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政治部“批鬥籌備處”四分五裂
1968年4月7日,“批鬥籌備處”勤務員奚博銓(聯絡部幹部)寫大字報,聯係總政治部文化大革命的情況,點了所謂“保派”的一些人。4月14日,蘆前安回應,批評奚博銓“形左實右”。同日“批鬥籌備處”召開各二級部戰鬥隊勤務員會議,保衛部有人喊出“打倒奚博銓”的口號,引起會場混亂。以幹部部為首的眾多戰鬥隊指責這是不負責任分裂“批鬥籌備處”的行為,甚至有戰鬥隊代表在會上痛哭流涕呼籲團結,不要分裂,得到相當多的同情和支持。然而“批鬥籌備處”還是分裂成三派:以保衛部戰鬥隊為主,有六個戰鬥隊參加的“六家”;以幹部部、宣傳部為主,有八個戰鬥隊參加的“八家”,以青年部為主,有五個戰鬥隊參加的“五家”。
“五家”的形成是這樣的:青年部多數人參加的“霹靂”戰鬥隊認為辛國治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支一派打一派,整了群眾,應該打倒。而隻有5人的“紅色輕騎兵”戰鬥隊則認為,辛國治少年從軍,立過戰功,培育了“南京路上好八連”的典型,沒有曆史問題,也沒有“三反”問題,不應該打倒。秘書處、群工部、管理局、宣傳部的四個戰鬥隊觀點相同的人加入進來,形成“五家”。
“批鬥籌備處”分裂後,各戰鬥隊拿起大字報的“武器”打起“內戰”,你揭我,我批你,指責對方有“黑手”,有“壞人”。“八家”人多勢眾,自封“左派”,指責“六家”是中間派,“五家”是“鐵杆老保”,上保蕭華,下保辛國治,要捂“總政治部階級鬥爭的蓋子”。“五家”麵對“摧保戰役”毫不懼怕,貼出長篇大字報,把矛頭指向支持“八家”的黃濤(“批鬥籌備處”顧問),指責他“猖狂反對毛主席、毛澤東思想”,“為劉鄧黑司令部效力”,“破壞總政治部文化大革命”,“為‘五·一三’流血事件翻案”等。青年部“紅色輕騎兵”點名宣傳部黃濤、杜嘉和聯絡部奚博銓都是“批鬥籌備處”的“壞人”,提出“打倒黃杜奚”。宣傳部戰鬥隊把黃濤拉到國防部大院遊鬥,並對他實行“群眾專政”。
7月4日,聯絡部“起風暴”戰鬥隊貼出大字報,標題是《把鑽進“批鬥籌備處”的小蛆蟲奚博銓揪出來示眾》。同時,“在險峰”戰鬥隊貼出“鄭重聲明”,反對“起風暴”戰鬥隊的大字報。 “批鬥籌備處”三大派各成體係,“鬧革命”,“打派仗”,誰也不服誰,難以再組織統一行動。這樣,繼總政名存實亡後,以戰鬥隊聯合起來的“批鬥籌備處”也名存實亡了。
1968年9月,軍委辦事組提出過渡辦法,成立總政治部領導小組,並擬出27人的名單,由劉西元(1967年6月被任命為總政副主任,10月下台)牽頭,包括被“批鬥籌備處”解放的林謙(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辛國治、蕭麥平(總政治部青年部副部長)、朱光等。劉西元首先不同意:“我們這些人壓不住台,收拾不了總政治部這個爛攤子。”這個過渡辦法夭折了,軍委辦事組根據毛澤東“處於無政府狀態者,則先實行軍管”的指示,幹脆拿出文化大革命的“殺手鐧”——“軍管”總政治部。
軍管小組“軍管”了總政治部
1968年10月,軍委辦事組上報林彪,並經毛澤東批準,向總政治部派出“軍管小組”。組長王宏坤,副組長劉江亭(21軍副軍長),組員劉維成、趙天元、潘德田。黃永勝在京西賓館接見他們,交代軍管總政治部的五大任務:清隊、整黨、大批判、人員分工、檔案材料處理。並指示要以林彪的“砸殿”指示為綱領,“狠揭總政治部的階級鬥爭蓋子,”“總政治部壞人很多,整了很多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黑材料,你們要嚴加管理,防止毒素擴散。”
10月25日上午,王宏坤手捧軍委辦事組頒發的軍管小組任命狀走在前麵,劉江亭等人跟隨。總政治部機關一些幹部在辦公大樓前列隊迎接,場麵不冷不熱。王宏坤講話:“對總政治部實行軍管是林副主席的決定。搞軍管是個過渡,通過軍管,把總政治部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徹底,搞好鬥批改,健全組織機構。打鐵先要本身硬,隻有把總政治部改造好,才能領導全軍的政治工作。”接著他宣布軍管的具體措施,所有幹部都住在辦公室,不準回家,認真學習有關文件,揭批蕭華和“二月逆流”。
