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的四段情

丁玲是20世紀中國文壇最有才氣的女作家之一，她早期追求個性人生，最終成為了一位革命作家。丁玲的內心世界非常豐富，她這一輩子有四段難忘的情感經曆。

胡也頻 丁玲心中永遠有他的位置

1904年，丁玲生於湖南臨澧縣一個沒落的封建望族家庭。丁玲四歲的時候，父親病逝，母親被迫帶著兩個孩子回到娘家 。丁玲舅舅的兒子成了丁玲親密的玩伴，於是外婆給他們訂了娃娃親。五四 運 動 爆發後，正在女子師範 書的丁玲和同學們一起上 街遊 行，自由  和解放的 精神深深融入了她的 靈 。

丁玲有一個叫王劍虹的女友，她 給丁 玲帶來 了上海的一些情況，丁玲決定放棄中學文憑與王劍 虹一同奔赴 上海。18歲的丁玲解除 了與表哥的婚約。

1924年，丁玲來到了北平，在一個社交場合結識了青年編輯胡也頻。此時的丁玲正在為弟弟的夭折和命 運艱辛而痛 苦，對比她還 小一 歲的胡也頻毫不動心。當胡也頻得知丁玲失弟之痛後，就用紙盒裝滿玫瑰，寫下字條：“你一個新的弟弟所獻。”

在北平，窘迫的丁玲寫信給魯迅，講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但由於當時魯迅與現代評論派論戰猶酣，誤認為這是對方用化名在搗鬼，就沒有複信。這時恰值王劍虹的父親準備回湖南，就邀請丁玲一路回老家。丁玲就離開了北平，返回到湖南老家。

胡也頻聞訊後，向朋友借錢追到湖南。他貧困潦倒，連人力車夫的錢也是丁玲母親給付。但他風塵仆仆地出現在丁玲麵前時，丁玲被深深感動了，愛情之門豁然開啟。

當她和胡也頻回到北平以後，受到一些人的非議。丁玲一氣之下，幹脆於1925年秋和胡也頻在香山同居。除了一點微薄的稿費之外，他們當時幾乎沒有什麽經濟來源，生活過得很艱難，但是卻充滿了溫暖。
1928年年底，胡也頻與丁玲同赴上海，經潘漢年介紹開始從事左聯工作，兩人同居於上海如今的安福路。他們與沈從文一起創辦了紅黑出版社，編輯出版文藝期刊《紅黑》。但紅黑出版社不久就倒閉了。為了還債，胡也頻離開上海赴山東省立高中教書。在胡也頻走的當晚，丁玲就給胡也頻寫信，第二天又寫。一個多月後，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來到了濟南。雖然丁玲在上海並不富裕，但她依然給濟南帶來了震動。他們自由的革命式愛情、丁玲時尚的衣著打扮都讓省立高中泛起了漣漪。

據當時在山東省立高中就讀的季羨林回憶說：“丁玲的衣著非常講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裝。相對而言，濟南還是相當閉塞淳樸的。丁玲的出現，宛如飛來的一隻金鳳凰，在我們那些沒有見過世麵的青年學生眼中，她渾身閃光，輝耀四方。記得丁玲那時候比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濟南比不了上海，馬路坑坑窪窪，高低不平，高中校內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況是高跟鞋。看來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難’的問題。胡先生個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維艱’，有時要扶著胡先生才能邁步。我們這些年輕的學生看了這情景，覺得非常有趣。我們就竊竊私語，說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們其實不但毫無惡意，而且是充滿了敬意的。我們心中真覺得胡先生是一個好丈夫，因此對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對丁玲我們同樣也是尊敬的。”
胡也頻在濟南的激烈言論和行動，引起國民黨當局的嚴重不滿。1930年5月，國民黨當局下令通緝胡也頻等人。同年7月，胡也頻和丁玲被迫離開濟南，經青島回到上海。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個男孩，取名胡小頻(蔣祖林)。出院後他們已身無分文，但他們精神上卻比以往任何時候更充實，也更樂觀。當時，胡也頻在外從事革命活動，丁玲在家照看嬰兒。

然而一天，胡也頻突然被捕。幾經輾轉，沈從文從陳立夫那裏得到了回答，如果胡也頻不是共產黨，願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辦法。這句話實際上就是要胡也頻投降才能保住命。但是丁玲知道胡也頻是不會投降的。1931年2月7日，胡也頻等左聯五烈士在上海龍華遇難，胡時年28歲。

不管1931年以後的丁玲生命中走入的是怎樣的男子，至少在她愛情世界中永遠給胡也頻留下一個位置。丁玲也說，她最紀念的是胡也頻。後來記者在訪問陪伴丁玲走過近半個世紀的丈夫陳明時問：“您認為影響丁玲的最大事件，發生在1933年還是1955年？”陳明果斷地答複：“不是50年代，後來的都是小事了。是30年代，胡也頻犧牲了，她坐牢了。”
馮雪峰 丁玲第一次愛過的男人

