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做對了什麽？

鄧小平做對了什麽？

——在芝加哥大學“中國改革30年討論會”上的發言

周其仁
經濟觀察報 2008年7月28日 星期一

來源：www.zhouqiren.com

本來我為會議準備的是另一篇論文。可是，6月3日科斯（R. Coase）教授的助手來信轉述了以下意見：“他認為如果沒有一篇關於鄧小平的論文，這次研討會將是不完美的”。來信還說，“你可能是提供這樣一篇論文最合適的人選”。這當然不是我可以承受的榮耀。不過，我倒願意說明，為什麽自己願意冒著不自量力的風險，也要嚐試著完成已經97歲高齡的科斯——這次研討會的發起人和主持者——指定要求完成的任務。

第一次看到科斯的名字，是在一本小書上。那是1985年夏天，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位朋友悄悄給了我兩本小書。翻開一看，是張五常著的《中國的前途》和《再論中國的前途》，由香港信報出版。但落在我手上的這兩本，卻顯然是盜印的：開麵很小，紙質奇差，有照相翻拍的明顯痕跡；封皮上沒有字，裏麵印有“內部讀物”的字樣。

不知道誰是張五常。可是翻開他的書，就不能放下。在《中國的前途》的第148頁，五常這樣介紹：“高斯對經濟製度運作理解的深入，前無古人，且對中國的經濟前途深表關懷”。書中提到了科斯的兩篇大文，用產權（property rights）與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的概念闡釋了製度和製度變遷的理論。那時我自己對市場交易沒有多少感受，因此對“交易費用”不甚了了，特別是對把交易費用似乎假設為零的“科斯定理”，感到有理解方麵的困難。但是，對於“產權界定（delineation of rights）”，卻立刻覺得它有非凡的解釋力。

為什麽獨對產權界定別有感悟？容我交代一點背景。我是1978年從黑龍江農村考到北京讀大學的。此前，我沒有機會上過高中，不過是1966年的一個初中生畢業生，經曆了三年停課文革後於1968年上山下鄉。等我拿到入大學通知書的時候，已在鄰近俄羅斯的邊陲之地上山下鄉十年了。對我這樣的人來說，鄧小平時代的第一頁，就是他於1977年8月做出的恢複高考的決定。這一頁改變了我們一代人的命運。

1978年十月後的北京，是中國偉大變革的漩渦中心。我們為重新獲得讀書機會而奮發學習。不過在那時的北京城，似乎也擺不下一張完全平靜的書桌。我們到西單看過大字報，傳閱過當時一切可得的有關日本、美國、歐洲、香港、韓國、新加坡現代化情況的報道，也聚在一起收聽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新聞公報，以及鄧小平對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的著名談話。站在那個中國開放時代的端口，為了消化大量撲麵而來的新鮮信息，我們在自發組織的讀書小組裏度過了無數不眠之夜。

不過，最打動我們的，還是在一個聚會上聽到的安徽農村包產到戶的消息。那是親到現場調查的人帶回的第一手報告：大旱天氣增加的饑荒威脅，逼得農民悄悄把集體土地分到了戶；結果，糧食大幅增產，但“包產到戶”卻不合法，農民隻在底下秘密推進。這個故事讓我們興奮。在貧困好像與生俱來、無可更改的中國農村，原來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徑！我們的困惑是：為什麽被實踐證明可以促進生產、解決農民溫飽的生產方式，卻得不到“上層建築”的合法承認呢？

1980年，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學生為主、自發成立一個農村研究小組，立誌研究中國農村改革和發展麵臨的種種問題。由於全部有過上山下鄉的親身經曆、其中還有幾位本人就是農民出身，大家誌同道合，心甘情願地重新走進農村和農民的生活，觀察、詢問、調查、分析、研究和辯論，提升了對真實世界的認知水平。機緣巧合，這群“北京小子”的工作，得到了杜潤生先生等前輩中國農民問題頂級專家的欣賞、指點和支持，把我們帶入改革政策的製定過程。其中個人最離奇的經曆，就是身為一個非黨人士，也參加了80年代中共中央關於農村改革幾個政策文件的準備、起草、修訂、成文的全過程——按規矩，這些黨內文件一旦下發，是不可以讓我這樣的黨外人士閱讀的！仿佛在不經意之間，我們見證了曆史：對於8億中國農民來說，包產到戶才是鄧小平領導中國改革偉大活劇的第一幕。

一、中國特色的產權界定

包產到戶並不是“新生事物”。調查表明，早在1956年下半年，浙江永嘉縣就出現了包產到戶——剛被卷入高級社的農民發現“大鍋飯”帶來出工不出力的消極傾向，就把集體土地劃分到農戶，以此約束集體成員努力勞動。後來我結識當年主政那個地方的縣委書記李雲河，他因讚成包產到戶而被革職、遣返老家務農長達21年之久！1959－1961年間，包產到戶出現在“大饑荒”最嚴重的所有省份，其中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全省40％的生產隊，農民把能夠有效抵抗饑荒的責任田稱為“救命田”。問題來了：既然包產到戶不是鄧小平主政中國以後才出現的現象，更不是鄧小平自上而下“發明”或推行的一種土地製度，為什麽要把農村包產到戶改革看成鄧小平偉大戲劇的第一慕？

