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一說八一電影製片廠和我
1951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根據和平時期建軍的需要,決定在軍隊序列內建立電影製片廠。經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員會審議批準,暫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軍事教育電影製片廠。籌備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是陳沂(著名作家、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1955年少將,1957年被打成右派),副主任委員是汪洋(北京電影製片廠副廠長)、華雷(解放軍訓練總監部訓練局局長)、唐瑜(總政治部文化部電影處副處長)。籌委會下設籌備處,秘書長胡介民(總政治部文化部電影處宣傳發行科科長,以後擔任八一廠副廠長),副秘書長夏國瑛(導演)、王蘋(導演)。
1951年,總政治部擬成立軍事教育電影製片廠,經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批準成立建廠籌備委員會,陳沂被任命為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具體負責籌備工作。當年八一建軍節,八一電影製片廠在北京六裏橋破土奠基,占地300畝,全廠編製120人。1952年8月1日,經總政治部批準,最初定名為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解放軍電影製片廠,開始攝製軍事教育片和新聞紀錄片。
嚴寄洲一家
1953年5月,我所在的戰鬥文工團名稱留給了蘭州軍區文工團,我們奉調北京與總政文工團合並。我是導演,我幹什麽呢?總政文工團導演不少,就別去湊熱鬧了,我去拍電影吧。八一廠廠長陳播是我1939年就相識的老戰友,他是從西南軍區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的職位上奉調進京的。這樣,我就到了八一電影製片廠,成了電影導演。
1953年6月1日,我和妻子王榮華,以及一歲多的兒子嚴可從北京二龍路招待所搬到六裏橋八一電影製片廠,這裏被當地人叫做財神廟。我調來時,廠區還在施工。不起眼的大門內,是濃綠的高粱地,十排小平房號稱“經濟宿舍”。新建的兩層小樓包括動畫、美工、特技等部門,還有一半是手工操作的洗印車間。此外一號攝影棚也建起來了,這是一座190平方米的紅房子,同時作為放映室兼錄音棚。
1955年,八一廠開始生產故事片。1956年1月,經總政治部批準,解放軍電影製片廠正式定名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八一電影製片廠。從各部隊文工團陸續調來一大批文藝骨幹,包括部隊的攝影記者。雖然他們和我一樣,都是電影的門外漢,但因為生活底子厚實,拍出了一大批深受廣大觀眾歡迎的軍事影片,如《柳堡的故事》、《五更寒》、《黑山阻擊戰》、《英雄虎膽》、《永不消逝的電波》、《狼牙山五壯士》等。建國17年,戰爭片有一段特別輝煌。每當銀幕上出現光芒四射的八一廠廠徽時,觀眾中都會響起暴風雨般的掌聲。
