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過花案 ——1983年西安嚴打口述紀實之一（ZT）

犯過花案 

——1983年西安嚴打口述紀實之一

盧韋口述   丫丫整理

     

     盧韋，1950年生，著名編劇。83年因跳舞流氓罪被判勞教兩年。

 

“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把這段花案入獄的經曆拍成電影。89年夏天，外景選好了，監獄也搭起來了，演員都是一流的，全都剃成禿瓢。可是，這邊正要入戲，那頭突然開槍，軍心浮動，我們的主角連聲叫喚：“不行，我得回北京，看看上大學的兒子咋樣了。”

 

“萬惡淫為首”。

“花案”這個字眼，近似流氓，卻比流氓還賤。

1983年的8月15、16、17是西安大搜捕的三天。我們都被抓進去了正式文件才下來。抓人是突然行動。而8月17號之前內部文件早就有了。當時重點是打擊流氓刑事犯罪團夥，隻有打擊團夥案公安局才有成績。所以全給拉成團夥，判重的全是團夥。跳舞的花案也被定性為黑社會流氓集團。那個時候流氓團夥是多多益善。

     

八十年代初，生鏽的國門透了一條縫，喇叭褲、鄧麗君、老電影、舞會，還有《加裏森敢死隊》都進來了，大夥沒有思想準備，都跟著感覺走。黨組織和居委會的大媽們也守不住防線，資產階級太厲害了，它針對中國人民壓抑了幾十年的情欲，連下猛藥，除非太監，誰能坐懷不亂？

當時的街頭，時髦男女也敢牽手了，電影院是談戀愛的上好場所，人們在暗中互相撫慰，快活得跟神仙似的。更超前的是開家庭舞會跳貼麵舞，人們忘了過分超前就是犯罪。派出所和居委會曾挨門挨戶地調查，提醒大夥注意“新動向”，有流氓舞會的敵情，要及時告密。

我們的黑道教母，人稱“老馬”，是個四十歲出頭的寡婦，長相一般，卻是地下社交界的中樞神經。天一黑，各路人馬聚攏到她家，挪開桌椅，騰出空間，在鄧麗君若隱若現的軟歌中，鬼魂一樣舞起來。所謂貼麵舞，不需要任何技巧，就是借個舞的名目，男女摟摟抱抱，似動非動地陶醉而已。我們雖然如魚得水，但絕無當場出軌的舉動，跳出感覺了，就自個兒約會去。

到了1983年8月，嚴打第一戰役開始，凡是跳過舞，被人檢舉的，都栽得慘，可憐的老馬第一批就給斃了。我總是錯誤地估計形勢，以為就跳跳舞，沒做別的，犯不著跑。8月15號夜裏11點，西安全城戒嚴，警車紮住每個街口，拉網清剿。我還傻B嗬嗬地呆在宿舍，正猶豫是跑還是當麵跟政府交代清楚，公安局就來敲門了。轉眼間屋裏和身上都搜遍，因為我穿著工作服，相貌也樸實無華，公安局還懷疑是假的，連問幾聲：“你就是？”我一再點頭，帶隊的老公安揮揮手：“到局子裏去說。”

我被搡進一輛麵包車，裏麵象販子關雞鴨一樣，滿滿的圈了二三十號，“蹲著！蹲著！”公安邊吆喝邊打壓，我戴的銬子如肉楔子一般嵌入手腕。窗外的手電光掃來掃去，路途中押運的公安不停爆吼：“老實點！抓緊點！人肉是有彈性的！”

 

在路上我聽見兩公安聊天，一個發愁說：“一下子抓這麽多，咋整呢？”另一個答：“全是社會渣滓，你說咋整？還不如送老山前線，一個衝鋒，都他媽的嘟嘟報銷。”這警察沒一點法製觀念。

嚴打就是亂打，我們一進公安三處，大鐵門嘩啦一下敞開了，隻見院子、牆根，一溜溜蹲著的全是人。一個老公安懶洋洋地坐在桌前，把臭腳丫縮上椅子起勁地搓著，眯縫著眼從紙上抬頭對號。當輪到我時，他將搓腳丫的手拿起來，直戳我的腦門：“你就是誰誰？你在江湖上名氣大啦！”我嚇得一哆嗦，暗叫：“糟了！”不料過了一刻鍾，又進來一車人，那老公安在對號時，又用臭手戳了另一個倒黴蛋的腦門：“你就是那個誰誰？你小子在江湖上名氣大啦！”這麽一會兒老家夥起碼重複了二十多次“名氣大啦”，每次都唬得人屁滾尿流。