答案要從包產到戶本身尋找。“包產到戶”的學名是“家庭承包責任製”（household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在這套製度下，集體的土地分給農戶，以農戶承擔一定的責任為前提。在開始的時候，農戶的責任通常聯係著“產量”——以相應土地麵積的常年平均產量為基線，農戶承諾將交多少給國家、多少給集體，以此交換土地的承包經營權。很明白，這是一個“增加的產量歸農民”的合約，對生產積極性的刺激作用不言而喻。另一方麵，承包到戶的土地，並沒有改變“集體所有製”的性質——它們還是公有的，隻不過按照約定的條件交給農戶使用而已。

農民和基層生產隊發明了家庭承包責任製，也證明了這套辦法能夠有效地增加產量、抵禦饑荒。但是，農民和基層生產隊並不能決定包產到戶能不能得到合法的承認。這是蘇式中央集權體製的一個派生物：任何經濟組織、生產方式的變動，都被看成事關社會主義道路和方向的大事、因而都必須由最高權力當局決定。在中國，從“三條驢腿的合作社”到幾萬、甚至幾十萬人組成的超級人民公社，從要不要辦集體食堂到可不可以由社員私養集體的母豬，一切皆由中央和中央主席定奪。可是，毛主席對集體土地承包給農戶經營的辦法抱有很深的成見。有記錄說，雖然嚴重的饑荒也曾逼迫主席默許包產到戶，但隻要“權宜之計”產生了效果，經濟情況有所改善，他老人家就一定高舉階級鬥爭和路線鬥爭的大旗予以無情打擊。在整個毛澤東時代，包產到戶屢起屢背。

自發的合約得不到法律承認和保護，對當事人的預期和行為就有不利的影響。我們看到，自發的包產到戶固然可以讓農民嚐到增產和溫飽的甜頭，但此種好處究竟能不能持續？未來繼續承包的條件有什麽改變？以及在什麽情況下承包模式又可能被批判？——所有這些疑慮都影響著農戶的生產和投資（農地保護和改良）決策。這是來自合約本身性質的一個實質性的困難：作為有待兌現的一組承諾，不穩定的預期無可避免地要增加合約的履行成本。

鄧小平的貢獻，是把國家政策的方向，轉向了對促進生產力的自發合約提供合法承認與保護。這並不是這位偉大政治家一時心血來潮的傑作。據杜潤生回憶，早在1962年鄧小平就談到，“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麽形式為最好，要采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複和發展農業生產，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見杜潤生回憶錄，第332頁）。這說明，鄧小平早就明白“合法承認”對特定生產關係（產權與合約）的意義。當曆史把他推上了執政地位之後，鄧小平就用“這樣一種態度”來對待農民和基層創造的家庭承包責任製。

在鄧小平路線下，農民家庭承包製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家庭承包製由落後邊遠地區擴展到發達地區農村、進而幾乎覆蓋了全國所有農村生產隊；土地承包的期限由一年、三年、十五年、三十年擴展為“長期不變”；合約的責任從聯係產量開始，逐步演變為聯係土地資產。農民家庭承包責任製不斷得到更高規格的合法承認：從基層的秘密存在，到地方政府的承認，到中共中央政策文件的肯定。最後，2002年，中國的人大通過了《農地承包法》，確立了農戶家庭承包責任製的法律地位。按照這部法律，全部農地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轉讓權，都長期承包給了農戶；“集體”仍是農地在法律上的所有者，但其全部經濟職能就是到期把所有農地發包給農民。隨著承包戶擁有續訂合約的優先權，“長期不變就是永遠不變”。

中國人創造的這個經驗，讓我們想起了科斯在1959年提出的一個命題：“清楚的產權界定是市場交易的前提”（中譯見《生產的製度結構》，第73頁）。我們可以說，產權界定也是合約的前提——要不是雙方或多方各自擁有清楚的資源產權，他們之間怎麽可能達成任何一個合約？可是，中國的實踐卻提醒人們：恰恰是承包合約才界定出清楚的農民對土地的權利，因為在訂立承包合約之前，作為集體成員的農戶究竟對集體土地擁有何種權利，通常是模糊不清的。這是不是說，農戶的產權反而是經由合約才得到界定的？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可以得出一個新的結論：合約締結與產權界定根本就是不能分開的同一回事。

