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人知的故事 為了革命愛情的“叛國”[組圖]

李立三與李莎的革命浪漫 
 
1933年，駐留蘇聯的李立三邂逅美麗的愛情。作為中共最高領導人之一李立三的妻子，李莎從蘇聯來到中國。他們的一生曆經沉浮，數經考驗。對待曆史，苦盡甘來的李莎坦言“這是曆史，對待曆史，有什麽委屈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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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回國前，李立三和妻子及女兒英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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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張全家合影，1966年8月

李莎：為了愛情的“叛國” 

口述：李莎（李立三夫人） 

莫斯科邂逅 

1933 年秋天，我剛剛從遠東回到莫斯科，被邀請到一個女朋友家裏做客。朋友給我介紹說，今天有一位來自中國的客人李明。他看起來不超過三十歲，高高的個子，頭發很蓬鬆很漂亮。大大的眼睛。在聚會中，他侃侃而談，給我們講中國，講中國的革命活動。他說在上海大罷工的時候，他不得不逃避警察的追捕，沿著屋簷跑，爬牆跳牆。那些警察緊跟著追在他後邊。他講得非常精彩，吸引了所有人的興趣。我像海綿吸水一樣，聽他講關於中國的有趣的故事，並被他的談吐所感染。 

等他走了以後，我問朋友，這位中國朋友李明究竟是誰。我的朋友瞪大了眼睛對我說：“你不認識他嗎？李明就是那個著名的中國工人領袖李立三呀！” 

在我還是一個不懂事的小姑娘的時候，學校老師就會經常在課堂上講一些世界革命的形勢，特別是當時革命風起雲湧的中國。有一次我無意間翻開一本畫報，不知為什麽立即注意到一張照片，那是上海的一個大型群眾聚會。在人群中間，一個穿長袍、身材高大的人站在台上。他很有魄力，滿懷激情地伸出手，慷慨陳詞。我就覺得他的姿勢很特別，他站在那兒，像是一座雕像。照片底下有一行下麵有一行文字說明：這是中國大革命時期的一次工人，演講者是上海總工會領導人李立三。 

當朋友們說起李立三這個名字時，多年前的那張照片再次浮現在我眼前。當時的蘇聯報章介紹到他時，已經稱呼他為中國工人運動和武裝暴動中的一員闖將，說他曾經和劉少奇在安源領導工人運動，也是南昌起義的倡導者和領導者。並且在瞿秋白犯錯之後，成為黨內最高領導人。 

但在我的印象裏，他至少應該是一個上了歲數的人。卻萬萬沒有料到那個年輕、有活力的中國人“李明”就是李立三。 

我們很快有了再次見麵的機會，可是後來當我興衝衝地將這張照片的故事告訴李立三時，立三給出的答案卻令我驚訝。他說他來蘇聯的理由隻有一個：那就是向共產國際做深刻檢討，反省他所推行的左傾冒險主義“立三路線”。實際上，他是由於得不到回國批準，而被迫滯留蘇聯。從中共實際的最高領導人到流落蘇聯成為一個落寞的革命者， 36歲的立三正經曆著人生中的低穀。 

我身邊的朋友也都陸續知道了“李明”的真正身份。他們勸我說現在蘇聯國內的政治形勢這麽複雜，最好不要跟這樣的人走得太近。當時我沒有往那邊想，因為我性格不是這樣的。 我不但是當時、而且在以後都從來沒想過這會給我帶來什麽壞處，我聽從的是本能的感覺。 

他在我麵前從不隱瞞自己在中國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過去的幾段婚姻也和盤托出。關於自己的優點、成績他隻字不提。他講到自己所有的錯誤都是他性格的體現，因為他是一個非常情緒化的人、一個不平靜的人，所以他想要加快中國的革命進程。我認為他是一個好人，謙虛、聰明。但是他無法摘除他的那些罵名，即使在蘇聯也幾乎沒有人相信他。 

我們陷入了愛河。他在愛情方麵非常的靦腆，甚至有些羞澀，不像俄羅斯人那麽奔放。平時他生活中是有點不修邊幅的。有一次，我記得很清楚，我們約在大劇院旁邊見麵，突然我看到他過來了，穿了一身筆挺的西服，嶄新嶄新的。我真的很吃驚 

