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嗚!國士接踵遠行!
昨天又從好友吳敏處聞噩耗,2023年3月12日零時20分,杜光先生與世長辭,享年95歲。
我們和杜光先生相識於2002年,介紹人是鄭海天先生。鄭、杜兩先生是黨校的右派難友。我們和鄭先生是經常來往的鄰居。一天,鄭先生給了我們一篇十萬言鉛印長文,題為《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作者杜光。我們讀後,感到頗有份量。於是向李銳老推薦。李銳看後,十分興奮,又要了九份,作為他建言的附件,直送中樞。從此,李銳和杜光成為知交。
杜光對馬、恩、列、斯的著作十分熟悉,六經注我,成為行文習慣。丁東卻不揣冒昧,向杜光先生建議,討論中國的現實,與其引經據典,不如用當代語言,有話直說,或許為一般讀者喜見樂聞,更能為青年一代所接受。杜光先生比我們年長20多歲,立馬接受了建議,調整了自己行文的語境。十年後,他設宴邀請朋友,邀丁東參加,當麵感謝這個建議。晚年的杜光先生,與時俱進,文思泉湧,先開博客,又嚐試微博、微信,經常對國內外時事熱點發表評論,兼寫人生回憶和理論研討。他長短文章超過千篇,共計數百萬字,直言讜論,受到老中青幾代讀者的歡迎。《炎黃春秋》邀請他出任編委,多次發表他的力作。2016年,雜誌突被易手,他連寫數文,仗義執言,作獅子吼。我作為老炎黃編輯部成員,十分感動。
2008年,我們還曾對杜光先生進行口述采訪。12月16日,他來到鄭海天先生家中,用半天時間,向我們夫婦和魯利玲,講述了自己的經曆,重點是1980年代參加政治體製改革的往事。
杜光先生是浙江人,生於1928年,原名林道茂。他1946年考上北京大學先修班,1947年入史學係。1948年8月底,因參加學生運動,離開北大。為了躲避國民黨檢查,把學生證的名字改為杜國光,後來覺得“國”字寫起來很麻煩,就改成杜光,這個名字用到終生。
離開北大後,他到中共中央華北局城工部工作。1948年9月,進華北局黨校直屬班。3個多月後,北平和平易手,華北局黨校改組成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從1949年開始,他給革大教育長侯維煜當秘書。1952年3月,侯維煜出任華北局秘書長,杜光也跟到華北局。1953年4月,侯維煜被任命為馬克思列寧學院副院長,杜又跟他到了馬列學院。1955年8月1日起,馬列學院改為中央高級黨校,侯維煜任副校長。1954年清理中層內層。因為杜光父母信基督教,杜光也曾信教,哥哥在美國,上級要求不能擔任領導的秘書。但侯維煜信賴他,校務會議和黨委會的記錄、整理,對上麵的報告等等,都由他起草,這些工作離不開他。侯維煜隻好另外找了一個秘書,而讓杜光擔任秘書組組長,秘書科副科長,仍做原來那些工作。
1958年初,杜光被劃成右派,到山西太穀農村勞動改造一年多。1959年夏,中共高級黨校恢複招生,楊獻珍把黨校26名右派中12個比較年輕的調回中央黨校,杜光在其中。1963年,林楓當了校長,楊獻珍降為副校長。杜光等摘帽右派留在中央黨校工作,成了楊獻珍組織路線不純的錯誤。1964年,杜光被下放杭州第七中學工作、勞動。1979年,杜光的右派問題獲得改正,回到中央黨校。先後擔任理論研究室副主任、科研辦公室主任兼圖書館館長。
1981年,中央黨校招研究生,杜光負責招生工作。有一個考生,成績不錯,他所在的學校卻不同意中央黨校錄取,說這個人自由化。於是,杜光派人調查,調查的人回來告訴說,這個考生參加過競選,在西北發表了一些文章。杜光說:“這樣能獨立思考的人,我們應該錄取。”他報的是曆史專業。當時曆史專業的導師馬鴻模已經按計劃錄取了兩個人,杜光就和馬鴻模說:“這個人成績不錯,你再加一個吧。”馬答應了,結果帶了3個研究生。
1985年春,中央黨校理論部的研究生成立了政治改革研究小組。十分活躍。杜光當時身為科研辦公室主任,管理科研規劃、科研經費,對這些研究生十分支持,用科研經費印了有關政治體製改革的調查報告、資料和譯著,在黨校係統內部發行,營造了討論政治體製改革的氣氛。
1986年9月,中央成立政治體製改革研討小組。中央黨校也成立了由副校長陳維仁,副秘書長史維國和杜光組成的三人小組,實際工作主要由杜光承擔。根據政改辦的建議,中央研討小組成立了7個專題研究組,分別研究政治體製改革的基本原則、黨政分開、黨內民主與黨的組織、權力下放和機構改革、幹部和人事製度改革、社會主義民主、社會主義法製,中央黨校也成立了7個平行的專題組。在研討過程中,黨校研討小組和各專題組分別參加了中央研討小組的各專題組向政改辦的匯報和討論。杜光身居黨校研究政治體製改革一線,全情投入,完成了一係列研究報告,編輯出版了一大批書籍和資料。1988年,成立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研究會,杜光出任幹事長。當年創辦《中國政治體製改革》雙月刊,杜光出任主編。杜光向我們講述的大量鮮為人知的曆史細節,再現了一批向往政治文明的誌士仁人,在那個火熱年代的卓越努力。如今,這些誌士仁人有的離世,有的老去。杜光先生也魂歸道山,想起來不勝唏噓。
杜光先生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