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我有這樣一個繼母（4）

四期 2020.2.16 （接“爸爸還是爸爸”）

 

1985年4月14日（星期日）

小妹帶孩子來，黃楠可能給了點幫助（按：黃楠是黃克誠的長女，此時是我工作單位高能物理研究所工廠的黨總支書記。其實黃楠什麽也沒有跟我談過。我是從父親的日記裏才知道黃楠去看過他），似已懂得要自食其力，為專利局翻譯得了稿費也。

1993年11月13日（星期六）

那天大胖談小妹89年8月過香港所談，我估計是憤激之語，“關起來才好”，使大胖極為不滿，疑竇甚重，玉珍也同樣，琬姐來信也是如此。心中一直不快。（按：父親跟我提起過此事，說張玉珍認為我狼心狗肺，為自己出名，希望“六四”後父親坐牢。我跟父親說：我不記得從伯利茲返回大陸經香港，見到大胖哥哥說過把你抓起來才好的話。沒想到父親竟然說：說了又怎麽樣？“六四”的那種情勢，人們當然都是十分地激憤）今天下午同玉珍談開，並述及為忙忙買琴借一千元未允事，引起爭執。又扯起那次徐煒來談，要拆開我們關係，而我當時並無此種感覺（1961年尾，徐煒促範離婚的，因有歉意）。玉珍一直斬釘截鐵認為是小妹與悌忠挑撥所致。小妹自幼與母親鬧翻，難道還願我們複婚？也不想想我能同意？此事弄得極不愉快。

1998年5月8日（星期五）

午餐呂勇（按：我在陝西汽車廠時在車身車間工作，呂勇在底盤車間。因同為廠宣傳隊隊員而熟悉。父親大概記錯了，我那時隻拉手風琴，並無鋼琴可彈。此時呂勇已從陝汽調入深圳大學工作）邀宴湖南菜館。呂與小妹在陝西汽車廠共事十年，說小妹是當年學習的一麵旗幟，自學高等數學、英語，坐一個小凳子，衣服補了又補。廠內管弦樂團，呂是指揮，小妹拉手風琴、彈鋼琴。

1998年5月17日（星期日）

昨夜服眠藥後仍失眠。半夜見玉珍上廁，談了幾句，竟大冒其火。我因那位西安孫輩客人霸留，而玉珍則謂我對忙忙音樂會無不安表示，兩人撞車了。久久未能入睡。

1998年5月29日（星期五）

小妹寫的忙忙學鋼琴過程與她的中外老師文章，已發表在《華人文化世界》1998第2期。小賈寄小妹5本（郵資120元），文章寫得甚好。

1998年6月10日（星期三）

上午悌忠弟弟來交票與小賈，略談。晚上兩夫婦又來家，特囑待小妹回京後，同他們的嫂嫂談談，這種活動隻能搞這一回了（按：悌忠的弟弟從未對我提起過父親對忙忙音樂會不讚成的態度。音樂會後父親是非常高興的，特別是了解到音樂會的門票錢支付了所有的辦會費用，很是欣賞。看到父親的這篇日記，我才知道他開始是不以為然的）。要花5萬元左右。現在經濟形勢如此緊張，下崗人多而困難。如此人為讓一個未成年孩子“上台”，有無必要？