1936年2月，我們在莫斯科共產國際招待所舉辦了儉樸的婚禮。這一年5月，我們來到黑海之濱度蜜月。5月份是玉蘭花開的季節，那是很漂亮的白色的花。突然，他爬到樹上，摘了一大捧鮮花然後送給了我，我很高興，覺得這很浪漫。 

但此時沉浸在幸福之中的我們不曾想到，一場席卷整個蘇聯的政治風暴即將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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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同劉少奇、劉伯承、陳毅、李立三等在天安門城樓上。

李立三在蘇聯入獄 

1934 年12月，蘇聯掀起大規模的“肅反”運動，許多蘇聯的革命元老、紅軍將領都被戴上“反黨托派”、“外國間諜”的政治帽子而鋃鐺入獄。我們所居住的共產國際招待所裏也終日被恐怖的氣氛籠罩著。幾乎沒有一個晚上可以平靜地安睡，經常會有沉重的軍靴聲和槍械的摩擦聲。而第二天早上，公寓長長的走廊裏，就會有些門上被貼著封條蓋著章。我們就知道裏邊的人已經被帶走了。在這種恐怖的氣氛下，人人都有危機感。那段時間非常難熬。 

1937年 “肅反”運動進行到最為激烈的階段。這一年中國爆發了震驚中外的“七七事變”，看著許多中國幹部陸續回國抗日，立三如坐針氈，終於按捺不住，再一次向共產國際提出了回國的申請。 

然而，正當我們迫切等待回音時，1938年2月24日淩晨，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將我們吵醒。我打開門，看到門口站著兩個軍人。一個戰士肩上跨著步槍。他遞給李立三一張紙，上麵寫著“逮捕證”。 

我整個人突然就全身發冷，好像死了一樣。 

李立三對我說：“你轉告我們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告訴他我是清白的。我沒有做過任何對不起中國人民、俄國人民、對不起中國共產黨的事情。” 

我癱坐在沙發上。直到天亮才勉強拿起筆，將他的話一字不漏地記在紙上，交給住在隔壁的共產國際代表陳潭秋。 

幾天後，正當我在惴惴不安中等待立三消息的時候，接到了學校團委通知，要求我前往禮堂參加全體團員大會。在大會上，他們羅列了立三的所有所謂的罪名，然後就讓我表態。 

我說：“我和丈夫結婚的時間不長。但兩年的時間也不算短了。所以我能夠近距離地觀察他，我沒有發現他做過任何壞事。現在他被抓起來了，但是他的案件還在審理中。我們隻能等。隻有等到事情查得水落石出，我們才能做出最後的決定。”他們很不喜歡我這種態度，因為我沒有跟他們唱一個調兒。團委書記說：“你們看，她和丈夫是一丘之貉。像她這樣的人，就不配留在團內！” 

我就掏出自己的團證，放在桌上，轉身就下台走了。這個時候整個大禮堂鴉雀無聲。 

自從被內務部抓走後，立三音信全無。我不理解，難道在蘇聯會有那麽多反對蘇維埃政權的敵人麽？我覺得不可思議，決定無論如何一定要找到丈夫。 

於是，我憑著共產國際的一紙介紹信，到莫斯科的各個監獄打聽他的下落。在每個監獄我都要排很長很長的隊，排到問詢處窗口的時候，我就把我的證明遞過去。人家就把證明扔回來，說沒有這個人。 

在近半年後，我終於在塔崗卡監獄意外獲得了丈夫的消息。我一下子就如釋重負，高興得不得了。我問我能不能給他轉交什麽東西？可以探監麽？他們就說不能探監，隻能每個月來一次給他轉交50盧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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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國大典時，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李立三發言。 

去中國

1939年11月6日，蘇聯最重要的節日十月革命節的前夕。 突然有一個門鈴，很長很長的聲音。我不知道為什麽就好像觸了電似的，馬上跳下床跑去開門。一個軍人站在門口，向我行了個禮說：“這是我們送給您十月革命節的禮物。” 

