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雲：《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倒台記 》（一）

上海會議、京西賓館會議積極批羅

1965年12月7日，毛澤東首先批示身邊工作人員通知“葉劍英、蕭華、楊成武（總參謀部副總長）、謝富治（公安部部長）四同誌，於本日下午到上海一談。”接著他又四次批示，組成了上海會議最初的名單。這件事本身就很奇怪，通知開會是中央辦公廳的事情，為什麽毛澤東要親自上陣呢？而且從這五份批示看，毛澤東是邊想邊補充的名單，以後陸續還有一些與會者。毛澤東第一個批示中提到的葉劍英等四人是“倒羅”積極分子，毛澤東要求他們提前一天來上海商談。蕭華此時正在江西九江養病，未能成行。

8日淩晨，徐業夫（毛澤東機要秘書）奉毛澤東之命再打電話。王新蘭（蕭華夫人、蕭華辦公室副主任）不想叫醒病中的蕭華，說他不在。徐業夫停頓一下說：“有重要會議，請蕭主任上午8點到上海錦江飯店報到。”蕭華隻得抱病打電話要飛機。吳法憲說：“九江機場報廢好幾年了，大小飛機都不能降落，南昌才有飛機。”王新蘭打電話找楊尚奎（江西省委書記），通過鐵道部調火車，一路不停趕到南昌，此時豪雨如注。上午8點多軍用飛機抵達上海，蕭華被接到錦江飯店，王新蘭被送到另外的賓館。

蕭華在上海會議背對背揭批羅瑞卿，還是相當賣力的。當然，有了1959年廬山會議的經驗，絕大多數與會者都很積極。賀龍會前雖一無所知，但他見人就罵“長子”（羅瑞卿）。葉劍英對看望他的邱會作（總後勤部部長）等人大聲說：“搬掉凶神，解放元帥！”“你們受壓當然不好，但你們到底還有工作，他對你們還要客氣一點的，否則對工作不利。對我他就不客氣了。他根本不把我這樣的人放在眼裏！”

1965年12月30日至1966年1月18日，蕭華在北京主持全軍政治工作會議，軍以上單位的政工首長，以及部分的師政治委員，共186人參加。會議除研究貫徹林彪“突出政治五項原則”外，主要是蕭華全麵部署批判羅瑞卿，調子比上海會議高出很多。同時要求各大單位揪出和批判“羅瑞卿線上的人”。羅瑞卿問題在軍內公開並升級了。毛澤東審閱蕭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決執行突出政治的五項原則》的報告及會議文件，批準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66]109號）的名義轉發全國。《解放軍報》繼1966年元旦社論後，連續發表七篇關於突出政治的社論。

1965年12月至1966年5月，蕭華主持總政治部機關整頓，主要追查羅瑞卿在總政治部的“黨羽”梁必業（總政治部副主任）。3月，蕭華主持總政治部黨委擴大會議，梁必業被扣上“積極支持羅瑞卿反對毛澤東思想，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大帽子，以及一係列莫須有的罪名。5月上旬，總政治部副處長以上的幹部會議建議撤銷梁必業一切職務。6月2日，總政治部通知，將《關於整頓機關和梁必業同誌錯誤問題的報告》印發全軍師以上單位，口頭傳達到團一級黨委。此外，還徹底清算了梁必業“篡軍反黨的罪行”，將“凡是由羅瑞卿、梁必業簽發的文件一律銷毀”，有他們名字或講話內容的“一律塗掉或剪掉”。之後梁必業被解除職務，關押、勞改8年。

1966年3月4日，鄧小平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批判羅瑞卿的工作小組會議，中央軍委常委、三總部、公安部、國防工辦、國防科委、軍事科學院和各大軍區、軍兵種負責人，共42人到會。鄧小平說：中央決定，常委已指定我和彭真、葉劍英負責主持會議。軍隊方麵，由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英和楊成武、蕭華等人組成領導小組。而我將和李富春出巡西北，不參加會議。當天下午，會議移至京西賓館，由葉劍英、蕭華、楊成武主持，麵對麵揭發、批判羅瑞卿。3月17日，增加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部委和各中央局負責人，以及前一段未到會的軍隊幹部共53人。批判不斷升溫，羅瑞卿跳樓致傷。

