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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靈犀不言而喻人間事 肚大能容海騰雲沉天下物
76年"四五"風暴圖集:天安門群情激憤燒警車(組圖) 網易曆史
三十年前的崢嶸歲月——紀念“四五運動”三十周年
•作者 劉天成•
“天安門廣場出事了！”
這是我在辦公室接到妻子的電話時聽到的第一句話，時間是 1976 年 4 月 5 日下午三點 。
“上午我送日本客人去機場，經過天安門廣場時，路被人群堵住了。廣場上的花圈全沒了，到處都是憤怒的人群。從機場回來，廣場的人更多了，大概有二十多萬人，公安局的車都被燒了，要出大事了！”
我的直覺反映∶“火山終於爆發了！”
公安局的宣傳車被燒
文革轉折
文化大革命最後的轉折點是從 1975 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的。鄧小平複出後，反對“左”傾錯誤，進行全麵整頓，在經濟建設上獲得了較大成功，同時也使全國人民的思想得到了一次空前的解放。人們在那段時間裏，切身體驗到了各項建設事業的複蘇，也開始重新思考和認識“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在晚年的一係列錯誤決定。由於整頓喚醒了人們長期受到壓抑的理性思考，促使人民群眾朦朧地感覺到了中國未來的方向。在這種情況下，批鄧越猛烈，不滿和反抗就越強。人心向背，發生了根本性轉變。
鄧小平複出那兩年在人們心中建立起的威望，遠遠超過了他以前大半生在人們心中的威望。他代表了全國人民要求結束文化大革命、發展經濟和過穩定生活的願望，代表了社會發展的趨勢。如果毛澤東在 1966 年打倒鄧小平是輕而易舉的話，那麽到了 1975 年、 1976 年再想重來就不那麽容易了。因此，“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不但未能實現毛澤東鞏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目的，相反動搖了“文化大革命”在人們心中的根基。
周恩來的親民形象使他在“文革”前就有著僅次於毛澤東的威望。“文化大革命”十年中，毛澤東的威望從頂峰開始下滑，而其夫人江青的所作所為更給他帶來了難以估量的負麵影響。相反，周恩來“鞠躬盡瘁，死而後己”的精神及他帶病出席四屆人大，提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使處於“文革”苦難中的廣大民眾看到了希望。周恩來在許多人尤其是廣大幹部、知識分子心目中，其威望甚至超過了毛澤東。
痛悼總理
1976 年 1 月 8 日 ，周總理走完了人生最後一步，離開了人世。噩耗傳出，整個國家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巨星隕落，舉世震驚；江河動容，山川失色！我為失去這樣好的總理而非常難過，同時又為眼下的時局憂心忡忡。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毛主席竟然沒有出席周總理的追悼會。後來得知，毛澤東在 12 日對汪東興說∶“為什麽要我參加總理的追悼會？我還有不參加的權力嘛！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誰送給總理的？我和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總理，就鬥爭過不少於十次┅┅”
周總理走完了人生最後一步
周恩來遺體告別隻設在北京醫院後院一間幾十平方米的停屍間，連一個省軍級去世幹部的靈堂都不如。據說北京衛戍司令吳忠曾為此氣憤地質問當時的北京市委書記吳德？吳德長歎一聲，說：“在哪裏向總理遺體告別，市委提出了幾個方案，上麵隻讓在這裏進行，我們隻能服從中央的決定，對不起總理他老人家了。 ” 治喪委員會向全國下達了一係列倒行逆施的規定（不許開追悼會，不許設靈堂，不許戴黑紗，不準去天安門廣場等），更是激起廣大人民極大不滿。
十裏長街送總理
北京的數十萬民眾，在寒風中肅立街頭向周恩來的靈車作最後的道別，形成了“十裏長街相送”的悲壯場麵。人們既是哭總理，哭國家，也是哭自己，心中對“四人幫”的倒行逆施怒火燃燒。 “山雨欲來風滿樓”， “火山”處於爆發的前夜。
人們既是哭總理，哭國家，也是哭自己