天蒙蒙亮時我被喚進屋過堂，此前我已把“案情”在腦子裏濾了十幾遍，打了詳盡的腹稿，我以為至少得耗幾個小時，不料，5分鍾就完事。公安打著哈欠記了姓名、年齡、工作單位，最後問了聲：“犯的啥？”我剛答：“跳舞”。立即被截住了：“行啦行啦，花案嘛。”接著叫：“下一個！”

 

 

進收審所再次登記，更簡單，令人覺得這是屠場在收豬過磅，烙上一戳。大致對話內容是，“犯的啥？”“跳舞。”“什麽跳舞？花案嘛！”見我懵懂，就順嘴補充：“花案就是流氓。”

那天早上下大霧，看不清院子裏有多少人，等霧散了些，地上蹲著的腦袋才慢慢顯露出來，密密地看不到頭，估計至少有兩、三千顆，十分壯觀。

從重從快的嚴打時期，一通宵抓幾千，往哪兒關？連公安局都發愁。尋常的號子塞不下，就把西安市的勞教所都騰出來，改成收審所，這地方在郊外。人肉是有彈性的是至理名言，但連老公安都傻眼了，他們也沒有見過這陣勢，洪水一樣一浪壓一浪地漲進來。據說他們“緊急報告”了幾次，稱再這樣塞下去，悶死幾個壞蛋事小，如果爆發大規模的傳染病，局麵就不好收拾……上級卻下令嚴防死守，說扛過熱天，到秋涼就勝利了。

 

進號的程序是先剃頭。那把推子連續作戰，弄光了上百顆頭，已鈍得象鍋鏟。狗日的用這發燙的鍋鏟，在我頭上硬炒，東一塊西一塊，留下了一撮撮的毛，同時扯掉了若幹頭皮。這大約是我平生遇到的最恐怖的理發，搞得我猢猻一般猛眨眼睛，終於，一顆疤痕累累的“花砂”誕生了。

 

入了號子，一間教室那麽大，裝兩、三百人。我像一粒灰塵落入了飛轉的馬達，從此耳邊的嗡嗡聲就沒斷過。騷哄哄的熱浪撲麵而來，想在門邊再吸兩口新鮮空氣，已來不及了，有無數的手無數的聲音在邊吼邊搡：“朝裏走！，朝裏走！”

兩排長長的通炕，中間是走廊，我木頭人一般被朝裏卷。一抬眼，發覺滿目人肉，大約三分之二的人一絲不掛，剩下的三分之一隻穿個褲衩，稍不留意，一根或幾根錘子就甩過我的臉和嘴巴。我終於抵達牆根。尿騷氣熏得人熱淚盈眶， 九個大尿桶貼牆排開，每個桶都滿的溢出來，可還有人不斷擠過來放尿。兩個瘦骨伶仃的孩子就倒頭睡在尿裏，居然沒一點動靜。

 

尿桶滿了，大便者就直接拉在手紙裏，然後包紮一番，大喊：“手榴彈！”朝這裏扔。若有人反應遲鈍，屎彈就在身上爆炸。開始我感到這太過分，還憤憤不平，稍後就習慣了。屎彈往往引發號子內的春秋大戰，大夥借機發泄一番。隻要沒出人命，公安都不露麵。

俗話說的“監有監規”，指的是老犯眾多新犯孤身的情況，可嚴打是春秋爭霸，連法律也不講，更沒號規。你想想，幾天內卷去那麽多人，誰也不摸誰的底，連公安都是懵的，咋整？

 

入號第一晚，我睡在最裏麵的板。200多人就一個窗戶，透不過氣來，我也將自己剝光了。拉鈴了，犯人兩人一組，先摟腰，一個把腿插入另一個的襠裏，喊“一二三”，人噗通倒下去，肉和肉就貼得沒縫了。整個號像超級沙丁魚大罐筒，沿走廊兩邊碼過去，熱汗猶如紅鍋裏的豬油，化開了，煙霧騰騰。我個子太高，加上噗通摔板時動作生疏，腦袋一下子懸空。回縮無縫，就隻能吊著頭打盹。眼睛才犯迷糊，就見侵華日軍的零式戰鬥機密密匝匝地俯衝，我下意識地哆嗦，一巴掌抽醒自己，原來是從一尺開外的尿桶群直撲過來的綠頭蒼蠅，蠶豆大的幾百隻，嗡嗡叫囂著襲擊人肉。我剛才那夢中一掌，已經五、六隻蒼蠅被拍扁在右臉頰，順勢一抹，蠅屍就墜落炕下。

