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王 鄭維山 沉浮錄

從鄭維山的起落看毛澤東的“保”與“不保” 【ZT】


“保”


1967年1月，北京軍區政委廖漢生和司令員楊勇相繼被抓走，鄭維山被指定為代理司令員，並任北京軍區黨委書記，在一個不適當的時機當了一個不適當的一把手。


1968年3月，楊成武、餘立金、傅崇碧被“揪”出來，罪名之一是楊成武搞“華北山頭主義”，沒有指明的“山頭”後台是聶榮臻。而鄭維山在曆史上也屬“華北山頭”，一時間成為林彪和江青兩大集團的共同攻擊目標。林、江有矛盾不假，但在對付鄭維山方麵立場是一致的。當然，林彪集團的目的是要拿下北京軍區這個陣地，而江青則誣蔑鄭維山為鎮壓造反派而向中央文革要“掃蕩權和開槍權”，他們的共同目標則是通過搞掉鄭維山進一步整聶榮臻。


看來，鄭維山的政治生命已經岌岌可危，北京軍區為批判鄭維山和“華北山頭主義”的第十二次黨委會竟然開了一個多月還沒有結束，林彪也已經物色了鄭的後任。但是，毛澤東卻出麵“保”鄭維山了。
1968年5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責問：“為什麽北京軍區的會開得這麽長？為什麽抓住鄭維山不放？”（《一代名將鄭維山》 董保存 範占英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第280頁）


文革中，毛澤東不時會發出口頭或書麵的“最高指示”，保護一些幹部。但是在保護鄭維山過關的事情上，毛卻一反高屋建瓴，大而化之的常態，變得格外精心格外細致。

毛澤東的“五一”表態使鄭維山沒有被馬上打倒，但檢討是少不了的，他被派到軍區各個部隊去做檢查，聽取批評和批判。1968年6月，毛澤東先後兩次接見了軍隊駐京幹部，鄭維山都沒有能參加。第三次接見原定6月10日，但毛澤東指示：“一定要等維山同誌回來。”（同上，282頁）

為等一個正在到處檢查錯誤的幹部而改變自己的日程，不能不說毛澤東是另有深意的。按說在林彪、江青的合力打壓下，十個鄭維山也倒台了，但恰恰是這個原因，反而使毛澤東覺得應當保留這個“山頭”。旁證是當聶榮臻在“楊餘傅”事件後因自己被攻擊為楊成武的“黑後台”而向毛澤東討說法，親自決定打倒楊成武的毛澤東卻說，楊成武的第一個後台是我，第二個才輪到你。


“清一色”是毛澤東很忌諱的局麵，即使當時他還對林彪沒有什麽負麵的印象。與其說毛當時在防範誰，不如說這是他一貫的用人之道。這一點，林彪遠不如毛澤東。

第三次接見真的是在鄭維山回京後安排的。接見之前，在人民大會堂休息室裏，毛澤東要黃永勝出去看一下鄭維山到了沒有。

黃永勝出去看到了鄭維山，回去報告毛主席：“鄭維山到了。”

毛澤東不放心，對謝富治說：“再去看看鄭維山，並且要同他握個手，看他到了沒有。”

謝富治同鄭維山打了招呼並握了手，回去跟毛澤東說：“到了。”

毛澤東仍不罷休，再叫來汪東興去看，汪東興第三次報告：“主席，鄭維山確實到了。”

接見過程中，毛澤東又特意從人群中拉出鄭維山與他單獨合影，這真使鄭維山受寵若驚，感激不盡。毛澤東還握著鄭維山的手說：
“上兩次接見你沒有參加，就出了不少謠言，這一次你再不到，人家就要打倒你了。”（同上，283頁）
鄭維山肯定知道，毛澤東這樣的出格舉動是為了保自己過關，他還堅信偉大領袖絕對信任自己的忠誠。但實際上，毛澤東那樣做，是給別人看的，他另待鄭維山，也決不是因為他特別信任鄭維山。



“不保”


1970年的九屆二中全會，鄭維山是華北組三位副組長之一（另兩位是吳德和解學恭），這是該著倒黴。華北組在陳伯達和汪東興的煽動下成為擁護林彪講話最積極，“抓壞人”最賣力的一個組，該組的會議“第六號簡報”成為最重要的“反黨罪證”。鄭維山與華北組的大多數所有成員都陷了進去。


毛澤東當時的策略是，先打陳伯達，再及林彪。打陳伯達的突破口在哪裏呢？當然不能從《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開始，那會“幹擾”“偉大戰略部署”。於是從陳伯達與北京軍區的關係開始。