1998年7月15日（星期三）

小妹六點四十五到機場，小趙接回，幾個大箱子，還有大提琴。小妹十點才回家，帶回一大批藥物。玉珍較高興。

1998年7月23日（星期四）

小妹說，票1200張都賣完了。忙忙和父母帶上幹糧四點半先走。同秦川談好，黃乃夫婦由他同乘一車。王申生（按：王申生：畫家。父親在磨子潭流放地結識的忘年交。申生時為工農兵學員，到大別山采風。因與李銳友好而受處分。父親平反後第一次去上海出差找到申生，幫助他換了與專業相符的工作）與兒子來，一起晚餐。我們四人於六點四十分到中央音樂廳，在貴賓室休息，見到元坤（按：我的大姨，母親範元甄的大妹妹。陳忠介是我的姨父）夫婦，有四十年不見了，人甚活躍，還不出老，已72歲。陳忠介說，我的書都讀了。王申生一起照了幾張像。我與玉珍、悌忠母親等坐9排正中，旁邊是鮑蕙蕎（忙忙的老師，國內第一鋼琴手），同她談起她的父親，鮑國寶是老同事，1978年去世時尙未平反。（鮑是莊則棟原妻子）。元乾（按：元乾：我的舅舅範元乾。舅舅去世後，舅媽鄭寶倩與李朋結婚）的妻子鄭寶倩同我交談，她現在的丈夫李朋（原財政部長）我是認識的，甚感親熱。元坤說，他們一家人都對我好感。

忙忙獨自一人彈五個曲子，貝多芬、巴哈等，外行聽不懂，隻覺有難度，很熟練，也老練，毫不怯場。後一半曲子由中央歌劇芭蕾舞劇院交響樂團伴奏，最後加演一段大提琴，曲子過長。很是成功，鼓掌很多，都反映成功。認識樂團團長金紀廣，想讀我的《實錄》。交談時，談出我的身份，他原也不知陳大林（副院長）同我的關係。（按：陳大林是父親的表弟方南君的夫人。）

1998年8月7日（星期五）

小妹將資助的2萬元退還媽媽，因票房收入三萬多元，已夠開銷了。

 

第二件事，父親的日記裏記有一筆：

1988年9月13日（星期二）

小妹來，忙忙吃午飯未得允許。

事情起於女兒的小學修繕校舍，她所在的班級借讀在214中學的教室上課。這一下她沒法在我們居住院的家屬委員會辦的小飯桌吃午飯了。但是214中學離父親的22號樓卻很近，坐車不過兩、三站的路程。為了女兒，我再次厚著臉皮同父親商量，看能不能讓忙忙中午在他家搭個夥。父親又是一口應允了：“好，你去跟她說說。”我進到張玉珍的睡房，將我們的難處跟她講了，說：“爸爸說由你作主。”

張玉珍立即沉下了臉：“我這一家都是老人，你爸老了，我老了，蔡阿姨也老了。受不起這個累了。”

我說：“知道了，我自己再想辦法吧。”

轉身出了張玉珍的房間，沒想到父親守在走廊裏等我，見我出來低聲地問：“怎麽樣，她同意了嗎？”我本來是沒事兒的，對這個結果並不意外，但是沒想到父親竟然著急地惦記著，鼻子一下酸了，好不容易忍住眼淚：“她不同意，說你們都老了，太累了。”父親的臉色一下變得很難看。我趕緊說：“爸，我自己想辦法。沒事的。”

從父親家出來我上到樓上金伯伯家，一五一十地告訴他們我真是碰到了難事兒。嘉楠說：“太不像話了！小妹你甭為難，沒關係，我中午接忙忙到我們機關食堂吃飯。”這樣，忙忙的午飯有了著落。每天中午嘉楠從她的一機部情報所騎車到214中學接忙忙，忙忙那叫個高興。嘉楠阿姨食堂的飯比小飯桌強多了。 

我想大概是嘉楠跟開電梯的女孩子們嘮嗑時說了這事，有多嘴的人傳了話，讓父親覺得太沒麵子。沒過多久，一天父親突然打來電話說：她同意忙忙回家吃午飯了。我猶疑著，怕孩子受氣，先回了趟家問了問蔡阿姨。阿姨高興地說：“忙忙在這兒吃飯，你放心。”這樣孩子就開始了在外公家吃中飯的日子，晚上會常常告訴我今天阿婆教她做了雞蛋羹，改天又是阿婆教她做了個什麽菜。有一天，忙忙突然問我：“媽媽，外婆幹嘛老說你的壞話？”我一下不知如何回答才好，問：“外婆罵你嗎？”忙忙說：“不罵。”我說：“不罵你就好。”