他站在那兒，李明站在那兒。我高興地大喊，李明回來了！李明回來了！ 

出獄之後，共產國際的一些人仍然揪住立三不放。在沒有征求中共中央意見的情況之下，他們單方麵停止了他的中共黨員的黨籍，還不允許他回國。於是沒有黨籍、沒有戶口，還沒有工作，李立三淪為了一個普通的中國僑民，靠著每個月從國際紅十字會領取的200盧布救濟金來補貼家用。1943年8月10日我們的第一個女兒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盡管政治前途還是比較黯淡，女兒的出生還是給了立三極大的慰藉。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在毛澤東主持起草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對“立三路線”作了實事求是的總結和評價。 

這一年的12月31日，全家正準備團聚迎接新年的時候，卻突然接到通知要他去蘇共委員會一趟。我的心又懸到了嗓子眼。時間一點點地過去。八點、九點、十點，他還是沒回來，我越來越擔心又有什麽不測。可是也隻能繼續等待。在1946年新年鍾聲即將敲響之時，他終於回來了，一進門，他就抱起我說：“你猜猜，發生什麽事了？”我當然猜不出來。他非常興奮地說：“我又重新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了！” 

我懷裏抱著我的女兒妮娜，心裏冰涼。我想完了，就要剩下我一個人了。盡管當初我決定嫁給他的時候我就知道，他早晚是要回到中國去的。因為他是一個沉浸在政治中的人，政治對於他來說就是生命。但是我感覺到這一切可能都完了，我們分別的時刻來臨了。 

立三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對我說：“你要相信我，等待國內的局勢稍稍安定一些，我一定竭盡所能把你接到中國。你同意嗎？”我說當然，心情很複雜。但我對他依舊堅信不疑，因為他是一個從來都不違背諾言的人。 

1946 年1月，在闊別祖國15年之後，李立三終於回到了中國革命的最前沿。如遊子回到母親身邊，他被壓抑多年的工作激情，像火山爆發般噴湧而出。在哈爾濱，李立三作為中共首席代表參與了爭取和瓦解國民黨軍隊的工作，也為保護豐滿電站立下了汗馬功勞。與我們分離了8個月之後，立三終於辦好了一切手續。然而正當我準備啟程時，東北戰事又起。 駐紮在哈爾濱的中共領導團時刻待命，準備撤離。 一周後，我接到了立三給我的電報： 

我親愛的立紮： 

昨天，我本想給你發一份電報，內容是這樣的：形勢複雜，暫勿啟程。發完電報，我的情緒十分低落，去找一些同誌談心。他們異口同聲，勸我把電報收回。我果真把電報收回了。現在又感到後悔，我怎麽能這樣做呢？你在莫斯科正過著和平、安定的生活。 我卻叫你來到戰火紛飛的地方來，讓你再一次經曆戰爭的艱辛和恐怖。可是我又想，假如現在不叫你來，那麽要等到什麽時候？國內的戰爭不會很快結束，很可能要打五年十年。我相信你是不會感到畏懼的。等到我們重新團聚，我們就不僅是恩愛夫妻，還會是共同鬥爭的戰友。我們要互相支持，互相幫助。在戰爭生活中找到我們的幸福。 

得知我決定去中國的消息，我周圍的有不少朋友都對我說：“你瘋了麽？！你還帶著孩子要跑到中國，中國剛開始國內戰爭啊！ 你怎麽還沒受夠戰爭生活？”但是我回答他們：“中國有千千萬萬的孩子，就在中國生活。我的女兒也能在那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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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第34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 第1排左起：周恩來、李立三、賀龍、陳毅。 

為了愛情的“叛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宣告成立。天安門城樓上，李立三站在了毛澤東的右側。建國之初，李立三被任命為勞動部部長。在當時的報刊上，關於他的消息頻頻出現。而我們組成的這個新中國級別最高的國際家庭，也吸引了很多的注意。 