1968年到1969年，華北地區特別是河北和內蒙古都處於嚴重的派性衝突之中，其根源是接管地方黨政大權的軍隊內部有矛盾，野戰軍與省軍區觀點不同，支持不同派別的造反組織，鄭維山以軍區司令的身份多次開會協調，都無功而返。鄭維山在1967年毛澤東南巡的列車上還專門向毛澤東匯報了這種情況，毛對此也很憂慮，但並沒有怪罪鄭維山，而是表示河北那些被打倒的地方幹部將來要“大翻身”。（同上，304—305頁）

但是，現在需要一個突破口，需要把陳伯達與林彪聯係起來，就要先把陳伯達與軍隊聯係起來。於是，1970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一份署名北京軍區下轄的三十八軍的報告上批示，建議北京軍區黨委召開長會、大會討論“是何原因陳伯達成了北京軍區的太上皇”，把北京軍區，也就把鄭維山當“石頭”甩了出來。

1968年，毛澤東曾責難北京軍區黨委會開得太長了，這次，毛澤東卻明確表示北京軍區黨委要開長會、大會，要討論陳伯達為什麽成了北京軍區的“太上皇”，也就是說，誰擅自將軍權交給陳伯達。這是一個天大的帽子，而要戴這個大帽子的第一人，就是他兩年多前費盡心思保護的鄭維山。

陳伯達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在那段時間受命解決華北問題。他到河北、到內蒙處理這些事情，不和軍隊打交道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帶上鄭維山是完全必要的，鄭維山也是不能不跟著走的。這一切，毛澤東其實很明白，如同他明白聶榮臻那個“華北山頭”究竟是怎麽回事一樣。正如文革結束後為鄭維山平反的正式文件中指出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陳伯達被任命為中央文革組長，分管華北地區的文化大革命，並要北京軍區有關‘三支兩軍’的問題向他請示，這是曆史事實，不存在北京軍區和鄭維山同誌把他‘捧為太上皇’的問題。至於兩次陪陳伯達‘周遊’華北問題，鄭維山同誌是奉命行事的，而且事後給中央和毛主席寫了報告，根本不存在‘背著中央’的問題。”（同上，385—386頁）

簡單的邏輯和事實，在複雜的特殊環境下會被忽略，或視而不見。後來，1971年1月，原定要開的北京軍區黨委會變成了由周恩來親自主持的華北會議。會議隻要一沾上“華北”兩個字，鄭維山就要倒黴了，雖然他在戰爭年代為華北的解放盡心盡力，履立戰功。奇怪的是，毛澤東為了徹底搬掉鄭維山，還責備說：由於鄭維山等人的幹擾，“林副主席對我（毛澤東）說他都不便找三十八軍的人談話了”。（同上，346頁）

毛澤東三年前為了與林彪山頭搞平衡，保了鄭維山。現在，為了最終平掉林彪山頭，他要先犧牲鄭維山了。把陳伯達、鄭維山一起拿下，北京軍區卻並不給林彪人馬，而是調來李德生。後來為了在江青勢力與鄧小平之間搞新的平衡，毛又遣走剛當了兩年多北京軍區司令、與江青不對符的李德生，連李的中共中央副主席職務都一起免掉，這是後話了。

從1971年5月起，鄭維山被剝奪權力靠邊受審，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這位毛澤東認定搞得林彪“都不便找三十八軍的人談話”的鄭維山竟又成了“林彪死黨”。

因為與林彪案的牽連，鄭維山的平反遲到1978年，正式發文徹底平反是在1980年10月。這份專門為鄭維山平反的總政治部文件傳達到北京軍區全體幹部和黨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條如下：

“所謂‘緊跟陳伯達在廬山反黨問題’。1970年8月24日陳伯達在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煽風點火，汪東興同誌隨後做了言辭更為激烈的發言，並代表八三四一部隊要求新憲法寫上設國家主席一章。在這種情況下，鄭維山同誌表態支持‘設國家主席’是錯誤的，但27日鄭就給毛主席和林彪寫信做了檢討，並如實反映了陳、汪在華北組發言的情況，此信現存中央辦公廳。鄭當時的表態，是屬於上當受騙。”（同上，386頁）

很明顯，根據這份平反文件看，汪東興是和陳伯達一樣的施騙者，但九屆二中全會後汪東興卻安然無恙，繼續受到毛澤東的信任和重用，而鄭維山等許多認定汪東興“是主席身邊的人”的上當者卻被打倒。

可見，毛澤東保誰，不保誰，是從“革命大局”的需要出發的，絕不是從與誰有什麽交情出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