從１月到４月，人民悼念周總理的各種活動有增無減。當時人們表達懷念的一種方式是收集、懸掛總理的照片，有的人家甚至用周總理的照片取代毛主席的照片。後來流傳最廣的一張總理晚年坐在沙發上的照片《沉思中的周恩來》 ，是意大利著名攝影記者 焦爾喬·洛迪 於 1973 年總理生病時拍照的，沒在中國發表過。當年他通過意大利駐華使館向周總理贈送此照片，但不知什麽原因總理沒收到。這幅照片最先刊登在意大利《時代》周刊上。 1974 年，該照片榮獲美國著名的新聞照片獎——美國密蘇裏大學新聞學院頒發的“認識世界獎”。那 張照片後來在中國流傳，和我有一些關係。
沉思中的周恩來
反擊批周
“四人幫”對人民悼念 總理的活動看在眼裏，恨在心裏，他們對死去的周恩來仍不放過。 1976 年 3 月 25 日，上海《文匯報》在《走資派還在走，我們就要同他鬥》的一文中，竟然有“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的惡毒提法。誰都知道 “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是鄧小平的代名詞，“黨內那個走資派”不就是指周恩來嗎？民眾終於忍無可忍了。
４月５日清明節前後，一場聲勢浩大的悼念周總理、聲討 “ 四人幫 ” 的群眾運動席卷全國。
南京的群眾首先走上街頭，聲討《文匯報》及後台張春橋。我妻子的姐姐在南京無線電廠工作，她來電話詳細談了南京群眾的抗議活動。３月２８日，南京學生大遊行，他們抬著周總理的巨幅遺像和寫有“光輝永照後來人”的花圈，經過市區，走到梅圓。２９日，南京大街小巷貼出了許多大標語：“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 《文匯報》把矛頭指向 周總理，罪該萬死！”“揪出《文匯報》的黑後台！”在火車站工人的協助下，學生把標語刷到南來北往的列車上，把烈火燒向全國。
我當時在石油化工部石油勘探開發規劃研究院政治部宣傳處工作。該院設在海澱區原北京石油學院內。 29 日清晨，院裏突然出現 24 條大標語，主要是聲討《文匯報》反對周總理的罪惡行徑，也有聲援南京人民的內容。那是我院下屬石油機械廠的幾個不滿“四人幫”的青年工人幹的。該廠原屬北京石油學院，文革中石油學院遷到勝利油田後，石油部專用該廠安置部機關本應上山下鄉的子女。因此，該廠百分之八十的工人是青年，其中大部分是幹部子弟。
早晨一上班，處長王庭樹讓我和另外一個同事趕快把標語的內容抄下來，報送院領導。我們在抄時，發現保衛處的人也在抄。在這些標語中，最突出的是貼在規劃院大樓前的兩條，一條是∶“警惕赫魯曉夫式的陰謀家、野心家，翻案不得人心！”另一條是∶“深切懷念楊開慧烈士，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 ”兩條標語分開來看，一條是反擊鄧小平，一條是懷念楊開慧，表麵都無問題。但如合起來看，則有“影射江青”之嫌。當時我暗暗佩服這些小年青挺懂得鬥爭策略和鬥爭藝術。
保衛處在政治部主任指使下把這作為反革命案件上報石油部和公安局時，我們宣傳處極力反對。我站出來為小青年辮護說“看不出兩條標語有問題”，質問保衛處“為什麽不能懷念楊開慧”？！指出保衛處“影射江青”的結論是靠推理定性。當時吵得非常激烈，驚動了院領導。
風起雲湧
在這前後，北京的群眾也大量湧向天安門廣場，以獻花圈、貼悼念詩詞、發表演說等方式進行抗議。北京天安門烈士紀念碑最早出現獻給周總理花圈的日子是３月１９日，是朝陽區一個小學獻的，花圈很快被警察沒收了。２５日，獻花圈的人增多，並出現了“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日夜想念您”的巨幅橫匾。天安門立即成為北京民眾關注的中心。
給總理獻花圈的小學生
石油規劃院申院長是個老紅軍，文革中曆經磨難，對 “四人幫”很不滿，十分關注形勢的發展。他讓宣傳處緊密關注社會動態，派人天天去天安門了解情況，拍照片，回來後寫出《情況匯報》，送給院及政治部領導。處長讓我們一次去兩個人，我年紀最輕，又最積極，每天都去，其他人則輪流和我一起去。
3 月 30 日，一隊解放軍來到烈士紀念碑前獻花圈，這無疑給在場的民眾以巨大鼓舞。我是從部隊轉業下來的，深知解放軍有嚴格的組織紀律，如果沒有廣大官兵強烈的呼聲，沒有上邊領導的默許和支持，這些官兵是不可能出現在天安門廣場的。這是一個強烈的信號，表明軍隊中也有著強烈的不滿。當我回來把這件事報告給領導時，激動的話都語無倫次。
讚總理的詩
３ 1 日，廣場上的花圈已達上百個，詩詞、悼文已明顯出現對江青等人的不滿。 在中國人民同萬惡的“四人幫”進行殊死搏鬥的曆史關頭，詩歌成了直接的戰鬥武器。 如：“昔日妲己毀一商，今朝‘豔妖’舞蹁躚。”“豺狼何所懼，虎豹咱敢降。識破假馬列，怒斥妖婆娘。”
遊行的人群