合約可以經由再合約（re-contracted）得到調整，而經由合約不斷界定的產權也就可以不斷進一步明確其經濟含義、並逐步提升產權的“強度”。我們在中國看得清楚，後來被列入憲法保護範圍的私人財產權利，最初就是從城鄉公有經濟的承包合約中產生並發展起來的。私人承包獲得的公有資源在約定條件下排他的專用權，不是私產又是什麽？按照承包合約，超出約定產量的部分一般歸承包人所有，這難道不正在創造更完備的私產嗎？隨著承包私產和超越承包形成的私產不斷由少增多、由弱變強，公有製成員不斷擴大對外締結合約的範圍，循序漸進地積累起更多的私產，也進入更豐富多樣的市場合約網絡。這套經由合約界定出清晰產權的辦法，從農業擴展到非農業、進而擴展到城市，奠定了中國市場經濟的基礎。

來芝加哥參加這次會議的時候，正是中國春小麥的收割季節。此刻在華北農村的田野上，有一副壯觀的畫麵：成千上萬台拖拉機和收割機，順著莊稼成熟的路線跨村莊、跨市縣、跨省份移動。這些拖拉機和收割設備，有私人的，有多個私人擁有並集合到一個合作社或一個股份公司的，也有“公司”承包給私人經營的。他們作業的範圍，早就超越了一個個“集體”的狹小範圍，惟有一個複雜的市場合約網，才把他們與數目更加巨大的農戶、合作社、公司製農場的收割服務需求連到了一起。甚至政府也參加了進來，一道道緊急頒布的命令，不但要求沿途高速公路對這些農機分文不取，而且要求提供良好的服務。這是經曆了30年改革的中國經濟的一個縮影：產權與合約構成了所有活躍的生產活動的製度基礎。

鄧小平本人不一定看到過“產權界定”的理論表達。可是，鄧的改革之道就是堅持產權界定並寸步不移。這套中國特色的產權界定，一直受到來自不同方向的批評。一種批評說，鄧的改革逾越了“一大二公”經濟的最後邊界，因而背離了經典社會主義。這個批評忽略了繼續維係一個不斷支付昂貴的組織成本的體製的巨大代價，這一點，人們通過比較改革的中國與拒不改革的那些國家經濟表現上的顯著差別，就可以獲得深刻印象。另一種批評認為，基於承包合約的產權改革遠不如“全盤私有化”來得徹底和過癮。這種批評則看輕了製度變遷所要付出的代價：隻要過時的觀念和既得利益纏住了相當多的人群，任何“激進和徹底的改革”在實際上寸步難行。甚至，製度選擇的“最終目標”也受製於交易費用的狀況。例如，這次我們大家到芝大開會，都要借助屬於芝加哥市政的“公共通道”。為什麽不把天下所有的“公路”都徹底化為“私路”呢？答案是費用。每人一條專用的道路顯然太過昂貴，於是社會退而求其次，在保留“公路” 的同時約束人們的行路規範。

鄧小平不為任何批評所動。他始終堅持一點，無論如何也要容許中國人在實際的約束條件下從事製度和組織選擇的探索和試驗。任何產權、組織或合約形式，隻要被證明可以促進生產的增加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鄧小平就樂意運用自己的政治威望動員國家機器，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標題下為之提供合法承認。這看起來似乎隻是一套非常實用主義的策略。但是，有了科斯以來經濟學的進展，我發現在中國改革的實踐經驗裏，包含著具有很高普適性的道理，這就是廣義的交易費用決定著製度的存在及其變遷。

二、把企業家請回中國

2006年，我訪問了浙江東部台州市鬆門鎮的一家民營公司。創辦人叫江桂蘭，是位農家女，中學畢業後打工10年， 1991年靠私人借貸來的20萬元，辦起了這家塑料製品廠。四年後，江桂蘭在廣交會上向別人轉租來的六分之一展台上，與外商簽訂了第一個出口合同。又過了十年，江的公司已成為肯德基全球用餐具的主要供貨商。等我到訪的時候，江的公司有1000多名工人，每年出口600個集裝箱製成品。

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國非常平常。比起華為的任正非、阿裏巴巴的馬雲、吉利汽車的李書福、蒙牛的牛根生以及其他大牌明星般的民營公司老總，江桂蘭過於普通了。不過，要是在改革前，江的公司就是比現在小一百倍也容易“舉世知名”——在那個時代，任何“自由雇傭”工人的企業，絕對都有機會作為“資本主義的典型”而登上政治新聞的榜首！同樣是私人辦公司，從被看作“資本主義”的洪水猛獸，到被戴上“民營企業家創業”的掛冠，滿打滿算也隻不過30年——中國到底發生了什麽？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人們當然要提到來自實際經濟生活的壓力。一方麵，在“短缺經濟”下商品和服務的長期匱乏，滿足不了城鄉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麵，單一公有製經濟又容納不了日益增長的就業要求，特別是不能吸納包產到戶改革後釋放出來的巨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兩方麵壓力的匯集，逼迫中國以更靈活的方式組織經濟。

