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 ”我有這樣一個繼母” (29)

2020年5月16日 第二十九期（“李銳資料最後的命運”）

朋友們好，我是李南央，現在是北京時間2020年5月16日，是我連播《我有這樣一個繼母》的第二十九期。今天的一章是：“李銳資料的最後命運”。為了連貫性，這一章今天一次唸完，可能稍微有點長，先請大家原諒。

李銳資料最後的命運

2009年10月，我從斯坦福的直線加速器中心（SLAC）調回到勞倫斯伯克利國家實驗室（LBNL）工作，參加了中美合作的大亞灣中微子探測器安裝工作，很快又開始在上海應用物理研究所工廠監製為LBNL光源升級的組合六級磁鐵，非常頻繁地回國出差。我告訴父親：1980年後的日記，我已經有了程真給我的至2003年的掃描件，會開始錄入工作。2003年以後的日記請你同意讓我掃描了帶回美國整理，你相信我，我一字不改，一字不刪，我認為的錯別字也隻在括號內進行更正，沒有你的許可，我絕不擅自公開發表、出版。一切按你最後的決定處理。你讓我趁你現在頭腦還十分清醒時開始著手此事，一些無法辨認的字和一些我不完全理解的縮記還可以向你詢問，再晚，就無法準確地完成你日記的錄入工作了。今後的研究者若隻看你的手書日記，使用起來困難太大不說，對原文的錯讀、錯解是絕對免不了的。

大概因為這麽些年，父親請了不少人幫忙，自己每年夏天去寬溝躲避哮喘也花費了不少精力修訂，與王建國協議出版日記的事最終還是告吹。而此一期間，我為他整理1946年至1979年三冊日記，2008年順利出版。這次他沒有再說：“我的日記不用你管，將來讓韓鋼、宋曉夢、許醫農管。”隻是向張玉珍的房門努了努嘴，輕聲說：“她是最反對你管我的日記的，不要讓她知道。” （張玉珍臥室有兩扇門，其中一扇開在客廳，是常年鎖住不用的。）這樣，2010年4月回國，我就從美國帶回一台掃描機和一個變壓器留在父親樓上的金伯伯家，每次出差去深圳或上海在北京短暫停留，或在周末特意飛回北京，先是加緊將2003年到2008年的日記掃完，之後，將父親在我前次到再次回國之間新寫的日記掃了存好。若年底或年初沒有機會回國，怕頭年的日記本遺失，就告訴父親信得過的我的某位朋友，告訴他/她我需要從幾月幾號到幾月幾號的日記，請他/她去給父親賀年，順便將那些日記設法幫我拍下存了。父親和朋友們配合得相當好，從未讓張玉珍發覺他們的造訪是受了我的“指派”。

我自己掃描日記本都是張玉珍不在客廳時向父親索要，第二天一早送回，總是掐著時間，趁父親和張玉珍在飯廳吃飯時進門，將日記本放回到客廳茶幾的下方。待父親飯後回到客廳坐進沙發開始跟我聊天，我就用手指指茶幾下方，父親會心一笑。

我將日記本拿回到旅館後，為了保證當晚完成，必定請嘉楠幫忙。後來換了一個輕便的掃描尺，方便多了。再後來有了iPad，改成拍照，效率和質量更是大幅提高。

在錄入2003年前日記的過程中，我發現程真雇用的國家圖書館職工掃描出的日記有漏頁、漏邊，便記下缺失的年份和日期。回國時，在張玉珍心情不錯的某一天，父親沒有要求我就過去的“錯誤”再次檢討，我就告訴他我需要從他書房放日記本的箱子裏取出某年日記，用數碼相機拍下漏頁。父親就將他隨身掛著的鑰匙交給我，讓我進入書房自行幹活兒。這種活兒需時很短，一般會趁張玉珍外出購物或去醫院打針時做，即使她在家，也沒有引起過通常隻待在自己臥室的她的注意。

2013年完成了《李銳口述往事》一書後，我開始了將自己掃描的日記圖本文件錄成Word文本的工作，並隨錄隨加注釋，將辨認不清的字或有疑問處的頁立即打印出存在專用文件夾中，我回國或者悌忠回國時，請父親幫助解惑。做這種事時，也都是盡量避開張玉珍的。悌忠告訴我，有一次他在書房裏正跟老頭子辨字，聽到走廊裏有響動，老頭子立即警覺地合上了文件夾，從書桌上取過一本書壓在上麵。父親的耳背非常奇怪，凡是他注意的事情，都聽得十分清楚。我常跟他開玩笑，試驗他是否真耳背的最好辦法，就是在他身旁跟別人說他的“壞話”。父親的日記中對複印日記和辨字多有記述，這裏隻引幾則：

