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運史】 鮑 戈

鮑戈（Bao Ge），社會活動家，民間對日索賠運動和公民權利運動（維權運動）的主要發起人，1997年流亡美國，現任“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主席。

鮑戈是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之後，民間十分活躍的民主派活動家，他的許多言論和抗爭行動曾引起國際新聞媒體的高度關注。與許多“持不同政見者”不同，鮑戈主張“政治改革必須根據國情，獲得大多數國民的認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國模式”。他還表示，在中國，法治應先於民主。沒有嚴謹的立法和執法，就沒有社會公正和安定。法律不僅用於規範社會和經濟秩序，更應當用來規範國家的政治生活。鮑戈指出，“中國現階段最基本的社會矛盾，是國家和人民不斷尋求充分發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團繼續壟斷國家和社會一切權利的努力之間的矛盾”。他強調，民主運動必須堅持公開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從大多數群眾的訴求以及國家的根本利益，堅決反對境外反華勢力插手幹擾。

鮑戈，男，1963年10月18日生於上海，曾在上海醫科大學學習、工作。1980年代，鮑戈廣泛參與社會活動，公開反對政府向日本放棄戰爭賠償，曾為此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和政治迫害。1988年11月，鮑戈與湖北的李固平、福建的林信舒、南京的侯占清及上海的夏經芳等人，成立了“中華全國對日索賠民事債權人同盟”。1989年“六四”之後，公安部門指控鮑戈曾參加過遊行，對其進行長達二十個月的監禁審查。1991年2月28日，上海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對鮑戈宣判“免於刑事處分”，當庭釋放。鮑戈和律師李國機在法庭上指出，所有指控都缺乏事實根據，而且兩名證人的證言相互矛盾。

1992 年是中日建交二十周年，日本天皇定於10月訪華。8月15日，鮑戈、林信舒、沈繼忠等人通過日本共同社發表了致日本政府、國會和明仁天皇的公開信，明確要求日皇訪華時必須就侵華罪行正式道歉，日本輿論為之嘩然，因為中國外交部並未提出此要求。9月18日，鮑戈和沈繼忠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遊行申請，要求批準他們在日皇訪滬時，按規定的路線舉行遊行。這是中國頒布“遊行示威法”以後的首例申請案。不料，警方卻對兩人采取拘捕行動。鮑戈奮力撞開警車邊門，向圍觀的群眾大喊：“隻要我還活著，就決不允許任何人出賣國家的利益！”事後，政協委員鐵牛等人曾就這一事件向市公安局提出質詢，批評警方粗暴抓人。

10 月23日，日皇明仁開始訪華行程。大批警察包圍了鮑戈的住所，嚴陣以待。鮑戈被迫向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宣布：自日皇踏上中國之時起，他開始絕食；如果日皇在離開中國之時仍未道歉，他便自焚。消息傳開舉世震驚，警方立即將他從家裏帶走，實行“監視居住”。與此同時，童增等人在北京也發表了一份數萬人的簽名信，要求日本賠償和道歉。經過這場風波，長期遭受壓製和打擊的民間對日索賠運動終於浮出水麵，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93 年3月，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提出以全民公決的方式來解決對日索賠爭議。鮑戈指出，1972年國務院未經人大同意，便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了戰爭賠償，是違憲的。但是，由於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又間接承認“中日聯合聲明”，所以，現在要推翻它，隻有通過全民公決的方式。鮑戈表示，政府對“全民公決” 大可不必談虎色變。如果這一方式以後被用來解決其它一些重大爭議，可以避免發生戰亂以及類似“六四”那樣的動蕩和慘劇。

1994 年3月，鮑戈代表李國濤、楊勤恒、林牧晨、楊周、王輔臣等54位上海市民，發表了題為《中國國家和社會民主化九四年政綱》的致全國人大的公開信，要求將憲法中維護執政黨利益和意識形態的“四項基本原則”去除。鮑戈告訴記者，他有意以征集簽名的方式來推動一場“民主修憲運動”。這一事件再度引起政府部門高度緊張。3月至5月間，美國副國務卿沙特克、法國總理巴拉迪爾等西方國家領導人訪華時，鮑戈都被警方強行從家中帶走，據稱是防止外國領導人與其見麵。