這一夜，我在似醒非醒中不知道抽了自己多少耳光，蠅屍碾碎在脖子周圍，猶如出水痘。啪啪聲此起彼伏，四周好些手臂有氣無力地堅持作戰……終於，天折騰亮了，離起床還有幾十分鍾，我一下子睡死了。

 

之後當然是動心思向上奮鬥，誰也不想過滿臉蒼蠅的日子。號內的花案大約有十幾個，有文化有智商，一會兒功夫就串通上了。互相一報名，要麽是熟臉，要麽“相見恨晚”，因為那年月，與貼麵舞有緣的，幾乎都是有點背景的前衛青年，大夥馬上抱成一團，要弄出一片天下。

機會說來就來，管教老公安王叔在早飯後駕臨，隔著鐵柵叫“高中文化的舉手”。霧騰騰的房裏有五、六隻手舉起，我雖然是初中生，也麻著膽子舉手冒充。王叔點完數，接著命令“舉手的出來”。這個王叔吃了20年公安飯，心腸不壞，所以犯人以“叔”相稱，他把“知識分子”們喚出，意在提拔重用，文明治監。我接受的任務是發饃。

監獄的定量是每人每天8兩，經過剋扣，每人每頓就兩個玉米麵或其它攪和麵蒸的饃，鴨蛋大小，外加一勺糊糊或老菜湯。剛進去的人肚裏還有油水，感到這鴨蛋饃像鋸末，一嚼滿口鑽。三四天後，這鋸末就順了，不刮喉了。再過一兩天，饑焰熊熊燃燒，鋸末一入口就化了，吧嗒著嘴，回味無窮。

 

我因剛到，肚裏麵有些油水，所以發起饃來就顯得小人得誌。我雙手提籮筐，從靠門往裏發，一人兩個，鐵麵無私。可發到老犯大老白的跟前，那家夥一欠身，叉開十指，叼去四個饃。這大老白可是個人物，從十幾歲開始就踢破公安局門坎，如今30多歲，已有十幾年牢齡，連公安管教也得依他兩分。我小鬼不認閻王，居然又把他叼去的饃搶回來。這下惹了禍，那大老白的手下，都是行竊高手，轉眼之間，我的饃筐就被挖出一大坑，還挨了一腳。

我大吼報警，王叔趕至，將大老白客氣地喚出，好言相勸一番。又吩咐補夠失蹤的饃數。好歹完差，大老白狠狠地瞪著我。號內眾賊蠢蠢欲動，都傳言：“這小子得罪了大老白，死定了。”

我暗中作了提防，不料大老白陰溝裏翻船，被幾個小娃治了。這些娃是晚上進號的，炕上擠得插不下腿，幾個瘦猴樣的娃東瞅西瞅，見大老白等七、八個都是大平躺，一人占了三、四人寬的地盤，自然就朝那兒湊。可屁股蛋才怯怯地挨著炕沿，就叫大老白閃電一腳踹翻。那個娃娃跌倒時，後腦勺撞的鮮血迸濺，頓時暈頭轉向。

 

幾個娃都才十五、六歲，比狼崽還毒。第二天我發糊糊，大老白和他的手下排在十幾顆腦袋後，遠遠地衝我冷笑。我抄著鐵勺，手心裏正冒汗呢，卻見原先蔫在馬桶邊的破頭小娃從地上爬起，反捏著盛糊糊洋瓷缸子，遊泳一般向前擠，終於接近了仇家，小娃一貓腰，呼地蹦起，雙拳握洋瓷缸子猛擊大老白。號內大亂，人事不醒的獄霸被抬了出去，跟著，幾個娃也轉了號。

在王叔的縱容下，花案顛覆了老犯集團，睡上了第一塊板，靠門，大平躺，真他媽舒服！我們的花案聯盟肅清了每個企圖造反的賊，越戰越勇。人肉太恐怖了，籠罩在其中，謙謙君子也會被改造成暴徒。

玩命是中國哲學的最高境界，所以金聖歎的斷頭遺言是：豆腐幹和花生米同嚼，有火腿的滋味。老子則言生命如水。到了兩千多年後的社會主義時期，人多命賤，水就變成尿了。

 