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轉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同誌錯誤問題的報告》，包括6個附件：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與王尚榮、雷英夫聯名）的發言；羅瑞卿3月12日檢討；葉劍英、蕭華、楊成武、劉誌堅（總政治部副主任）4月24日給毛澤東、中共中央的信《彭真同誌在批判羅瑞卿會議過程中的惡劣表現》等。同日，會議通過“五一六通知”，下發時蕭華5月7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批判彭真的發言作為附件三。蕭華的發言分為四個部分：一、關於彭真在東北問題上的錯誤；二、彭真在批判羅瑞卿的會議過程中的表現；三、關於文化革命問題；四、彭真和羅瑞卿究竟是什麽關係。蕭華認為他們“是一個反黨聯盟，是一窩子，幾個案子實際上是一個案子”。1967年3月17日，蕭華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在北京鬥爭羅瑞卿的會議，中央指定一個是鄧小平、一個是彭真，一個是葉劍英同誌組織三人小組。我和謝富治同誌、楊成武同誌幾個人叫做工作小組，主持這個會議。會議開始之後，鄧小平跑到西北去了，彭真就跑到成都去了，和李井泉去掛鉤，去部署。到了會議結束的時候，要寫一個結論，我們是經過仔細核對的，凡是有一點不合乎事實的，凡是過不得硬的，一件件都勾掉了，剩下來的都是證據確鑿，性質嚴重的。可是鄧小平、彭真還在包庇他（羅瑞卿），許多問題不準寫，不準寫羅（瑞卿）對四個第一的造謠誣蔑，不準寫羅（瑞卿）和楊尚昆、楊獻珍等的不正常關係，不準寫羅（瑞卿）向地方伸手的問題，不準寫羅（瑞卿）惡毒誹謗主席的具體事例，不準寫羅（瑞卿）做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的應聲蟲和地富反壞右的代理人。羅瑞卿回家對地主祖墳三鞠躬，也不準寫，因為彭真回家也給地主祖墳行了三鞠躬禮。”

蕭華在大會上還談了自己的病情。他說：“現在醫生還要觀察幾個月，肝炎容易複發。我已經反複過一次了，就是批判鬥爭羅瑞卿時，多少晚上不睡覺，幾天幾夜不睡覺，搞材料，搞發言，組織會議，混在一起。所以把羅瑞卿鬥垮了，我這個病又犯了。”病中的蕭華為什麽如此積極？邱會作認為：一則他在軍委秘書長的事情上不如意，二則他曾被羅瑞卿拉過去半個身子，要和羅瑞卿劃清界限。

 

楊成武不同意蕭華擔任軍委秘書長

1965年上海會議後，包括林彪在內，誰都不知道毛澤東的心思，以為羅瑞卿和譚政（總政治部主任）一樣降一級，哪想到他成了彭德懷第二。這一來軍委秘書長的位置就空出來了，鄧小平決定由第一副秘書長蕭華補位。邱會作說：“中央原則上已定蕭華任秘書長，總參第一副總長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

楊成武對蕭華擔任軍委秘書長很有氣，怎麽能讓“動搖分子”蕭華搶了風頭呢？楊成武說：“這樣的人事安排，我們軍隊今後能夠清除羅瑞卿的影響嗎？過去羅瑞卿壓在我頭上，壓得我喘不過氣來，現在換了一個人，叫我怎麽工作？”楊成武認為他、劉亞樓、蕭華三個人中，他與羅瑞卿的鬥爭最堅決，起的作用最大，而蕭華不僅起的作用最小，還和羅瑞卿沾了邊。林彪完全理解楊成武不肯屈居蕭華之下，提議葉劍英兼任軍委秘書長，這樣可以把葉劍英、蕭華、楊成武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毛澤東采納了。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初期，十大元帥隻有葉劍英坐“冷板凳”，老到這麽一把年紀，反倒成了軍內最大的“實權派”，進入了中國權力高層。葉劍英在接受邱會作祝賀時，表示很感激林彪這個“情”。由此，林彪、葉劍英、楊成武、蕭華形成新的軍委領導核心，並由葉劍英、楊成武、蕭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

話又說回來，蕭華怎麽會被羅瑞卿拉過去呢？

1961年1月，譚政降為副主任，蕭華準備上台。然而軍委內部競爭激烈，林彪把總政治部主任的幾個人選都報給毛澤東。蕭華雖然在劉亞樓、楊成武之前進入軍委領導班子，但一直沒起大的作用，政治上沒有多大作為，所以對總政治部的工作，上到毛主席，下到基層幹部都不滿意。毛澤東決定羅榮桓兼任總政治部主任。林彪在軍委常委會上說：“主席說，蕭華同誌同羅榮桓同誌一起主持總政的工作很合適！羅（榮桓）出場有點古人味，這樣很好，梅蘭芳在台上，即使不唱戲，台下的人也不會說話的。”毛澤東這番話，顯然是嫌蕭華能力和幹勁都不足。林彪為照顧蕭華的麵子，用他自己的語言說的。蕭華表麵上積極擁護，但心裏並不滿意。他擔任了十一二年的總政治部副主任，又積極反對譚政，最後還是原地踏步，這是羅瑞卿拉動他的原因之一。