6 月3日深夜，鮑戈在家中入睡時突然遭到拘捕。之前，他剛剛向民政部寄出一封要求批準注冊成立“人權呼聲”組織的申請信。有記者曾問鮑戈在“六四”紀念日是否有所行動，他說不會，但作為一名基督教徒，象往年一樣，將在教堂裏為死難者默默祈禱。四個月後，鮑戈被判處勞動教養三年，罪名是“有煽動鬧事、擾亂社會治安的行為”。鮑戈向行政法庭起訴勞教委員會，理由是《勞教決定書》沒有指出他究竟有哪些具體的“煽動性言論”，“被煽動的對象”是誰，以及被“擾亂治安”的地點。鮑戈說：“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勞教決定書》才無法列舉。”

1997 年6月4日，鮑戈獲釋後立刻通過美聯社發表了一份措辭強烈的聲明。他說：“我決不會向強權和暴政所屈服而改變立場，因為我知道自己在人民群眾中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在我未來的政治活動生涯中，我將尋求以合法的方式，在中國創建一個新的政黨—-‘公民大會黨’。”這條消息很快出現在世界許多報紙的顯著版麵，引起高層震動。

6月6日，鮑戈又在上海接受法新社采訪，披露他所在的勞教所每天強迫犯人工作十幾個小時，大批縫製1998年法國世界杯足球賽的指定用球。世界輿論為之嘩然。

6月25日，鮑戈發表致香港特首董建華的公開信，歡迎香港回到祖國懷抱，同時，建議香港政府在7月1日主權移交儀式當天，不要對遊行示威的人群采取鎮壓行動，以保持香港的開放形象，為內地樹立民主典範。董建華辦公室後來回函表示感謝。

7 月11日，鮑戈發表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要求調查不久前發生在四川省綿陽市的大規模警民衝突流血事件，呼籲確保下崗工人的合法權益，並允許工人組建獨立工會。8月中旬，公安部長陶駟駒在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發言，認為綿陽工潮是“境內外敵對勢力製造事端”，並點名鮑戈就是利用下崗失業職工問題製造事端的“敵人”，公開表示在必要時將對其采取行動。“國際特赦”等人權團體從媒體上獲知這條消息時，都為鮑戈的安全擔心，紛紛向中國有關部門詢問情況。

8 月15日，鮑戈和《新民晚報》主編馮英子致函民政部，要求批準成立“對日索賠全民公決倡導會”。鮑戈表示，民間的戰爭受害者向日本進行索賠，如果得不到自己政府的堅定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他說：“為了打擊日本右翼勢力的囂張氣焰，防止軍國主義死灰複燃，現在將戰爭賠償問題交付全民公決，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9月8日，美、俄、英、法、德、澳、加、日等國的國際廣播電台紛紛報道鮑戈致中共“十五大”的公開信。鮑戈建議中央火化毛澤東遺體，以此表明破除個人迷信的決心，促進黨內民主建設。該信還提出一係列政治改革的主張，包括開放黨禁和報禁等。

10 月30日，鮑戈在江澤民與克林頓會晤的第二天，獲得赴美護照和簽證。11月5日，鮑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寄出最後一封信之後，偕妹鮑纓啟程赴美。法新社記者在上海虹橋機場采訪鮑戈時，遭到上海警方拘留；而前一天晚上，香港無線電視台記者也在前往鮑戈住所途中遭到拘留。當鮑戈抵達紐約肯尼迪機場時，受到上百名記者包圍采訪。鮑戈表示，在不久的將來，他將返回中國繼續從事民主運動。記者問他得以出國是否與江澤民訪美有關，他說是的，“可以這樣認為”。

鮑戈到美國的第一年，經常以“人權呼聲”駐美代表的身份發表各項聲明。他曾為《北京之春》和 “民聯陣-自民黨”撰寫過大量文稿，卻拒絕加入海外民運團體，也從未向美國、台灣任何機構申請過經費，始終保持獨立的人格和政治立場，這在流亡異見人士中是絕無僅有的。

1998 年5月，鮑戈在香港發表《說六四，話民運》。這篇廣為流傳的文章，被認為對於數年後國內興起的“維權運動”具有指導意義。鮑戈寫道：“要在中國持久地組織民間運動而不夭折，首先必須恪守其活動的合法性，並且不直接提出尖銳的政治主張。等到長年累月地同社會各界包括同政府內部人士建立廣泛聯係，並且深孚民心之後，才逐步時進時退地提民主要求，並擇時施壓和適當妥協，如此方可奏效。”