讓我來提供“水尿說”的依據。在號中，每人每天定量供應一缸子開水，排隊打進來，晾在哪兒，慢慢勻著喝。天氣酷熱，雖然人人都想敞開肚皮灌個夠，但坐牢即是熬磨，你就必須掌握節奏，不急不躁，一次吸兩小口，潤潤喉嚨，舔舔嘴唇，就該滿足了。

一天放一次風，主要是倒尿桶，上茅坑。那茅坑是露天的，分兩排，大約十五、六個坑。這坑裏的蛆和蒼蠅肯定上億，屁股一下去，轟地一聲就炸營了。放風時間隻有10分鍾，兩百多號人，必須在10分鍾內卸完包袱，你想想，這是多麽繁忙的景象，一個坑蹲三、四個屁股，白白地湊到一處熱鬧，連蒼蠅都顧不上趕，因為旁邊還站著提褲腰，數秒催命的家夥。時間一到，提褲子滾蛋。

院裏的自來水管早就堵了。人太擠，容易爆發痢疾，甚至更嚴重的傳染病，因此所裏不準犯人喝生水，逼大夥養成良好的衛生習慣。

說是挺人道的吧。可有一次，牢裏鍋爐壞了，斷水三天。大熱天斷水，不要人的命？事後想起都覺得奇怪，怎麽熬的？不渴死，也得憋死，因為號子裏的空氣全是尿。不僅僅是尿，是提煉出來的尿素，就筷子頭那麽一點，都能薰熟一分地的莊稼。我都恍惚了，一昏沉，就夢見喝尿，越喝越渴，越渴越喝，直到醒來，覺得嗓子眼已結了一塊尿堿，又鹹又苦又澀，一咳，刺痛難忍。

 

人缺了水分，明顯地幹癟下去，好在第二天，屙尿的隻有十來個，接著就沒人親近尿桶了。第三天，號裏鴉雀無聲，連打飯都如夢遊，個個兩眼筆直。就在這關口上，我聽見有聲音叫我，湊近門柵，才認出是王叔，“拉水。”他這麽說。

猶如導火索拉燃彈藥庫，就在我眼冒金星的瞬間，號內轟隆一響，二百多人全都手提瓷缸子站起來，向前撲。王叔開鎖放我出去，然後說：“你們等著。”

順著走廊，一股新鮮空氣迎麵襲來，我連抽了幾口，直達肺腑，整個人幾乎飄掉。我醉氧，一鑽出房子，過分充足的氧氣壓得我胸口巨痛。緩過了勁，我才拉起載了幾個汽油桶的板車，跟王叔去監外拉水。終於，我見著了開水籠頭，燙，喝不了。有人指了指旁邊的溫開水籠頭，我立即擰開，雙手捧著渴飲、狂飲、朝死飲。我大口、大口地抽氣，喉管象哨子絲絲響……最後，一股水從胃裏反芻，直逼口鼻，憋不住，噴湧而出。

 

接著拉水回監，剛近號子，裏麵全瘋了。幾十隻、幾百隻瓷缸哐當哐當在牆上、炕上、地上砸，應著這刺耳欲聾的節奏，幾十個、幾百個喉嚨一齊吼：“給水！給水！給水！”唉，三十年過去了，這恐龍一般的聲響還在回蕩，令我在夜深人靜時想起來都汗毛豎立。

我應該把它寫成個劇本。

像《辛德勒名單》裏的那種裸體猶太人排隊進毒氣室的大場麵拍攝，類似的場景中國太多了。比如打預防針，幾百號人排著隊，用同一根針頭紮膀子，五秒鍾喊一聲：“下一個！”輪到我，針頭都紮彎了，獄醫就咬牙切齒地用手掰直，瞄了瞄，繼續用。吃藥也一樣，排長隊，上百張嘴巴得到的是同一顆治拉肚的黃連素。獄醫身旁站一位端水的勞改犯，待小藥丸一拋進嘴，就配合灌水，並命令你張口受檢。

說得夠離譜吧，最離譜的是王叔遛耗子。我們敬愛的無聊的王叔，二十多年的老公安，整天捧個大黑茶缸巡視，東瞅西看。有一天，我們捉了隻一尺長的老耗子孝敬他。他用個項圈套住鼠頸，每天牽耗子出門散步。王叔說：“有錢人沒事遛狗，咱公安人員沒事就放放老鼠吧。”