馮雪峰當時在北大自修日語。丁玲第一次見到馮雪峰的時候，感覺非常失望，她本來認為一個北大學日語的年輕人應該是很英俊瀟灑的，而他看上去像是一個鄉下人。然而他們談文學，談時事，於是在與胡也頻相愛的同時，丁玲又愛上了文學天才馮雪峰。然而經過一番痛苦的抉擇，丁玲最終選擇了胡也頻。

1985年，丁玲回憶說：“對我來說，情況非常複雜。雖然我深深地愛著另一個男人，但我同胡也頻同居了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戀，如果我離開他，他就會自殺，我決定，我不能同我所愛的這個人生活在一起，於是對他說，雖然我們不能生活在一起，我們的思想是分不開的。並說，世界上隻有一個人是我所愛的，不管他可能離得多遠，這個事實決不會改變。我說，因此，我們的愛情必須是‘柏拉圖式’的。這個決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後不得不拒絕繼續看到他，並完全斷絕了這種關係。”
最終，馮雪峰離開了杭州，但丁玲心中並沒有熄滅她對馮雪峰的熱戀，在後來和胡也頻一起參加左聯活動後，她又與馮雪峰重逢。當胡也頻遇害後，馮雪峰來安慰丁玲，愛情重新燃起。1932年，丁玲給馮雪峰寫了一封情意綿綿的信：

隻願意永遠停留在沉思中，因為這裏是占據著你的影子，你的聲音，和一切形態，還和你的愛……我想，我隻想能夠再挨在你身邊，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談話，像我們曾有過的一樣，或者比那個更好，然而，不能夠，你為事絆著，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擾你，用大的力將自己壓在這椅上，想好好的寫一點文章，你會更快樂些，可是文章寫不下去，心遠遠飛走了，飛到那些有亮光的白雲上，和你緊緊抱在一起，身子也為幸福浮著……

當時，馮雪峰已經結婚，他隻能理智地對這份感情做冷處理。1933年秋，在丁玲失蹤幾個月之後，為了紀念當時傳說可能遇害的丁玲，馮雪峰將丁玲寫給他的信以《不算情書》為題，發表在《文學》雜誌上。這些公開的書信，記錄著他們在特殊歲月中的情誼。
對於自己和馮雪峰的感情，丁玲也從未掩飾過。1937年在與斯諾夫人的談話中，她坦率地說：“我有了一次偉大的羅曼史：我從未同胡也頻結婚，雖然我們住在一起，一個朋友的朋友開始來到我們家，他也是一個詩人。他長得很醜，甚至比胡也頻還窮。他是一個笨拙的農村型的人，但在我們的許多朋友當中，我認為這個人在文學方麵特別有才能。我們在一起談了很多。在我的整個一生中，這是我第一次愛過的男人……”

在延安時，曾有人問丁玲：最懷念的人是誰？丁玲說：“我最紀念的是也頻，而最懷念的是雪峰。”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丁玲與馮雪峰一起被打成“右派”，經曆了人生的逆境。馮雪峰逝世之後，丁玲在回憶錄《魍魎世界》中，仍然表達出她對馮雪峰的真誠情感。

1986年2月7日是農曆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隻剩下二十多天。清晨，丁玲在病榻上迎來她的最後一個春節。丁玲聽著街上一陣緊似一陣的鞭炮聲，感歎地說了一句：“雪峰就是這個時候死的。”
馮達 讓丁玲後悔的一次婚姻

胡也頻犧牲以後，史沫特萊采訪丁玲，需要一個翻譯，這個翻譯就是26歲的馮達。馮達常去看望丁玲，有時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買東西，陪伴身心疲憊的丁玲度過難熬的日子。1931年11月，他們同居了，並一起度過了一段平靜的生活。

丁玲後來這樣回憶馮達：“這是一個陌生人，我一點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種平穩的生活態度來幫助我。他沒有熱，也沒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嚇唬我，不驚動我……他不愛多說話，也不恭維人……沒有傲氣，也不自卑。他常常來看我，講一點他知道的國際國內新聞給我聽。因為我平日很少注意這些事，聽到時覺得新鮮。有時，他陪我去看水災後逃離災區的難民。他為通訊社采訪消息，我也得到一點素材，就寫進小說裏去。我沒有感到一個陌生人在我屋裏，他不妨礙我，看見我在寫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餓了，他就買一些菜、麵包來，幫我做一頓簡單的飯。慢慢生活下來，我能容忍有這樣一個人。後來，他就搬到我後樓亭子間。這年11月，我們就一同搬到善鍾路沈起尹家。”