他告誡海外民運人士：“此外還得忌做客廳英雄，清談西方民主或唱反共革命高調。要知道現時國內的政治鬥爭其實質是利益衝突，而不再是意識形態的根本對立。共產黨不肯還政於民並非舍不得放棄共產主義，而是不甘心失去其特權；同樣，近年來民眾頻頻走上街頭向政府示威，也不是呼籲政治多元化，而是要求保障其被中共惡吏任意剝奪的合法權利。因此，發起公民權利運動是民運從校園走向民間、從海外回歸本土的唯一出路。民運人士應從‘六四’的餘燼和‘領袖’的光環中走出來，盡快找到各自參與中國社會變革進程的實際切入點。”這番論述出自理性而務實的思索，令人耳目一新。

1998 年6月，法國世界杯足球賽開幕式的當天，鮑戈在澳門舉行記者會，起訴大賽的足球供應商Adidas公司，對於他在中國勞教所中被強迫生產該公司產品時所遭受的苦難，正式要求賠償。兩星期後，另一名民運人士韓立法從上海市第一勞教所釋放，也向記者訴說自己被強迫生產Adidas足球的經曆，並揭露，遭警察毆打和虐待犯人的現象早已司空見慣。

1999年4月，鮑戈為香港《前哨》雜誌所撰寫的《一九九八年中國洪災真相》，被《世紀中國》等許多網站轉刊。由於這篇報告對於三峽工程及環境問題提供了大量有份量的論據，鮑戈因此經常受邀就中國的環保問題發表評論。同年9月紐約“中國綠色和平”成立，鮑戈擔任理事。

鮑戈到了美國卻拒絕參加海外民運團體，據分析，可能是不願被卷入內鬥頻仍、背景複雜的無底深淵。海外民運長期受台灣情報機關操縱，至1994年，台灣“軍情局”直接控製民運團體達17個，民運因此陷入反華叛國、協助台獨的誤區，從而失去了廣大僑胞的支持。魏京生、吳弘達、阮銘、王希哲、“北京之春”、“學自聯”之流反對美國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反對歐洲解除對華武器禁運，反對香港實行“一國兩製”，反對北京主辦奧運，要求日本加強美日軍事聯盟遏製中國崛起，鼓吹製裁中國和分裂中國，以及勾結台獨、藏獨、疆獨、日本右翼、賴昌星、法-輪功等，對於這一切，鮑戈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堅決的鬥爭，也因此遭到對手詆毀。他的愛國熱忱被一些人說成是“投共”。

2001 年7月13日，世界各大通訊社在發布北京獲得奧運主辦權的消息時，紛紛刊發了鮑戈寄往北京的祝賀信。鮑戈告訴記者：“雖然中國目前仍然是一黨專政，人民沒有組黨、辦報、創建獨立工會及人權組織的自由，無權直接選舉國家領導人，法治徒有虛名，腐敗現象相當普遍，社會公正機製尚未建立，但是，我並沒有忽視這些年來祖國所發生的驚人變化和進步，同時為祖國取得的每一項建設成就而高興。”鮑戈指出：“確有人從某些機構秘密領取經費，一直從事反對北京申奧、反對美中兩國交流與合作、支持台獨和藏獨等活動，但包括我在內的更多的人則真誠希望祖國繁榮進步，穩步實現民主轉型。我相信，北京主辦奧運不僅可以帶動經濟發展，促進國力增強，而且也將迫使國家領導人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其統治方式，從而加快民主法製建設。”

2002 年6月1日，《世界日報》發表了鮑戈致伍弗維茨的公開信，讚揚布什內閣成員首次表態反對台獨。鮑戈寫道：“長期以來美國對於台海兩岸的政策多被曲解同情台獨和為其撐腰，同時亦有人不斷挑起中美兩國之間的敵意，這使得美國在中國的形象變為負麵，以致美國在台灣問題和人權問題上的許多做法都被解讀為‘反華’。中美愈對抗，愈助長中國政治保守勢力抵禦西方價值觀，增大政治改革的阻力，也使台海兩岸成為現代戰爭的策源地。”鮑戈指出，台獨將毀滅台灣，而決不是“保衛台灣的民主”。他說：“台灣隻有融入中國社會，它的民主成果才能夠在全中國範圍內產生影響，同時它的經濟發展潛力也不會衰竭。”