後來我從父親的日記裏看到這樣一則，知道忙忙最後能在父親那兒吃午飯，必定是父親態度堅決的結果。

1987年2月4日（星期三）

因小妹的毛毛要同去遊泳，引起玉珍不快：“那你就天天帶她去吧。”使我也不快。從小妹處可以知道點年輕人信息，玉珍卻不理解此種心情。

《我有這樣一個母親》那本書出版之後，我送了女兒一本。她告訴我，她讀到“我家的老阿姨”那篇文章時哭了。女兒說：“阿婆就是我的外婆。我在外公家吃飯時，能呆的地方就是廚房和阿婆的房間。阿婆教我做飯，我幫她收拾碗筷，我倆聊天。”

除了上邊說的那兩次，我沒有向父親張過口。搬出22號樓後，悌忠的媽媽每月給我們10元錢為孩子訂牛奶。孩子的衣服我自己做，再加上有朋友們孩子穿小的衣服和鞋子不斷接濟著，我們每月能勻出五元錢讓孩子學鋼琴，還將單位發的獨生子女費積攢到一起買了個孔雀牌相機，又加朋友幫我攬到的翻譯活兒得些外快，一點點地還上了買鋼琴借的錢。1983年8月，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書，是本譯著《板料衝模設計》，一次得了240元的稿費，從李顎鼎叔叔的兒子李雄愛人的哥哥（夠繞的）那兒買了台他自己攢的九吋黑白電視機。日子越過越好。

後來悌忠去世界銀行出差，我通過英語考試得到去瑞士歐洲核能中心CERN交流工作的機會，回國後送父親和張玉珍禮物，還給了他們一個大件指標（按：改革開放初期，錄音機、錄音帶、電視機、洗衣機和冰箱等電器產品十分緊俏，出國人員按出國日期的長短可獲得不同數額的大、小件指標在出國人員服務部（即父親日記中說的“經貿部外匯購物處”）購得。購買須在回國後的指定期限內憑護照和報關表完成，過期指標作廢。記憶中盒式錄音機、錄音帶算小件，電視機、洗衣機、冰箱等大電器算大件）。買電視那天，是多年後悌忠第一次同父親見麵。父親在日記裏有記述。

1988年1月27日（星期三）

上午同楊筱玲（按：張玉珍好朋友的女兒。從父親日記裏知道她常去串門，有時會住上幾天）、小妹一起到經貿部外匯購物處買來日立21吋彩電（遙控），隨付小妹1500元。見到巴悌忠，頗正常。

這年的春節，記得是大年初二，父親的司機小彭突然上到我家住的四樓單元敲門。開了門，我奇怪地問：“你怎麽來了？”小彭說：“李部長來了，在樓下車裏，讓悌忠和你們一起回家。”悌忠在我身後聽到了，二話不說，進屋穿上大衣下了樓。老頭子在車裏看到我們下來了，立即打開自己一側的車門，悌忠叫了聲：“爸爸。”老頭子應了，臉上綻開了笑容。從此我的家和父親的家算是恢複了“全麵外交關係”。後來從父親的日記中才知道張玉珍並不情願，一定是父親堅持了的結果。

1988年2月15日（星期一）

春節讓悌忠來，先到小妹家去，引起玉珍不快，口角兩句。 

“後娘難當”的張玉珍

1989年“六四”期間我不在國內，正從高能所借調到核工業部的中原公司，外派在中美洲的小國伯利茲當個開發項目的小經理。我一個非黨員領著幾個黨員，而且還不分“夥食尾子”（按：夥食尾子：那時出國人員每天的夥食費有固定標準，用不完的結餘部分被稱作“夥食尾子”，按政策是可以分給個人的），告訴大家錢要先用在幹事兒上，被幾個黨員恨得牙根兒疼。“六四”時我們參加了當地華僑的遊行和天安門捐款，被同事告回公司總部，將我以匯報工作名義調回，我才知道父親因為反對“六四”開槍正在中顧委挨批。人事部處長張一群讓我交代反黨言行的同時，財務部開始查我的經濟問題。

