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毛澤東選擇鄧小平

                                          1975年，毛澤東選擇鄧小平

                                                          薛慶超　
 
　　1974年7月至1975年4月，毛澤東最後一次離開北京，先後在武漢、長沙、南昌、杭州停留270天。在此期間，特別是在長沙停留的114天，毛澤東作出了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重大決策——推出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取代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本文將詳細講述毛澤東最後一次離開北京、作出這一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　

　　中共八大前夕，毛澤東開始考慮把鄧小平作為又一個接班人來培養　
　　新中國建立初期，主持西南黨、政、軍工作的鄧小平被毛澤東調到中央工作，很快擔任了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等重要領導職務，成為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
    鄧小平德才兼備，軍政皆優，是一位能夠“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非凡帥才。就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而言，鄧小平具有早年在法國和蘇聯奠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功底，凡起草文件和工作報告、經驗總結、講話稿等，從來都是自己動手，一氣嗬成，且言簡意賅，觀點鮮明，深得毛澤東的好評。鄧小平起草的給中央的報告，曾多次被毛澤東視為有創見而批轉給各中央局、各解放區參照執行。就安邦治國而言，從抗日戰爭到新中國建立初期，鄧小平先後主持過太行分局、北方局、晉冀魯豫中央局、中原局、華東局和西南局的工作，長期擔任大戰略區的主要負責人，獨當一麵，積累了豐富的領導工作經驗。就帶兵打仗而言，鄧小平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已經統兵一方，任紅七軍、紅八軍政治委員。從1938年開始，相繼擔任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委員和第二野戰軍政治委員，領導過華北抗戰，與劉伯承一起指揮過上黨戰役、平漢戰役、挺進大別山、淮海戰役、渡江戰役和解放大西南等重要的戰役戰鬥。
　　對於鄧小平的文韜武略，毛澤東1951年在同一位民主人士的談話中作了高度評價：“無論是政治，還是軍事，論文論武，鄧小平都是一把好手。”除此之外，鄧小平雷厲風行、知難而進、勇挑重擔、善於開創新局麵的作風，也給毛澤東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年齡而言，1956年鄧小平才52歲，在中共第七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是比較年輕的一位。中共八大前夕，毛澤東開始考慮把鄧小平作為又一個接班人來培養。1956年，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的一次講話中，毛澤東特別就鄧小平的情況向中央委員們作了介紹：“至於秘書長改為總書記，那隻是中國話變成外國話。（鄧小平插話說：我還是比較安於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他願意當中國的秘書長，不願意當外國的總書記。其實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於中國的秘書長，中國的秘書長就相當於外國的總書記。他說不順，我可以宣傳宣傳，大家如果都讚成，就順了。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他比較有才幹，比較能辦事。你說他樣樣事情都辦得好嗎？不是。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使人不那麽怕。我今天給他宣傳幾句。他說他不行，我看行。順不順要看大家的輿論如何，我觀察是比較順的……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他說他有點誠惶誠恐，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在中共高級幹部中，能夠獲得毛澤東如此高度評價的，確實為數不多。由於毛澤東的鼎力推薦，在中共八大上，鄧小平順利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總書記，實際上確立了他作為毛澤東又一個接班人的地位。中共八大以後，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的工作；作為國務院副總理，協助周恩來處理國務院的工作；作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參與中共最高領導核心，對黨和國家的重大事務進行決策。