新中國百廢待興。身為部長，李立三公務繁忙。然而工作之外他依然細心地嗬護著我們這個飽經磨難、來之不易的家庭。五六點鍾下班回到家，他有時會拉著我和孩子們到北海去走一圈。就在那個時代，我們都還是一直保持著外國習慣，手挽著手聊天。他知道我喜愛丁香花，在中南海沿著南海的湖邊都是很高的丁香樹，他到中南海去開會的時候，他就半路讓司機停車。他就下車摘那個樹枝，然後摘了一大把，帶回來送給我。我有的時候還怪他，說：“你看，你不是在破壞環境嗎？在那怎能隨隨便便地摘丁香花？”他那個時候就像一個淘了氣的小孩，低著頭，但是下次還是故伎重施。 

但幸福總是不長久，災難往往接踵而至。 

1960年，蘇聯單方麵撕毀合約，撤退援華專家。中蘇關係宣告破裂， 我們家裏的安寧與和諧再度被打破，生活又蒙上了一層陰影。 

嫁給中國黨內幹部的一些蘇聯婦女都一個一個地走了。我們平時都是在一起，還帶著孩子一起玩，本來是一個小的社交圈。這個時候，卻一會兒聽說這個準備走了，一會說那個準備走了。很多人頂不住這個壓力，絕大多數中蘇婚姻家庭都拆散了，最後就剩下那麽兩三家幸存者。 

中蘇關係破裂後不久，有謠言傳出，說我是蘇聯的特務。很快立三被叫進了中南海。周恩來向他傳達了中央的意見：要麽離婚，要麽讓李莎與蘇聯脫離關係，加入中國國籍。 立三當時承受了特別大的上層壓力，但是他非常堅定。他說，我知道李莎絕不可能幹那樣的事，絕不可能當特務。他甚至說：我可以用我的黨性做擔保。 

在中蘇關係不斷惡化的形勢下，老同誌們很關心立三的政治生命，建議他與我離婚。但立三毅然拒絕了。他向同誌們解釋說：“我在蘇聯最困難的時候，李莎都沒有拋棄我，還給我以極大的支持，我不能恩以仇報。”我得知後非常地感動。立三對我的情感，真正印證了中國的那句格言，疾風知勁草，路遙知馬力。 

一個和李立三有舊怨的幹部站出來揭發說，李莎和蘇聯大使館有聯係，有修正主義言論，而且還把這件事正式上報到中央。這一年9月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康生等人再次和李立三談到了我的國籍問題。根據當時的蘇聯法律，要想退出國籍的話，必須要經過蘇共中央同意，否則就會以叛國罪論處。而當時那種惡劣的中蘇環境，根本無法通過正常的管道來辦理相關手續。所以簡單地說，加入中國籍，就意味著叛國。 

我心裏很明白，我應該這麽做。但是我同時還是猶豫不決。因為我覺得加入中國籍以後，好像就跟自己的祖國徹底斷裂了。蘇聯人一旦放棄蘇聯國籍會受到輿論的譴責，也就絕不允許再回去。我從小生長在蘇聯，受到這種教育的熏陶，從感情上講，我對自己的祖國、對國內的親人也很難割舍。但是為了愛情，我又不能不做出痛苦的抉擇。 

有一天，我做了一個夢。我站在山頂上看日出，雲霧繚繞，漸漸地霧氣消散了，太陽也變得越來越明亮。我心裏很高興，亮堂起來。醒來後，我把這個夢告訴給了立三。他很嚴肅地說：確實是這樣，我們現實生活中周圍這些烏雲正在逐漸散去。 

1964年7月，我向北京市公安局，提交了加入中國國籍的申請書。周恩來親自批準了這一申請，兩個月後我正式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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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秋，李立三和李莎在北京新居。 

遲到九年的死訊 

1966年，文革爆發。我們的家庭馬上再度陷入了風雨飄搖之中。 

當時華北局的禮堂擠得水泄不通，我們站在高台上，站成一排，全是這個局的書記。（批鬥者）讓我們做“噴氣式”。會議後，丈夫被弄得筋疲力盡了。但是，他還有力氣跟我開玩笑說：李莎，你的級別提高了。我說：怎麽了？他說：你看，你現在跟中央委員會、華北局的書記們平起平坐了。很苦澀的笑話。但是我非常高興，立三居然還能開玩笑。 