 

我記得大概是冬天的十二月底轉到五處，我在五處呆了兩月以後我的朋友托人找到陳管，陳管把我調到病號室，多一兩糧。我當時和趙學誌（已患肝癌去世）在一塊，關了七個人。現在就我一個人活著，都死了。

83年西安市局不算分局，槍斃了三批。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分子，流氓罪是其中一項。殺第一批是62個，第二批65個，第三批45個，最後一批是在第二年，84年的5月底6月初收麥子的時候。我在號子裏給他們念殺人布告，念完我就留下來了，出監獄的時候把它帶出來了。批量殺人的間隔太短，人民群眾再怎麽“拍手稱快”，血腥氣也太濃了。83年流行過的順口溜，當時彭真出任全國人大委員長，憋著一股惡氣主持政法工作，這叫驢日的山西人，好喝醋。

 

一口醋缸淹死好幾萬。我們號裏有個娃，幾根骨頭加幾根筋，看上去，比秤杆高不了多少，卻犯了暴力強奸罪，死刑！他整天哭哭啼啼地喊冤，煩透了，我就問他咋回事？他說，逑的暴力強奸，那是我女朋友，我們好了幾個月。我說，好再久，女方不同意，也不能硬搞。他說，誰搞啦？我沒搞。本來嘛，十六、七歲的人嘛，臊得起火，可是她家裏有人，我家裏也有人，沒地方搞。青天白亮，我拉著她坐公共汽車，四處竄，累得呼哧呼哧就是找不準地方。她家又管得嚴，天一黑，就必須回家。到旅館吧，80年代旅館都要證明。我們竄了好多天，總算在郊外尋見一塊麥子地，立刻就倒進去抱上了。摔跤一樣翻來翻去，我從她的衣領使勁掏奶，吃了幾口，奶就滑進去了。我又扒她的褲子，拿錘子往裏塞，我以前認為很容易搞，結果呢，她不會，我也不會。這戳、那戳連洞都沒挨上，腰杆子一麻，流水了。我和她又是土又是麥穗的，抖衣裳都費了半天功夫，還要一根一根揀她頭發裏的穗芒！劃不來。從郊外等公共汽車，朝回趕天就黑了。她急哭了，罵我流氓。我說都流氓，一個巴掌拍不響嘛。

 

回家以後，她爹三審兩審，她就招了。於是她爹娘向公安局報案，我就落網了。審了兩回就開庭，法官在上頭念完《判決書》，我一聽是“死”，急得當庭叫喚：“暴力強奸？我沒搞嘛。向毛主席保證，我就吃了兩口奶。吃奶也判死？”可是法官把判決往桌上一搭，語重心長地教訓我：“娃呀，人一輩子，就娘的奶能隨便吃，別人的奶，你一吃一個死！”。

剛才說到的大老白，是郭××搶劫集團的二被告，此案一死兩緩，多人判有期。據說在法庭上，法官邊宣判，郭××邊叫罵：“我弄你媽！劫了點浮財，你就判死！”法官憋了一肚子火，堅持念完文件，方吐口長氣，一摔卷宗，起身指著那賤骨頭回罵：“你死都死逑了，弄得了我媽？等著我去弄你媽，弄你家老奶奶！”這那叫法庭？分明是莊家老漢在野地鬥嘴。

一冬天沒下雪，第二天要殺人，半夜就下雪了，落在地上薄薄的一層雪。人都說殺人之前貓頭鷹會叫，我們不信這事，本來毛澤東思想武裝過的人絕不迷信，半夜我突然被一陣陣貓頭鷹叫聲驚醒，汗毛豎直。我坐起來，號裏的犯人已醒了大半，都支著耳朵聽，從古到今，貓頭鷹一叫，必有人死。唐山大地震之前，不僅貓頭鷹，連蝙蝠、老鼠、貓和狗都仰天叫得格外淒慘。

 

奇怪的是貓頭鷹從哪來的？西安市也沒貓頭鷹嘛。也許從旁邊的小雁塔的樹林裏，說不來。卻聽見隔壁鐵鐐響。有經驗的老犯馬上說，開始“驗明正身”了，5分鍾一個。老犯倒抽一口氣：“我的媽，今天要飛65顆頭！”