　　中共八大以後，毛澤東繼續在國內外一些重大場合宣傳劉少奇和鄧小平，多次明確地透露出自己把劉少奇和鄧小平作為接班人看待的信息，力圖使國內外更多的人了解劉少奇和鄧小平。1957年11月，毛澤東率領中國黨政代表團訪問蘇聯，在同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談話中，在談到自己準備辭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職務時，赫魯曉夫問道，有人接替嗎？毛澤東說，有。我們黨裏有幾位同誌，他們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條件。接著，毛澤東一一評價了中央幾位主要領導同誌。他指出，第一個是劉少奇。這個人在北京和保定參加了五四運動，後來到你們這裏學習，1921年轉入共產黨，無論能力、經驗，還是聲望，都完全具備條件了。他的長處是原則性很強，弱點是靈活性不夠。第二個是鄧小平。這個人既有原則性，又有靈活性，柔中有剛，綿裏藏針，很有發展前途。在1959年舉行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在關於工作方法的講話中，講到權力要集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書記處時，詼諧而富有深意地說：“我這個人的名字叫毛澤東，我掛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為副總司令，副元帥。我們兩個人，一正一副。”他還對鄧小平說：“你是總書記嘛！鄧小平，你掛帥了，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你敢不敢呀？你是書記處的總書記，你也是常委的總書記，你也是政治局的總書記，你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　
　　1959年以後，中共中央的工作分為第一線和第二線。毛澤東退居第二線，劉少奇、鄧小平作為毛澤東的兩位接班人，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的工作。劉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對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進行決策和處理；鄧小平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對繁重的黨、政、軍日常工作進行決策和處理。在劉少奇、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第一線工作的前期，總的來說，毛澤東是滿意的。但是，隨著劉少奇、鄧小平為了恢複在“大躍進”中傷了元氣的國民經濟而采取了一係列措施後（這些措施被實踐證明是完全正確的、完全必要的），隨著劉少奇、鄧小平在實際工作中對“大躍進”以來社會主義建設中一係列“左”傾錯誤指導方針的糾正，隨著劉少奇、鄧小平在探索具有中國自己特點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問題上認識的深化和實踐上的深入，他們與退居二線的毛澤東之間出現了分歧。這樣，就使林彪、江青有了可乘之機，他們利用十年內亂，把劉少奇打成“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迫害致死；把鄧小平打成“黨內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流放江西。
　　“九一三”事件使毛澤東受到極大的精神打擊，大病了一場，從此身體日漸衰弱，進入了暮年。但是，愈是年老體弱，毛澤東選擇接班人的心情愈迫切。在1973年的中共十大上，他又選擇了38歲的王洪文擔任中央委員會副主席。　
　　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後，毛澤東對他的態度逐漸由希望變成失望　
　　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以後，毛澤東曾經對他寄予厚望。從1973年9月12日到1974年5月29日，毛澤東先後16次讓王洪文陪同，會見來訪的外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以便在各種場合樹立他的形象，增加他的政治活動經驗。對於毛澤東的這種做法，一位英國記者作了如下評述：“38歲的上海造反領袖王洪文，已明白無疑地成為毛的繼承人。毛在中共十大之後每一次會見外國首腦，坐在他兩側的總是周和王。周已75歲，是毛的同輩戰友。因此，毛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向全世界表明，王是他的接班人。未來的中國，是王洪文的中國。毛顯然已經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訓，不再把接班人的名字寫入中共黨章。但是，毛仍明確地指定了自己的接班人。因為毛畢竟已是80老翁，隨時都可能發生意外。毛在生前指定接班人，為的是在他突然亡故時，可以使人口眾多、派係紛爭激烈的中國，有一個眾所公認的領袖，避免中國的內戰和混亂……”　
　　中共十大以後，王洪文曾主持過一段中央日常工作。實踐證明，他根本不具備作為一個中共中央副主席應當具備的治國安邦的基本素質，沒有能力擔當如此大任。別看他在上海灘“衝衝殺殺”、“一呼百應”，可在北京、在中央機關、在一個泱泱大國負責人的位置上，便不是那麽簡單的了。不久，毛澤東仍然讓周恩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經過一段時間的深思熟慮，毛澤東下定決心，再次對時任中共中央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委以重任。
　　1973年12月，毛澤東多次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與政治局的有關同誌和一些大軍區司令員談話，提議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提議讓鄧小平擔任軍隊的重要領導工作。
　　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說：我和葉劍英同誌請鄧小平同誌當軍委委員，是不是當政治局委員，以後開二中全會再追認。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但議軍，而且還要議政……　
　　隨後幾天，毛澤東在同中央政治局幾位同誌談話中說：現在請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我想在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吧，你（指鄧小平）不要這個頭銜，那就當總參謀長吧。　
