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雲：北京軍區楊勇、廖漢生被關押始末 （十六 、完）

陳先瑞向中央寫報告澄清真相

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華國鋒宣布：有13個中央委員和12個候補中央委員，在黨的第10次、第11次路線鬥爭中犯有嚴重錯誤，或者有其他嚴重問題。因而沒有通知他們參加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陳先瑞是其中之一。他在回憶錄中說：“不讓我參加三中全會，已給我造成巨大的精神壓力。當時黨中央主席的講話以及以中央名義下發的文件，雖然沒有點我的名，但卻很明確地定性，我屬於犯有嚴重錯誤，或者有其它嚴重問題的人，這更使我萬分痛苦，因為這種說法不符合我的客觀實際，這是我全然不能接受的嚴肅的政治問題。我連續幾個晚上夜不能寐，反反複複回顧了我在十年動亂和揭批‘四人幫’的全部言行，我決心既要認真總結曆史的經驗教訓，又要實事求是地向黨中央講清楚，討回公道。我堅信我個人是清白的，曆史是客觀的，中央和廣大人民群眾是公正的。”

1979年1月3日，陳先瑞接到軍委調他到蘭州軍區任顧問的命令。1月12日他到蘭州軍區報到，4月他向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呈遞報告，實事求是檢討了自己在十年動亂中說過的錯話，辦過的錯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同時，他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華國鋒和中央文件的一些說法，提出了意見，請求中央對他審查，並給以公正結論。陳先瑞認為：他從一個十幾歲受地主壓迫的放牛娃，參加紅軍，奮鬥幾十年。在那麽複雜、殘酷的政治鬥爭中，隻要在崗位上，就不可能不說一句錯話，不辦一件錯事，黨中央的路線都錯了，我們又不是聖人，怎麽可能一點不錯？陳先瑞並未強調當時的曆史條件，他著重總結自己的經驗教訓，主要是個人崇拜和盲從。但說過的錯話，辦過的錯事都是思想認識和執行上級指示的問題，表態擁護的沒有超出當時中央文件的口徑，當時執行的沒有超出中央文件的規定，沒有另搞一套。對中央要批判、打倒的老幹部，不管誰來調查，他都堅持不捏造事實，誣陷好人，還盡量說一些公道話。對群眾沒有支一派打一派，拉幫結夥。在受批鬥圍攻時，沒有喪失原則，問心無愧。沒有個人野心，沒有為了向上爬出賣靈魂，沒有參與任何陰謀活動。

1970年12月至1971年1月，中央召開華北會議，改組北京軍區，李雪峰、鄭維山被撤職，李德生（後是陳錫聯）任司令員，謝富治，紀登奎分任第一、第二政委。謝富治、紀登奎忙於中央和軍委的事，北京軍區日常工作由陳先瑞主持。當時的北京軍區是一個龐大的班子，領導成員中有多位中央政治局委員，華北三省（區）和京、津兩市的一把手也都兼任政治委員，參謀長、主任以上的領導幹部30多人。北京軍區下轄8個野戰軍，1個衛戍區，1個警備區，3個省軍區和10多個獨立師，兵力是各大軍區中人數最多的，又駐防在中央所在地，除和全軍各軍兵種、各大軍區一樣，要“三支兩軍”和“準備打仗”以外，還肩負著保衛黨中央、保衛首都的重任。由於北京軍區的地位舉足輕重，軍區領導經常得到黨中央、中央軍委、毛主席和周總理的直接關懷和指示。

陳先瑞說：我雖然沒有遭到像許多老同誌那樣嚴重的迫害、致殘、家破人亡，但我的日子也不好過，一直是在挨批鬥、作檢查中掙紮過來的。文革開始說我是徐海東黑幹將，是徐立清（總政治部副主任）派到北京軍區奪權的。在批判楊餘傅時，說我態度曖昧，沒有堅決執行毛主席和林彪的指示。華北會議說我反林彪，反江青，反38軍；李德生受批判時，說我是李德生的“轎夫”；清查五一六，把我列為審查對象。一會兒批我跟林彪不緊，一會兒說我是林彪線上的，總之，誰在台上說我反誰，誰倒了說我是誰家的人，真是有理說不清。十年動亂中，從華北會議、批陳整風、批林整風、批林批孔運動，到中央召開的各大單位負責人參加的“鼓掌歡迎會”（即作檢討就歡迎通過），我記不清大大小小的會上，作過多少次檢討，為了過關，我把各種粗暴無理的批判，都包攬下來，上綱上線去認識，這些都是違心的。北京軍區班子那麽大，成員來自五湖四海，無論是原華北的，還是其他野戰軍的，也不論批評過我的還是未批評過我的，總的講我與大家是團結的，沒有留下芥蒂。我不計較個人恩怨，對機關和部隊批判過我的同誌，不記仇，不搞打擊報複。我可以說沒有整過一個人，我盡了自己最大努力來保護幹部。文革初一些人要打倒幾個副司令員、副政委，我堅決不同意。在幾次反“華北山頭主義”的浪潮中，一些人幾次主張對一批幹部免職、降職、調離、轉業處理，我都擋住了。我始終認為根本不存在什麽“華北山頭主義”。我沒有在北京軍區挖山頭，平山頭。我忍辱負重，恪盡職守。兢兢業業努力工作，不分晝夜，那時中央、軍委隨毛主席夜間辦公，我夜裏電話不斷，並不時被召去接受任務，白天照常到軍區上班。我身體不好，是硬支撐著過來的，我與領導班子的同誌，齊心協力，分工負責，比較好地完成了首都警衛、部隊戰備、訓練、生產等各項任務，部隊沒有發生大的問題。