我從來沒想過自己也能當電影導演。我從小愛好文學、音樂、美術、戲劇,尤其喜歡看電影。雖然也向往拍電影,但從不敢往這方麵想。那時部隊中連個照相機都是寶貝,誰見過電影機呢?即使參加革命後,我做了十幾年的戲劇工作,當演員、編劇、導演,積累了一些經驗,也還是從來沒有想過會與電影終生為伴。1949年我第一次為文工團在北平招學員,曾幻想要是能留在大城市拍電影就好了。果然心想事成,也純粹是陰差陽錯,我不是科班出身,就靠蘇聯翻譯的文章指引,幹了一輩子電影,隻可惜十年文革是空缺。參加革命以來,我屢遭“運動”,但再厲害的“運動”也比不過文化大革命,全國是“三家村”,我們八一廠是“四家店”。
戴“右傾”帽子貶到西藏當列兵
1955年我被授予少校軍銜,以後晉級中校軍銜。1958年全軍大裁軍,八一電影製片廠改為總政治部電影局,演員劇團集體轉業,八一廠領導機關包括我們導演仍穿軍裝。
1959年我導演電影《赤峰號》,外景拍到三分之二時,我被召回廠裏參加運動。我那時不知天高地厚,無意中說了一句同情彭德懷的話,很快被打成“右傾分子”,開除黨籍、軍籍,解除導演職務,1961年被下放青藏高原。那時將軍都下連當兵,可實際上我的下連當兵是勞動改造。我前腳剛到蘭州軍區,我的“黑材料”後腳就跟來了。冼恒漢(蘭州軍區政治委員)沒理這個,他看我年紀大,說“步兵連辛苦”,把我分到唐古拉山口的裝甲營。
1959年電影《赤峰號》劇照,主演張勇手(右)
正值西藏平叛,來回都是坐車。除連隊幹部知道我被開除了黨籍,戰士們都不知道,把我當作掛職首長,對我很好,我每個月仍照交黨費。我這個人走到哪裏,群眾關係都好。我當了兩個月列兵,又當了兩個月的炊事員,以後副班長、副排長、副連長,連升三級,全是副的。
我們連守衛通天橋,過了河就是唐古拉山口。橋下是通天河,也就是長江源頭。唐古拉山口是青海、西藏兩省的天然分界線,海拔近5000米,長年結冰,夏天大雪也經常封了公路。空氣含氧量隻有海平麵的六成,內地來的人到這裏不能停,否則極可能暈倒。翻過唐古拉山口,海拔降低2000多米就好了。藏民和藏馬習慣了,我們的軍馬跑著跑著口吐白沫倒地就死了。在高原時間長了,指甲都曲裏拐彎的。我那時40多歲了,高原反應特別嚴重,頭痛極了。我和戰士們一起住帳篷,睡地鋪,每天上半夜根本睡不著,光喘氣了,靠藥物維持才能睡幾個小時,一兩個月後我才逐漸適應。有一天早上出操跑步,還沒跑兩圈,我就沒氣了。連裏幹部有經驗,躺下就得死,讓兩個戰士拽著我慢慢跑,總算緩過來。要是放在現在早死了,那時還年輕。其實說年輕,也不年輕了。
在青藏高原當兵真是苦,就是後來文化大革命中我也沒吃到這種苦。起碼“監獄”還有爛菜葉子,而這裏一棵樹也沒有,中午光膀子都熱,轉眼一個鍾頭,狂風冰雹,穿皮大衣還冷。白天溫度零下20度以下,夜間零下40度。班裏沒有表,隻有我有一隻手表,是全班值勤的計時器。每個小時換班,戰士把我“擠”掉了,不叫我站崗。扛糧這樣的重體力活,戰士們也不讓我幹。通天河鰉魚泛濫,騎兵團過河踩死好多。它們不怕人,用棍子就能打死。戰士們下河摸魚,說水涼,不讓我下。我也努力發揮我的特長,一個班一個班地給戰士們上電影課,講人怎麽飛起來,炮彈怎麽爆炸,戰士們都歡迎老嚴講電影。操場上放電影,有一次放我拍攝的一部電影,戰士們都叫起來:“老嚴,是你導演的!”我還教戰士們唱歌,真正手足情深。
我下放當兵正值三年困難時期,一人一天隻有一缸子夾生米飯,高原上饅頭蒸四五個鍾頭還不熟,後來有了高壓鍋才好了。有一次打獵,一個戰士打死一隻小野羊。野羊全跑光了,他還等在那裏。他對我說:“母羊還要回來。”果然一會兒母羊回來了,又被他一槍打死。我從心裏感到痛,從此我再不打野羊,也不吃野羊,老覺得腥得不行,隻吃內地送來的家羊肉。