　　12月18日，周恩來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關於各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問題的講話。政治局會議讚成毛澤東的提議，由鄧小平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的職務。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鄧小平任職的通知：
　　遵照毛主席的提議，中央決定：鄧小平同誌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時給予追認；鄧小平同誌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
　　這樣，在毛澤東的親自提議下，鄧小平被賦予更大的重任，擔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同時還任國務院副總理。這使鄧小平同時集中央黨、政、軍重要領導職務於一身，重新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　
　　從此，在中央領導層，形成了由周恩來、鄧小平主持國務院工作；由葉劍英、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的新格局。江青集團盡管鬧騰得很厲害，但毛澤東認為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始終不肯把主持中央黨、政、軍工作的實際權力交給他們。
    治國安邦，毛澤東還是相信久經考驗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　
　　“九一三”事件，使毛澤東的精神和身體都受到了一次嚴重的打擊，大病了一場。從此，他的身體每況愈下。1974年春天，毛澤東開始感到閱讀文件、報紙、書籍時，十分費力，視力也日益模糊起來。這對於一個把工作、批閱文件、閱讀書報看得比吃飯、睡覺還重要的大政治家來說，無疑是極為痛苦的。但是，毛澤東是一位麵對困難和痛苦具有異乎尋常意誌力的強者，他堅持著，並期待著自身的抵抗力發揮作用，幫助自己戰勝困難和疾病。過去，毛澤東曾經規定，凡是送給他的文件、報告、信件，除了自己和機要秘書以外，任何人不得私自翻閱。現在，由於眼睛的病況，隻得讓身邊工作人員張玉鳳為他讀文件、讀書、讀信、讀報。也是從這時起，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開始按照毛澤東的要求代替毛澤東在需要他作出批示的中央文件上畫圈並簽署意見。　
　　1974年6月1日，周恩來因長期患病，操勞過度，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以來忍辱負重，終於心力交瘁，住進了解放軍三○五醫院。
　　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下，鄧小平在中央黨、政、軍日常工作中所起的作用和分量日益顯現出來。
　　為了順利實現由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考慮，1974年7月17日，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重點批評了野心勃勃的江青。　
　　毛澤東在會上說：江青同誌你要注意呢！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麵對你講，你也不知道。
　　毛澤東批評江青：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你那個工廠不要了吧？　
　　江青連忙表示接受毛澤東的意見：不要了，鋼鐵工廠送給小平同誌吧！
　　毛澤東問：當眾說的！
　　江青答道：說了算！　
　　毛澤東對與會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說：孔老二講的，“言必信，行必果”，聽到沒有，她並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　
    毛澤東接著又批評江青：此人一觸即跳。　
　　最後，毛澤東指著江青說道：她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
　　這是毛澤東第一次明確地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上海幫”的問題，同時嚴肅告誡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四人“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從毛澤東把王洪文視為“四人小宗派”成員看，在他的心目中，對這個在中共十大上選擇的接班人已經感到失望了。　
　　會後，毛澤東離開北京，前往武漢，一是休息，二是集中精力思考一些問題。　
　　看著鄧小平複出工作，職位越來越高，江青集團既恨又怕
　　1974年7月18日，毛澤東乘專列到達武漢，住在中共湖北省委東湖賓館。
　　通過對鄧小平恢複工作以來的觀察，經過離開北京到武漢以來的精心思考，毛澤東終於下定決心把鄧小平推到中央黨、政、軍領導工作第一線。
　　毛澤東離京以後，中共中央政治局開始加緊籌備召開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作。其實，這項工作在中共十大以後就已經開始，現在則進入了實質性階段。圍繞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周恩來、鄧小平和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同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進行了堅決的毫不妥協的鬥爭。
　　10月4日，正在武漢的毛澤東，讓機要秘書打電話給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王洪文，告訴他：毛澤東提議，由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主持國務院的日常工作。