4 月 1 日，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聲稱：“最近幾天，南京出現了矛頭指向中央領導同誌的大字報、大標語，這是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扭轉批鄧大方向的政治事件。” 稱天安門廣場等地張貼的所謂“總理遺囑”、“總理給主席的詩詞”是“敵人造的謠言”，“幹擾破壞了當前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指出“要警惕別有用心的人”，要求對已出現的大標語“全部複蓋”，聲稱要追查這次事件的“幕後策劃人”和“謠言製造者”。
北京市委立即開會貫徹執行。首都民兵、警察、衛戍部隊的“聯合指揮部”成立。指揮部設在天安門廣場東南角的三層小灰樓內。指揮部決定抽調民兵、公安幹警各 3000 人以及部分衛戍部隊組成機動力量，隨時準備出動。天安門廣場的“便衣”開始抓人，被抓的群眾已達數十人。一場生死較量開始了！
４月２日，院政治部傳達了北京市委的電話通知，稱“南京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天安門有反革命搗亂”，明令不要去天安門廣場，不要送花圈，並說“清明節是鬼節”，“清明節送花圈是四舊”。我因為一早從家裏直接去的天安門廣場，不知有這個通知，回來後照往常一樣，寫了有關材料上報領導。
在烈士紀念碑上掛著高約兩米的四塊巨大詩牌
這一天，最激動人心的是出現了高達四米的巨大的花圈，是北京重型機械廠的工人用鋼條焊製的。當大卡車把花圈拉來時，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群發出了熱烈的歡呼聲。另一引人注目的是，在烈士紀念碑上，掛著高約兩米的四塊巨大詩牌，估計是天沒亮掛上去的。內容是：“紅心已結勝利果，碧血再開革命花。倘若魔怪噴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無論是坐車還是騎車經過天安門，都能遠遠地看到它。有一首《向總理請示》的詩，暗示“四人幫”快要垮台：“ 黃浦江上有座橋，江橋腐朽已動搖。江橋搖，眼看要垮掉；請指示，是拆還是燒？”這首詩把“四人幫”幾個頭目的姓連綴在一起，巧妙地運用了諧音隱喻的手法，讓人心領神會，拍案叫絕。
獻花圈的大學生
在我把材料交給處長時，他向我傳達了不讓去天安門廣場的有關通知。他說：“申院長講，這一段時間處裏的同誌們很辛苦，了解動態的工作暫告一段。抄來的詩詞、文章及有關照片全部銷毀，不得外傳。”處長還特意提醒我，形勢很複雜，讓我注意言行。
清明怒潮
4 月 4 日 清明節，正好是 星期日。 雖然已有通知不讓去 天安門廣場，但由於十餘天來，我天天去廣場，心係廣場，情係廣場，甚至覺得國家的命運、我們每個人的命運都和天安門廣場事態的發展緊密聯係在一起。這是 1949 年建國以來第一次出現的人民自發的大規模運動。我渴望看到人民能不畏強暴堅持下去，更好奇上麵的通知下來後人們抱什麽態度。
從前門通往天安門廣場的路上人山人海
那時我住在嶽母家，聽了我對天安門廣場情況的描述，全家興趣大增，鬥誌昂揚，一致決定既使挨批評受處分，也要去天安門看看。在北太平莊，唯一能到達天安門廣場的 22 路公交站擠滿了人。由於我們一行有兩個六十多歲的老人，根本擠不上車。那時中國還沒有出租車，隻能坐公交車。那天公交公司也來了邪勁， 22 路加班車一輛接一輛。汽車一進站，就能聽見售票員的喊聲∶“去天安門的一律免費！”哈，真是振奮人心！看見許多人戴著白花、黑紗，我們趕緊把準備好的黑紗佩戴上。至少過了十五、六輛車後，我們才擠上了車，到達天安門廣場，已是中午十二點了。
烈士紀念碑四周堆滿了花圈
這是一個極不尋常的清明節，天安門的悼念活動進入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約有上百萬人雲集廣場 ，用淚水、黑紗、白花、詩詞、挽聯、花圈、誓言、講演、血書 ┅┅ 表達對周總理的刻骨銘心的哀思，怒斥和聲討“四人幫”的滔天罪行。
百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
我和妻子做了分工，我負責拍照，她去抄詩詞。長安大道南側，廣場上的花圈從烈士紀念碑擺到國旗杆下。大道北側，天安門下的觀禮台上也擺滿了各種花圈。最大的花圈直徑超過七米。從前門通向烈士紀念碑的路旁柏樹上和人大會堂、曆史博物館周圍的樹叢裏，白花層層疊疊，一片雪白，全是民眾離開廣場時留下的。
在紀念碑正前方，高高地安放著周總理的巨幅畫像，畫像下是用大朵白花排組的大橫幅“民族英魂”。再下麵又是巨大橫幅∶“我們日日夜夜想念敬愛的周總理。” 廣場中央有四幅巨匾寫著後來被廣為傳播的四言詩∶“ 人民的總理人民愛，人民的總理愛人民。總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總理心連心。” 我們全家在這兒留下了珍貴的曆史鏡頭。
人們爭相抄寫