我們到藏民家,很舊的帳篷,藏民請我們坐,喝碗奶茶。他們用幹牛糞“洗”淨木碗,再倒上奶茶給你喝。我又不能不喝,人家那麽熱情,不喝人家要生氣。藏民認為幹牛糞最幹淨了,用手挖牛糞,抹在板子上曬幹,用來燒火。一拉風箱,火苗是綠的,很旺。我們也請藏民吃油條,藏民說好吃,一邊吃一邊往袍子裏放。我們說管夠,隨便吃。這裏主食限量,副食很多,高原部隊配發了大量的罐頭肉、豬油、花生、白糖,這在當時的內地根本吃不到。炊事員不會做,把所有的好東西倒在一起,下成一鍋麵糊糊。我自告奮勇當炊事班長,戰爭年代我就愛做飯。麵合好,放上糖和油,烙成餅。雖然高原上烙不熟,戰士們卻吃得津津有味,說:“老嚴做的飯像點心。”我幹別的不太行,又要求幹了一個月炊事班。
此時正值平定叛亂,我們部隊幾次與叛匪遭遇打仗。叛匪槍法很準,把步槍架在三角架上,要不打不到,打到就是要害。開始他們不知道裝甲車是什麽,打裝甲車的車燈,以為把“眼睛”打掉,這個東西就死了。我們坐在裝甲車裏,把小窗戶關上,子彈打上去就是一個印,根本不打透。為防止叛匪襲擊,我給連長出主意,發明一種新戰術,6輛裝甲車圍成一個圈,頭朝外,一個車一個方向。除了巡邏崗,司機、重機槍手,都睡在車裏,過一個小時換班。看好重機槍,車裏有一車子彈,敵人上來一個連的兵力也沒有問題。營裏來檢查,表揚說:“這個嚴寄洲,戰術還有一套。”其實是我胡亂想出來的。
再苦再累對我來說都無所謂,隻是剝奪了我導演工作的權利,讓我痛心不已。我知道我不可能在海拔近5000米的冰雪高原待一輩子,我也不可能老在連隊當兵,我都這麽大年紀了,營長還沒有我歲數大。但我下連隊時並沒有限定時間,我並不知道我要在連隊呆多久。我想黨籍是沒有了,導演恐怕也是幹不成了,下一步幹點什麽,我也不知道。
一年四季過去了三季。一天晚上,我站在重機槍的位置盯著山口,等待“獵物”光臨。直到太陽出山還沒有等來,卻等來了連部命令,讓我立即返回營部。原來蘭州軍區接到總政治部命令,讓我立即返回北京。
臨離開連隊,我把列兵符號換上中校領章,在戰士羨慕的眼光中,好像中校就是中將一樣。他們戀戀不舍地和我告別,我也真不想離開這些可愛的戰士。9個月的生生死死,把我和戰士們“膠”到了一起。那段朝夕相處的部隊生活,那些可愛的年輕活潑的戰士,讓我終生難忘。
我回到蘭州時狼狽極了,曬得油黑,鼻子上的皮掉了,頭發老長。第一件事是理發、洗澡。泡在澡堂子裏,有人幫我搓背,搓下厚厚一層泥。他問我:“你多長時間沒洗澡了?”我說:“整整9個月。”開始一兩個月還覺得身上癢,後來就沒有感覺了。洗完澡,站起來輕飄飄的,好像扒了一層皮,老想摔倒。第二件事是馬上吃飯,軍區的老戰友問我想吃什麽,我說:“要吃青菜,吃豆腐,越多越好。”我已經9個月沒見到青菜豆腐了,狼吞虎咽,好吃得不得了。
我回到八一廠,負責專案的廠領導告訴我:“你的問題解決了,過去的一風吹了。”“右傾”帽子說摘就摘掉了,我的黨籍、軍籍以及導演職務也都恢複了,卻不給我解釋任何原因,還不讓我問。我將近兩年沒有拍片,這正是我拍電影的黃金歲月啊。以後我才知道,全軍師以上機關開展反“右傾”,按比例揪出1848人。還有一些“中右”分子,統統下放連隊當兵。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北京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提出要為廬山會議後被整錯的人平反。林彪說軍隊中的“右傾”分子都算了,一風吹。我的“右傾”分子的帽子就這樣“一風吹”了。
五六十年代,在琉璃廠能淘到許多好東西,隻是那個年代普通人家沒有閑錢玩這些。
我記得傅抱石的畫隻幾十元。
大俠好。年少時的記憶是美好的,不懂那些人們背後的艱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