1963年9月28日下午，毛澤東與賀龍、羅瑞卿、蕭華等人談話，提出林彪長期生病，身體不好，建議由賀龍主持中央軍委日常工作。羅瑞卿專程到天津探望養病的蕭華，說：“看來，林總的身體不能再堅持工作了，毛主席要賀老總主持工作隻是暫時的措施。”蕭華說：“賀老總身體也不好，軍委的領導責任早晚要落在羅總長頭上!”羅瑞卿高興地說：“我們合作吧!”像這樣嚴重的問題，蕭華沒有向林彪報告，而是他的秘書以後揭發出來的。林彪為了團結大多數，對蕭華采取了往裏麵拉的政策。

1955年授予的上將名單中，蕭華雖然排在楊成武後麵，但在日常排名中他總在代總長楊成武之前。蕭華極受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等人的鍾愛，尤其是劉亞樓去世後，林彪對蕭華的器重更為明顯。不過楊成武並不服氣，他曾公開說，影響他的人多了，比如蕭克、陳光、王良、劉亞樓、左權等，卻隻字不提比他小兩歲的蕭華。邱會作說：至於楊成武與蕭華不和，1959年後的軍委辦公會議是常見到的，楊成武對總政治部的空頭政治也是不感冒的。

1963年12月16日，羅榮桓逝世，總政治部沒有任命主任。1964年2月1日，蕭華患肝炎住院。同年9月，他才被任命為總政治部主任。軍隊文革由總政治部主管，蕭華按照“左”的一套來，引起大家不少怨恨。當然蕭華不“左”也是不可能的，毛主席號召造反嘛。楊成武對蕭華倒台起了推波助瀾的關鍵作用，他有兩點做得不好，一是抓住蕭華的生活問題不放，親自布置所謂受害的女服務員寫細節並簽字劃押，把蕭華往死路上推，唯恐蕭華打不倒。他還在碰頭會上向江青匯報，蕭華的命運就可想而知了。1968年初，在總參謀部學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上，楊成武特別安排批鬥蕭華。他專門找人用四川方言把蕭華糟蹋一通，還把徐立清和袁子欽（均為總政治部副主任）等人搞來陪鬥。讓人看來很不舒服，他對蕭華有幸災樂禍的感覺。楊成武當然沒有想到，沒過幾個月他也步了蕭華後塵，成了階下囚。

 

蕭華刻意躲避江青的上海座談會

1966年1月下旬，李圭（蕭華辦公室副主任）接到總政治部副主任劉誌堅的電話，說林彪讓葉群（林彪辦公室主任）打電話，江青要在部隊召開文藝座談會，人不要太多，最好蕭華去。蕭華和劉誌堅研究，決定由謝鏜忠（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陳亞丁（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李曼村（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參加。劉誌堅請蕭華帶隊，蕭華一再推辭：“我事情很多，這幾年有病，身體一直不好，文藝方麵的情況又了解不多，你主管宣傳文化，了解情況，還是你去好。”劉誌堅因重感冒住院，他向蕭華提出，也不知道座談些什麽，是否先研究一下，對部隊文藝工作有一個統一的看法。蕭華同意，遂約李曼村、謝鏜忠、陳亞丁到劉誌堅的病房商議。他們一致認為：第三屆全軍文藝會演出了一些好作品，有的經毛主席、周總理看過，並給予讚揚。因此部隊文藝工作的方向是對的，成績是主要的。蕭華說：“江青這個人疑心大，脾氣也大，她有什麽批評，不要當麵爭辯，多聽少說，有什麽問題都帶回來研究。我們不了解地方文藝，不要隨便表態。關於部隊文藝工作的情況，可以如實匯報。”文化大革命前，江青提出到總政治部任職，蕭華沒有理睬，江青不死心，找到總政治部文化部，最後還是因蕭華阻擋不了了之。蕭華一向對江青沒有好印象，盡量不主動接觸。江青說：“蕭主任，見了麵，連個招呼也不打啊！”王新蘭曾勸蕭華，不要在禮節小事上得罪江青。蕭華說：“她又不是毛主席，我討厭她！”

1966年2月2日下午，江青的座談會開始，至2月20日結束，除觀看30多部電影，3場戲外，個別交談和集體座談8次，全是江青一人說。她有事休會幾天，劉誌堅返回北京向蕭華匯報，認為江青否定太多，許多電影、京劇都說不行。她反對寫中間人物，中間人物是客觀存在，還是應該寫。蕭華表示同意，至於“這些問題怎麽辦，會後再研究”。江青結束座談會後，劉誌堅等人為向黨委匯報，追記了3000多字的匯報提綱，送給江青一份。2月26日，江青對陳亞丁說：“你們要搞紀要，事先也不同我商量一下，搞好了，臨走丟下來，逼我簽字。有什麽辦法，逼上梁山，搞就搞吧。”江青認為匯報提綱“歪曲了她的本意”，給她闖了大禍。而毛澤東看後卻極為重視，指示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修改。蕭華在黨委會上說：“既然毛主席這麽重視，等他們修改完，再研究如何傳達執行。”