　　王洪文接到這個電話後，大為吃驚，受到極大的震動。他沒有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馬上轉告周恩來，而是在當天晚上，把毛澤東的指示首先告訴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江青聽了，氣急敗壞地說：“這不是主席的意見，這是總理的主意。”原來，江青想在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中，當“後台老板”，按照她個人的意圖“組閣”，把“四人幫”的成員安排到國務院的重要領導位子上去。毛澤東提議鄧小平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大大出乎江青集團的預料，完全打破了江青由來已久的圖謀。看著鄧小平複出工作，看著鄧小平的職位越來越高，看著鄧小平管的麵越來越寬，看著鄧小平經常會見外國政要，看著鄧小平還能因為陪外賓經常見到毛澤東，江青集團早就既恨又怕了。這次毛澤東又要讓鄧小平出任第一副總理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這不就等於說，將來鄧小平就可以接周恩來的班嗎？對於江青集團來說，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將會對他們極為不利。但是，毛澤東親自作出的決定，不傳達也不行。王洪文拖了兩天，才極不情願地將毛澤東的這一指示告訴了中央政治局和周恩來。聽了毛澤東的這一決定，周恩來非常高興。10月6日，他特意約鄧小平談話。周恩來希望把自己未竟的事業全都托付給鄧小平。
　　10月6日晚上，江青找周恩來談話，提出了她關於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見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人選的意見。
　　江青要竭力阻止鄧小平擔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10月12日，毛澤東離開武漢前往長沙。　
　　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江青有預謀地在會上發難，借口所謂“風慶輪事件”，向鄧小平挑釁。鄧小平在會上據理力爭，頂撞了江青。　
　　當天晚上，江青在釣魚台十七號樓，私下召集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密謀，派人於第二天乘飛機到長沙向毛澤東告狀。江青說，鄧小平所以這樣吵架，就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反對“文化大革命”。張春橋說，鄧小平所以跳出來，可能是與四屆人大人事安排及對總參謀長的提名有關，這是一次總爆發。王洪文說，鄧小平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有氣，不支持新生事物。
    10月18日，王洪文肩負“四人幫”的使命，乘專機趕到長沙。毛澤東的秘書張玉鳳向毛澤東請示後，毛澤東派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把王洪文接到住地。下午2時，王洪文來到湖南省委九所六號樓毛澤東的會客室。　
    王洪文首先問候了一下毛澤東的身體情況，然後便轉入此行的主題。　
    當時在場的毛澤東秘書張玉鳳回憶說：　
    “四人幫”早在四屆人大之前就陰謀篡黨奪權。四屆人大前夕，他們感到形勢不妙，很孤立，便企圖先發製人，把周總理、葉劍英同誌等搞掉，把權奪到手。1974年10月，王洪文背著周總理和政治局，到湖南毛主席住地，向毛主席告周總理和其他中央領導同誌的狀。王洪文把周總理等同誌比作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林彪一夥，要搶班奪權。他說：“北京現在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我來湖南沒有告訴周總理和政治局其他同誌。我們四個人（王、張、江、姚）開了一夜會，商定派我來匯報，趁周總理休息的時候就走。我是冒著危險來的。”王洪文別有用心地說：“周總理雖然有重病，但晝夜都‘忙著’找人談話，經常去總理處的有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同誌。”王洪文到湖南的目的，實際上是“四人幫”陰謀要搞掉周總理，向毛主席要權。並在毛主席麵前吹捧張春橋怎樣有能力，姚文元又怎樣讀書，對江青也作了一番吹捧。毛主席當即嚴厲批評了王洪文。主席說，有意見當麵談，這麽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找總理、劍英同誌談談。　
    在這次談話中，王洪文還狠狠告了鄧小平一狀。他誣陷鄧小平：“在昨天政治局會議上，為了‘風慶輪’這件事，江青同誌與鄧小平同誌發生爭吵，吵得很厲害。”並將江青和鄧小平當時說的一些話重複了一遍，說：“看來鄧還是搞過去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那一套。”然後，他蓄意借題發揮，誣蔑鄧小平：“鄧有那樣大的情緒，是與最近在醞釀總參謀長人選一事有關。”
    聽了王洪文攻擊鄧小平的話後，毛澤東很不高興，對王洪文說，有意見當麵談，這麽搞不好，要跟小平同誌搞好團結。小平同誌政治上強，會打仗呢。　
    毛澤東從江青的鬧事聯係到王洪文飛來長沙告狀，已經意識到江青是想插手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於是，毛澤東作出了離開北京以後深思熟慮的兩項重大決策，並讓王海容、唐聞生回北京後，立即將他的意見轉告周恩來、王洪文。這兩項重大決策是：　
    一、總理還是總理，四屆人大的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問題要總理和王洪文一起管。　
    二、建議鄧小平任黨的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此外，毛澤東還要求王海容、唐聞生回京後轉告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讓他們不要跟在江青後麵批東西。　
    王海容、唐聞生回北京後，立即將毛澤東的指示向有關人員作了傳達。　