於是，在單一的公有製製經濟的身邊，出現了野草般頑強成長的“個體戶”。當年北京的一個標誌性事件，就是回城的下鄉知青在路旁擺攤出售“大碗茶”。他們自我雇傭或利用家人勞力，靠私下籌集的小資本捕捉種種市場機會。一些個體戶取得了成功，而日益擴展的市場要求他們進一步擴大生意的規模。結果，“個體戶”開始越出了“家庭勞力加二、三個幫手”的規模，向著雇傭更多工人的“私人企業”方向演變。挑戰來了：社會主義中國怎麽可以容許“資本主義剝削”的複辟？

對傳統思維而言，私人擁有生產資料，自由雇傭、特別是雇傭工人超過7人以上的企業，當然就是“資本主義剝削”，與社會主義格格不入。這條馬克思和前蘇聯模式劃下的這條鐵的界線，中國自1956年完成了“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後，也再也沒有逾越過。現在，改革突破了傳統戒條，是不是“走資”的疑慮籠罩中國。

同時高舉改革開放與堅持社會主義兩麵旗幟的鄧小平，抓住了一顆瓜子破解難題。80年代初，安徽蕪湖個體戶年廣久炒賣的“傻子瓜子”受到市場追捧，生意迅速擴張。1981年9月，年氏父子三人從雇4個幫手開始，兩年內發展成一個年營業額720萬元、雇工140人的私人企業。“傻子”當上了老板，爭議也從蕪湖一路到了北京。如何定奪小小一顆瓜子裏麵的大是大非？

我當時供職的農村政策研究機構是杜潤生領導的，他組織了關於“傻子瓜子”來龍去脈的調查，並把有關材料報到了鄧小平的案頭。記得當時傳回來的小平指示，斬釘截鐵就是“不要動他”四個大字！其中，最了得的還是那個“動”字，因為這一個字就包含了“運用國家機器的強製手段給予取締和打擊”的全部意思。既然曆史經驗顯示過去那套做法效果不佳，小平的意思就是多看看、多試試，再也不準用專政手段對待像年廣久這樣的民營企業家。

鄧小平的辦法就是允許實踐、並從實際出發來觀察和分析。冷眼看“傻子瓜子”，並不難厘清其中的是非曲直：年廣久雇傭的140名工人，原本都得不到國有公司的工作機會；年廣久付給工人的薪水，不低於當地國有工廠的給付水平；這些工人原本或失業，或從事其他工作但收益還不如給年廣久打工。更重要的是，“傻子瓜子”的市場成功，刺激了更多的瓜子供給——老板與老板的市場競爭加劇了，不但是顧客的福音，更是工人的福音！可是， “資本主義剝削”的公案又作何處理？

沒有人指出，剩餘價值學說的基礎是交易費用為零。馬克思在理論上堅持，當資本在“流通領域”雇傭勞力時，雙方交易遵循的是等價原則。在這裏，一切商品包括勞力商品的價格等於價值，因此就排除了資本對勞力的剝削。奧秘發生在其後：當資本家帶著雇來的工人進入工廠的大門以後，通過組織、指揮、命令工人生產出高於其勞力價值的產品；最後，企業主帶著這些產品回到商品流通領域，再次通過等價交換而完成剩餘價值的實現。

很明白，在上述各個環節，都沒有交易費用這回事。不是嗎？資本家似乎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發現了顧客及其需求的各種細節，從而決定生產什麽和生產多少；資本家也不費吹灰之力就發現了待雇的勞力和其他生產要素，從而決定以什麽價格、什麽合約形式雇多少要素；資本家甚至無需付出監督和管理的努力，就可以使團隊產品自動大於團隊成員個人產品的算術之和。在這個前提下——也僅僅在這個前提下——我們當然同意馬克思的意見：“剩餘價值”不但是“多餘”的，而且還帶有道義上不公正的剝削性質。

問題是，真實世界裏的交易費用絕不為零。一般如商品和服務的買家與賣家，特殊如資本家與工人，他們之間在市場上的互相發現、訂約和履約，都要付出昂貴的費用。交易費用不為零，就既不存在自動的“等價交換”，也不存在不需要經營、監督和管理的經濟組織。從這點看，發現市場、協調供求、組織生產等項職能，絕不是“多餘的”。資本家們獲取的報酬，部分是投資於企業的財務資本的利息，部分是作為企業家人力資本的服務回報。至於這些收入的水平高低，是由市場競爭——企業家與企業家的競爭、工人與工人的競爭、商品買家與買家的競爭、以及商品賣家的競爭——決定的。