1966年3月中旬，陳伯達、張春橋等人八易其稿，毛澤東三次修改的《紀要》定稿，從內容到形式都有了很大變化，字數擴充到1萬多字，標題也被毛澤東加上“林彪同誌委托”。4月初，蕭華批準《解放軍報》把《紀要》改寫成社論。4月10日，中共中央以[1966]211號文件下發。4月18日，《解放軍報》發表題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積極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社論。

邱會作對這個《紀要》很不理解，為什麽由軍隊對黨的文藝路線做政治結論？更納悶不愛管閑事的林彪為什麽出這個“風頭”？以後他聽葉群說，毛主席打電話來，說“小人物”不行，要請林彪這個“神”，要請解放軍這個“神”出場。

 

《紀要》導致軍隊文化係統的冤假錯案

1966年3月下旬，總政治部黨委決定在京西賓館召開全軍創作工作會議，各大軍區、軍兵種文化部門負責人及軍隊知名作家、藝術家等249人參加。會議仿照江青座談會的做法，觀看新中國成立以來生產的68部國產軍事影片和12部外國軍事影片。江青認為《南征北戰》《平原遊擊隊》《戰鬥裏成長》《上甘嶺》《地道戰》《分水嶺》《海鷹》等“有小缺點，是好的”，另54部則被扣上“美化階級敵人”、“渲染戰爭苦難”、“專寫錯誤路線”等大帽子，並重點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鋪子》《抓壯丁》《兵臨城下》《紅日》《逆風千裏》等七部影片。

全軍創作工作會議開幕式上，吳雪（中央文化部副部長）坐在主席台上，還晃著二郎腿。聽到《紀要》點名有“傾向性問題”影片包括他導演並出演的《抓壯丁》時，他正在晃動的腿立刻不動了，顯然他沒有精神準備。《紀要》否定了建國17年以來的文學藝術，“文藝黑線”矛頭直指主持文藝工作的周揚、林默涵等人，而他們卻蒙在鼓裏，甚至吳雪坐在主席台上才聽到對自己的“宣判”，瞬間由“座上賓”變成“階下囚”。

這是一次地地道道的突然襲擊。謝鏜忠、李偉（總政文化部副部長）曾鄭重宣布，會議“遵循不扣帽子，不抓辮子，不打棍子”的“三不”原則，動員大家大膽發言。陳其通（總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長）、所雲平（總政治部文工團劇作家）、馮毅夫（八一電影製片廠導演）等人紛紛質疑，為什麽這樣重要的座談會不是中宣部召開，而是江青個人召開？江青既不是中央領導人，軍中又沒有職務，為什麽讓她來主持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他們感到《紀要》提出的十條路堵死了九條，剩下一條也是“獨木橋”……。空軍有10人與會，馮德英（《苦菜花》《迎春花》作者）不同意把某些戲劇捧為“樣板戲”，也不同意江青說“不敢鬥爭”或“逃避鬥爭”是“修正主義”作品。他十分不滿地說：那麽《白毛女》中喜兒逃進山裏躲了那麽多年，又叫什麽？他對《沙家浜》中的阿慶嫂也說過一些不恭之言。會議初期《簡報》如實反映了這些對《紀要》內容不理解甚至不同的意見和看法。

5月16日，林彪批示：“這是反毛主席的，要組織反擊。”江青也表示：“惡毒攻擊《紀要》，要反擊！要反擊！”那些“惡毒攻擊”以及對眾多“大毒草”說過好話，“吹捧”過的人，成了大批判的對象。陳其通、馮毅夫、白刃（《兵臨城下》電影編劇）等六人被扣上反《紀要》、反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帽子，在中小會上被批鬥56次。會議氣氛越來越緊張，題為《惡毒攻擊座談會紀要的言論》14條被印發批判。後來批判內容越來越多，藝術問題說成政治問題，內部矛盾說成敵我矛盾，早超出了14條的範圍。6月29日，新華社報道，解放軍總政治部最近在北京召開全軍創作工作會議。會議號召全軍文藝工作者同廣大工農兵群眾一道，“堅決搞掉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和所謂30年代文藝的黑線”。6月30日，《解放軍報》頭版頭條也有重點報道。

全軍創作工作會議結束，軍隊各大單位相繼召開創作工作會議，揪鬥了一大批有關領導幹部及編創人員，30餘人被打成“黑幫”，李淦（李圭哥哥、濟南軍區文化部長）、周潔夫（廣州軍區文化部長）等數十人被迫自殺，形成文化大革命初期軍隊最早的一批冤假錯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