    11月6日，周恩來寫信給毛澤東，表示了自己堅決擁護毛澤東的重要決策，積極支持鄧小平擔負黨、政、軍重要領導職務的明確態度。信的主要內容有以下三點：　
    一、“積極支持主席提議的小平同誌為第一副總理，還兼總參謀長。”　
    二、“我的身體情況比7月17日見主席時好多了，隻是弱了些，如果12月能開人大，定能吃消。”　
    三、“最希望主席健康日好，這一過渡時期，隻有主席在，才能領導好。”　
    11月12日，鄧小平陪同也門民主人民共和國總統委員會主席率領的代表團飛抵長沙。毛澤東會見外國客人後，與鄧小平進行了親切的談話，支持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江青的有力抵製和鬥爭，鼓勵鄧小平承擔起黨、政、軍工作的重任。　
    毛澤東一開口，就對鄧小平說：“你開了一個鋼鐵公司！”表現出了超凡的幽默和讚許，也表明毛澤東已經洞悉鄧小平10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頂住了江青的挑釁和無理糾纏。　
    “主席也知道了。”鄧小平笑著說。　
    “好！”毛澤東稱讚了鄧小平的做法。　
    “我實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鄧小平的話中不無解釋的成分。　
    “我讚成你。”毛澤東說。　
    “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鄧小平接著說。　
    “強加於人哪，我也是不高興的。她們都不高興。”說著，毛澤東把頭轉向在場的王海容、唐聞生，向鄧小平示意王、唐也都不滿意江青的做法。　
    “我主要是感覺政治局生活不正常，最後我到她那裏去了一下，鋼鐵公司對鋼鐵公司。”鄧小平又說。　
    “這個好！”毛澤東稱讚道。　
    “最近關於我的工作的決定，主席已經講了，不應再提什麽意見了，但是看來責任是太重了點。”鄧小平說。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千鈞重擔挑在肩上，確實是責任重大！　
    “沒辦法呢，隻好擔起來口羅。”毛澤東鼓勵鄧小平道。　
    毛澤東稱讚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比王洪文強　
    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指示下，決定由鄧小平主持起草周恩來在四屆人大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　
    在12月22日下午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決定由周恩來、王洪文二人共同去湖南長沙，向毛澤東報告四屆人大的準備情況，聽取毛澤東的意見，特別是一些關鍵性的重大問題和全國人大、國務院的人事安排，請毛澤東最後決定，再提交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　
    12月23日晚上7時，周恩來、王洪文準時來到毛澤東居住的省委九所六號樓。　
    在談到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問題時，毛澤東又一次稱讚了鄧小平。　
    “他政治思想強。”毛澤東說著用手指了指腦袋。　
    “政治比他強。”毛澤東指著在座的王洪文說。由於王洪文在場，毛澤東說這句話時，“政治”兩個字是用英語講的，這樣，周恩來完全清楚毛澤東的意思，而王洪文則不知所雲了。　
    “他沒有鄧小平強。”毛澤東邊說邊用手中的鉛筆在紙上寫了個“強”字。　
    當周恩來繼續向毛澤東匯報四屆人大的人事安排情況，談到擬由葉劍英以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鄧小平以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兼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時，毛澤東明確表示說：“我看小平做個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　
    毛澤東在提議任命鄧小平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的同時，稱讚鄧小平“人才難得”。一邊說一邊用筆費力地在紙上寫下了“人才難……”　
    周恩來接過話題說：“人才難得。”表示完全理解和領會毛澤東的意思。毛澤東點了點頭。從長沙回到北京後，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傳達毛澤東談話要點節錄時說：12月23日談到小平同誌時，主席寫了“人才難”三個字和“強”一個字，並指指腦袋，說小平是難得人才，政治思想強。在報告劍英為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小平為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時，主席說小平要擔任第一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和總參謀長三個職務。在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周恩來傳達毛澤東的指示時說：毛主席稱讚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以後，隨著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精神的傳達，毛澤東對鄧小平的這段評語迅速傳遍了全黨、全國，達到了家喻戶曉的程度。　
    12月26日，是毛澤東81歲生日。這一天，毛澤東支走了王洪文，讓他到韶山看一看。晚上，毛澤東與周恩來單獨進行了長談。　
    在這次徹夜長談中，毛澤東與周恩來談到了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問題、對現任中央各個負責人的優缺點的分析評價等重大問題。在談話中，周恩來反映了江青、張春橋兩人曆史上均有嚴重政治問題。毛澤東表示已經知道了。毛澤東要求周恩來回北京後，把中共十屆二中全會開好，把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好；不要受江青等人的幹擾，也不要安排他們做什麽，他們鬧他們的，你做你的，放手辦事。周恩來聽了，十分高興。　