1967年，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都流傳著李立三、李莎從事間諜活動的謠言。針對李立三的批鬥也從小範圍的內部檢討，逐步擴大規模。那時立三跟我講：“你知道麽，莉薩，我現在身體實在支持不下去了。如果我落到他們手裏，他們就把我帶到天津，那我肯定受不了。”我們像往常一樣用俄語交談，當著紅衛兵們的麵。那些紅衛兵突然罵道：“你們用這種修正主義的語言說什麽呢？！”我就反駁說：“列寧和斯大林他們也是這樣說話的，難道他們也是用修正主義語言說話的嗎？”他們馬上就住嘴了。 

在一次又一次的批鬥中，年近七旬的李立三健康每況愈下。於是他給毛澤東寫信，做最後的申訴。在那個年代的政治高壓之下，即便是最堅強的人也會被搞垮。有一次，李立三竟然說出這樣的話來：“你知道嗎，李莎，我可能成為文革的犧牲品。” 

給毛澤東的信還沒有寫完，李立三就被造反派帶走。幾天後，在華北局的批鬥現場，我見到了丈夫，在整個批鬥過程中，身體虛弱的立三，一直坐在椅子上。那次批鬥會結束以後，我們被帶上了車。剛開始，他們讓我倆坐一輛車。快到北海的時候。他們跟我說：下車！我的眼淚湧了出來，而立三使勁地握住了我的手，說了一句：“保重！” 

我卻沒有想到：此一別，竟是永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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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著蘇修特務罪名，我被關押在秦城監獄。初入監獄迎接我的便是無休止的審訊，連續三個星期每天隻有三個小時睡眠。精疲力盡。我非常想睡覺，這樣坐著，眼皮就不由自主地往下掉。但是我想說，在那些看守當中，有不少人心眼兒挺好的。當我坐在那兒打盹的時候，他就敲敲門，打開門說：“你困了吧？”我說：“是。”他說：“那你趕快去用涼水洗把臉，要不你就在這個牢房裏頭來回走走，可以舒服些。”我就聽了這些話，很感動，心裏很溫暖。 

為了適應環境活下去，在來到中國二十年之後我在監獄裏第一次開始認真地學習中文。我看報紙，大部分我看不懂。有的時候，如果我不知道什麽字我就敲門。那個看門的士兵問：“你要什麽？”我說：“我要請你，我看報的時候聽不懂，你給我說一說這是什麽意思？”他很驚訝：“哎呀，這個老太婆、這個壞蛋開始改造了！” 他們心想是這個蘇修特務、這個壞蛋還挺積極、改造思想。 

1975年春天，秦城監獄的政治犯。開始分期、分批地釋放，不久，我也接到通知獲準離開生活了八年的監獄。沒有和家人團聚，也沒有見到日夜思念的立三，我被送到了山西運城的農村“插隊落戶”開始了另外一種新的生活。 

農村裏來了個“老外”，當地人一開始並不知道我的身份，隻是對我很好奇。但是住的時間長了，他們習慣了，我們還成為了朋友。村裏的鄰居們還經常過來幫我壘雞窩，告訴我應該怎麽喂雞、怎麽養雞。而我的女兒送我一台電視機，很小的那種9寸的電視機。每天晚上有很多很多人，跑到我家來看電視，熱鬧得跟俱樂部一樣。 

我的心裏卻還是一直惦記著我的立三的下落。我認為，說不定丈夫還活著，我還能見到他。村裏的人告訴我，根據當地的風俗，要用雙人大床睡，這樣可以帶來好運氣。 

可是壞消息還是來到了。1976年春節，英男來運城探望我，她問我：“爸爸的消息你知道嗎？專案組跟你說嗎？”我問：“有什麽消息？” 英男說：“有一些消息。”我就跟她講：“沒事，你都直說吧。我都能夠支持得住。” 英男說：“爸爸已經不在了。”我馬上問她：“什麽時候？”英男就告訴我：“1967年6 月，九年前。” 