2013年4月20日（星期六）

六點半起床。小妹一早來，她在編輯我的全部日記，其中好些認不清的字，讓我一一校正。

2014年10月20日（星期一）

續看南央帶回的一疊“日記”複印，校正個別字（極個別也認不清），還剩一多半。玉珍很不讚成南央管此事。

2014年10月21日（星期二）

下午續校正“日記”，快看完了。

2015年1月4日（星期日）

早餐時，xxx來，給我三本他自製的《光榮歸於民主》（李普自選集第二冊），序言是我的懷念文章。去年日記他已複印好給小妹。

2015年6月8日（星期一）

六點半起床。小妹即來，對正日記（她有全部複印件），到七點半。

2015年6月9日（星期二）

小妹七點多來，對正日記。

2015年11月4日（星期三）

上午小妹、悌忠來。小妹讓我繼續校正她複印的日記中個別字，有的我也認不清了。

2016年2月8日（星期一）

下午小妹、悌忠來，閑談，帶走兩本“日記”（複印）。

2014年1月，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決定收藏李銳資料，我從LBNL退休，全力投入父親日記的輸入，每天總有十個小時左右用在敲打鍵盤之上，除了外出旅遊，即使在外州女兒家幫助帶小外孫女，也沒有間斷過，保持著每月完成一年日記的均勻進度。

2014年7月回國，我將胡佛所的決定告訴了父親，父親極為興奮，抑製不住地將他以為的“特大喜訊”告訴了張玉珍。張玉珍立即起身指著父親聲色俱厲地說：“李銳，你不是一般人，你是中組部的高級幹部，你的日記不屬於你自己，屬於黨。隻能交給黨組織！”

父親沒有同她爭辯。我覺得是胡佛所的決定，讓父親看到自己的資料將與蔣介石父子資料並存，確立了自己史料的價值地位，這在他那一代有“士人”情懷的知識分子心中是太重要了。張玉珍政委的雷霆斥責，沒有阻斷他與我的“秘密工作”，隻是在我提出希望能將原始日記本都交我帶回胡佛時，他躊躇了，說：“那些日記你都掃描了，有沒有原件沒有太大的關係吧？”

我說：“當然，日記的文獻價值是保存下來了，隻是如果能讓胡佛同時保存下它們的文物價值，不是更圓滿嗎？”

父親總是應付我說：“你先幹著吧，原件以後再說”。我是從父親的日記中“讀”到了他的掙紮：

2010年7月26日（星期一）

昨夜因“日記”事，同玉珍爭吵，以致十二點多服眠藥上床。

2015年2月24日（星期二）

下午為日記本事，同玉珍有爭論。

2015年2月25日（星期三）

玉珍為日記問題，意見很大。

我從心裏感謝習近平上台後任用的新組織部長陳希的“幫助”。

2013年習近平上台，中組部的領導班子隨即更換，新班子中不再有沈躍躍那樣的人常常來家親切慰問、熱情表揚張玉珍政委。再回家探親，開始聽到張玉珍對陳希的不滿逐步升級，來人便說。聽來聽去，聽出她最為不滿的事兒有三件：一是原來每月免費供應的兩箱瓶裝水斷了，張玉珍說：一箱水才有幾個錢啊，陳希上台就不發了！二是原來每周發的綠色蔬菜雖然照樣給，但是要交錢了。最要命的是，父親的司機、張玉珍的女婿張滿起陪老頭子遊泳原來同李銳享受同等待遇——免費，現在要自己花錢買票了。張玉珍說：“太不像話了！太不像話了！”顯見的，新上來的習近平的親信們，不再買她這個為黨看住李銳的張政委的賬，李銳在那些人眼裏是“秋後的螞蚱蹦不了幾天了”，遑論夫人。

2017年2月3日，返回美國的頭一天下午去父親那裏告別，張玉珍又談起“現在中組部的領導壞透了……”

父親應和著：“是呀。上次雷霞（雷霞這個名字是1998年12月13日第一次出現在父親的日記中。從後來的日記中看出她是湖南一個叫威勝電子有限公司香港老板的雇員，老板被抓，她與湖南省委的熊清泉、劉正、黃道奇等都極為熟絡，通過關係找到李銳，後來竟然被張玉珍認作幹女兒，在父親家一住就是幾個月。李銳為雷霞向尉健行、高法院長周強等人連年轉“告狀信”，沒有結果。這個老板坐牢一直到刑滿才被釋放。此書前邊提到過，我曾勸父親既然主張“依法治國”，這種自己根本就無法搞清的案子不要管。）來家，說她的老板從香港帶了5本《李銳期頤集》入境，被海關發現了，讓他拿著書照了像，還當著他的麵將書撕掉，警告他：你下次再帶，就對你不客氣！”父親邊說邊做著撕書的樣子，氣憤之極。他在日記中有記述：