同年6月4日，鮑戈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提出“外爭國權，內爭民權；反獨促統，反腐促變”的十六字方針，公開與劉青、魏京生等人決裂。紐約《星島日報》以《六四紀念首現“雙胞胎”，“台獨”分歧成決裂主因》為題報道了這一衝突。鮑戈表示，在海外錯綜複雜的政治環境中，很難避免外部勢力誤導民運發展方向，比如台獨、藏獨團體以及美國的反華勢力總想插手民運，讓民運為其所用，而《北京之春》雜誌社亦曾盜用民運的名義，與疆獨組織簽訂合作協議，另外，魏京生等人跑李登輝跟前投其所好，聲稱山東也可以獨立，對海外民運造成了負麵影響。鮑戈說：“既然大家政見不一，不能合作，那就索性分道揚鑣，各行其是。”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阮銘聞訊立刻在《南方快報》上發表《中共黑手分裂海外民運》一文，誣蔑鮑戈是“中國政府黑手”。阮銘表示，“反獨”就是“反台”。

8 月10日，紐約僑團歡迎台灣“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王津平訪美的會場裏，回蕩著鮑戈巨雷般的聲音----“台獨勢力為了媚日求寵，竟感謝日本侵略中國、蹂躪台灣和簽訂《馬關條約》，還公然誣蔑被日軍強征的台灣‘慰安婦’都出於自願。而不久前，台獨勢力又為了拉攏所謂的‘友邦’，竟然對‘友邦’的足球隊搞‘妓女外交’，全然不顧台灣婦女的人權。台獨勢力對外不惜盜用台灣納稅人的血汗錢，秘密收買美國、日本的政客來對付祖國大陸，對內則對於主張和平統一的人士進行辱罵、誣陷和毆打，誣蔑他們是‘投共賣台’。順我者昌，逆我者亡，還講什麽人權嗎？”他大聲疾呼：“台灣民眾要堅決抵製台獨勢力肆意揮霍島內資源搞軍備，勾結外國進行以武拒統，最終導致島毀人亡、生靈塗炭的慘劇發生。在關鍵時刻，台灣人民要勇敢地同台獨勢力進行搏鬥，製止那些挑起戰端的台獨分子將財產轉移國外，或逃往外國尋求庇護，要果斷地對他們繩之以法，以絕後患，把兩岸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

2002 年10月，鮑戈就中國駐美使館不予辦理其護照延期一事，向北京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稍後，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稱，鮑戈因違反出入境法規定，“從事危害國家安全、榮譽和利益的活動”，外交部已依法注銷其護照、出入境證件。對於外交部的這種說法，以及北京法院最後決定不予受理此案，鮑戈並未采取任何過激行動，表示“人民自有公斷”，他有耐心等待法製建設走上軌道。