聽到這個消息，我沒有說話。 

1977年7月，全黨進行撥亂反正。一年後，我獲準從運城搬回北京。 1980年3月20日，北京中山公園中山紀念堂裏，中共中央為李立三舉辦了隆重的悼念儀式。七百餘人的追悼會現場。鄧小平、胡耀邦等中央領導悉數出席。在悼詞中李立三被評價為一個優秀黨員、無產階級革命家、工人運動的傑出領導人。而這一天，恰好是我六十六歲的生日。那天我完全忘了是我的生日。我滿腦子想的都是我丈夫，我們兩個人走的道路是相當坎坷的，對他是這樣，對我也是這樣。有上升時期，也有一落千丈的時候。在這場遲到了十三年的追悼會上，沒有遺體，也沒有骨灰。黨旗覆蓋下的骨灰盒裏，隻有李立三生前用過的一副眼鏡和一枚印章。 

1948年10月下旬，李立三與部分民主人士在哈爾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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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李立三、譚平山、沈鈞儒、李德全、蔡廷鍇。 

吃了這麽多的苦，從來沒後悔過當初嫁給他的選擇。立三是一個好丈夫，也是一個好父親。我似乎是融入這個國家了。對我來說，這裏已經變成了我的祖國，我甚至願意說這是我的第一個祖國了。經曆了很多的風雨，我覺得一個人的人生不完全是由自己決定的，有很多事情是命中注定，就好像是命運安排。這就是我的命運。而我對我的人生，不覺得後悔也不覺得惋惜。有不少人問我：“您在中國受這麽大委屈，不打算回去嗎？”我總是坦然地笑著回答：“這是曆史，對待曆史，有什麽委屈可言。鄧小平同誌他們都受到過打擊迫害，現在他們正努力撥亂反正。給我們一家落實了政策，我很滿意。再說立三同誌在蘇聯蹲過監獄，我在中國坐過牢，我們算是打了個平手。” 

少一人的團聚 

口述：李英男（李立三之女，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從事俄羅斯曆史、社會與文化方向的教學與研究） 

1975年5月的一天，我和妹妹雅蘭來到秦城監獄。在這裏，我們曾度過了兩年的鐵窗生涯。此次故地重返，為的是一個期待已久的團聚。 

我們惴惴不安地坐在接待室等待。隻見到有兩個看守押著一個囚犯，從監獄長長走廊的盡頭一點一點地走過來。那個囚犯人很瘦、幾乎沒有頭發，他穿著一身黑色囚服，腿腳似乎不是很靈便。從遠處逆著光看去，似乎是個男人的身影。隻是很奇怪他鼻子怎麽那麽高，難道也是個外國人？我還轉過身對妹妹說，這裏怎麽還會關押著其它的外國人？猛然間我的眼睛一亮，眼淚一下子湧了出來。我幾乎不敢相信：這個高鼻梁的外國“男人”，竟然是一個憔悴蒼老的外國老太太，我的母親李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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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20日在李立三同誌追悼會上鄧小平親切慰問李莎及子女。 

她已經完全變了一個人，蒼老了許多，頭發全白了。見到我們，她差不多第一句話就問我說：“你們見到爸爸了嗎？”我低著頭，說：“還沒見到。”她有點失望，但立刻又安慰自己，分析說：“你看現在已經批準你們看我，估計可能以後也會批準你們看爸爸。如果那樣的話，你們一定要去看他。我現在最擔心是他的頭疼病，你爸爸有神經官能症，在家的時候是要吃安眠藥才能睡覺的。而且最怕光，所以在家裏，就包括白天休息，也要把窗簾拉得嚴嚴實實，隻要有一點光，他就睡不好覺。你看如今在秦城，二十四小時不關燈，他怎麽能睡好覺啊？” 

聽到這裏，我再也無法忍受內心的悲痛，嚎啕大哭起來。這是我們家人分離八年之後的第一次見麵。但我的母親怎麽也不會想到，在我被釋放的那一天，我就已經知道了父親的下落。我的母親在監獄裏思念了整整八年的丈夫李立三，早在1967 年，也就是那一次批鬥會之後和她分別的第二天，就已經離開了人世。 

母親說話很艱難，一字一句，說一會兒就得停一停。她歎了口氣接著說：“你們去看爸爸的時候，除了帶吃的以外，別忘了給他帶一條中華煙。你爸他就愛抽中華煙。我在牢房裏頭還一直想著，他在這裏抽不上中華煙會多難受。”

from sohu

[dodododo2046]

真可怕。誰能保證以後沒有文化大革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