2016年11月22日（星期二）

下午薛京、雷霞先來，雷為威盛老板平反事，讓我給鄭必堅寫封信幫忙。雷談到威盛老板從香港帶回5本《期頤集》從澳門過關，被檢查人員持書拍照警告，並當麵將5本書撕毀。

我一聽就是雷霞為了讓李銳給她的老板幫忙，討好李銳、張玉珍，為老板邀功瞎編的。海關扣書，我相信會有其事，但是態度那樣蠻橫，我則根本不信。我自己和很多朋友都經曆過被扣書，海關人員的態度是絕對的和藹，有的官員甚至用“可親”形容也不為過，哪裏會當麵撕書還拍照！

張玉珍接著說：“是呀，現在的人壞透了，對你爸壞透了！”

我知道她話裏套著的意思是：“你以後別再給你爸找麻煩。”

但是第六感官告訴我：“千載難逢的機遇到了！”立即接過她的話頭：“你看，過去是扣老頭子的書，現在是不但扣，還當場撕了。以後老頭子不在了，那些日記還不都一把火給燒了。”

父親衝著張玉珍說：“小妹說的有道理！他們肯定要把我的東西全都燒掉！”

我算是相信了天下確有“心有靈犀”這種事兒，不容張玉珍開口，我緊逼著說：“媽媽，你這次就讓我把老頭子的日記都拿走吧，趁著他們現在還手下留情，我進出還有自由。以後他們對老頭子隻會越來越壞，到那時想拿都拿不出去了。”

父親幫襯著我：“你就讓小妹都拿走吧。習近平他們這些在台上的人是把我恨透了！”

話說到這份兒上，張玉珍沒法兒立馬180度調頭維護“組織利益”，隻好囁嚅著：“你要拿就拿吧。”

我向父親看過去：“那我就去拿了？”

父親擺擺手：“你去，你去！”從褲兜掏出書房鑰匙交給了我。

壓住我自己都能聽到的“砰、砰”心跳，緩緩起身走出客廳。打開父親的書房門，隨手關上後，立即衝向沙發底下的那口黑箱子。這口箱子我瞄過多少次，也打開過不少回，今天終於可以將裏麵的日記全部帶走了。

父親和張玉珍曾經為箱子裏的“六四”日記本不見了爭吵過，張玉珍向我訴苦說：“六四的日記本沒了，老頭子對我不依不饒，說：‘除了你拿，沒人會拿’。我哪裏知道哪本是哪本啊！我一頭撞死的心都有。’”

我不敢馬虎，將箱子裏的本子迅速清點，果然缺了1989年和1990年兩本。我在書房三麵牆上立著的書櫃下層台麵上散亂摞放的書本中翻找，又將堆積如山的書桌掃了個底兒掉，找到了2010年到2016年的本子，就是沒有1989、1990和2004到2009年的，卻意外地在幾個底櫃中發現了一本《魯迅書簡》，扉頁寫著兩行字：“二月十四·四六年承德，新自平寄來”是父親的字體，另一行是母親的字跡 “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二日購於北平東安市場”；還有幾本工作筆記，但是序號不全，“中組部”缺①、②，“培養第三梯隊”隻有（1）。但是不敢繼續翻找，1989、1990的日記原件太重要了，我不能在這上麵浪費時間。

鬼使神差，我看到南麵靠窗書架和東麵書櫃之間有一個小小的縫隙：莫不是藏在書架的緊裏頭？我把左胳臂的衣服袖子退到肘部上方，臉和胸部緊緊地貼在南麵書架上，將左手臂費勁地伸進那個夾縫，用指頭尖向書架的最深處夠去，真就觸到了一個本子。將那個本子向外撥弄，啪的一聲倒了，感覺到內側還有一個本子又倒在了這個本子上。將兩個本子一點點地從夾縫中趕出來，“老天爺啊！”本子封麵上各貼著父親親筆寫的“1988.9—12 1989.1—12”，“1990”的方紙片。我這一生經曆過兩次狂喜，第一次是1979年元月1日，接到父親告知他即返京的電報，第二次就是找到這兩個本子。

我猜想最大的可能是父親知道這兩本日記至關重要，怕被張玉珍交給組織，從黑箱子裏拿出另外藏在這裏的，自己卻完全忘記了。

我走進緊鄰書房的小餘房間，問她可有拉箱之類的借我用用，她把平日買菜的掛袋拉車給了我。我把那兩本日記放在最下麵，然後將其他本子一一點過列出清單。把拉車留在小餘的房間，拿著清單返回客廳。父親在看報紙，我把清單交給了他，並遞過去那本《魯迅書簡》：“我找到這本我媽給你買的書，給我行嗎？”

父親說：“拿去，拿去。”