到處是詩詞、悼文，人們爭相抄寫，朗誦。那種壯觀場麵是空前的，也可能是絕後的。有詩為證：“清明的花圈如皎月，嫦娥感慨同悲切。清明的挽聯像尖刀，忠魂揮舞斷賊腰。清明的檄文放光彩，進擊大旗長空擺。清明的詩歌披彩霞，革命事業露新芽。清明的歌聲連廣宇，國際戰歌不斷曲。清明的口號震乾坤，人民永將正義伸。”
深切懷念
詩詞的作者絕大多數是普普通通的基層民眾。有一首詩歌是這樣讚美這些詩詞的：“紀念碑前灑詩花，詩刊不登報不發。莫道謠文篇篇載，此是人民心底花。”正因為如此，它們在億萬群眾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誦者聲淚俱下，聽者熱淚盈眶，讀者奔走相告，抄者廢寢忘食。
觀禮台上也堆滿了花圈
有人在發表演說。我趕緊擠過去拍了下來。在往外擠時，發現拍照的人很多，其中不乏便衣，沒準兒把我也照進去了。管他呢，誰會在乎！有生之年能看到如此壯觀的場麵，能經曆如此波濤洶湧的鬥爭那真是三生有幸了。還有這麽一篇散文詩《今日在何方》表達了我當時的心情：“請你們不要問我今日在何方；難道你們能不來到這天安門廣場？請你們不要再費心到這兒來找我，這裏早已經是人的海洋。像四海驚濤齊奔向英雄碑下，像五洲風雲齊飛向總理身旁。像無數白帆滿載著聖潔的情感，我也揚帆催發嗬，航行在這無邊的海洋。”
有人在發表演說
為了把整個廣場壯觀的全景拍下來，我爬到國旗杆的高台上，慢慢旋轉 360 度，用接拍的方式，連續拍了十幾張，衝洗出照片後，剪去重複部分，然後粘成一幅 360 度全景圖。 1988 年單位舉辦攝影書法展，我的這張全景圖受到了一致好評。這是後話。
4 月 4 日 晚，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憋了一肚子氣的江青下令北京市立即把花圈撤到八寶山。 5 日清晨，群眾發現不但花圈不見了，連夜裏值班看守花圈的人也失蹤了。這事件大大激怒了群眾，進而爆發了建國以來最大的民眾抗議風暴。我妻子及時來電話把天安門發生的事告訴了我。
“四五”風暴
放下電話，我轉身報告處裏的同仁們：“天安門出事了，花圈都被撤了。幾十萬群眾聚集在廣場上，把警車都燒了。誰和我去天安門看看？”大家都想去，但沒人敢響應，因為上麵有規定。
“我早就料到會有這麽一天。看怎麽收場！”從大慶油田調來的張順來了這麽一句。他是我的鐵杆同盟軍，我知道他這句話是衝著上麵的。“上班時去，老太太馬上就能查出來。”我的另一哥們劉寶隆提醒了我。他指的是政治部主任李傑。她是我院文革派的代表人物，批鄧很積極，對我們宣傳處一直有看法。要不是申院長護著，我們處早就因抵製批鄧挨整了。
顯然大家有顧慮，畢竟上麵已三令五申，還有個組織紀律性的問題。但顧不上那麽多了，我的心早已飛到了天安門。離下班還差一刻鍾，我跑到傳達室借了通用月票。那時我們這些小幹部在市裏出差，或騎自行車，或乘公交車。院裏買了一二十張沒照片的通用月票，誰都可以用。借到月票後，我竄上了開往天安門的公交車。上車才知道，市裏通知所有的公交車都不許進內環路，最近隻能到西單。在車上，人們都在議論天安門發生的事。
到西單下了車，買了幾個包子，解決了肚子問題，然後步行去天安門。過了六部口，遠遠聽到廣場上大喇叭在反複播出北京市革委會主任吳德的講話：“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清明節，蓄意製造政治事件，把矛頭直接指向毛主席，指向黨中央┅┅今天，在天安門廣場廣場有壞人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革命群眾應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這聲音促使我加快了步伐。
人大會堂前停放的自行車
四月初，夜幕來臨的早，到天安門後，天色已開始昏暗。白天聚集的人多半都離開了，廣場上也就有數千人，基本上都是像我這樣聞訊而來的人，沒有人打著標語、獻花圈，更沒有人喊口號、發表演說，隻有吳德的講話回蕩在空中。氣氛的蕭條令人有些失望，難道這場偉大的鬥爭就這樣結束了嗎？同時又為沒能親眼目睹白天群眾抗爭的場麵而遺憾。觀禮台邊上有一群人在聽一個青年介紹白天的情況，我便湊了過去。
那青年講述了如下情況： 淩晨 1-2 時，大批軍人、警察、民兵及 200 輛汽車開到 廣場，連拆帶踩，廣場上的花圈慘遭踐踏和洗劫。他們將花圈強行運往八寶山燒毀，小部分放到了中山公園內。當時在紀念碑前守衛花圈的人們和軍人、警察發生了衝突，幾十名看守花圈的群眾也被帶走了。
清晨 6 時多，許多早上來換班（看守花圈）的人發現花圈沒了，看守花圈的人也沒了，十分氣憤，廣場上聚的人越來越多。正在這時，北京市 172 中 30 名學生來送花圈，警察不讓進。在廣場上的群眾把氣撒在警察身上，和他們發生了激烈地辯論。在群眾的支持下，學生們衝破了封鎖線，把花圈送到了紀念碑上。