    12月27日，周恩來、王洪文在長沙停留了5天後，飛回北京。　
    這次毛澤東和周恩來在長沙的一係列談話，在中國現代史上、在中國共產黨的曆史上，都有著重要的意義。毛澤東在談話中清楚地表明：　
    一、充分肯定周恩來、鄧小平的工作，堅決支持他們同江青進行鬥爭。　
    二、嚴厲批評王洪文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搞的是“四人幫”，是“四人小宗派”。　
　　三、堅決支持周恩來對四屆人大人事安排的基本意見。　
　　四、再度表示了對王洪文的不信任和批評態度，對王洪文跟著江青搞“四人小宗派”所犯的一係列錯誤感到生氣和失望。　
　　五、高度評價鄧小平同江青在原則問題上的堅決鬥爭。認為鄧小平“政治思想強”、“政治上比王洪文強”、“人才難得”，決心賦予鄧小平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重要職務，為鄧小平接班創造條件。　
　　1975年1月1日，周恩來同鄧小平、李先念談話。同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由鄧小平代表中央起草的關於國務院的部、委設置和各部部長、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人選的報告。　
　　1月3日，周恩來主持有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張春橋參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十屆二中全會的各項準備工作及在會上傳達毛澤東的指示等問題。　
　　1月4日，周恩來和王洪文聯名向毛澤東報告中央政治局會議情況，並送去討論通過的人事安排方案。　
　　根據毛澤東在長沙的決策、經過周恩來的精心運籌，中共中央政治局挫敗了“四人幫”妄圖阻撓中央任命鄧小平擔任黨、政、軍重要領導職務的圖謀。　
　　1975年新年伊始，中共中央於1月5日發出1號文件，通知全黨，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1975年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周恩來主持了這次會議，毛澤東因在長沙養病，沒有出席。這次會議實際上是一次研究四屆人大準備工作的會議。　
　　全會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追認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鄧小平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鄧小平被任命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被國際輿論和全國人民普遍認為是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人民力量的重大勝利，是“四人幫”受到的一次重大挫折。　
　　至此，由周恩來具體籌備、毛澤東在長沙最後批準的四屆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得到了圓滿實現。　
　　毛澤東采取“四步走”戰略，使鄧小平正式承擔起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工作　
　　從1973年3月10日，鄧小平恢複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經過中共十大當選為中央委員；到12月22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鄧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再到1975年1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十屆二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鄧小平再次躍升為中央黨、政、軍的主要負責人。　
　　這一切，完全是來源於毛澤東的親自決策，得力於周恩來的鼎力支持。　
　　在新中國的中央領導人中，能被毛澤東同時如此集中地授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的主要領導職務，除了鄧小平，還沒有第二個人。　
　　綜觀鄧小平從複出到走上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崗位的全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都離不開毛澤東的精心籌劃。　
　　第一步是讓鄧小平恢複工作，熟悉情況，建立威信。　
　　毛澤東親自提議讓鄧小平恢複工作，充分肯定鄧小平在中央蘇區時站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一邊“是挨整的”，“沒有曆史問題”；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協助劉伯承同誌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新中國成立後在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鬥爭中“沒有屈服於蘇修”。使鄧小平能夠順利走出“文化大革命”中扣在他頭上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的陰影，參加國務院的領導工作，在中共十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第二步是讓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在國際舞台上“公開亮相”。　