資本家當然要利用自己的相對稀缺性謀求更高的收益。像任何市場中人一樣，資本家也可能在履行合約的過程中，侵犯、損害各相關利益方——其他股東、各種債權人、工人、上下遊供應商、產品經銷商、甚至顧客——的利益。人們可以用“剝削”之名囊括所有這些侵權行為，但是無論如何，“剝削”並不是資本家的唯一職能，正如可能的假冒偽劣行徑並不是商販的全部職能一樣。在真實世界裏，人們節約交易費用的行為與增加交易費用的行為 ——兩者皆可圖利——經常混雜在一起。究竟哪一種行為主導了經濟，取決於現實的約束條件——習俗、道德、法律及法律的實際執行。

那麽，究竟怎樣對待真實過程裏的資本家呢？前蘇聯模式得出的了一個革命的結論——“消滅資本家，消滅一切剝削”。但是，這樣一來，把資本家節約交易費用與組織成本的職能也一並消滅掉了。問題是，交易費用並沒有隨著資本家的被消滅而消失。社會主義經濟仍然麵臨節約建設成本、生產成本、製度成本和組織成本的嚴重問題。結果，把資本家打翻在地的社會主義國家，隻好由自己來扮演“總資本家”的角色，即用“沒有資本家的資產階級法權”（列寧）來管理國民經濟。幾十年的實踐結果表明，中央計劃體製不但運行成本奇高，也並沒有完全消滅“剝削”——作為等級製替代產權與市場合約製度的產物，官僚特權替代了資本家的剝削；在“大鍋飯”的體製下，多勞不能多得的，天天受到“不多勞卻多得”行為的剝削。這個結果應該出乎革命家當初的預料，它當然要被反思。鄧小平不允許把重新冒頭的民營企業一棍子打下去，堅持多試試、多看看，意在探索把複雜問題分開來處理的路徑。前蘇聯和中國自己的曆史教訓時刻提醒著中國改革的決策者，為什麽社會主義經濟非要把資本家連同創業精神、市場判斷力、組織和協調生產的能力一起拋棄呢？

鄧小平把企業家請回了中國。他執掌中國後不久，就高度肯定了曆史上“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容毅仁，並大膽決策劃出一筆國有資本交付榮先生全權打理——這開啟了“國有資本＋企業家”的新經濟模式。鄧小平還運用自己的政治權威，多次對“傻子瓜子”這個事件表態，不準再動用國家機器魯莽地扼殺民營企業家。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問：允許這些企業家的存在，難道真的就危害了社會主義嗎？

越來越多的人得出了正確答案。隨著企業家的存在被廣泛認為是“對的”（right），創業當企業家就再次成為中國人的一項權利（the rights）。改革以來，中國發布了多個政策文件、通過了多部法律，並數度修訂憲法，逐漸承認並保護了普通人自由締約、創辦各類企業、按投資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權利。據一項權威發布，到2007年底，中國的民營經濟約占國民生產總值50％，非農就業的70％，稅收的30－40％。這是改革前無論如何也不能想象的。

三 、重新認識看不見的手

從1985年5月開始，鄧小平連續幾年推動“價格闖關”。這意味著，原來由國家規定和控製的物價，要放開由市場決定。此前，中國已形成了一種“價格雙軌製”，即按計劃指令生產的產品由國家定價，超計劃增產的產品則按市場供求決定價格。這個過渡性的體製，在顯著刺激增產的同時，也造成分配方麵的混亂：同一個產品的“市場價”高於其“計劃價”數倍甚至十數倍，以至於任何有“門路”的人，都有機會把計劃軌道上的產品倒賣到市場上而大發橫財。一時間，“尋租”盛行，公眾反感。鄧和他的同事們決心推進價格改革，解決問題。

價格改革之所以被稱為“闖關”，是因為此前的波蘭，因放開食品價格，影響工人生活，導致大罷工和波蘭共產黨的下台。中國“價格改革”的代價究竟有多大，能不能平穩推進，沒有誰可以打包票。鄧小平決心用自己的權威推進價格闖關。他甚至說，乘我們老同誌還在，勇敢闖過這一關。

1988年7月，國務院宣布開放名煙名酒價格。這其實是一次試探性的前哨戰。8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價格、工資改革的方案》。不料，會議公報發表的當天，全國各地就出現居民搶購食品和生活用品、又擁到銀行擠提存款的風潮。十天以後，國務院宣布加強物價管理、不再出台物價調整項目、提升銀行存款利息、全麵整頓市場秩序。9月，中共政治局決定開展全國範圍的“治理整頓”。第一波“價格闖關”擱淺。