這時，有人跳出來攻擊周總理，引發眾怒。該人向人民大會堂逃去，群眾跟著湧向大會堂東門，被解放軍擋在大門外。集聚的群眾已達十多萬人，在大會堂門口高呼口號：“還我花圈，還我戰友！”“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
人們擁擠到人大會堂
後來北京市公安局派了一輛宣傳車來到天安門廣場，車上的大喇叭高聲宣布：“清明節獻花圈屬於四舊，花圈已經被清理，請廣大革命群眾不要受壞人利用，盡快離開廣場。”把為周總理獻花圈說成 “ 四舊 ” ，惹怒了廣場上的群眾。他們把車攔住，砸扁了喇叭，推翻了車。一隊人民警察趕來支援，被群眾團團圍住，許多警察的帽子被摘下拋向空中。北京民兵指揮部調來一批批民兵，來一批被瓦解一批，人心所向使民兵毫無戰鬥力，有的民兵還沒到天安門廣場就把身上的民兵標誌偷偷摘掉了，混在群眾中。這時，廣場上已有幾十萬人。
有人高呼：“中山公園有花圈！”許多人衝進中山公園，搬出一些藏在中山公園裏的花圈。又有人喊：“小灰樓（聯合指揮部）裏有花圈，人群又湧向小灰樓，包圍個水泄不通。群眾派出代表向指揮部交涉，提出歸還花圈、釋放被捕群眾、保障群眾有悼念總理的權利等三項要求，談判無結果。聯合指揮部先後調集衛戍部隊、警察、民兵 近千人，加強了小灰樓的警戒。
熱血沸騰的青年手挽手唱著國際歌向小灰樓進軍。
下午，憤怒的群眾點燃了停在指揮部門前的四輛汽車。同時，部分群眾衝入樓內，搜出了一些“黑材料”。有人點燃了“黑材料”，結果小灰樓也被點燃起火。指揮部人員從樓南麵窗戶爬出，撤離了小灰樓。
“ 小灰樓在哪兒？”我問那年青人。“就在那兒。”他用手指著廣場的東南方向。天已黑下來了，根本看不見那個小樓，我這才發現廣場的燈沒亮，廣播裏還在播放吳德的講話。突然 ，廣場上的燈全亮了，我看見了小灰樓，但轉瞬又都滅了。我以為是照明設備出了問題，沒意識到這是在警告人們趕快離開。
小灰樓前的汽車被點燃（翻拍）
我走到紀念碑前，隻有幾十人借著微弱的光線抄貼在碑欄杆上的詩詞。４日以前的詩詞都被撕掉了，被抄的詩詞全是當天新貼上去的。一首王立山寫的詩貼在紀念碑顯著位置上，後麵的看不見，前麵的人 高聲朗讀：“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這詩後來被《人民日報》稱為“ 反革命煽動”。
王立山的著名詩貼
在前門大街的燈火輝映下， 被 《人民日報》稱為“營房” 的小樓前光線稍亮，能看清擺著幾輛白天被燒的車， 有轎車、麵包車、吉普車。二樓兩個窗戶外牆有煙熏的痕跡，似乎在告訴人們：裏麵的房間曾著過火。但很明顯並沒形成火災，不像《人民日報》後來說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放火燒著了這座營房”。大約有一個連的解放軍在那兒警戒。他們圍成一圈，坐在被燒的車和小樓旁邊，背對觀眾，拒絕回答一切問題。
小灰樓 2 樓的窗戶冒出了黑煙
九點，我看到有民兵從中山公園出來，乘夜幕悄悄包圍了天安門一側。預感有情況要發生，我立刻從前門方向離開。這時我注意到前門通天安門的道路已被封鎖，人們隻準離開廣場，不準再進入廣場，廣場裏的人根本不知道他們已被包圍。我不由的回過頭又看了看還在廣場的人，心中暗暗為他們捏了一把汗。
回到單位的宿舍時，經過辦公樓，抬頭一看，我們處長的辦公室的燈還亮著，很奇怪，轉身我又上了辦公樓。處長和我的幾個鐵杆哥們都在辦公室，見我進來，大家一驚，處長問：“你去哪了？”“沒去哪兒？”張順說：“你小子是不是去天安門了？”“你怎麽會得出這個結論？”處長說：“下班前，部裏來了緊急通知，說天安門發生了反革命暴亂，毛主席和黨中央已決定采取果斷行動，堅決鎮壓。要求各單位管好本單位的人，不許去天安門。政治部開會時，就缺了你一人。沒到下班時間你怎麽就走了？劉寶隆說你下午接了個電話，然後說要去天安門看看。我讓張順到傳達室一查，你果然借了月票。我們都急壞了。你不回來，我們敢睡嗎？”我趕忙編瞎話：“我是想去的，但汽車不通天安門，我就到一個朋友那裏了解點情況。”處長說：“沒去就好，要不連你一塊兒鎮壓了。”
腥鳳血雨
6 日上午，我的小學同學來電話告我，５日夜晚在天安門實施了鎮壓，他參加了在天安門廣場的鎮壓行動。他說， 5 日天安門廣場出事時，首都民兵指揮部曾從市區工廠調去上萬民兵，但都被瓦解了。分析原因：一是廣場人多，法難治眾，民兵隊伍被淹沒在人民的汪洋大海裏；二是市區工廠離天安門太近，各 廠民兵都在議論著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事。有些人專程去天安門廣場並隨時傳回廣場動態。工人民兵了解真實情況，容易同情廣場群眾，形不成戰鬥力。
灰溜溜撤走的工人民兵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決定從郊區工廠調民兵，指定選白天在工廠一直上班的工人（怕上夜班的人白天去過天安門）。我同學所在的刀具量具廠在玉淵潭附近，被市裏點名執行政治任務，他被選中。開始，隻被告知“去執行任務”，“去保衛黨中央、毛主席”。等他們乘車進了中山公園，才發現那裏已集中了大批民兵。
