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去台北，主要是去查檔案。可是實際上，在台灣，既沒有政府頒布的檔案法，也沒有作為公共事業的檔案館。唯一的一家所謂“檔案館”，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自己創辦的。這說起來似乎有點離奇，但事實如此。
沒有檔案館，有點曆史原因。中國傳統上就沒有檔案館之說。編修曆史向來就是當政者的特權，普通人哪裏有看檔案寫曆史的資格？無論是當年的北京政府，還是後來的南京政府，都繼承了這一傳統，最多也就是成立一個國史館，收藏一些並不十分重要的檔案，找些禦用文人根據上麵的要求來編寫曆史罷了。最重要的、最核心的檔案，還要保存在當政者自己的手裏。
國民黨退到台灣以後，蔣介石依舊照此辦理，最重要的檔案由自己的侍從室掌管，密級稍低一些檔案交由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保管，一般性的政府事務檔案則成立了一個國史館來保存。由於當初從大陸撤退時過於匆忙，有些檔案運抵台灣，無人照管，比如部分北京政府的外交檔案之類，成立中研院近史所之後，就被近史所收藏起來，於是乎近史所仿照西方模式建立了一個檔案館。但這樣一來，在台灣看檔案也就變成了一件比較麻煩的事情。因為它那裏沒有一個像大陸、俄國和美國那樣的成係統的檔案館網絡，可以按照時期或門類集中保管和查閱檔案。大陸搞檔案館，是建國以後跟蘇聯人學的。北京第一曆史檔案館主要保管清朝中央政府的曆史檔案，南京第二曆史檔案館主要保管南京政府的曆史檔案，北京中央檔案館（含國家檔案館）主要保管中共中央係統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曆史檔案，軍事檔案館主要保管軍隊係統的檔案。另外各省市還有各省市自己的檔案館，負責保管本地黨和政府的曆史檔案。根據檔案法的規定，中央及各級政府和各部門超過一定時限的檔案資料，均應分別交由上述檔案館進行保管，並應在檔案形成30年以後陸續解密，提供研究者查閱和利用。
在台灣，由於沒有檔案法，政府部門各行其事，願交就交，不交拉倒，甚至誰願收就交誰。因此，目前台灣僅收藏其在大陸階段的曆史檔案的部門，至少就不少於6個。一是國史館；二是黨史會；三是史政局；四是外交部；五是調查局；六是近史所檔案館。另外像教育部等各部會也有自己的檔案保管部門。除黨史會目前主要收藏國民黨的曆史檔案，和調查局主要收藏情偵資料以外，其他各處收藏的檔案門類則互有交叉。雖然國史館嚴格說來是政府檔案最主要的收藏點，但要查某一個部門的檔案，光跑一個國史館有時並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或者該部門未將已過時的檔案全部移交，或者它將部分檔案轉交給了其他方麵，比如近史所檔案館。
沒有檔案法，又沒有正規的檔案館，是否學者查閱利用檔案就很困難呢？情況並非如此。大概這也是台灣眾多令人稱奇的地方之一吧。
到台北的第二天，我就在近史所參加了一個“檔案與曆史研究”的研討會。研討會嘛，自然是學者們各談各的題目，相互交流學術觀點。引人注目的是，國史館、黨史會、史政局等收藏檔案的部門均有最高負責人帶多人來參加。1995年在台北時，也見過同樣的陣式。而他們參加會議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來聽取學者們對他們各自部門工作的意見。和我在1995年那次看到的情況有些不同的是，這一次學者們對這些單位的批評似乎不像上次那麽多。相反，很少講客套話，喜歡放炮的眾多台北學者，這回對上述單位服務工作雖然仍有直率的批評，但明顯地多了一些讚許之辭。比較大陸的檔案機關從不與學術界發生關係的情況，不禁讓人感慨係之。