不久，馮達調至中共江蘇省委並負責《真話報》工作。丁玲也接受組織安排，參加《北鬥》編輯工作。1933年5月14日，馮達出門時告訴丁玲：“12點鍾要是我不回來你就趕緊離開。”5月14日上午11點半，丁玲從上海正風文學院回到家，馮達未歸。她正要整理東西離家時，當時的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書記、中共江蘇省委機關報《真話報》總編輯潘梓年來了。丁玲後來回憶說,“突然聽到樓梯上響著雜亂的步履聲，三個陌生人同時擠了進來。”過了一會兒，馮達回來了。“他一看見我和潘梓年，猛地一驚，然後就低下頭。我心裏想，難道是他出賣了我們？”
在監獄中，馮達含著眼淚向丁玲賭咒發誓，說他沒有出賣丁玲，丁玲相信了他。性格剛烈的丁玲準備以死來抗爭，請求馮達幫助她自殺。她把頭頸伸進繩套，一腳踢翻了凳子，馮達實在看不下去，把已經失去知覺的丁玲救了下來。在獄中，丁玲懷孕了，並於1934年9月生下了一個女嬰(蔣祖慧)。此後，她決然地離開馮達，從此再未見麵。
陳明 丁玲相濡以沫的伴侶

丁玲情感最後的寄托人是陳明。延安文藝界紀念高爾基逝世一周年時，舉辦了一場大型的文藝晚會，其中一個節目就是根據高爾基的小說《母親》改編的一個話劇。陳明在劇中是男一號。他英俊的扮相、嫻熟的表演和抑揚頓挫的歌聲贏來觀眾熱烈的掌聲。坐在觀眾席中的丁玲在陳明身上看見了胡也頻的影子。

8月，中央軍委委托中宣部組建“西北戰地服務團”(簡稱西戰團)，並任命丁玲為西戰團主任。陳明被任命為西戰團的宣傳股長。陳明長得瘦小，渾身卻充滿了活力，他腦子快，主意多，還很會做思想工作。丁玲越發喜歡這位年輕的宣傳股長，而陳明對丁玲則是充滿敬意，他第一次見到人品與水平結合得這樣好的領導，在西戰團期間，丁玲和陳明開始相愛。

陳明和丁玲之間的關係，成了一些人談論的話題。他們覺得，丁玲和陳明之間有兩個鴻溝，一個是兩人的資曆，一個是兩人的年齡。丁玲不在乎這些，但陳明的壓力要大得多。許多人的好心規勸，搞得陳明心裏很煩。於是他和劇團裏的一名女演員閃電式地辦了婚事。
陳明的結婚讓丁玲很痛苦，她向摯友羅蘭傾訴了煩惱。羅蘭生氣地說：“這個無情無義的陳明，我去找他！”陳明對她說：“和丁玲結合我有壓力，也有顧慮，最大的顧慮是她的經曆太豐富了，在這方麵，我和她的差距太大！”

婚後，陳明很快感覺到自己是無法欺騙自己的感情的，他依然深深思念著丁玲。他和新婚的妻子去看望丁玲，丁玲強作笑顏祝這對新人幸福。敏感的陳明看透了丁玲痛苦的內心。刹那間，陳明忽然明白，自己做了件天大的蠢事。通情達理的妻子也覺察到了，她對陳明說：我們倆人都做了一件錯事，我們來改正它吧。他們心平氣和地辦理了手續，結束了這短暫的婚姻。

1942年2月，38歲的丁玲與25歲的陳明在有些人的嘲諷和挖苦聲中正式結婚。他們沒有舉行婚禮，也沒有請客吃飯，兩人手牽著手在延安的街頭快樂地散步，心中洋溢著無限的幸福。

新中國成立後，陳明與丁玲在北京度過了一段相對風平浪靜的歲月。1951年春，他們從“文協”機關的大院搬進了多福巷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內。這是結婚近十年後第一個真正屬於兩人的小家庭，一個不受外部幹擾的小天地。

然而沒有多久，一場突如其來的政治風暴，打破了這種短暫的平靜。曆經種種磨難之後1979年1月13日，75歲的丁玲才經中央組織部批準回到北京。在這25年中，陳明一直陪伴著她，給予她溫暖。丁玲晚年說：“如果沒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沒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繼續寫出作品來的。”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彌留之際，向陳明提出了最後一個要求：“你再親親我！”而在這句話之後，丁玲說了一句：“你太苦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1989年，陳明與比他小十幾歲的張鈺組建新家，陳明也不避諱對丁玲的懷念。而心性坦蕩的張鈺，也在陳明的影響下一起為丁玲整理起書稿來。對這一點，陳明心存感激：“我老伴很能理解我的感情，她也很尊重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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