“聯合指揮部”的一位領導對他們進行了動員，說：在天安門廣場，一小撮階級敵人打著悼念周總理的幌子，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地製造反革命政治事件。他們明目張膽地發表反動演說，張貼反動詩、標語，散發反動傳單，公開打出擁護鄧小平的旗號，喪心病狂地把矛頭指向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向黨中央。今天上午，他們製造事端、行凶作惡，衝擊人民大會堂。他們圍打警衛戰士、消防隊員、人民警察、首都工人民兵，燒毀了公安部門的廣播宣傳車和給值勤工人民兵送水、送飯的汽車。下午，這夥壞人又衝進“ 聯合指揮部” ，把屋裏的東西洗劫一空，放火燒樓。反革命分子猖撅之時，也就是他們滅亡之日。毛主席、黨中央決定采取果斷措施，堅決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我們民兵同誌們，要以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保衛我們社會主義祖國的偉大首都。
動員完後，把早已準備好的鎬把發給他們。有關負責人舉著鎬把講：“清場時，不管男女老幼，一個也不能放走。如果有人反抗，就用這個打。”“往哪兒打？”他們廠裏一個年青工人大聲問道。 “往死裏打！”那個負責人惡狠狠地回答。一聽這種情況，許多人尤其是女工，都沒領“武器”。這時，我同學有些後悔，他星期日去過天安門廣場，知道一些事實真相。他明白，鎮壓人民群眾沒有好下場。但現在一切都晚了，隻能憑良心見機行事。接下來是吃晚飯。有關部門送來了肉包子，一邊發包子，一邊嚷嚷：“包子管夠，吃飽了好戰鬥。”
晚上九點半，約一萬名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個營的衛戍部隊，手持木棍、皮帶開始進入廣場清場。最前麵的是民兵，跟在後麵的是警察。當包圍圈形成後，天安門廣場的燈突然全都打開，把廣場照得雪亮。清場的隊伍呼喊著口號，揮舞著棍棒，殺氣騰騰地逐步縮小包圍圈。廣場上當時約有近千人，幾次往外衝都被棍棒打了回去。但他們很快發現了包圍圈的薄弱點，即女工集中的地方。女工大多赤手空拳，沒拿棍棒，而且心慈手軟。多數人硬是從女工集中的地方衝開缺口，消失在東交民巷的胡同裏。大約有一二十人被女工身後的警察打倒，抓了起來。剩下的人紛紛退向烈士紀念碑。
當民兵、警察最後蜂擁而上抓捕他們時，凡是抗拒的，都被打得很慘。據我小學同學講，他親眼看見有四五個人最後被抬走時，頭耷拉著，一動也不動，渾身是血，不知是死是活。有的人隻是問了一句：“你們憑什麽抓人？”或者說“我隻是來看熱鬧的”，也會遭到毒打。工人民兵一般都下不去手，下手最狠的都是警察。有的一邊打一邊說：“打的就是你這種看熱鬧的。” 一共抓捕了二百多人。
後來我聽說，被抓的人中有我的中學同學孟連，他在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工作，曾給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國家經委副主任薛慕橋當過秘書，後官拜至司局級。據他回憶，當他準備衝出包圍圈時，警察一邊狂喊“回去！回去！”一邊用棍棒狠狠地打他的頭，從烈士紀念碑台階下邊一直打到台階上邊。十幾個人圍住他又踢又打，直打的他痛昏過去。待他慢慢清醒些時，發覺一個被打昏的人壓在他腿上，胳膊旁邊還躺著一個被打傷的人。紀念碑四周一片劊子手凶殘的狂叫聲和受害者淒曆的慘叫聲、痛苦的呻吟聲。孟連後來得腦瘤去世。幾乎所有同學都認為，他的病同他當年頭部受到猛烈打擊有關。
“你知不知道抓的都是無辜者？白天鬧事的在吳德講話後都走了。晚上去的都是聞訊看熱鬧去的！”我在電話裏衝我小學同學大聲嚷嚷。
“知道。不但我們這些小嘍囉知道，我看上邊也知道。抓的人都關在勞動人民文化宮、中山公園，根本沒審問，今天一早就讓單位來領人。如果認為他們有問題，怎麽能這麽輕易就把人放了。”
“既然這樣，幹嗎還要如此興師動眾？”
“不這樣黨中央的麵子往哪放？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威還要不要？白天臉都丟盡了，晚上得找回來。”
“抓的人挨打了嗎？”
“態度好的都沒挨打。但也折騰的夠嗆。所有被抓的人都在院子裏麵壁站著，不準動。後麵就站著看守他們的人。誰亂動就用棒子打誰。上廁所也不允許。我聽說有的人還尿了褲子。晚上看守他們的人都穿上軍大衣了，這些人還不凍的夠嗆？！”
“你沒幹缺德事吧？”
“你還不了解我？我向你保證，我沒打一個人。今天通知各單位領人，大多數單位還不錯，馬上就來了，還帶著本單位的人白天上班沒來鬧事的證明。也有差勁的，不但不領人，還說什麽此人一貫與領導作對，經常去天安門，留下來讓公安部門好好教訓教訓。”