其實，台北這些收藏檔案的部門也多是屬於政府行政部門之列，屬於官本位體製，它們完全可以像大陸的檔案部門那樣與學術界“老死不相往來”，甚至拒人於千裏之外，反正烏紗的大小與對學者和公眾的服務態度的好壞無關。但近幾年來，台灣搞所謂“民主化”從某一個方麵也加強了輿論監督的地位，以為上級服務為能事的官本位體製受到一定程度的抑製。聽台北的學者講，包括國史館、黨史會、史政局在內的各個檔案收藏部門，過去許多怠慢學者的衙門作風這幾年都大大改變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學者們可以在報紙上乃至在議會中公開批評。這不僅會影響到這些部門的形象、官員的升遷，還會影響到要由議會批準的行政撥款。
台北這些收藏檔案的部門服務改善到了什麽程度？在會上我聽說，有學者去看檔案，他們的工作人員甚至會給你倒咖啡喝。哇，我當場差點暈倒！會後我就急急忙忙去了國史館，想享受一下咖啡待遇，結果連個咖啡的影子也沒有看見。後來才聽說咖啡待遇是黨史會某位接待人員熱情服務的見證。可惜我到黨史會查檔時，此公已經退休。當然，我還真的趕上過一次咖啡待遇，隻是那位負責接待的年輕的劉姓先生給屋子裏所有查檔者都送上了一杯熱騰騰的咖啡，卻獨獨沒有我的那份。也不知道他此舉是衝著當時滿屋子的日本學者呢，還是向那幾位受聘為日本人服務的年輕女大學生獻殷勤，或者幹脆就是反感大陸人？反正由此我知道，倒咖啡的服務在今天大概是隻剩下了個美好的記憶罷了。
不過，無論有沒有咖啡服務，在台北查檔案總還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經曆。我在國史館以及黨史會幾乎是一日不拉地“蹲”了兩個月，的確感受到了他們服務的熱忱與周到。和大陸目前的檔案利用情況相比較，至少有以下幾點明顯的區別。
第一，在大陸，雖有30年解密的法律規定，實際上因行政幹預造成檔案館內定的解密限製甚多。這是因為我們一些部門觀念上總是認為曆史檔案的解密事關“形象”問題、恩怨問題，把曆史研究與政治宣傳混為一談，總是認為一切應該按照我的口徑去認識，有些問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甚至連那些已經在海外公開多年的外國檔案，都不想讓我們的老百姓知道得太多。結果，檔案法有關解密的規定自然也就很難得到嚴格的執行。台灣雖然沒有檔案法，但各檔案保管部門近年來都不約而同地實行了30年解密的措施。比如國史館、黨史會等，已嚴格按照30年的時限開放檔案，以30年為期，過一年解密一年，包括過去密級最高的蔣介石、閻錫山等人的個人檔案，都已完全解密，學者們可以不受限製地查閱和利用。
第二，大陸檔案館係統完備，但查閱利用檔案有時手續繁瑣。有的檔案館實行內外有別，海外學者利用困難；有的檔案館規定學者利用檔案要經過某一級部門批準，然後轉報更上級同意，再由它轉批檔案館辦理。這麽一圈章蓋下來不說，還要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調檔（其實半小時足矣），不花上幾個月時間你絕對進不了檔案館。這次沒有查到，想要擴大查閱範圍再查，又必須再走一遭上述審批過程。凡有過這種查檔經曆者，大概沒有幾個人會願意再去查檔案了。在台北，就完全沒有這種種麻煩。任何人，包括大陸人和外國人，隻要有可以證明自己身份的證明或證件，就可以直接到國史館、黨史會等檔案收藏部門去要求查閱檔案。也沒有人會限製你查檔的範圍和次數，你隻要去了，就可以隨時調閱目錄，隨時請工作人員為你調檔，根本用不著回家去等幾個星期每天每天地打電話去問自己要的檔案是否調出來了。
第三，大陸的檔案館大都不提供具體的檔案分類目錄，你要查檔，就要自己提目錄，提得不具體或太具體，經常會被告之找不到。許多查檔者都有過類似的經曆，辛辛苦苦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等了很長的時間，跑了很遠的路，總算進了檔案館，結果隻給你調出來幾件人所共知的文件，讓你那個沮喪就別提了。我在大陸的幾個檔案館都“蹲”過，知道其實並不是你想要的那些檔案都不存在，多半隻是調檔者不想費事給你找，或因為種種原因（有時甚至是因為保管者自己想寫論文提職稱）不想給你看罷了。在台北，各個檔案收藏機構，如國史館、黨史會、近史所檔案館等，都不存在這種情況。負責檔案利用的人員一般隻走行政係列，不走職稱係列，提級隻考慮工作年限、工作態度等等，與發表論文無關。那裏凡30年前的檔案目錄都是公開的。雖然它們各自目錄整理水平不一，讀者查閱起來難度各異，但至少你一進入檔案館的閱覽室以後，就有大批檔案目錄供你檢索。通過仔細檢索目錄，你可以很清楚你能夠到哪些卷宗裏去找你想要的東西。