陳先瑞自我辯護的報告呈送中央後，近一年沒有人找他談話。1979年6月，陳先瑞接到中央通知，參加了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以後又參加了中共十一屆五、六、七中全會。1980年陳先瑞約見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專門談他的報告問題。韋國清說：“軍委認為你的報告寫得很誠懇，很客觀，實事求是，教訓總結得也很深刻。我們也收到了其他同誌的報告，對你的報告是比較滿意的，你提的要求也很合理。”“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百廢待興，中央和軍委急待處理的大事很多，很忙，你再耐心等等，相信中央和軍委會解決這個問題的。”

不久，楊尚昆、餘秋裏與陳先瑞談話，明確表示：“軍委和總政治部經過調查研究，認為你在第十次、十一次路線鬥爭中沒有犯嚴重錯誤，也沒有其它嚴重問題。華國鋒同誌的說法和三中全會文件的提法，因為當時會期緊張，任務重，許多事辦得比較粗，有不妥之處，對你是不恰當的。你要求糾正，合情合理，這事應該辦，但是辦起來有一定難度。請華國鋒在全會上再專門講一句，說陳先瑞同誌沒有犯嚴重錯誤，也沒有什麽嚴重問題，這也不好辦。三中全會的文件是綱領性文件，專門為這個不妥的提法就否定整個文件，或者修改整個文件，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想了很久，也沒想出個好辦法來。”最後，他們讓陳先瑞再等一段時間，相信中央一定會有辦法解決的。中共十二大召開時，陳先瑞作為蘭州軍區代表參加，餘秋裏對陳先瑞說：“你的問題這次大會可以解決了，中央提名你和孔石泉（濟南軍區顧問，也未參加十一屆三中全會）同誌為中顧委委員候選人。你們當選了，自然就把那個不妥的說法否定了。

1981年1月，中央軍委宣布陳先瑞等六位老同誌的離休命令。陳先瑞感到突然，這時他還不到70歲，組織上事先一點招呼都不打，他難免有些想法。但想法歸想法，命令還是要服從的。鄧穎超提出：“有些同誌下了離休命令，就不要再選進中顧委了。”這樣陳先瑞等幾個人從中顧委候選名單中被拿下來了。中顧委選舉後，餘秋裏對陳先瑞說：“孔石泉同誌的問題解決了，你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真對不住啊！”陳先瑞隻能一笑了之。

中共十二大期間的一次小會上，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專門講了陳先瑞的問題。他說：“陳先瑞同誌在我軍曆史上是有貢獻的，特別是在陝南獨立堅持遊擊戰爭時，是很有影響的，在十年動亂中的表現是清楚的，本人對經驗教訓總結是深刻的。對他的工作安排中央有考慮。”以後總政治部準備安排陳先瑞進全國人大常委會，也因為他正式離休而未能落實。

由於有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文件的說法，後來又沒有公開結論，致使很多老同誌、老戰友、老部下對陳先瑞產生了諸多誤會。有的直言相問，陳先瑞不得不解釋一番。他在回憶錄中說：“我常想，我們這一代人，上有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風範可照，下有萬民奮博，使革命事業不斷前進，作為我個人隻是滄海之一粟，隻要國家興旺久安，黨的事業發展壯大，人民生活幸福美滿，我就滿足了。關於我個人有沒有犯嚴重錯誤，有沒有嚴重問題，那已經是曆史。心底無私天地寬，風物長宜放眼量。曆史會對一個人作出公正結論的。”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北京軍區領導人李雪峰、楊勇、廖漢生、鄭維山等都獲得平反，北京軍區沒有一位領導幹部因文化大革命而被定為敵我矛盾。也就是說，打倒楊勇、廖漢生，與北京軍區無關，與林彪也無關。楊勇、廖漢生被抓不是他們本身有什麽問題，而是因為他們在北京軍區的位置。正像1974年毛澤東導演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一樣，體現了他的這種嚴重的不放心。

 

作者後記

筆者在撰寫《百戰將星楊勇》（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為中將鄭維山平反的前前後後》（載《黨史博覽》2002年第1期）時，曾采訪過幾十位知情者，並查閱大量史料。同時，本文還引用了解放軍出版社的廖漢生、陳先瑞、徐向前等將帥回憶錄，楊菁（楊勇女兒）、張作光《往事》（明天出版社1987年8月版），盧弘《軍報內部消息——文革親曆實錄》（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1月版）、石言（北京軍區黨辦秘書）、木辛（鄭維山秘書）《還曆史真麵目——平反李雪峰、鄭維山及華北冤案》（三次坊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2月修訂版）等，在此一並致謝。

 

                          2021年12月2日完稿

                         2022年11月17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