厄運臨頭
接到我同學的電話後，我心情沉重，但無法和任何人講。因為北京市革委會剛剛發出《緊急通知》，稱“天安門事件”是“解放以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反革命事件 ”。江青為鎮壓成功十分得意。張春橋說：“天安門廣場事件是中國的匈牙利事件，那些人擁護鄧小平，就是要把他抬出來作中國的納吉。”
但仍有群眾不畏強暴， 4 月 6 日繼續去天安門廣場獻花圈。有人在紀念碑欄杆上用筆寫下：“敬愛的周總理，您的花圈在我們心裏，誰也收不走！”“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聚集在天安門的群眾，在東城區電子儀器一廠工人齊國治的倡議下，成立了“全國保衛周總理委員會”。
清洗過後的廣場4 月 7 日 ，天安門廣場戒嚴了，有清潔車和灑水車在廣場內打掃“衛生”。我對妻子說：“他們是在清洗血跡，消滅罪證。”
晚上，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開會，毛遠新拿著毛主席寫的條子給大家看。毛主席的指示是：“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毛遠新解釋說：毛主席的意思是指在首都天安門廣場發生了燒、打事件，天安門廣場上的活動，其性質已變為反革命事件了。毛遠新還傳達了毛主席的兩項提議：一是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是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4 月 8 日，人民日報發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文章說：“九時半，數萬首都工人民兵接到了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命令後，在人民警察和警衛戰士的配合下，采取了果斷措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他們把仍在紀念碑一帶作案、鬧事的壞蛋，團團圍住，將其中現行犯和重大嫌疑分子，拘留進行審查。這一小撮張牙舞爪的壞人，在強大的無產階級專政麵前，不堪一擊，一個個如喪家之犬，蹲在地上直打哆嗦；有的慌忙把身上的匕首、三角刀和抄有反動詩詞的本本交出來；幾個拔出匕首妄圖行凶頑抗的罪犯，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人民日報
我們這種從小受黨的教育長大的青年，對黨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從來就是絕對的相信，無論報道什麽重大事件，從不懷疑，堅決擁護。可是當報道的恰恰是你經曆的事件，而且在歪曲事實時，心靈所受到的衝擊是可想而知的。你沒想到，全黨批了好幾年的林彪的 “不說假話辦不了大事” 著名論調，竟然依然是黨和政府運用的手段。
在處裏組織學習《人民日報》有關文章時，我再也抑製不住了，說：“這是歪曲事實，白天鬧事的都走了，晚八點後在天安門全是路過的好奇群眾，所謂被鎮壓的反革命分子就是這些無辜群眾，他們成了替罪羊。”
“你憑什麽說人民日報歪曲事實？你根據什麽講被無產階級專政的暴徒是無辜群眾？你這是懷疑黨中央、毛主席！”我們處裏唯一的非黨員對我上綱上線，大帽子扣了下來。按規定，政治部宣傳處成員必須是黨員。這位非黨員比我大一歲，是通過主任的關係從天津調來的，專業不對口，進不了業務處室，安插進我們處，成了主任的眼線。
我被逼得沒有退路了，說：“ 5 日晚我確實去了天安門廣場。報上講 9 點半采取行動，我 9 點才離開，我當然有發言權。當時廣場隻有少量人，都是像我這樣下班後去的，哪有什麽‘ 仍在紀念碑一帶作案、鬧事的壞蛋’。”
全處 7 個人，處長沒吭聲（內心絕對相信我），扣帽者一時不知怎麽回答，其他 4 人憑過去對我為人的了解，全都相信我講的。老大姐張宏毅歎了一口氣，說：“唉，老百姓就像隻螞蟻，說捏死就捏死。”悲憤的氣氛籠罩著整個辦公室，學習無法進行下去了。
我暴露了自己去天安門的事後，很快有人反映到主任那裏，我被作為黨員嚴重違犯紀律的反麵典型上報到石油化工部。
緊接著，全國範圍內開始了一場“清查反革命運動”，即追查“天安門廣場製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幕後策劃者、指揮者”，追查“反革命政治謠言、詩詞、傳單的製造者”的所謂“雙追”。各單位都成立了 “雙追”辦公室，紛紛開大會、小會，動員人們交待、掲發、檢舉，要求每個人將清明節期間的活動交待清楚。北京市公安局長劉傳新惡狠狠地說：“要擴大戰果，乘勝追擊，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注意選擇年齡大的要殺。”