事後我的理解，在累計發放貨幣過多的條件下“放開價格”，勢必把原先“隱形通脹”轉成為群眾不可能接受的顯形高通脹。這證明，即使得到了政治方麵的強力支持，在高通脹環境下也難以順利推進價格改革。中國進入了為期三年（1989－1991）的“治理整頓”期，政府用行政手段抽銀根、壓投資、管物價；經濟增長減速，經濟改革停滯。讓中國和世界大吃一驚的是，鄧小平在1992年春天再次奮力推進中國改革。他以一個88歲退休老人的身份，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不改革開放，隻能是死路一條”。鄧小平特別提出了長期困擾中國改革的問題：堅持計劃體製是不是就等於“姓社” （會主義）？走市場之路是不是就等於“姓資”（本主義）？他的答案石破天驚：計劃和市場都不過是配置資源的方式，社會主義同樣可以走市場之路。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中國於1992年再度勇闖價格關。是年，新放開的生產資料和交通運輸價格達648種，農產品價格 50種，其中包括在全國844個縣（市）的範圍內，放開了長達幾十年由國家統購的糧食價格，並放開了除鹽和藥品以外全部輕工業產品的價格。到1993年春，中國社會零售商品總額的95％、農副產品收購總額的90％、以及生產資料銷售總額的85％，全部放開由市場供求決定。“價格闖關”最終成行，“用市場價格機製配置資源”從此成為中國經濟製度的一個基礎。

經濟學家通常會不遺餘力地推崇市場價格機製。這不足為奇，因為有亞當.斯密以來經濟學傳統的鼎力支持。可是，為什麽鄧小平也對“看不見的手”情有獨鍾？這位曾經指揮過百萬野戰大軍、擔任過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務院副總理的大政治家，分明擁有一雙“看得見的手”！他難道不知道，擴大市場價格機製配置資源的範圍，總要在某種程度上收縮“看得見的手”發號施令的範圍？大權在手，又堅決推進價格闖關，這究竟是為什麽？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涉及三個層麵。第一，蘇聯式計劃體製的實質，是把整個國民經濟辦成一個超級國家公司。這個超級國家公司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組織運行成本：收集需求和生產全部信息的成本，決策和指揮的成本，以及發現錯誤並加以糾正的成本，等等。作為改革前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一員，鄧小平多年負責處理國家一線事務，幾乎就是這個超級國家公司的執行長。正因為對原有體製不堪重負的成本壓力有切身感受，也對原體製的運行效率極不滿意，才迫使鄧小平比局外批評家更明白，權力過於集中的主要結果，恰恰是無法有效行使國家權力。曆史把這位執行長推上了決策人的位置，鄧小平決意改革，順理成章。

第二，鄧小平倡導的開放，啟迪了一代中國人，也啟迪了他本人。作為1978－1982年一位北京的在校大學生，我感受到那幾年湧動的關於中國經濟發展的新想法、新衝動，無一例外都來自多年封閉後對外部世界的觀察、比較和思考。無論歐美日本，亞洲四小龍，還是南斯拉夫匈牙利和波蘭，所有當時在經濟成就方麵令中國羨慕的經濟體，沒有一個套用蘇聯計劃模式的。這些經濟體都允許“看不見之手”發揮基礎的資源配置作用。他們的經驗說明，價格機製並不是洪水猛獸，中國為什麽不可以大膽試一試？

最後一個層麵最為隱蔽。鄧小平的哲學，是相信每個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動力。國家要富強，要推進現代化，就必須充分發揮每一個社會成員和所有基層組織的積極性。正是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才產生了上文提到的中國式權利界定和把企業家請回中國的改革政策。新的問題是，當改革開放釋放了個人、家庭和基層組織的積極性之後，如何協調（coordinate）十數億人口爆發出來的競爭致富衝動，就成為新的經濟體製必須解決的問題。鄧小平傾心於發揮價格機製的作用，是因為他認識到僅靠國家計劃之手，根本不足以應對改革開放後如何協調整個中國經濟的新課題。

敘述至此，我們也許要為一件事情而感到遺憾，那就是科斯教授從未訪華，因此也沒有與鄧小平先生謀麵的機會。不過，我猜想他們倆可能會互相欣賞。科斯在1937年創立的公司理論，出發點是覆蓋整個經濟的“完備的市場”，由價格機製配置一切資源——這也是大多數經濟學家的理論出發點。但是，年輕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發現，價格機製並不免費，因為完成市場交易的成本常常極其昂貴。為了節約由科斯在科學上首先定義的交易費用（transaction cost），內部似乎不用價格機製、靠企業家的權威和計劃來協調的“公司（firm）”就應運而生了。

鄧小平的出發點是另外一極，即囊括了整個國民經濟的超級國家公司。在這裏，國家用“看得見之手”的權威和計劃協調整個國民經濟，固然因為消滅了一切市場交易而不再受到狹義“交易費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義的另一種成本即“組織成本(organization cost)”，卻每日每時困擾著這個超級國家公司。鄧小平領導的改革，出發點就是降低超級國家公司的巨額組織成本。為此，他提倡分權改革戰略，通過對重新界定權利的合法認定，激發了個人、家庭、基層組織和地方的積極性，還同時把企業家協調和價格機製協調一並請回到中國經濟的舞台。

