期，華崗被逮捕，他的夫人正在護理患病的邵荃麟，結果同誌的愛轉變成夫妻的愛，這件事令華崗終生遺憾。後來他到北京開會遇見邵，兩個人擦身而過，不打招呼。文 革期間，華崗在監 獄裏與殺人犯、盜竊犯睡在一起，而且還要受這些人鬥爭毆打，最後死在一條空蕩蕩的土炕上，身無完衣，體無完膚，大小便淋漓在屍體四周，房內洋溢著一股惡臭……一代革命家，一代理論家，下場如此。
韋君宜原籍湖北，家在天津，原名魏蓁一。人極聰明，個兒偏矮，不漂亮。抗日軍興，她嫁給了也是我們同學的孫世實。不幸，孫很快在一次敵機轟炸中遇難了。她又嫁給了楊述，即楊德基，也是學運起家的大人物。1987年，已有五十年不通音訊的韋君宜來信，寄來一本《一二·九運動史要》，囑我讀後寫一書評。我的意見集中在“反對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和右傾投降主義”上，我認為不應該再給哪些活著或死去的人頭上扣這樣的帽子。他們不過是革命陣營中個別的“持不同政見者”，是革命列車在半路上下車的旅客；但他們當年都是極優秀的青年，並且洞察了“左”傾關門主義之危害的人。在反關門主義的時候，他們可能有過遊離大局的一偏之間，這在今天是允許的。我把這些意見，直言不諱地寫給了韋君宜，她回信說：“你那些高見自然無法發表。”“因為我們搞這一本書，非個人一家之言”就是說，這本書是代表組織的，故難以容納個人意見。由此，我對“個人”與組織的關係，又一次受到了教育。
學運時，有兩個領喊口號的人，其中一個是曆史係的丁則良。1953年在青島，握手時握到了他，他已是東北大學曆史係主任，我說：“我們不僅是清華十級的同班同學，還是一二九運動中手拉手的戰友哪！”他突然低下頭壓低了聲音說：“慚愧，我走了彎路！”這句話我百思不得其解，後來才知道丁曾進入組織又因政見不和退了出來，後來又知道他有一段在針對新中國的外國電台幹過。1957年春夏之交，他從巴基斯坦參加全世界史學年會飛回北京，東北方麵已經派人守候著，叫他回校交代問題，那時，他住在周一良家，留下一封遺書，就投未名湖自絕了。丁死後，東北人大還開了定案批鬥會，丁的胞弟丁則民教授還登台批判。這種現象一點不奇怪，川大蒙文通教授死後的批鬥會上，由蒙的兒子蒙默登台批判；在晉西北興縣的土改大會上，用繩子牽著父親的鼻子拉著遊街的是晉綏行政委員會主任、共產黨員牛冠蔭，其父是當地的首富，開明紳士，在縣城有四萬白洋的買賣，曾捐款一萬元抗戰，成為邊區參議會議員。解放後，牛冠蔭曾任全國供銷合作社總社主任
童書業是一個絕頂聰明但被扭曲的人。我要從另一個角度來寫童，他平生弱點，就在一個“怕”字。有六怕，怕失業，怕雷電，怕空襲，怕傳染病，怕癌，怕運動。還有人補充兩條，怕地震，怕蔣記反攻大陸。這裏的運動，是指政治運動，每次運動前奏的吹風會後，童的臉馬上就像煙灰一樣的顏色。肅反時，山大曆史係有三個大反革命，童書業是其一，說他有血債，一夜之間殺了一千個共產黨員。我知道童先生看見殺雞都嚇得捂著臉，怎麽會一夜之間殺一千個共產黨員呢？運動收尾階段，突然發生了一件新鮮事，我妻子正在午睡，我三歲的女兒意外發現一個瘦老頭跪在媽媽床前，此人正是童書業。原來他有一份厚厚的“交代材料——童書業供狀”在黨委組織部，運動過去了，他又想索回毀掉，可又不敢自己去要，想求我代他去要，又不敢當麵提出，所以想到我的妻子，就出了這怪相。他的“交代材料”說有一個受美國情報局指揮的、隱藏大陸很久很深的，以研究曆史地理繪製地圖為幌子的反革命集團，其最高首腦是顧頡剛，上海代理人是楊寬，山東代理人是王仲犖，東北代理人是林誌純，其中還有一句是“我和趙儷生也是其中的成員。”他既害別人，又害自己，是精神變態的鐵證。