沒過幾天，公安局就把我們規劃院機械廠貼標語的那幾個青年人逮捕了。我因曾為他們辯護而陷於被動。院保衛處在追查所謂《總理遺言》的源頭時，又追到我頭上。沒想到，當時追在我後麵苦苦哀求著想看《總理遺言》的人，一遇風吹草動就把我給出賣了。保衛處找我談話，我承認是我從天安門抄錄並傳給別人的。但我辯解說不知是假的。屋逢連陰偏漏雨，正當我“四麵楚歌”時，又有人落井下石，把我抵製批鄧的言行掲發出來。
毛澤東在 1974 年下半年至 1975 年初先後作過三條指示 ∶ 其一，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修防修。其二，希望社會安定。其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鄧小平抓住時機，提出以“三項指示為綱”，整頓和發展經濟，並報毛澤東圈閱後以中央四號文件下發。下發文件時還特別注明“毛澤東圈閱”。
1975 年“批鄧”開始後，毛澤東出爾反爾，否定四號文件，說：“什麽‘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禦用班子梁效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 毛主席這個重要指示，一針見血地揭露了‘三項指示為綱’是一個否定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這個綱領的要害，是複辟資本主義。”
在學習梁效的文章時，我提出兩個“不理解”：第一，把主席的指示作為綱領，其中排首位的是“ 反修防修”，怎麽就成了“ 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
第二，既然是 “ 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綱領”，又怎麽理解當時毛主席的“ 圈閱”及下發？主席圈閱的意思是“同意”還是“不同意”？如果是“不同意”，誰有這個膽量下發？為什麽當時不製止？我們現在全被搞糊塗了，究竟應該如何對待過去和今後 主席“ 圈閱”下發的中央文件？
當時很多人附合我的疑問，領導也沒說我的疑問有問題 。但形勢一緊張，就都成了政治問題。
主任對我最惱火的是我竟然敢抵製“批鄧”。主任讓宣傳處組織各研究室的支部書記辦“批鄧”學習班。各室的支部書記都是處級幹部，本應領導出麵。我們處長有想法，但又不能不執行領導指示，就把我推到了前台。“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在學習班裏，我變換方法，隻組織學毛著，不學批鄧文章；隻談學習體會乃至聊大天，不開批鄧會，避免大家說違心的話。結果三天的學習班成了個形式。支部書記們輕鬆愉快，心領神會，學習班結束後，紛紛下到各油田出差，躲避風頭，全院的“批鄧”運功始終沒能開展起來。
這幾個問題合在一起，我成了規劃研究院的重點人物。盡管申院長想保我，但在那個形勢下，他也受到很大壓力。政治部主任為了揪出我這個鄧小平的“徒子徒孫”，除去政治部裏的隱患，指示保衛處整我的黑材料並上報石油化工部。
但那時全國的清查工作進行得並不順利。大多數單位的領導們本身就是那次事件的參與者，與廣大群眾的情感是一樣的。他們的態度是盡力保護本單位參與事件的職工，不少單位對上麵下達的清查工作頂著不辦。原石油部的老領導餘秋裏、康世恩都是緊跟鄧小平參與整頓的，是“四人幫”的眼中釘。餘秋裏對我送給他周總理照片一事印象深刻。部領導對我采取了保護態度，隻是通知我父親：“不要讓你兒子給你惹麻煩。” 部領導打招呼後，我知道院政治部主任把我告了。在這樣的領導手下工作，我心情能好嗎？後來主任指示宣傳處，讓我下到機械廠，名為蹲點，實為下放。
“四人幫”一倒台，我的處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 1977 年石油化工係統開展路線對比、揭批“四人幫”罪行的活動中，我被樹為反對“四人幫”、抵製“批鄧”的代表，在全院大會上做了報告。
讓我們的血流在一起 1976年 王立平 攝
1976年4月4日，天安門廣場人山人海。上午10時左右，在廣場東北側人們舉著一位青年，向他發出陣陣歡呼，他用白布纏著的手向大家展示他寫的血書：“ 敬愛的周總理，我們將用鮮血和生命誓死捍衛您！”人們爭先恐後地同他握手致意，並高呼：“誰反對周總理就打倒誰！”“誓死保衛周總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