我又告訴他沒有找到2004年到2009年的日記。父親向張玉珍的臥室門點了點：“你去問問她。”

我走進張玉珍的臥室，先給她看了那本魯迅的書，翻開扉頁：“這是我媽買的書，我爸同意給我了。”她麵無表情地“噢”了一聲，既然沒說“不”，我就當“是”。接著說：“2004年到2009年的日記我怎麽也找不到。”

她說：“是嘛？”

隨即從抽屜裏拿出一大把鑰匙，領我走到大門背後立著的櫃子前，指著最上麵的綠色文件櫃說：“你看看在不在那裏邊。”

小餘幫我搬來了個小梯子，我爬了上去，鑰匙試了一把又一把，張玉珍在下麵看著，終於有一把開了鎖。打開櫃門，裏麵空空如也，什麽都沒有。

張玉珍愣了：“怎麽空了？！明明是放在這兒的。”

我怕再計較起來出岔子，趕緊說：“沒了就沒了，不找了。我還得去悌忠家跟他的父母道別，再去大姨家看看，得走了。”

我回到客廳跟父親告別，說：“2004年到2009年的日記沒有找到。不過沒關係，反正我那裏有掃描件了。我走了，下次回來再來看你。”

父親又衝張玉珍的房門努努嘴：“跟媽媽說了嗎？”

我說：“說過再見了。”

父親衝我豎了豎大拇指：“好、好！”沒有起身。

有人送了他一個按摩椅，按摩過度把腿給敲壞了，遊不了泳不說，連走路都困難了。

出了父親的單元門，我直奔樓上，將小拉車存放到金伯伯家。晚上辦完事回到旅館拿了個空箱子，到金伯伯家將拉車裏的書騰到箱子裏，又下到樓下，按了門鈴，小餘開的門。聽到客廳裏的聲音山響，知道父親和張玉珍在看電視。我把拉車還給小餘，悄聲說：“我不進去了。謝謝你，拜托你照顧二老了！”

小餘說：“小妹姐，你放心了！”

第二天到機場，這箱日記我隨身帶著，過完安檢進入候機大廳，才覺到內衣已經被汗水浸透。

這其實是我最後的一次機會，十月份再回國，張玉珍對我發難了。蒼天有眼！蒼天有眼啊！！

我後來在父親2017年的日記本裏看到了三則日記。父親雖然沒有留下正式遺囑，但是他親筆寫下的這些字句，確證了將日記交胡佛所存是父親本人的意願，張玉珍也同意了，而不是我未經許可擅自搶走的。“李銳日記”成了“李銳日記”是李銳生前捐贈給胡佛所最重要的證據之一。

2017年1月30日 （星期一）

六點起床，看電視。南央一早來，同玉珍一起談日記問題。杜老知道信息多，她同意我的同樣處理，交胡佛館存。

2017年2月3日（星期五）

六點半起床，看電視。南央今天回美國（房子在改造）。留下帶走和沒帶走日記的清單。

2017年2月23日（星期三）

……杜老來，談《炎黃春秋》老人，沒有一個投降的。玉珍談南央管《日記》事，讚揚了她。

2018年3月26日是父親的最後一篇日記，我於2019年2月14日晚錄入完畢，兩天後——2019年2月16日，父親辭世。

此後，接受媒體電話采訪、出鏡對談，準備胡佛所李銳日記發布會、胡佛董監會報告，並出席會議；意想不到的又從大洋彼岸橫飛來張玉珍、範苗和範茂提起的兩項法律訴訟，起而應對。已經全部錄入的李銳日記，具有了便捷的檢索功能，成了保衛李銳資料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在一片紛亂之中，我保持著內心的平靜。2019年11月30日完成了所得父親工作筆記和會議記錄七十五萬字的錄入和注釋。此時的我年過六十九歲，罹患血癌兩年有餘，思維仍然明澈，條理依舊分明。感念蒼天的眷顧！

2019年7月，一位北京的朋友告訴我，那些留在父親書房、留在張玉珍養女鍾小玲家客廳裏的資料、信件和書籍，一夜之間都不見了。張玉珍說，按照李南央的要求交給了她的一位朋友。張玉珍說這話時，已經是將我告上法庭之後了。誰願意信她的話盡管去信。我告訴自己：你盡了全力，你的力量有限，不要遺憾，不要太過自責。

 

“李銳資料的最後命運”就唸完了。今天的節目就到這兒。咱們明天再見。

 

[林海平兔]

。。。在一片紛亂之中，我保持著內心的平靜。2019年11月30日完成了所得父親工作筆記和會議記錄七十五萬字的錄入和注釋。此時的我年過六十九歲，罹患血癌兩年有餘，思維仍然明澈，條理依舊分明。感念蒼天的眷顧！。。。

大功告成
心身安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