我這輩子沒破口罵過人，張一群找我談話的那天，破了例。他讓我交待為什麽不同黨中央保持一致。我說，我一個小兵卒子怎麽會知道黨有兩個中央，我同趙紫陽的公開的黨中央是一致的。你去翻翻毛選五卷xxx頁（按：記得毛澤東的這段話出自對“信陽事件”的處理。當時是清清楚楚地記得頁碼的，好像是276頁，但是不確定，此處隻好以xxx替之），毛主席說過：絕對不能對群眾開槍。然後一把拉開他辦公室的門讓全公司的人都能聽到我在罵：“你這個黨棍，文化大革命過去多少年了，你還想整人！”公司去過天安門、正在被這個張一群批查的同事們覺得我真是給大家出了氣。對我非常好的總經理事後對我說：“你到是讓大家痛快了，他還不往死裏整你。”我那時是覺得黨內鬥爭複雜，張一群一個小處長其實並不知情，不過是想借著整人邀功往上爬。我若慫了，他以為我爸要倒了，當然會往死裏整我。我要是窮橫，他摸不到底，下手就會有顧忌。

後來總經理和我所在部門經理到父親那裏去了解情況，父親說：我這個女兒從小就撒謊，你們查出她有問題你們就處理。總經理的弟弟是我高能所的同事，了解我的為人，告訴了我他哥哥去見我父親的情況，說他哥哥聽了李銳的話非常震驚：父親怎麽可以這樣說自己的女兒？如果孩子真的是愛撒謊，那也絕對是大人的問題。

其實伯利茲是個很小的公司，總部給我們的全部經費也就是25萬美元。全公司九個人，要幹事兒、要吃飯、要租房和交水電費，又是會計管著錢，退一萬步，我就是想貪汙也做不到。更何況39歲的我當時一腦門子地想幹出番事業：“用社會主義的模式，在資本主義製度下走出一條開發道路”，一點兒往自己兜裏撈錢的念想都沒有。為了給自己留個清白，我至今保留著在伯利茲經手的所有文件的副本。張玉珍居然就到處說我貪汙了25萬美元，這次要被殺頭了。後來總部派了三個人到伯利茲去查賬，問題出在他們根本就沒有看懂買地的英文合同，人事部以為我在買地時貪汙了的五千美元，其實是預付款。結果什麽也沒查出來，隻能以解除借調回原單位，作為對我“六四”期間表現不好的處罰。

張一群能這麽輕易地放過我，是因為“上麵”發了話。這個“上麵”就是父親的老秘書張敖榮叔叔。他那時是國家機關黨委組織部部長，負責國務院各大部委“六四清查”工作。他對核工業部黨委說：“這個孩子是我看著長大的，我向你們保證她不反黨。”辦理離職手續的那一天，張一群堆著一臉的假笑對我說：“有什麽大不了的事情不能在公司內部解決的？你何必驚動部長嘛！”

回到原單位高能所，黨委書記找我談話，說我“六四”期間表現不好，不接受我回所工作，將我除了名。我下定決心出國。隻有初中文憑的我，其實根本不知道出國後的前途在哪兒，就是一根筋地覺得在中國活不下去了，一定得帶著女兒出去。

父親去世前，我在醫院裏跟守護著父親的小餘聊天，她告訴我，她聽張玉珍說過不止一次我“六四”貪汙要被殺頭的事兒。2019年2月20日父親遺體告別的那天，排隊等候進入告別大廳的人群中，有人聽到奚青（按：奚青：西城法院判決書中引用的“李南央是李南央，我是我……我們是‘道不同，不相為謀’。”那篇刊在2014年10月5日“五柳村網”《李銳訪談》一文和李銳遺體告別當天張玉珍感謝信“不管出於什麽目的，都請不要再‘消費’李銳了”的寫手之一。另外兩人是：趙來群、黃與群）在隊伍裏大聲宣講：“李銳的那個女兒李南央壞極了，她‘六四’貪汙了五十萬美元（比張玉珍說的翻了一番），是應該被殺頭的。”父親的日記中也留有“六四”時，他對我有過懷疑和不信任的印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