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人和富人的競爭

一、一個典型的城裏人的故事

 

幾個月前，作者之一參加一個老鄉的孩子的生日宴會。這位朋友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有房有車，四歲的兒子上了社區幼兒園。生日宴會很是熱鬧，小朋友欣然接受了大家的各種禮物，吃了餐館提供的長壽麵，竟然還親自動手給大家切生日蛋糕。顯然，小朋友知道並且習慣了這種活動。在他看來，過生日是必不可少的，收禮物是理所當然的，當壽星是義不容辭的。這是一個典型的城裏人家庭發生的典型故事。

然而，這種事情在農村是難以想象的。通常，小孩子在滿月和周歲之後，逢“十”才過生日，多數人在十歲之後、四十歲之前甚至不過生日。本文作者均生於改革開放之初，小時候很少過生日，收到的禮物也就是雞蛋和一兩件衣服。今天，由於教育的普及和文化的傳播，鄉下小孩過生日也許會收到奧特曼這樣的時髦玩具，但年年過生日的情形恐怕還是很罕見，更別說那種當壽星的感覺了。

城裏小孩和鄉下小孩在過生日方麵的顯著對比，正是目前中國懸殊的城鄉差距的一個縮影。城裏人和鄉下人在孩童時代的差別，就已經是富人和窮人的差別，這很可能就是他們一輩子的差別。從出生開始，兩種人的命運似乎就注定了。我們不得不問：幼年時的貧富差別是如何影響他們的競爭方式以及競爭結果的？這種競爭會對收入差距帶來怎樣的結果？

 

二、窮人之間的競爭

 

首先，我們來分析窮人之間的競爭。設想這樣一個情形：在一個貧困的農村，有一群貧困的孩子，他們中將來誰能出人頭地？對於鄉下人來說，通過競爭取勝的途徑主要是兩條：考大學和做生意。於是我們的問題是，給定其他條件（智商和情商）相同，什麽因素導致鄉下孩子更容易考取大學或者做生意賺錢？答案似乎是：運氣！

在1980年代的中國農村，一個典型的農民家庭總是有幾個孩子，但這些孩子並不享有同等的上學機會。在九年“義務”教育還主要是農民自己的義務的時代，讀書是一件很昂貴的事情，因此通常隻有男孩和最小的孩子可以讀完小學。因為男孩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至少要學會寫字和算數，所以是優先考慮對象；而最小的孩子已經成為最後的負擔，因此不論男女，上學的機會相對更多。這顯然是農民的理性選擇。在小學升初中還需要考試的時代，並不是所有成績好的小學生都有機會讀初中。在絕大部分農民看來，讀了初中不一定能考上高中，考上高中不一定能考上大學，考上大學不一定能找一份好工作，何況升學的成本對於一個農民家庭來說是單調遞增的。此外，從農村考出一個大學生的曆史概率確實太低。因此實際上沒有多數父母敢於奢望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大學。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孩子在小學畢業後，能否上初中、讀高中和考大學，幾乎完全取決於父母的遠見，這和家庭收入甚至學習成績都沒有顯著的關係。

如果考大學的期望概率太低，同時學費負擔不是太高時，經濟條件好的家庭雖然具有相對更強的學費支付能力，但是並不比那些相對貧困的家庭占有更多優勢。家庭收入越高，讀書的機會成本越大，而且這種成本是單調遞增的，可是上大學的期望概率從而期望收益對大家都是相同的，這使得窮人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是阻礙窮孩子考大學的主要障礙。[①] 民間常說，“砸鍋賣鐵也要供孩子讀書”，正是從一個側麵體現考大學的經濟約束在窮人麵前其實差不多。想想看，如果一個家庭通過自籌和負債可以負擔孩子讀初中和高中的費用，而大學費用可以通過助學貸款和勤工儉學來解決，那麽經濟問題就不是太嚴重的問題。真正嚴重的問題是，父母對於孩子上大學的期望概率和期望收益太低。給定這種低概率和低收益，一個孩子即使在小學時成績拔尖，也難以得到考初中的機會，從而失去了考高中和考大學的機會。畢竟，孩子小學畢業時能否進一步上學是由家長決定的，當然就與其學習成績無關了。當考大學成為一種相當奢侈的夢想時，給定孩子的智商和情商，父母必須對孩子考大學具有較高的期望概率和期望收益，這就取決於父母的遠見。父母的遠見是指給定信息集時的預期方式（expectation formation）。[②] 父母必須看到社會發展的趨勢，必須舍得對教育進行投資以便提高上大學的概率，必須預期到上大學後的貼現收益高於投資成本。作為一個典型的案例，本文作者之一有三個妹妹，其中兩個妹妹都是父母頂住輿論的壓力獲得了讀初中繼而考中專的機會，最小的妹妹則幸運地考入大學。

再深入一步，父母的遠見由什麽決定？很遺憾，我們暫時還沒有答案，我們猜測這是純粹的運氣。也許以前念過書的父母會更有遠見，但農村貧乏的教育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改變農民對子女上大學的期望概率和期望收益，我們對此表示懷疑。當然，如果上大學的經濟約束更嚴重了（比如助學貸款很難獲得），或者上大學的期望概率和期望收益因外界因素變化了（比如大學畢業很難找工作），那麽結論可能會發生改變。時至今日，雖然農村基本普及了九年義務教育，但是情況並沒有什麽本質的變化。

至於另一種途徑——通過做生意來發財，如果不是因為本身特別聰明，那麽顯然主要是因為運氣。一個窮孩子，輟學或退學後去城裏打工，多數是因為幸運地碰見了一個親戚、老鄉、老板、老婆（公），又或者因為政策，於是命運為之改觀。