11月上旬至12月,劉江亭幾次向黃永勝等人匯報。主要內容是:一、總政治部人員組成情況,二、總政治部的案件,三、總政治部群眾思想反映。黃永勝說:軍管小組原則上由王宏坤掛帥,劉江亭主持具體工作。總政治部是“一筐爛梨”,要提高階級鬥爭警惕性,頭腦不能太簡單。要依靠“批鬥籌備處”的蘆前安、魏建群,“辛國治、蕭麥萍、林謙、朱光等人是好幹部”,強調“依靠這些人,重用這些人,找他們了解情況”。軍管小組按照軍委辦事組指示,先找“批鬥籌備處”的幾個頭頭了解情況,然後布置各二級部進行鬥私批修,消除派性,促進大聯合。同時責令各二級部寫大字報或開中小型會議,進行揭發批判,重點是蕭華同“二月逆流”的關係,關於“五·一三”流血事件問題,各二級部領導與蕭華的關係等。
中央文革認為總政治部軍管小組“右傾”,王宏坤任軍管小組組長不合適。軍委辦事組議論了幾次,提不出更合適的人選。軍委辦事組又開會討論這個問題,依然束手無策。散會後,吳法憲對葉群派來參加會議的秘書說:“這個事我們真為難哪!總政治部的主任,副主任全都靠邊站了,副部長以上幹部80%以上都被打倒或靠邊站了,還說是右傾!解放軍報社也是這樣,站住的人沒有幾個了,還是右傾嗎?我們確實不好說,得林副主席說句話,不然我們確實頂不住!”此事經葉群斡旋,才算敷衍過去。
12月中旬,軍管小組提出人員太少,忙不過來。黃永勝決定從蘭州軍區調60名幹部,從21軍調“蘭州軍區好八連”。說是“摻沙子”,實際上是負責監管。12月25日,黃永勝在聽取軍管小組匯報時說:“你們要交代政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個擊破。”“要深挖一下,對幹部要排排隊,”“總政治部是水淺王八多,”“情況複雜,是閻王殿,幾代招降納叛的地方,是階級鬥爭的地方。”
1969年1月28日,毛澤東在住處聽取軍委辦事組匯報時說:“對總政治部就是要像清華一樣,不要把他們看成落後單位,不要封鎖他們,要向他們開放,要向他們做工作,工作做得好,落後單位還可能趕到前頭來。”1月29日,林彪對總政治部軍管小組說:“對,就是要按主席指示辦。你們要向總政治部傳達主席這幾句話。總政治部有些人過去都是從部隊拔來的尖子,不能看成一鍋黑。頭頭與群眾要區別,頭頭不好,群眾多數是好的,當然有個別的叛徒、特務。清華的五條要給他們看看。”
“砸爛總政閻王殿”的最後三件事
軍管小組最後階段主要抓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打倒“閻王”。總政治部40多名副部長以上幹部被批鬥;4名正副主任、20名正副部長被定罪;767名幹部被立案審查,其中“群眾專政”了164人。袁子欽、王冰等17人被迫害致死。
1970年元旦後,李德生接到軍管小組負責人送來的幾大本總政治部“閻王殿”的罪行材料。他在小範圍內組織幾個人閱讀研究,覺得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東西,很多沒有事實根據,按這套材料開路,今後總政治部工作方向就很難把握了。李德生沒有退還罪行材料,也沒有組織批判,而是壓了下來。
第二件事銷毀“死材料”。軍管小組查封了總政治部的所有文件、資料、檔案,收繳了各二級部文件櫃、辦公桌鑰匙,個人手中的工作記錄本,指定可靠人員看管和清理。1969年12月初,軍管小組清理出將近3000份“有毒”材料,並寫了報告,要求“凡是汙蔑偉大領袖毛主席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黑材料統統燒毀”。批件送到新任命的總政治部副主任黃誌勇、田維新手裏,他們認為,誰是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人?什麽是黑材料?檔案材料不能隨便處理。李德生批示:“……應按以往規定辦理。”報告送到軍委辦事組,黃永勝批示:“是哪家的材料送回哪家自行處理。”軍管小組把與空軍、海軍、總後有關的材料分送黃吳李邱,其餘材料由鮑奇辰、徐元亮、邱水裳等人負責銷毀。鮑奇辰等人不幹,1970年1月中旬,劉江亭隻好自己去北郊銷毀。
第三件事分散“活材料”,一波三折。1969年2月,總政治部機關除被專政人員外,處以下幹部還有近千人。為避免他們與軍內外造反派勾結,專心“關門鬧革命”,軍委辦事組考慮把他們“連鍋端”到山西高顯總政治部五七勞動學校。但這樣做,人數龐大,留下的家屬子女不好管理,上下聯係,請示匯報、查閱資料,也都有諸多不便,遂決定在北京西北郊紅山口高等軍事學院辦總政治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采取班排連的軍事編組。剛開始不僅專政對象,就是一般機關幹部也不許回家,不準串連,並切斷了電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