我們有幸目睹了曆史性的一慕:一個實事求是的經濟學家離開了“看不見之手”支配一切的理論原點，向企業家協調與價格機製協調並用的真實世界出發；一個實事求是的政治家離開了計劃經濟的教條，向市場與計劃並用的體製前進——他們“會麵”的地方不是別處，恰恰就是改革的中國！當然，在“看得見之手”與“看不見之手”之間，邊界尚沒有完全厘定，摩擦和衝突時有發生。但是，“兩手”之間充滿意識形態敵意、非白即黑的那一頁已經翻過去成為了曆史。新的認知是，計劃組織與價格機製可以在一個經濟體裏共存並用，並以實際的運行成本為依憑來劃清彼此之間的界線。

四、腐敗的挑戰

鄧小平關於中國的許多預言都已經實現了。不過，有一點至今還是例外。1985年春天，我在隨杜潤生先生前往溫州調查的路上，聽到傳來的鄧小平指示，大意是中國不能出現百萬富翁，不能走兩級分化的道路。到達溫州的時候，當地人也正在熱烈討論。他們提出的問題是：溫州一些民營企業家的身家財產早就超過了百萬，分明已是百萬富翁，怎麽辦？討論得出的結論是，企業家的私人財產隻有很小的一部分用於自己和家人的消費享受，大部分還是用於生產——如果把消費資料與生產資料恰當地分開來，溫州和中國就“還不能算已經有了百萬富翁”。既然如此，鄧小平的指示就不算被違背了吧？

僅僅過了十年，個人的消費性財產超過百萬的例子在中國就不勝枚舉。數千萬的世界級名貴跑車在中國熱賣——那可不是 “生產資料”。2000年的前後，全球頂極奢侈品的專賣店紛紛在北京上海深圳開張，市場說這裏是成長最快的奢侈品市場。由於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力量，很多專業人士包括工薪家庭，也進入了百萬富翁的行列。所有這些，可以不無理由地被看成經濟成就的象征。但與此同時，官方統計和報道、國內外學界的調查、以及對社會生活的直接觀察，都表明今天的中國還有不少生計艱難、平均每天收入不過1美元的貧困人口。

學者們用“吉尼係數”描述收入分配差距的狀況，發現改革後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有拉大的趨向。這類測度可能忽略了一點，即“收入的獲取是否合乎公義”並不是定量技術可以描述的。姚明的高收入是一回事，貪官們賣官鬻爵的收入是另一回事——公眾輿論真正痛恨的是後者，因為其收入不合公義。可是，關於收入差距的測算並不能劃分這個及其重要的區別。其實，真正威脅改革存亡的嚴重問題是，即使根據反貪部門公開發布的腐敗案例，人們也看到利用公權力腐敗——顯然不合正義的收入——的趨勢在中國有增無減。

除了當事人的道德水準外，貪汙腐敗的趨勢到底與什麽有關？對此，張五常曾提出過一個理論。在本文開首提及的《中國的前途》裏，五常指出，就競爭稀缺資源而言，人類社會形成了兩種基本的經濟製度。一種以等級製特權來規範和約束人們的行為、防止稀缺資源被徹底濫用。另一種就是產權製度，即以財產權利的界分來劃分人們從事經濟活動的自由空間，以刺激生產、交換、分工與合作。張五常更推測，當第一種經濟製度轉向第二種製度即市場經濟的時候，腐敗將大量發生，因為原來的等級特權無可避免地要爭取最高的“權力租金”。這個過程甚至可能形成一種獨特的“秩序”，即“製度化腐敗” （institutionalized corruption）。後來的中國經驗的確表明，腐敗不僅僅是改革啟動的一種伴隨物，也是瓦解公眾支持改革的腐蝕劑、甚至是終極改革的致命殺手。轉型經濟怎樣應對製度化腐敗，是一項嚴重的挑戰。

鄧小平的答案是多手並舉：道德教育、黨的紀律和法治。我不認為還可以想出更多的辦法來遏製腐敗。問題是，在上述分權改革、重新界定權利、承認並鼓勵民營企業家、大規模利用價格機製的每一個過程中，腐敗不但形影相隨，且有更快蔓延之勢——腐敗跑得似乎比改革還要快！ 1986年9月，鄧小平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不改革政治體製，就不能保障經濟體製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改革體製繼續前進（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76 －180頁）。為此，他開始部署中國政治體製改革。

政治體製改革遠為複雜和困難。最主要症結是，經濟改革觸犯的經濟既得利益，還可以用經濟手段補償，但政治改革觸犯的既得利益，拿什麽來做補償？舉一個例子，原來“享受低價好處”的居民家庭，一旦價格放開後受到損害，政府可發財政補貼給予補償。但是，原來主管物價的政府部門，價格放開後就麵臨權力縮減、部門撤並、甚至官員下崗的現實威脅。對於一輩子管物價的官員來說，他身上的專用人力資本一夜之間全報廢，他能接受嗎？用經濟辦法來補償“喪失權力的損失”嗎？出價低，不可能被接受；出價高，國家財政不堪負擔——等級製其實是非常昂貴的。聽任掌權者自己補償（貪汙腐敗是也）？公眾不可能接受，而那樣“補償”的結果，一定是更舍不得放棄權力。那麽，可以不予補償就取消權力嗎？可以，但改革因此就等於革命。