如果考慮個體差異，那麽除了運氣（包括父母的遠見）之外，個人的聰明和勤奮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不過這已經沒有什麽有趣的經濟含義了。畢竟，我們不太可能改變一個人的智商，盡管有時可以提高一個人的情商。

 

三、富人之間的競爭

 

接著，我們來考慮富人之間的競爭。城裏孩子是否成功，顯然不能用上大學來度量，因為他們基本上都可以上各種大學。我們不妨以他們能否找到一份高薪的工作來分析富人的競爭。給定智商和情商，富人的孩子怎樣才可以得到高薪的工作？答案昭然若揭：家庭背景！

兩個城裏小孩，在他們上幼兒園時，競爭已經開始了。誰能上更好的幼兒園？誰能讀更好的小學、中學？這直接影響了誰能考上更好的大學。同樣是大學畢業，誰能進入國家機關、壟斷國企、世界500強外企等熱門單位？在他們成長過程中的每一步，無不跟他們的家庭背景有關。對他們來說，相同的是父母的遠見，不同的是他們的親戚或家長的朋友是否具備足夠的實力。因此，兩個孩子競爭的實質是兩個家庭在財富和權力方麵的競爭。

與窮人之間的單打獨鬥式的競爭不同，富人之間還有一種合謀式的競爭。中國家庭自古以來就講究門當戶對，這其中除了生活習慣、文化環境等因素之外，還存在政治或經濟利益。富人之間的聯姻，好比日本企業之間的交叉持股，使彼此之間結成更緊密的利益共同體。無論是政界還是商界，高層之間的親緣、血緣、地緣關係都是盤根錯節的，形成了一副錯綜複雜的關係網。而窮人之間由於家庭基礎差不多，難以形成互補的利益交換。

 

四、窮人和富人之間的競爭

 

然後，我們來討論窮人和富人之間的競爭。看上去，窮人和富人根本不在一個平台上，沒有什麽可競爭的。其實不然。隻要社會資源是有限的，就一定會有競爭，隻不過競爭的方式與前麵不同。窮人和富人之間的競爭有兩種類型：一種是常和博弈，另一種是非常和博弈。形象地說，前者類似於給定蛋糕大小，給窮人切多點還是給富人切多點。後者既涉及蛋糕本身的大小，又涉及切蛋糕的方式，兩者相互影響。前者的例子，包括高考錄取指標分配，地區間的轉移支付和國家項目的投資。後者的例子，包括富人到窮人的村莊去投資（會拉動經濟，但也會帶來汙染），收入所得稅的決定和《勞動合同法》的內容。

不太誇張地說，窮人和富人之間的競爭，其實是兩個階層之間的競爭。根據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或者2005年克拉克獎得主阿西莫格魯（Acemoglu）的“社會衝突理論”[③]，富人會利用手中的法定政治權力和實際政治權力，製定有利於富人的經濟政策。由於稟賦缺乏，手段落後，因此窮人其實沒有多少可以和富人博弈的實力，除了自己的本錢。從理論上講，如果富人恰好掌握了先進技術，那麽寡頭政治在經濟意義上也可以是有效率的。但是寡頭政治不利於技術創新，因此當創新很重要，而且創新的競爭效應超過熊比特效應時，一個向窮人開放更多機會的社會將後來居上。這也許意味著，如果窮人和富人之間的競爭屬於常和博弈，那麽競爭的結果對窮人將是非常不利的。

 

五、競爭的福利效應

 

毋庸諱言，中國已經是一個貧富收入差距很大的社會。因此，我們分析窮人和富人的競爭問題，必然要麵對這樣一個問題：窮人之間、富人之間以及窮人和富人之間的三種競爭，哪種競爭會有利於減少貧富之間的收入差距呢？答案依賴於三種競爭之間的相互影響。

先考慮富人之間的競爭。富人起點高，相對於窮人有在位優勢。因此，如果把整個社會看作是一個市場，那麽富人就相當於市場上的寡頭：雖然是少數，但是擁有一定的市場勢力。寡頭之間如果不競爭，而是結成卡特爾，那麽整個市場就是壟斷的。由於富人的壟斷會更加抑製窮人的勢力，因此不管壟斷是否有利於技術創新，壟斷本身肯定會加劇貧富差距。因此，如果考慮到社會公正，就應該鼓勵富人之間的競爭，抑製富人之間的結盟。現實中，法律規定的官員回避製度，一定程度上有利於減少富人合謀。

如果富人之間沒有競爭，隻有合謀，那麽窮人在和富人進行競爭時，將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由於起點不平等，即便過程公平，結果也是不公正的，並且這種不公正會因為富人合謀而更加嚴重。反之，如果富人之間有競爭，甚至是伯川德式的競爭，那麽理論上也可以實現一個類似於完全競爭的市場。在這種最樂觀的情況下，窮人和富人之間的差別將非常小，他們之間的競爭就會接近於完全競爭，這當然是烏托邦了。從比較靜態學的角度講，富人之間多一點競爭，窮人和富人之間的競爭就更趨於公正，貧富差距就會更小。

窮人之間的初次競爭會產生一些富人，再次競爭就相當於完全競爭了。由於窮人的基礎都是一窮二白，因此給定富人之間沒有競爭，那麽窮人之間的競爭隻能是一種常和博弈，不僅不會增加新的財富，而且會導致內耗。在這種情況下，窮人如果要改善自己的狀況，應該更多地合作，迫使富人之間競爭，並且爭取在和富人競爭時有更好的起點和更公平的過程。

 

from 《經濟學家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