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林立果讓王飛轉林彪給黃永勝的信
1971年9月15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長桌上擺著一個大搪瓷盤，裏麵有兩頁被周宇馳撕碎又拚起來的白紙（林彪手令和林彪給黃永勝的信）。北京衛戍區動用大批民兵，在懷柔直升機迫降現場找了整整一天才搜集起來的。
林彪給黃永勝的信是1971年9月10日劉沛豐（空軍黨辦處長）從北戴河帶回北京的，內容是：“永勝同誌，很惦念你，望任何時候都要樂觀保護身體。有事時可與王飛同誌麵洽，敬禮”。有林彪簽名，沒有日期。疑點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總參謀長與空軍副參謀長有什麽可“麵洽”的？當時就有人（不是黃吳李邱）提出：“這是手跡嗎？”邱會作走近桌子看了一下，也表示懷疑。黃永勝氣得坐在那裏不說話，他堅決否認看過這封信。
9月17日，周恩來對邱會作說：你的事沒有多少，黃吳麻煩一點。你去做一做黃總長的工作，盡快向毛主席表示態度。黃永勝說：總理做不了這個主，江青不會罷休的，我們上了汪東興的當。我看最多把我和胖子（吳法憲）抓起來，總不能都抓起來，難道都不要了嗎？黨有政策嘛。你放心，把我抓起來，我什麽都不會說。江青會算老賬，要算老賬也還是那些，沒有什麽可怕的。……林彪的下場就是反江青的結果，現在該輪到我們頭上了。”這是邱會作最後一次與黃永勝談話，他們回憶起江西蘇區、遼沈戰役、平津戰役……邊說邊流淚，黃永勝則大哭起來。
9月18日15點，邱會作接到周恩來電話，簡要匯報黃永勝隻知道難受，不知道“病”在哪裏。林彪給黃永勝的那封信，也是他負擔很重的問題。周恩來說：“一、光難受不行，還是要好好想想；二、要相信毛主席、中央；三、林彪給他的信，是林寫給他的，並且又未收到。這些問題，我早就注意到了。”
林彪給黃永勝的信是否作為罪證，特別法庭的法官們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目的很明顯；另一種意見認為，林彪要黃永勝搞陰謀活動，完全可以用電話講或派人口授。如用這封信作證，說明黃永勝根本不知情，還會起到黃永勝事先不知道林彪要搞陰謀的反證作用。但是能夠使用的證據幾乎沒有，特別法庭還是使用了這個證據。
1980年11月28日，伍修權主持審訊黃永勝。審判員問：“林彪在叛逃之前，給你寫了一封親筆信，這是不是事實？”黃永勝回答“是事實”。這個訊問是精心謀劃好的，因為雖然在“九一三”事件前，黃永勝並不知道林彪有信給他，但在審訊中，法庭給他出示過這封信。這樣黃永勝是知道的，所以法庭隻問他“是不是事實”，他也隻能回答“是事實”。如果法庭問“你是怎麽知道的”就漏餡了，可以間接證明黃永勝與“兩謀”無關。但法庭隻要“是事實”這個回答就夠了，就可以瞞天過海了。黃永勝也許沒有反應過來，也許事先得到過警告，總之他隻回答了“是事實”，沒有說明他根本沒有看到林彪的信，而是審訊中才知道的。
黃永勝承認“是事實”後，特別法庭馬上投影並宣讀林彪給黃永勝的信。審判員劉繼光問：“在林彪下決心殺害毛主席的情況下，葉群、林立果送給你的密封親啟件，林彪又給你寫這封親筆信，你與林彪有什麽關係？”黃永勝說：“這個問題很難說，我與林彪沒有什麽特殊關係，我當時知道的隻是組織關係，上下級關係，工作關係，林彪沒有特殊給我說過什麽東西。”“根據林彪給你寫的親筆信這件事，說明你在林彪反革命集團中所處什麽地位？”黃永勝不承認是主犯，“我承認我是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成員。”如果黃永勝有辯護律師，會追問黃永勝是否知道林彪信，怎麽知道的，或許會幫助他免掉這條大罪。如果律師進一步問：“有這麽一個林彪反革命集團嗎？它成立的時間，它的組織綱領、任務是什麽？你在其中都幹了哪些反革命勾當呢？”
林彪給黃永勝的信涉嫌偽造
李作鵬說：如果林彪要搞軍事政變並不困難，利用他在全黨、全軍、全國的政治威信和黃吳李邱掌握的陸海空軍大權，搞軍事政變可能易如反掌。但林彪沒有“當麵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反動陰謀，黃吳李邱也沒有這種反黨、反毛主席的邪惡禍心。……後來，林立果說黃吳李邱“這些老總水平低……指揮軍事戰役可以，指揮政治戰役不行，今後政治鬥爭不能靠他們，真正領導權要掌握在我們手裏。”顯然林立果兩次讓王飛帶信，就是試圖獨攬大權。