就在蔣介石叫喊要反攻大陸的那年，童的神經又緊張起來了，他找到當時山大曆史係的黨支部書記，說：“他們來了，首先要抓我，用槍口對準我的胸口，要我帶他們去搜捕共產黨員。你知道我是膽小怕死的，我不能不帶他們去抓你。但我和你約好，當我到你窗口時我拚命咳嗽，你聽到後馬上躲起來就是了。”這簡直是比小孩還幼稚的話語，可文 革一來，對他的第一張大字報就是“童書業有變天思想。”在山東大學“牛鬼蛇神”拔草時，別人都是蹲著拔，紅衛兵隻允許兩個人帶板凳，一個是馮沅君，因她是小腳，另一個是童書業，因為他有病。到後來連板凳都坐不住了，是躺著拔的。童死後，還有人幸災樂禍地說：“又替人民節省了二百多人民幣！”楊聯陞是高我一屆的大學同學，在學校住一棟宿舍。1987年我作為訪問學者到美國，別人告訴我，楊在哈佛的學術地位非常高，是哈佛學術委員會的委員。電話裏，楊用中國話說：“聽說你來了，但是我隻能告訴你，第一我不能到旅館看望你，第二我不能請你到家裏或館子裏吃飯，因為美國史學年會就要開了，我的若幹弟子都要來，我老了，接待不動，擋了他們的駕，怎麽好單獨接待你呢？”我告訴他，這些都無所謂，但我困居旅館，不習慣吃西餐，又不習慣打美國電話，情況困難，希望有所解救。楊發話了，電話裏聲色俱厲：“又不能吃西餐，又不能打電話，我問你，你到我們美國來幹什麽？像你這樣的人到美國來，隻能給中國人丟人！”
我忍不住了：“楊聯陞同學，丟人二字可是你先出口的，下麵就要容我來說了。記得盧溝橋炮響的第二天早晨，我們二人在清華門口說過的幾句話。你說這一來要各分東西了。不久我去了太原，在山西新軍打了兩年的鬼子，彈片至今還留在腿裏；可是你卻在中美處於不友好的時候跑到了美國，替侵華軍當了軍師。試問，咱們二人誰丟人？”在美國，還見到楊聯陞的一部論文集，胡適寫得序，好大的口氣，說他的文章都是英文寫的，是由他的弟子某某教授翻譯成中文的。
趙儷生先生的人生經曆，是一代人的典型。先生的秉性風骨，就讓許多話隻有他說出來了，而大多已帶進墳墓。為此，力薦一部先生與其夫人生前合著的《趙儷生高昭一夫婦回憶錄》。本書最大特色就是真，一些民國時、建國後的神話，在二老回憶下，可以不攻自破。先生不諱言，不矯飾。雖然有時候坦率得令人難堪，卻爆了很多猛料，讀起來過癮：建國後在中科院硬杠院長郭沫若，連寫三辭呈；清華園名師眾生相，不再是以往“高大上”，成了知識分子的官場現形記，可以編進新中國版《儒林外史》……而二老快人快語，屢有發人深省語句，值得玩味再三。很多個人之間，個人與組織之間的恩怨，一些迂直的話，更能作為時代見證。因此，夫婦倆的回憶錄，也是某種意義上的收藏書。秦暉：先生對於我是有殊恩的。我一生最大的機遇就是能夠師從趙先生。但作為學者，先生所給予我的又豈止於“機遇”而已。錢理群：讀趙、高回憶錄，立刻聯想起這幾年連續去世的老人，他們大都是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那一代人，這就意味著，中國現代史上，學貫中西古今，有文人趣味的一代人都遠行了。
“ 我願意做一個全心全意的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同時又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有個性！
祝珊瑚姐新周愉快！
中國那個時代是最為人才濟濟的，北洋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