國際支持鮑戈聯盟
2007年7月7日發布

Bao Ge, Male, born on October 18, 1963 in Shanghai। President of “Chinese Democratic Movement Committee”. He once studied at Shanghai Medical College, later graduated from Shanghai TV University from economics department. Because he participated in the 1989 pro-democracy movement he was in custody and interrogated for 20 months, on February 28, 1991 the Shanghai Intermediate Court prosecuted him with the “counter-revolutionary propaganda crime”but "exempted him from criminal punishment." October 23, 1992, upon the Japanese emperor's visit to China, Bao declared a hunger strike and demanded a formal apology to China. He was detained for 8 days. In June, 1993, he joined the Shanghai pro-democracy movement to protest the arrest of prominent figure, Zhang Xianliang, with a hunger strike outside the Shanghai Municipal Public Security Bureau. Thereafter, Bao was subpoenaed many times by police and kept in detention. Early March 1994,the United States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John Shattuck visited China. Bao Ge was detained for 2 days. At the end of March, he with Yangzhou, Lin Muchen and others drafte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1994 program”. June 4, 1994, Bao Ge wrote an open letter to mainland authorities, calling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s, a new "press law" and "political party law", the right to trade freely,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requested Japan to provide compensation for killing Chinese people during the 1930-40's invasion. September 10, 1994, Bao was sentenced to three years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at Dafeng County, Jiangsu Province, Shanghai No. 1 labor camp. Sentenced for attending a June 4 morning Catholic religious ceremony held in Shanghai for "64" victims. Bao did not confess therefore received three years continuously. In the Laojiao camp Bao's mother was only allowed to visit one time, he was under day and night surveillance, couldn’t read a newspaper or write letters, no voting rights. The end of 1994 Bao;s father died of illness, authorities did not permit him to leave prison for funeral. On June 4, 1997 was released, that same day the Associated Press announced the creation of the "Citizens Assembly Party". July 10, 1997 Bao officially filed a lawsuit against the Shanghai Xuhui Area People's court, accusing the Jiangsu Dafeng county reform-through-labor camp for violating labor regulations, depriving him family visits. On July 25, Bao Ge appealed to the Shanghai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but the appeal was rejected in August. On November 5, Bao Ge received a visa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In San Francisco he set up a Chinese human rights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October, 2002, Bao Ge sued the Chinese Embassy in America to for depriving him of his civil rights and not extending his visa. The Chi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pokesman Liu Jianchao said that Bao Ge has violated immigration law and "endangered national security, honor and interests of the state."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as canceled his passport and travel documents.

鮑戈流亡美國之後，因主張中國民主運動必須堅持“公開性、合法性和人民性”三原則，反對境外反華機構、台獨勢力插手幹預民運，並親手製定“外爭國權，內爭民權；反獨促統，反腐促變”十六字方針，而觸怒台灣間諜機構，於是飽受謾罵、誹謗、圍攻、封殺。

鮑戈是中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之後，民間十分活躍的民主派活動家，他的許多言論和抗爭行動曾引起國際新聞媒體的高度關注。與許多“持不同政見者”不同，鮑戈主張“政治改革必須根據國情，獲得大多數國民的認同和支持，不能照搬外國模式”。他還表示，在中國，法治應先於民主。沒有嚴謹的立法和執法，就沒有社會公正和安定。法律不僅用於規範社會和經濟秩序，更應當用來規範國家的政治生活。鮑戈指出，“中國現階段最基本的社會矛盾，是國家和人民不斷尋求充分發展的需要，同特殊利益集團繼續壟斷國家和社會一切權利的努力之間的矛盾”。他強調，民主運動必須堅持公開性、合法性和人民性，要服從大多數群眾的訴求以及國家的根本利益，堅決反對境外反華勢力插手幹擾。

鮑戈（Bao Ge），1963年10月18日生於上海，曾在上海醫科大學學習、工作。1980年代發起反對放棄日本戰爭賠償的民間運動，1988年組建“中華全國對日索賠民事債權人同盟”。1989年7月被捕，1991年2月被上海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判處免於刑事處分。1992年再度發起對日索賠，10月宣布以絕食、自焚迫使日皇明仁在訪華期間向中國道歉，又遭拘捕。1993年2月上書全國人大，呼籲以全民公決方式解決對日索賠爭議。1994年3月代表54位公民發表《中國國家和社會民主化九四年政綱》，呼籲廢除“四項基本原則”，宣布發起“民主修憲運動”。5月組建“人權呼聲”組織。6月4日被捕，被控“有煽動鬧事行為”，判勞教三年。1997年6月釋放時，立即通過國際通訊社宣布將籌建“公民大會黨”。8月成立“對日索賠全民公決倡導會”。9月發表致中共“十五大”公開信，呼籲火化毛澤東遺體，啟動黨內民主改革。10月江澤民訪美之際獲得護照和簽證，攜妹流亡美國。此後，因拒絕參加海外“民運”組織，抵製反華勢力操縱“民運”，而遭台灣間諜組織圍攻、詆毀和封殺。2001年7月公開支持北京申辦奧運。2002年公開反對台獨。6月宣布成立“中國民主運動協調委員會”，製定“外爭國權，內爭民權；反獨促統，反腐促變”方針。台灣當局為此指使“總統府國策顧問”阮鳴及“北京之春”等機構對其誹謗謾罵，同時扶植王丹、曹長青、魏京生、王軍濤等人，以控製“民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