　　1974年4月召開的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是一次不同尋常的會議，與會的均為各國重要政治活動家和政府首腦。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作為十億中國人民的代表與會，在會上全麵闡述中國政府的對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必將大大提高其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響。江青一夥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竭力阻止中央派鄧小平赴聯合國出席這次會議。但江青沒想到，派鄧小平前往聯合國的決策來自毛澤東。於是，她隻好收斂起反對的鋒芒。實踐證明，正如毛澤東所期望的那樣，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許多新聞媒介在評論鄧小平的聯合國之行時指出，鄧小平不僅代表著新中國的形象，而且無疑也是周恩來總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議由鄧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參加軍委領導工作，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讓鄧小平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和軍隊領導核心。　
　　為此，毛澤東親自在1973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軍委擴大會議上推薦鄧小平，為鄧小平大造輿論。如稱讚鄧小平“辦事比較果斷”，“柔中有剛，綿裏藏針，外麵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等等。以毛澤東當時在全黨、全軍、全國的最高權威，對鄧小平作如此高的讚譽，意圖是十分明顯的：在自己和周恩來都身患重病的情況下，盡量打破常規，掃清一切可能出現的障礙，盡快把鄧小平推上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崗位，使中國共產黨開創的社會主義事業有一個可靠的接班人。　
　　第四步是完成組織手續和法律程序，使鄧小平正式承擔起中央黨、政、軍的主要領導工作。　
　　毛澤東作為一個經曆了長期革命戰爭、長期政治鬥爭的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在作出重大決策之前，往往要反複思考，反複推敲，甚至離開北京，避開繁忙的國事，靜下心來考慮問題。一旦經過深思熟慮，下定決心，便堅決進行到底，任何人也休想阻擋，直至達到預期的目的。對於選擇鄧小平承擔中央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毛澤東在武漢、長沙考慮了5個多月。爾後，通過1975年1月的中共中央1號文件、中共十屆二中全會、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迅速完成了組織手續和法律程序，使鄧小平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　
　　毛澤東選擇了鄧小平，又一次把鄧小平推到了黨、政、軍主要領導工作的第一線。　
　　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勝利閉幕以後，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的新的國務院領導班子開始工作。1975年2月1日下午，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召開四屆人大閉幕後的第一次國務院常務會議，審定國務院12位副總理的分工。鄧小平等副總理出席會議。會議確定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會議還確定李先念、紀登奎、華國鋒3名常務副總理“負責處理國務院日常事務”。　
　　會上，周恩來對大家說：“我身體不行了，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誌主持。”又說，“醫院是不想放我出來的，但我還是想爭取每個星期來和大家見一麵。”　
　　隨後，周恩來又主持召開有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參加的國務院全體會議。他在講話中說：今天沒有什麽議事，就是同大家見一見。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的決定，我們從今天開始來完成四屆人大以後的工作，把國務院的組織健全起來。今天是開始。恐怕我也隻能夠完成這個開始的任務。　
　　周恩來在講話中，向大家傳達了毛澤東在四屆人大籌備期間所作的關於人事問題和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重申了毛澤東關於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的評價。並且強調：現在我病了，“今後這樣的會議，請鄧小平同誌主持”。“希望新的國務院成立以後，出現新氣象，爭取今年第四個五年計劃能夠完成並且超額完成。”　
　　1975年2月2日，周恩來給毛澤東報送了《關於國務院各副總理分工問題的請示報告》。《請示報告》中明確提出：由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澤東批準了這個報告。　
　　從此，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支持下，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實際上開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毛澤東在長沙的重要決策得到圓滿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