1971年9月8日，林立果從北戴河帶來葉群給黃永勝的密封親啟件，裏麵是一盒菠蘿糖，一件尼龍背心。9月9日12點，黃永勝休息了，王飛與黃永勝秘書聯係未果。9月10日11點30分，王飛將密封親啟件麵交黃永勝。這一天黃永勝與葉群通過五次電話，其中兩次分別是90和135分鍾，根本不需要王飛多此一舉的“快遞”，隻能解釋為林立果試圖讓王飛和黃永勝建立聯係，以便日後“綁架”。
林彪有可能給黃永勝寫信嗎？首先，林彪有辦公室和若幹秘書，用不著他親自動手。1969年林彪在蘇州下達關於加強戰備的緊急指示，就是秘書張雲生用電話傳給黃永勝的。其次，1967年林彪茶幾上還放著紙筆，沒多久他劃圈都感覺累了，由秘書代勞，茶幾上的紙筆就收走了。林彪不食人間煙火，隻談工作，怎麽可能委托他根本不認識的王飛轉給黃永勝一封問候信呢？邱會作認為林彪給黃永勝的信是偽造的。當時他在人民大會堂看到這封信，就對它懷疑，除了字跡以外，也不符合林彪的辦事風格嘛。林彪和黃永勝有事，都是麵商或是由機要人員轉達。林彪從來沒有給黃永勝寫過個人的信，為什麽這麽關鍵的事上，莫名其妙地寫上了那一封含糊不清的信？
李作鵬也認為林彪信一定是偽造的，是欺騙無知人的劣等作品，根據有三：第一，林彪的鉛筆字體，我稍有了解，我一看所謂“親筆信”的字體同林彪的字體，就覺得似像非像，不是林彪親筆寫的。第二，黃永勝與北戴河林彪處有保密電話暢通，林彪不論重要指示和一般指示，均用保密電話告訴，而黃永勝與北戴河天天有電話來往。我在軍委辦事組工作，還沒有見過林彪有書麵指令。第三，林立果手中的林彪給黃永勝的所謂“親筆信”，為什麽不送給黃永勝，而是給他們死黨傳閱？這不是明明白白的借林彪的權威，欺騙他們死黨，拚命去幹壞事。最後這份“親筆信”還是從他們死黨手裏收回的。“四人幫”利用所謂“手令”和這份“親筆信”，誣陷林彪要謀害毛主席，搞軍事政變，那是百分之百的冤枉。有些批判文章也把這份所謂“親筆信”當成“珍奇寶貝”，胡批瞎批，是盲目無知的。
林豆豆辨認過“手令”和“林彪給黃永勝的信”的影印件，認為它們更像被模仿的字跡。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遠不隻她一個人在正式的中央文件上，看到不少被模仿的林彪字跡。案審10年，中央專案組也好，特別法庭也好，都沒有任何直接證據證明林彪參與了“兩謀”。林彪打了幾十年仗，他的指揮風格從來是親力親為，甚至越級，而且交代詳盡，生怕下級沒有理解。而在“兩謀”中，林彪隻是一個“旗號”，他既沒有召集任何會議，也沒有對哪一個人有過具體命令，甚至連電話也沒有打過一個。林立果要王飛調空司警衛營去攻打釣魚台，王飛說：“林副主席叫幹，就一定幹。但是怎麽個搞法，還要考慮考慮，釣魚台我從未去過……”“若是吳司令來下命令，事情就好辦了”。王飛還提出“請林副主席召集會議解決”。王飛是在試探，想看看林立果說的是否是林彪的意思。顯然王飛這兩條都是林立果不可能辦到的。
紀登奎對兒子紀坡民說：“不能證明黃吳李邱知道謀害毛澤東，沒有證據證明他們知情。”紀坡民說：“他們四個都不知情，那不可能吧？黃永勝肯定知情，要是他不知情，林彪給他寫那個命令幹什麽？就那麽一句話，含糊其辭，究竟要幹什麽事，也沒有說個清楚。要是他們事先根本沒有談過，沒有給黃永勝交過個底，林彪冷不丁地寫那麽一句，那是讓幹什麽呢？誰能明白？寫了還不是等於白寫！因此這件事，說別人不知道，也許說得通，說黃永勝不知情，恐怕說不通……”紀登奎說：“你說這些，都是分析，可是黃永勝並沒有收到呀。我是辦案子的，要靠證據。”紀坡民問：“如果黃永勝不知情，或者沒有證據證明他們知情，那麽審判他們，根據是什麽呢？憑什麽判人家徒刑呢？”紀登奎說：“審判他們的時候，我已經不在中央了，不知道他們是怎麽討論的。”
其實，中央專案組已經清楚，葉群、林立果在如此緊張的時刻，費那麽多心思安排王飛給黃永勝送東西，目的就是安排兩個從未麵對麵的人見見麵，從而在“大艦隊”和“小艦隊”之間建立非同一般的聯係。這裏的關鍵問題在於，林彪給黃永勝的信怎麽會在林立果手裏？又怎麽可能通過王飛轉交？這隻是林立果的一廂情願，與林彪、黃永勝無關，但“兩案”審判者卻認為抓到了“稻草”。
猶記那個年代，九一三事件後，所有事情都可以安在林頭上了，然後許多人被從關押地放出來，所以人們覺得林倒台也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