鄧小平多次講過“改革也是革命”。不過他麵臨另一項約束。作為“權力過於集中”的派生物，中國的黨政骨幹係統發達，但其他社會軟組織發育不足，行政係統實際上負擔著社會經濟體係的運轉。這本身就增加了消化政治體製改革副產品——重新安排官員——的難度。另一個連帶的後果，就是國家權力體係一旦失穩，整個社會就容易動蕩。所以，推進“也是革命”的政治體製改革，又不得不以“穩定”為邊界。於是人們看到，1986年重新提上日程的中國政治體製改革，並沒有實質推進。一年以後的中共十三大，通過了醞釀已久的政治體製改革綱領，但沒等到切實實施，“價格闖關”的失敗以及隨後發生的天安門廣場事件，就再也沒有給中國推進政改的機會。即使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也限於推動經濟增長與經濟改革，而並不是政治體製改革。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是鄧小平未競的事業。

五、小結

中國經濟增長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為鄧小平啟動的改革開放提供了一個無可更改的背書。如果用最多數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顯著改善作為評價標準，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開放一定會被寫入曆史。當然，偉大成就的成因是複合的，人們對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觀點是，正是改革開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國經濟的製度成本，才使這個有著悠久文明曆史的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有機會成為全球增長最快的經濟。

有觀察家以為，“廉價勞動力”是中國競爭力的根本。對此我的問題是，改革前中國勞力和其他要素的價格更為低廉，為什麽那時候並沒有影響全球市場的“中國製造”？更深入的分析表明，知識擴展才是中國經濟成就的基礎。不過若問，為什麽中國人、特別是年輕一代中國人對知識的態度有了根本的轉變？答案是，改革激發了中國人掌握知識的誘因，而開放則降低了中國人的學習成本。綜合起來，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優勢、改革開放顯著降低製度費用、以及中國人力資本的迅速積儲，共同成就了中國經濟的競爭力。其中，製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是中國經驗的真正秘密。

鄧小平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之路，也開啟了中國經濟增長之路。不過，他並沒有完成中國的改革開放。無論在產權的重新界定，企業家職能的發揮，市場經濟框架的完善、還是國家權力的約束與規範方麵，中國都有麵臨大量未完成的議題。作為漸進改革策略的一個結果，很多困難而艱巨的改革任務留在了後麵，並麵臨改變著的社會思想條件。就在科斯先生主辦的本次研討會舉行期間，全球金融動蕩和油價高企，正給全球經濟增長帶來前所為沒有的新考驗。受匯率、利率、資源價格和行政壟斷部門等重大改革滯後的拖累，中國經濟能不能順利應對這場新的挑戰，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還是未定之數。

前年在深圳，我有幸聽到張五常的如下見解：中國人在改革開放以來創立了“人類曆史上最好的經濟製度”。我自己得到的觀察，不容許我像他那樣的樂觀和肯定。不過，30年來中國的經驗的確證明，未來絕不是宿命的。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隻要堅持改革開放以來被實踐證明做對了的事情，繼續推進尚未完成的改革事項，未來的曆史將有機會再次證明人們關於中國的樂觀斷言。

作者附記：

科斯教授指定的題目，是The Unfolding of Deng’s Drama，直譯回來，就是“鄧小平戲劇的展開”——在中文語境裏是另外一回事了。於是改用便於理解的本文標題。考慮到報紙的發表習慣，原文注釋全部刪去，留在以後關於中國改革的學術論文裏再仔細交代。本文草稿得到宋國青、汪丁丁、盧鋒、薛兆豐、朱錫慶、梁紅等人的閱讀意見，對作者多次修訂文稿幫助很大。英文稿在討論會前夜才傳到芝加哥大學，蒙97歲高齡的科斯教授親自審閱，並通過他的助手多次傳遞老人家的評論意見。在7月14日開始的芝加哥大學“中國改革30年研討會”上，科斯的致辭，張五常的主題報告以及R.Fogel、H.Demsetz、R.Mundell和D.North的評論，以及王寧、 Roy Bin Wong，史正富、許成鋼、張維迎、李俊慧、黃亞生、周燕、何東、朱錫慶等提交的論文、發言和討論，不但增加了作者理解中國改革的視野和深度，更直接推動作者對本文的修訂和補充。關於這次芝加哥學術盛會，作者和其他參與者應該還有文字報道與讀者分享。這裏謹對科斯及各位會議貢獻者致以謝意，當然文中尚存的錯失之處仍由作者本人負責。

（作者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