我們把被子摞在一起當梯子，然後誰有認識的誰就爬上窗戶去看，等於給他們送行。我有一個熟人叫李本讓，是搶劫犯，據說是拿著砍刀搶賭場。我跟李本讓在一塊關過，我聽檢察院在喊李本讓的名字，我就爬到被子上麵去看他，李本讓那天很是軒昂，他不讓人架，帶鐐長街行，咣、咣、咣就出來了，非常有表現欲望。那時天還黑著呢，監獄裏亮著燈。然後就是檢察院，公安局，法院三家叫驗明正身，就是核對，看是不是這個人，別弄錯了，驗明完了就往車上一撩，車子咕嚕、咕嚕響了一早上。到了中午的時候，每個號子發一個布告學習，讓大家都知道這一批殺了多少人。按照過去老傳統，都說第二天要上路，頭天晚上要改善夥食，但我記得特別清楚，頭天晚上就是炒胡羅卜片和白菜。

 

死刑犯不單獨關，死刑犯必須要有人看著，第一他戴著鐐生活不方便，第二怕他自殺。我在死刑號子裏呆了三天，伺候犯人。因為要晚上值班不許睡覺，所以看死刑號子多一兩糧，普通號子一天是九兩糧，看死刑號子的一天一斤。大陸（陸樹明）送走了十個。老範（範柄南）送了六個。宛然因為跳舞被敲了頭。我和宛然一個號子時，宛然還沒被判死刑。宛然是把救命稻草給弄錯了，他第一天晚上可能倒的太幹淨，倒淨以後他自己冷靜下來估算了一下，下麵他有兩條道路可走，一個就是徹底的立功表現揭發別人，一個就是翻供。他恐怕沒有翻供的勇氣，他揭發別人特可怕量特別大，他揭發我就五張紙，他把揭發我的材料遞給陳管，陳管當著我的麵把他揭發我的那五張紙燒了，一邊燒還一邊說：“這狗日的還想活命，有八條命也不夠。”

 

我看了宛然揭發我的材料，大多數是不實之詞，但是他腦子記憶力真好。我以前在監獄外麵隻見過宛然一麵，這麽一麵他就能揭發我五張紙。宛然到最後完全是病態，他根本晚上不睡覺，我們睡覺了他不睡就披著大衣坐在那，旁邊放一張紙一隻筆，隨時想起隨時寫。黑社會大老白跟我們一個號子，偷偷地跟我們說：“乖乖，揭發了這麽多他還想活命？”黑社會是有講究的，你要想活命你就不要揭發任何人。宛然揭發王蘇川寫了七張紙，後來我在號子裏見到川，我說宛然都把你倒盡了，王蘇川表現出了高風亮節，結結巴巴地說：“我理解。”我以前在外麵隻見過宛然一麵，在監獄裏麵掃了他第一眼時，就感到他臉上有一股陰死氣，雖然他這個人白白胖胖的，我當時心裏咯噔一跳，有一種不祥之感。

 

宛然和馬燕琴走的是一條道都是這樣死的。

她一上來就交代跟一百多個男性發生關係，超過警察的想象，你不用審問她自己就說。他那個主審官已經感覺她不對了，不讓她再交代了，給她做了精神鑒定，結果是正常。馬豔琴這個案子作為一個案例專門拿到上海的一個研討會。中國的司法不獨立，真正的實權不在法院也不在檢察院，真正的實權在政法委。

我鋼口比較硬，問我什麽都說不認識，問你爸你媽認識不？我也說：“不認識”。差點挨一個嘴巴子。那時你說了誰的名字他就得進去啊。我的事到最後說不清了，我是漏網的魚，就是因為把我跟任何團夥案都算不進去。所以我是單案，最後單案沒法判。但他們把人抓了，不能沒個說法，勞教了事。我關了近一年，被判兩年勞教。我的運氣好，在節骨眼上檢查出乙型肝炎，監獄不要，隻好退回原單位，扣發工資，由群眾監督執行，每星期向組織匯報思想。我已經被關了11個月，所以回去以後實際上執行一年零一個月，就宣布我解除勞教。我這叫人民內部矛盾。

我出監獄的時候，把我在監獄裏畫的畫，寫的筆記全帶出來了。我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把這段花案入獄的經曆拍成電影。89年夏天，外景選好了，監獄也搭起來了，演員都是一流的，全都剃成禿瓢。可是，這邊正要入戲，那頭突然開槍，軍心浮動，我們的主角連聲叫喚：“不行，我得回北京，看看上大學的兒子咋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