第四，大陸的不少檔案館不重視為研究者和社會公眾提供服務。大陸的學者中間有句玩笑話，說是研究者總是嫌檔案資料不夠開放，而檔案館總是認為檔案資料公布太多，雙方矛盾不可調和。這話也許有些過份，但檔案館不少工作人員隻想保密，不想解密，很少為研究者和社會公眾服務的意識，卻是顯而易見的。與此相反，如今台北國史館和黨史會的解密工作已經製度化，工作人員的服務觀念已很強。他們很清楚，對於已經解密的檔案，他們的任務就是向研究者和社會公眾提供服務。因此，他們總是盡可能為查檔者提供方便。國史館檔案閱覽室的幾位工作人員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記得有兩次我到閱覽室較早，當班負責開門的劉小姐在門口一見到我，就忙不迭地表示歉意，並趕緊開門、開燈，迅速拿鑰匙推車上樓到機要保管室去把我要的檔案推下來，弄得我非常不好意思，再也不敢太早到了。負責調檔的陳先生更是位細心人，每當你調出來的檔案快要看完時，他都會主動前來提醒你是否要繼續調檔，並給你拿來目錄，以免你看完眼前的檔案後再調檔等候太多時間。為查檔者想得如此周到，實在是難能可貴。
第五，說到服務意識，就不能不令人想到海內外眾多學者對我們一些檔案館的批評。比如我們一些檔案館的服務收費問題，就是一例。在這些檔案館，調閱一個卷宗，不論其中有幾份文件，要收調卷費3－5元，涉及所謂“重要檔案”的複印費，一頁要收10元。查閱檔案收取調卷費，這在我所去過的美國、俄國、德國和台北，都不曾聽說過。據說在日本、英國也無例可循。把檔案按照自己的理解，分為重要與普通，複印收取高額費用，這大概也是一種獨創。在這裏，檔案的利用似乎成了一種商品交易行為，檔案館成了用檔案賺錢的地方，它本應具有的公共服務事業的性質蕩然無存。據了解，各國的檔案館中，隻有俄國的個別檔案館這些年曾經做過出售檔案複印件的事情。然而我在俄國看檔案時，他們當時經濟上已經相當困難，有時工資都開不出來，即便如此，他們調卷也分文不取，複印也是一個標準，不曾漫天要價。我們的檔案館今天似乎還遠未困難到這種程度。在台北看檔案，情況和各國一樣。唯一收費的隻有複印，並且也隻是收取複印本身的一個成本費2個台幣（相當於人民幣0.5元），這個價格同北京一般街頭複印點的複印費差不多，比較台灣以及歐美日本學者的收入，可以說是相當便宜的。
由台北看檔案，竟至寫到大陸檔案利用方麵的一些不足，多少可能有點跑題。不過，比較一下兩岸檔案利用的情況，用以自鑒，相信讀者也會有所理解。
楊奎鬆老師在八十年代利用檔案短暫開放的時機，在中央檔案館枯坐冷板凳多年，收集了大量不為人知的第一手資料，以一位曆史學家的良知，重寫被迷霧扭曲的中國現代史，最終他完成了這套《革命四書》。
這套書問世後，很快成為研究中國現代史無法繞開的重要著作。書中的曆史事實，顛覆認知又合情合理，讓今天的我們恍然大悟，又深感歎息。
楊天石：“這是4本講真話的書，沒有假話，沒有廢話，沒有套話，揭開了許多曆史真相。楊奎鬆收集到的資料，讓長期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都驚歎。讀他的書，我們可以看到許多我們看不到的資料，許多曆史事實我們也聞所未聞。”
陳永發：“《革命四書》是一套能直麵中國革命邏輯的佳作。楊奎鬆是這一領域內最有成就的學者。”
續文是楊奎鬆在檔案館收集了大量珍貴資料，出版了一套“革命四書”
大俠老弟誤會了。我是化學出身。曾經的工作地點是你們園中的那個小樓。你們園局的人經常走我們所大門
很巧，我一位朋友的外公，也曾賣了夏威夷的莊園，資助孫中山。還參加了黃花崗。49年政協會被周恩來邀請回國擔任副省長，57年又成了右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